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怀东

（中共株洲市委党校 公共管理教研部，湖南 株洲 412011）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的伟大论断，［1］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2］作为党的一项极其重要的工作，意识形态工作要紧紧围绕新时代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展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3］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和社区治理体系的完善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

一、意识形态领域易犯的颠覆性错误

（一）“颠覆性错误”的概念提出

“颠覆性错误”是党的十八大以后提出的概念。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提出要防范颠覆性错误。据不完全统计，颠覆性错误至少在论及以下议题时被提及：

2013年10月7日，在印度尼西亚举行的“亚太峰会”上，习近平指出：“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4］2014年2月7日，在接受俄罗斯电视台采访论及中国改革开放时，习近平再次强调：“这就要求我们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胆子要大，就是改革再难也要向前推进，敢于担当，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步子要稳，就是方向一定要准，行驶一定要稳，尤其是不能犯颠覆性错误。”［5］

2015年10月29日，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论及应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挑战时，习近平指出：“如果应对不好，或者发生系统性风险、犯颠覆性错误，就会延误甚至中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6］

2015年12月11日，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指出：“要防止出现颠覆性错误，就要深入认识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要认识规律，就要牢牢掌握和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牢牢掌握和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7］

2018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指出：“越是取得成绩的时候，越是要有如履薄冰的谨慎，越是要有居安思危的忧患，绝不能犯战略性、颠覆性错误”。［8］

（二）人民是颠覆性错误的最大受害者

颠覆性错误往往会造成内部混乱，引发外部势力干预，阻碍甚至阻断一个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颠覆性错误不为人民所犯，但造成的后果和伤害却往往由人民承担。据统计，1991年，苏联遗产的主要继承者——俄罗斯“名义GDP为5180亿美元，而中国却只有3834亿美元。”［9］到了2016年，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GDP是俄罗斯的8倍还多。

2016年，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委托5家国际调查机构对11个苏联加盟共和国12645名居民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显示，9个国家经历苏联解体的大多数受访者（35-64岁）认为，解体前的生活好于解体后，其中俄罗斯、乌克兰的认同比例分别达到64%、60%。［10］同年，卫星新闻援引列瓦达中心的一项民调显示，只有33%的俄罗斯受访者认为，苏联解体后国家走上正确的道路；超过40%的俄罗斯受访者认为，苏联解体后，国家迈入错误方向。经过近28年的发展，历史巨变给俄罗斯造成的伤害依然未能抹平：经济发展缓慢、无法融入西方阵营、战略空间不断被压缩、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不比以前……人民仍在承受苏共颠覆性错误带来的发展压力。

（三）意识形态与颠覆性错误关系考辨

1.意识形态与颠覆性错误具有表征一致性。从属性看：按照习近平关于颠覆性错误的论述，导致颠覆性错误的问题一定是根本性、战略性和方向性的问题，关乎改革开放成败和国家宏大战略实现与否。指导思想（意识形态）关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对执政党来讲具有根本性、战略性和方向性。从结果导向看：颠覆性错误一旦发生，具有不可逆转性；意识形态同样如此，执政党一旦确定了指导思想，几乎不可能中途变更；确要变更，就意味着颠覆性错误的发生。

2.颠覆性错误发端于意识形态领域。1962年，在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11］对执政党来说，颠覆性错误对其执政地位造成直接威胁，直至政权丧失。以苏联为例，一个社会制度稳定运行超过半个世纪，经济、科技和军事等领域稳居世界前列的超级大国，何以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如果不是苏共自身犯了颠覆性错误，难以解释这一历史事件。苏联解体原因众说纷纭，但大家普遍认同苏共高层背弃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观点。大卫·M·科兹和弗雷德·威尔在其合著的《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中指出：“当时苏联民众近80%的受访者坚持社会主义，只有不到20%的受访者希望走资本主义道路；与此相反，苏共党政要员中有76.7%的受访者认为应该实行资本主义，坚持社会主义的不足30%。”［12］显然，苏共所犯的颠覆性错误，首先就是意识形态错误——背弃了自己的理想信念和指导思想。

二、基层是意识形态工作的薄弱环节

毛泽东指出：“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3］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4］因此，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须通过意识形态工作传递到基层，确保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掌握在党的手中。目前，从中央到地方越来越重视意识形态工作的情况下，基层成了意识形态工作的薄弱环节。

（一）基层群众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趋势

改革开放40年来，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基层群众生活得到极大改善。然而，基层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并未与物质生活水平同步提升。由于历史欠账等原因，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普遍存在设施缺乏、资源不够、形式单一等问题。精神文化需求增长与公共文化供给不足的矛盾，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富裕起来的群众精神空虚，价值取向呈现多元化趋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至上。有调查显示，一个贫困县“普通人家每年人情开支在一两万元之间，而家庭经济状况稍好的人家，人情开支都在两万元以上，甚至贫困户、低保家庭的人情开支都达到每年五六千元”。［15］

（二）基层干部对意识形态工作重视不够

1.不愿抓意识形态工作。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基层是直面群众、处理各种矛盾的前线，任务繁重而复杂。乡镇（街道）在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同时，还要应对名目繁多的检查、考核。基层干部疲于应对事务性工作，不容易“显山露水”的意识形态工作被排到次要议题，倾向于认为意识形态工作是“上面”的工作，自己所在的小地方不可能出现意识形态问题，没必要给自己“加戏”。同时，基层干部职数配置中，很多乡镇（街道）党（工）委没有配置专职宣传委员。

2.不敢抓意识形态工作。基层“熟人社会”痕迹比较明显，大家总能通过千丝万缕的联系扯上关系，基层干部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往往投鼠忌器，不敢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身边的各种错误观点。这种“爱惜羽毛”、不敢得罪人的心态，很容易放任“沉默的螺旋”在舆论场中继续旋转，不利于意识形态阵地建设。

3.不会抓意识形态工作。第一，基层干部自身理论武装不够，缺少对意识形态工作的专项培训，面对现实生活中纷繁复杂的社会思潮和似是而非的观点，鉴别力不强，容易掉进对方精心设置的话语陷阱。第二，基层干部在推进意识形态工作方面方式方法创新不够。随着互联网新媒体的发展，群众获取信息的渠道明显增加、便捷性明显加快，对宣传教育的趣味性、互动性要求明显提高，传统的语音广播、悬挂条幅、开会学习等途径，显然无法满足新时代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需要。有些基层单位，虽然利用微信公众号等开展工作，但由于内容更新慢、关注粉丝少、互动程度低等原因，实际效用有限。

三、新时代基层意识形态工作面临新的形势

（一）人民群众对中国共产党更加拥护

人民群众对党的拥护源于党带领人民进行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2018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显示，五年来我国“新增城镇就业6600万人以上，13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了比较充分就业……社会养老保险覆盖9亿多人，基本医疗保险覆盖13.5亿人，织就了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网”。［16］人民群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满意度从党的十八大召开前的75%，增长到2013年的81%。［17］2018年3月17日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全票当选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再一次验证了全国人民对党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二）人民群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自信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在经济建设、全面深化改革、民主法治等诸多领域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成就，综合国力、国际话语权得到极大提升，尤其是“天眼”“悟空”“墨子”等一批科技创新成果走在世界前列，极大地增强了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

2017年，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就“道路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通过线上与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调研。结果显示：第一，公众对“道路自信”肯定指数为82.15分。［18］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评价较为理性、客观和积极，表现出较高的认同度。第二，公众对“理论自信”肯定指数为83.27分，有“超八成受访者认为，习近平总书记的治国理政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进一步坚定了人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信心”。［19］可以看出，公众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拥有很高的自信。第三，公众对“文化自信”肯定指数为82.26分，高于2016年。［20］这些都充分说明，改革开放40年来，在西方反华意识形态渗透形势如此严峻之下，我们依然保持了较高的文化定力。

（三）人民群众对未来发展更加期待

2017年3月14日，世界著名咨询公司益普索集团发布了《世界最担心什么》的调查报告，结果显示“中国人对未来最为乐观，91%的中国受访者认为国家会越来越好”。［21］同时，根据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的研究结果显示，如果2017至2030年每年保持6%的增速，2030至2040每年保持4%的增速，到2035年我国就能稳步进入发达国家行列，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达到全球大中型国家30强，接近西班牙的水平，2040至2050每年再保持3%的增速，就完全有可能实现2050年的发展目标。［22］党的十九大对我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进行了安排，明确了保障措施，让全国人民对实现伟大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充满了期待。

（四）人民群众面临多种社会思潮的影响

虽然多数党员干部能够“理性分析思想领域形式，但错误思潮的影响不容小觑。”［23］2017年，人民论坛问卷调查中心通过对1200多名党政干部、企业家、青年学生等重点人群的调查，综合筛选出了2017年度影响深刻的十大社会思潮。［24］诸多社会思潮中，排名前五位的依次是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生态主义、消费主义和泛娱乐主义，而往年影响较大的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观则排在最后三位。这说明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各级党委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视和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挥的正向作用愈加明显，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逐步提高，对西方价值观有了更为客观和清醒的认识。

排名前五位的社会思潮，从侧面证明了人民群众的政治参与感增强、对国家和民族更加自信、更加注重生态环保以及追求更高品质的生活质量。但值得警惕的是：民粹主义的上升，容易让敌对势力利用公共事件打着群众的旗号渲染反对党和政府的氛围；民族主义的上升，尤其是极端民族主义，不利于国家正面形象的提升；生态主义的大肆渲染，容易导致一些合法合规的重大建设项目，被群众以环保的名义加以阻挠，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消费主义的泛滥，不利于培养群众正确的消费观，容易掏空群众多年积蓄的成果；泛娱乐主义的盛行，导致严肃的主题被重新解构和戏说，降低群众的意识形态鉴别力和判断力。

四、创新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路径

（一）推动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理念创新

1.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传播学早期的“皮下注射论”，在群众媒介素养偏低、信息接收渠道有限的情况下有一定效果，随着移动互联网和新媒体的蓬勃发展，传统的“以我为主”、单向灌输的“皮下注射论”传播效果大打折扣，某种情况下甚至产生反效果，迫切需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双向互动的传播理念。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传播理念，就要调查研究新时代基层群众不断变化的需求，尤其是精神文化需求。这就要求基层干部要深入车间工厂、田间地头，与基层群众拉家常、做朋友，列出群众的需求清单。在此基础上，结合本地实际和传播内容，针对不同年龄、不同教育背景和不同职业的群体，制定针对性强的意识形态工作方案，实现由大众传播向定向传播的转变。

2.树立“意识形态就是国家安全”的理念。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依然复杂，国家安全面临新情况”。［25］如果没有把意识形态工作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就会淡化意识形态的斗争逻辑及其危害，以至于这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基层被解读为开开会、读读文件、拉拉条幅、看看电视和听听广播，很难与颠覆政权联系起来。鉴于影响国家安全的传统因素与非传统因素交织在一起，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面临着非传统安全因素威胁的可能性也在增大。基层群众关注更多的是看得见的人身财产等传统安全因素，而对思想文化等非传统安全因素熟视无睹。因此，基层干部首先要在思想层面将意识形态工作上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在具体工作中让群众明白这一道理，让大家像关心自己人身财产安全一样关注意识形态安全。

3.树立“意识形态也是政绩”的理念。政绩观是干部关于政绩的观念和看法，本身就属于意识形态范畴，“背后折射的是意识形态，是世界观、群众观、价值观的集中体现。”［20］提及政绩观，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形态或者是可以量化和考核的GDP，而忽略经济发展背后的意识形态支撑。试想，如果群众在思想上与地方党委政府不一致，在重大决策执行过程中态度消极、不配合甚至阻挠，如何让地方实现产业转型升级？树立“意识形态也是政绩”的理念，对打破“唯GDP论”的政绩观具有重要作用，切实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4.树立“众星拱月”的意识形态工作理念。意识形态问题是客观存在的，在人类最终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是不会自行消亡。当前，社会存在多种社会思潮，某些异质社会思潮还具有较大的影响力，这是我国经济急速发展、社会处于转型期的自然表现。基层意识形态工作要达到“众星拱月”的效果，凸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和指导，增强群众对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而不是要禁止和消灭其它意识形态。对基层干部来讲，要注意区分政治原则问题、思想认识问题和学术观点问题，在“百花齐放”的氛围和环境中坚持“一元主导”，不能单纯地视其他社会思潮如洪水猛兽，但一定要旗帜鲜明地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

（二）推动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内容创新

1.推动基层意识形态工作与精准扶贫相融合。扶贫工作在取得极大成就的同时，仍存在一些无法回避的问题：有的贫困户利用帮扶资金赌博打牌、有的贫困户以要做祷告为由，拒绝扶贫队员入户访问，更有贫困户对扶贫队员颐指气使……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部分贫困户对党的扶贫政策不理解、对社会主义没自信。这就要求扶贫干部要有“软脱贫”的意识，在扶贫过程中讲清楚党的政策、农村未来发展图景，让贫困户由“心动”变为“行动”，同时，在基层树立脱贫典型，加以正面宣传，营造“以脱贫为荣”的文化氛围。

2.推动基层意识形态工作与“乡村振兴”相融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达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同时要求“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和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27］这与乡村振兴战略中乡风文明的总要求不谋而合，是基层意识形态工作与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融合点。比如，湖南省株洲市攸县石羊塘镇成立了乡贤文化理事会，选举大家心目中的乡贤，打造“乡贤文化特色小镇”。当选的乡贤，通过言传身教、传承美德、培育乡风、重塑乡村的精、气、神，增强周边群众对党的认同与信心，有效遏制了“读书无用论”、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的传播，阻止了乡村不良风气的蔓延，为乡村振兴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支撑。

3.推动基层意识形态工作与社区治理相融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28］鉴于此，街道社区更应该成为宣传党的主张、团结动员群众的坚强战斗堡垒。即便在西方国家多中心社区治理秩序中，无论执政党还是反对党，都在积极参与社区治理，想方设法将党派自己的政策通过有形或无形的渠道渗透到社区居民心中，使社区成为各个政党传播其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重要阵地，以获取最大多数的选民支持。目前，全国上下都在以上海为标杆，立足街道社区，构建多方联动的区域化党建格局，将党的声音和形象贯穿于社区治理的方方面面。考虑到社区以及驻地社区的机关企事业单位本身就有党建工作要求，可以立足街道社区，以党建为工作抓手，推动基层意识形态工作与社区治理相融合，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传播到居民心中，不断增强基层群众对党的领导和国家发展的信心。

（三）推动基层意识形态工作的手段创新

1.让传统工作手段更接地气，增强基层群众的参与感。第一，在语言风格上，要进行艺术化改造。用基层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风格进行信息传播，避免使用“意识形态渗透”“价值冲击”“社会思潮”等晦涩难懂的话语表述。同时，对不同职业群体，尽量融入其行业体系的语言，确保宣传能够真正入脑入心。

第二，在实践操作上，要推动意识形态工作项目化或结构化运作。借鉴市场运作模式，将意识形态工作包装成一个个可独立运行的趣味性高、吸引力强的小项目。其实，早在延安时期，党的民主建设活动就采取画圈圈、丢豆豆、戳烟洞等方式，鼓励农民参与选举投票活动，极大地调动人民群众参与民主建设的积极性且效果明显。目前，已有不少单位采用结构化研讨的方式开展“两学一做”教育活动，让每一位职工都置身其中，根据讨论互动结果画出色彩斑斓、形状各异的思维导图，最后进行展示交流，职工印象深刻且影响深远。

2.拓展意识形态工作新路径，开辟意识形态传播新渠道。相比开会学习，基层群众更喜欢通过微信、直播软件等移动新媒体来接收和传播信息。以人民日报新媒体中心制作的国家形象系列宣传片《中国一分钟》为例，第一集《中国一分钟·瞬息万象》，上线后仅3天，全网播放量已突破1.67亿次，其影响面之广、传播力之深可见一斑。

以此为范例，基层可以深度挖掘身边充满正能量的故事，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生动形象的图像，通过群众广泛接触的移动APP传播开来。其中，利用微信群主打破“沉默的螺旋”值得参考和借鉴。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桂花街道通过多种渠道，主动对接街道社区诸多微信群主，构建非官方的“群主联盟”，致力于打造“两平台一家园”（信息平台、办事平台和网上精神家园），采取“基层党委信息支撑+微信群主积极传播”的模式反映党的主张，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让微信用户直接与群主沟通，在解决群众现实问题的同时，有效提升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