11月20日，民政部等六部门印发《关于改进和规范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逐步建立起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出具证明工作的规范化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从根本上改变“社区万能章”“社区成为证明大本营”等现象。

本刊点评：2018年5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审批服务便民化的指导意见》，其中专门强调要“全面清理烦扰企业和群众的‘奇葩’证明、循环证明、重复证明等各类无谓证明”。这些证明不仅增加了群众办事的难度，影响了社区和居民之间的关系，也与“最多跑一次”等政策初衷相悖。另一方面，社区是否具备相关资质和人力去扎实开展事实调查，否则稍有不慎就可能会陷入纠纷，甚至要承担法律责任；大量出具证明工作使得社区工作人员难以将主要精力用于服务居民群众，严重制约了其自治和服务功能发挥。“奇葩”证明的存在，也反映出陌生人社会背景下，国家认证能力方面的不足。要想根治此类证明，除了强化办事人员为民服务的责任心外，还要推动各部门的数据互通共享，从机制上解决办事人员的后顾之忧。

12月4日，宁乡市殡仪馆发布通知，停止对自带骨灰盒的丧属提供骨灰装填服务，引发争议。目前，宁乡市殡仪馆撤回通知，继续做好骨灰盒承接和骨灰装填服务，暂停宁乡市殡仪馆支部书记、馆长职务，配合宁乡市纪委、市监委对此事件的调查。

本刊点评：“生老病死”人所难免，相对应的基本殡葬服务是民生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满足这方面的需求，也应成为基本公共服务的应有之义。透过这一事件，有三个方面值得探讨。首先，拒绝为自带骨灰盒的丧属提供骨灰装填服务，不但有引导消费的嫌疑，也与殡葬改革“以满足人民群众殡葬需求为导向”相悖。其次，殡仪馆售卖的骨灰盒存在采购价和售卖价翻倍的情况，也引起了极大争议，定价机制是否合理、是否存在利益输送有待商榷。与此同时，据殡仪馆馆长介绍，馆内也有200元的骨灰盒，农村户口可以享受殡葬改革补贴免费领取。如今，有些殡仪馆实行自收自支甚至转企改制、委托经营后，其公益属性与商业运营如何齐头并进，是需要探索的。第三，殡葬服务要从“供给侧”寻找突破口，基本殡葬服务外，拓展服务领域、创新服务项目、提高服务质量，满足群众的需求。

12月5日，水滴筹创始人沈鹏针对其工作人员在医院“扫楼式”筹款、审核漏洞多等，在微博发表公开信致歉，表示已成立工作组展开调查，并且全面暂停了线下服务，同时也表达了个人困惑，认为网友将水滴筹理解成慈善公益组织是一种误解。

本刊点评：包括水滴筹在内的众多的互联网众筹平台确实是公司而非公益组织，它们可以有绩效奖励、末位淘汰的管理方式，也可以有谋求保险中介牌照、开发与场景相结合的保险产品以实现流量变现的商业目标。但“扫楼”事件背后种种并不符合商业道德与商业规则，打着“志愿”旗号行商业之实，更有浑水摸鱼之嫌。如今，公益与商业的边界愈加模糊，厘清两者的边界有很大挑战性。商业机构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参与公益事务，都要遵守最基本的法律法规和基本道德。此次事件的讨论，也让公众对于商业与公益的认知进一步提升。另一方面，水滴筹“扫楼”也不能把互联网众筹平台一棒子打死。它为公众求助或帮助他人提供了新的手段，同时也产生了诸多新问题；针对前者要因势利导，针对后者则要加强行业自律、完善法律法规和政府监管。

12月12日，厦门市民政局发布了《关于加强和完善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实施意见》明确了厦门各区、镇（街）、村（居）委员会“一把手”为本级困境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第一责任人，同时各镇（街）要确定一名“儿童督导员”，各村（居）委员会要确定一名“儿童主任”，履行主体责任。

本刊点评：2016年，国务院相继出台《关于加强农村留守儿童关爱保护工作的意见》《关于加强困境儿童保障工作的意见》；2019年4月，民政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健全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的意见》。近年来，儿童关爱服务工作网络构建、儿童机构建设、基层儿童工作队伍培养以及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等多方面发力，保障了农村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权益。但现实中也不乏这样的情况：由于责任主体不明确，一些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对于留守儿童和困境儿童关爱服务的工作理念与方法并不了解，这就造成了有些问题没有及时发现、合理解决。厦门意见中明确了区、镇（街）、村（居）委员会“一把手”为第一负责人，必将有力推动儿童关爱服务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