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晓阳 张 明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上海 杨浦 200082）

意识形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命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唯物史观的科学探索中，对意识形态做出多视角的理解和阐释，其中，从对经济基础的反映维度将意识形态视为思想观念的上层建筑，“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1］基于马克思这一中性和泛指意义上的意识形态论断，国内学者们开始逐步关注以非概念、非理论形式呈现出来的感性意识形态。

一、关于感性意识形态基本理论的相关研究

（一）关于感性意识形态概念及含义的研究

长期以来，意识形态一直被限定为理论形式，因此，关于感性意识形态概念及含义的研究，很少进入国内学者的研究视野。综合现有成果可以发现，学者们主要是从本质属性和表现形式两个角度来进行界定阐释。

从本质属性出发，庞达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意识形态概念的使用和论述，认为感性意识形态是“主要以希望、幻想、信念、感悟等非理论形式呈现出来的关于世界和社会的观点、情感和认知的总和”。［2］刘少杰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在将意识形态的本质界定为价值信念的基础上，认为意识形态兼具理性和感性双重特征，而“感性意识形态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价值评价和理想信念”。［3］

从表现形式出发，曹荣平和侯景娟认为，意识形态借助文化产业塑造的影视形象呈现出感性化转向，感性意识形态就是指意识形态的价值信念包含在感性形象中得以塑造传播。［4］李健甚至直接提出视觉意识形态的概念，即“通过视觉形象的表意实践所体现和建构出来的意识形态内容和立场”。［5］类似概念还有影像意识形态［6］、仪式意识形态［7］、广告意识形态［8］、图像意识形态［9］等，这些学者大体上都认同符号表征代替理性逻辑成为意识形态新的存在样式，即感性意识形态。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综合了上述提法，将内容属性和展开形式相统一，从而更加全面地界定了感性意识形态的概念。陈联俊认为，“感性意识形态是指以感性形式表现出来反映不同主体利益或需求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10］杨建峰将感性意识形态更加具体阐释为以图像、文字、动漫、符号等信息存在为载体，属于知觉和表象层面的意识需求和价值取向。［11］

（二）关于感性意识形态价值内涵的研究

意识形态是思想内容和表现形式的统一，相较于理论意识形态，感性意识形态具有更丰富的构成内容和价值表现。通过梳理总结可以发现，目前，国内学界对感性意识形态价值内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论域，即感性内容和感性形式。

感性内容主要是指以感性方式形成的价值信念。周民峰从词源的角度考察，认为意识形态具有两大结构，马克思使用的“Bewutseinsformen”（意识现象及精神形态）作为意识形态之全体，内含意识形态之部分“Idelogie”（思想体系及思潮），而诸如社会心理、情感、意欲，尤其是民族传统、民族精神等观念形态的文化，是意识形态总体中所包含的极为重要的感性内容。［12］

刘少杰主张把意识形态置于社会实践中加以考察，强调人是意识形态的承载者和创造主体，而起源于人们感性实践生活的感性意识形态，以非理论化、非体系化的感性意识或社会心理的形式存在。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基层群众的社会信念、社会公正感和道德基础三种具体的感性意识形态的内容。［13］

感性形式主要是指蕴含感性信息的象征符号。龙柏林、刘伟兵系统阐释了意识形态感性化的三种典型形式，图像实现了意识形态叙事方式的具象化，音乐实现了意识形态认同环节的具象化，仪式实现了意识形态时空场域的具象化，抽象的意识形态，借助这三个环节，实现感性化处理落地生效。［14］

邢盘洲专门探讨礼仪这一具体的意识形态存在样式，认为礼仪既内蕴意识形态的价值要义，又外呈意识形态的制度规范，从而“仪式化的意识形态也是意识形态的仪式化”。［15］

周志平深入探讨了广告意识形态的生成与传播，认为广告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载体，通过隐含的诉求、导向和判断等，不断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和刺激受众的消费欲望，实现潜移默化的意识形态操控。［16］

当然，正如任何事物都是内容与形式的辩证统一，感性意识形态也不例外，感性内容与象征形式总是难以彻底割裂的。温小平重点考察了社会记忆在意识形态教育叙事中的作用，认为社会记忆以建筑雕塑、图片影像等媒介为载体，呈现为无意识或有意识的情感认知，通过发挥“场域磁场作用”和“受教育者主体作用”，能够有效引发情感共鸣和促进理论认同。［17］

（三）关于感性意识形态特征功能的研究

感性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研究的新兴领域，国内尚无专门的研究著作，关于其特征功能的论述，散见于一些学术文章。

1.从特征来考察感性意识形态。庞达对感性意识形态做了较为系统的研究，认为感性意识形态以直观化、形象化的感性形式存在，除了具有理论意识形态的客观性、阶级性、社会性和逻辑性之外，还具有鲜明的真实性和生动性，是知情意相统一的存在。［18］刘少杰和王克蛟则认为，感性意识形态来源于生活世界的亲身经历而具有普遍性，不同于不断变化的价值信念而具有稳定性，区别于较低层次的日常意识而具有规定性。［19］吴学琴考察了日常生活维度的意识形态，在与理论意识形态具有的阶级性、系统性和强制性对比基础上，认为日常生活维度的意识形态具有平民性、自发性和松散性，对感性意识形态的特征研究同样有所裨益。［20］

2.从功能来考察感性意识形态。宋辰婷认为，网络时代的社会认同是一个组织诸意象和价值的过程，而感性意识形态正是广大网民达成情感共鸣和价值共识的必要基础，是网络时代建构社会认同的关键核心。［21］李海和范树成以意识形态建构为视角，认为利用感性意识形态的生活化、视觉化和情感化特质，可以有效弥补理论意识形态的强制性和抽象化在意识形态建构上的不足，从而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和认同度。［22］郭雪峰认为，社会共识能够呈现民间日常价值诉求，规约民众思想行为方式，激发集体智慧力量，通过批判虚假、呈现真实和规定秩序为意识形态建设发挥导向和内聚作用，无疑也为感性意识形态的功能研究提供参考价值。［23］

综上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关于感性意识形态概念含义、价值内涵和特征功能的研究成果逐步丰硕，尤其是随着信息网络和媒介技术的发展，更多学者开始从意识形态的载体或工具角度来考察感性意识形态。但我们仍要看到，关于感性意识形态的概念仍没有一个统一而权威的定义，而意识形态本质上属于上层建筑，单纯从表征形式来定义感性意识形态，缺乏必要的严谨性与科学性。关于感性意识形态的价值内涵，学者们基于不同学科视角进行了阐释，但缺乏系统归纳，尤其是感性内容与表征形式之间的契合之处和作用关系，更是鲜少涉及。关于感性意识形态的特征功能，本应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只是散见于学术文章而缺乏理论专著，研究广度和学理深度都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二、关于感性意识形态生成传播的相关研究

（一）关于感性意识形态生成缘由的研究

国内学界研究感性意识形态，对其兴起缘由的探索是无法回避且必须深挖细究的首要问题。对此，诸多学者纷纷予以积极关注，形成了一系列重要观点，概括起来可以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1.社会大众精神世界的需求使然。刘少杰作为国内较为系统研究感性意识形态的学者，认为儒家伦理延续两千多年的道德教化，使社会民众形成具有突出感性特征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准则，对日常思想意识大多处于感性层面的基层社会成员而言，感性意识形态至今仍发生着稳定且持久的重要作用。［24］闫方洁认为，随着现代化事业的不断推进，社会民众的现代化意识日趋成熟和普遍化，表现为主体意识的增强、权威意识的淡化以及对生活世界的关注，从而推动了发端于日常生活实践的感性意识形态的兴起壮大。［25］侯选明聚焦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精神生活需求，认为中国人是“情本体”的，新时代社会民众有着情感建构的强烈意愿，重视蕴含着正当情感诉求的感性意识形态，是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需要和必然要求。［26］

2.网络信息技术发展的助推使然。刘少杰较早便关注到信息技术的发展使意识形态的展开形式和传播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在与传统社会感性意识形态难以建构扩散作对比的基础上，认为网络空间的广阔传播界域、便捷扩散渠道、灵活表达形式和缺场交往方式，为感性意识形态的连接汇合提供了便利条件。［27］李明和蔡正丽聚焦大众媒介的不断发展，强调大众媒介既为感性意识形态的生成提供了平台和手段，同时又通过影响民众思维方式和营造社会心理氛围，促进感性意识形态的加速兴起。［28］程明和战令琦更是积极关注人工智能创设的虚拟场景，认为场景符号的人格化表征、场景意境的虚拟化呈现和场景氛围的沉浸感体验，改变了民众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模式，有效促进了感性实践生活和感性意识形态的交叉渗透。［29］

3.视觉文化图像消费的刺激使然。揭晓认为，随着视觉技术的发展应用，以图像为主的视觉化、形象化表达逐步代替了文字性、语言性的抽象表述，视觉文化通过视觉表征符号的构建，使感性意识形态获得崭新的存在方式和展开形式。［30］林峰认为，视觉文化具有意识形态的属性功能，借助其日常生活性、大众消费性、图像霸权性和价值导向性与感性意识形态实现高度结合，潜移默化地影响人们的认知思维和价值观念。［31］刘伟斌认为，视觉文化通过图像符号刺激大众的感官需求，并以消费为路径全面渗透日常生活领域，尤其在当下商业文化兴盛和民众消费转型的社会境况中，视觉图像的欲望叙事和消费欲望的视觉表征不断渗透融合，使得感性意识形态越发容易被大众所接受和消费。［32］

可以看出，国内学术界对感性意识形态兴起缘由的研究，成果丰富，观点繁多，集中表现为三个方面，一是文化逻辑，即传统礼仪教化和现代精神变迁共同作用下感性认知的彰显。二是技术逻辑，即网络缺场空间和多样媒介载体共同作用下感性表征的包围。三是消费逻辑，即符号图像诱导和大众日常消费共同作用下感官体验的强化。值得注意的是，与传统社会感性意识形态更多表现为民众感性认知评价强而感性表现形式弱不同，网络空间中的感性意识形态是民众感性体验和多样感性表征共同作用的结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网络感性符号引导网民感官体验并不断传播扩散，成为意识形态一种新的样式。

（二）关于感性意识形态生成表现的研究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媒介不断进化升级并涌现出多种新型样态，感性意识形态获得更为丰富的表现载体和象征形式。对此，国内学者们紧盯技术发展前沿并展开了积极研究，相关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从总体归纳的视角出发，陈联俊深入分析了移动网络空间中感性意识形态的四种典型价值表现，一是由社交分享、集体行动和自拍影像构成的具有仪式性质的网络活动。二是释放主体情感欲望的游戏视频。三是具有象征化、民间化和娱乐化特征的故事段子。四是具有多样修辞手法的表情符号。［33］与陈联俊的样式归纳不同，王长潇和刘瑞一将表征感性意识形态的网络影像奇观，依据不同手段，同样划分为四类，一是以去中心化和互文性为手法的叙事奇观。二是以浅表化瞬间阅读为手段的视听奇观。三是以实时交互性为手段的互动奇观。四是以群体围观为手段的舆论奇观。［34］

从个别样式的分析出发，宋磊和金国峰探究了网络评论中蕴含的感性意识形态的传播现状及对策。［35］吴高泉以意识形态的三种表征形式：黄段子、灰段子和红段子为例，揭示出民间感性意识形态与官方理论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与引导机制。［36］鹏华新运用网络民族志的方法研究网络影像，探讨不同社会阶层利用这种表意符号进行抗争的反讽策略。［37］徐尚青和王伟重点阐释了移动新媒体时代的拍客传播具有的反意识形态性，分析其对景观社会政治、商业和文化意识形态造成的冲击挑战。［38］黄俊和董小玉以青少年“网络出征”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这一感性意识形态现象的形成原因、动员过程、潜在风险以及引导策略。［39］

可喜的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化传播，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于德山在分析新型图像技术演化的基础上，阐释了代表官方媒体的数据新闻、虚拟新闻和新闻游戏，如何迎合民众感知方式，创新叙事表达方式。［40］周勇、倪乐融和李潇潇采用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深入考察了沉浸式新闻对大众感性认知、情感态度和行动意向的影响效果。［41］彭白羽和党争胜以《习近平治国方略：中国这五年》为分析对象，探讨主流意识形态如何通过视觉符号化来“完成对中国形象由感性—知性—理性的进阶性传播”。［42］

综上，国内学术界对感性意识形态生成表现的研究不断深入，反映了学者们敏锐的研究视角和强烈的学术担当。值得注意的是，诸如图像、音乐和仪式等并非不再发挥作用，而是随着图像技术的发展和媒介融合的演化，现代图像信息符号呈现出多模态样式和全媒体特征，是由图像、声音和语言等共同搭建的意义空间，因此，学术界的关注焦点不再是单一的象征符号，而是广义上的图像状态。美中不足的是，现有研究大多来自传播学、符号学、艺术学等学科领域，鲜有学者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角度进行深入、独立、专业的探讨分析，亟须相关学者进一步加强关注和研究。

（三）关于感性意识形态传播特征的研究

在信息技术发展的助推之下，感性意识形态一经生成，便得到广泛传递和迅速传播，呈现出巨大的吸纳和扩张能力。对此，国内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和切入点进行了深入的审视、研判。

1.传播方式的象征化和含蓄性。李明和蔡正丽认为，大众媒介和日常消费的相互作用，促使意识形态超越了狭义的概念和逻辑等传统形式，扩展为画面和影像等象征符号，更为容易刺激人们的视觉感官，进而使其获得更加形象生动的认识，意识形态的感性传播更具冲击力和渗透力。［43］龙柏林和刘伟兵进一步考察了意识形态具象化的隐喻路径，认为建立在民众经验性认知和民族连贯性文化基础之上的图像符号隐喻，借助相似机制和映射机制，可以实现符号系统与价值观念的确认与链接，从而“达到意识形态感性化、生活化、经验化”。［44］张云德和郭建娜将上述特征阐释为传播方式图像化，认为特定的价值体系和文化观念，隐藏在直观形象的图像符号背后，进而实现隐蔽化传播，并通过刺激受众回忆相似图景和意义，展开丰富联想与想象，进一步加深对意识形态的情感共鸣和价值认同。［45］

2.传播方式的情感化和随机性。毕红梅和吴明涛认为，社会民众的感性化思维方式和情绪化认知方式，造成愈来愈多内容零碎且情感各异的价值诉求，一些错误社会思潮便利用这种特性进行煽情式灌输，包括感动嵌入式和愤怒爆发式，极易实现情绪传染和获得集体认同，形成群体感染效应。［46］胡潇进一步分析了传播的随机跳跃性，在网络空间中，人们依据个体性地位和独特化经验，顺手摄取多样信息，即时表达意见诉求，意识活动大多处于感性层面而较少进行理性思考和批判，“个体感受与社会心理律动之随机性水平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历史高度”，［47］从而赋予感性意识形态多样素材和强大动能，呈现出异常敏感且零散的特性。

3.传播方式的生活化和大众性。孙婷婷认为，即使面对网络空间中的影像诱导，大众也是基于固有思维方式和既定心理氛围进行认知，受众和影像之间视觉体验关系的建立是感知和内化的重叠交叉，因而，只有那种包含着普遍价值认知的、来自于人们真切情感体验的、并能够直接作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感性意识形态，才能传播影响得更为深刻持久。［48］吴鼎铭和石义彬认为，信息权利的下移和多元话语的互动，使普通民众能够借助影像生产和传播技术，将蕴含着个体丰富感受和日常生活经验的感性意识形态传播开来，这种方式能够真实呈现历史事实和广泛表达民情民意，有利于助推国家和社会的良性互动。［49］

由此可见，国内学术界对感性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展开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不同学者形成了诸多不同观点。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思想内容的形象化、价值观念的隐蔽化和传播效力的大众化。三者都具有感性特征，既相互依存又相互促进，其中，大众化内在要求形象化，形象化必然导致隐蔽化；通过形象化和隐蔽化，能更好实现大众化。需要注意的是，突出意识形态传播的感性特征，并非是要否定意识形态的理论灌输，而是要实现二者的有效互补甚至交叉渗透，这正是新时代提升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效度亟须深入探讨的问题。

（四）关于感性意识形态传播症候的研究

透过传播特征的分析，感性意识形态传播的问题症候便跃然纸上，尤其是当代视觉文化、消费主义和泛娱乐主义三者之间高度结合，造成图像信息的四处充斥、消费市场的全面渗透和情感欲望的不断张扬，感性意识形态又恰好契合这些特点，一定程度上造成“去主流意识形态化”的风险。国内学者们对此给予高度关注并进行积极探讨，主要集中于对主流意识形态价值建构所带来的困境分析。

1.隐蔽化传播，造成去中心化的价值困境。从主体角度，林峰认为，视觉图像具有较强的遮蔽功能，各种价值观念借助“拼贴”“戏仿”等暗喻手法和“影像”“奇观”等视觉手段，解构、颠覆主流意识形态，消解了大众的价值信念和责任意识，给人们带来极大的精神干扰和价值冲击。［50］

从受众角度，何丽野认为，随着感性影像代替理性逻辑成为意识形态的主要工具，单向直观的影像灌输，致使社会民众从重视深度观察的理性思维转变为浅薄单向的感性思维，进而丧失批判能力和权力，感性意识形态在一定意义上发展为“暴力意识形态”。［51］

从主客体结合的角度，毕红梅和吴明涛认为，感性意识形态既是社会民众创造出来的，也是其塑造的虚拟形象所造就的，因而网络空间中感性意识形态的传播主体具有双重不确定性，传播受众受影响的范围和程度更是难以确定。［52］张云德和郭建娜进一步聚焦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客体关系，认为以视觉图像为载体的感性意识形态的隐蔽传播，一方面容易降低较为严肃规范的思想政治教育文本话语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容易使教育对象沦落为单纯的符号接收器和感性生命体，丧失深度思考和理性表达的能力。［53］

2.符号化消费，造成消费主义的现实困境。寇晓燕认为，随着图像日益在大众生活中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过度追求视觉享受带来的联想、刺激和欲望，造成视觉消费逐步取代功能性消费，图像拜物教的出现，让人沦陷于感性主义，逐步丧失对自身能动性的发展和对崇高理想信念的追求。［54］赵汇和杨超然聚焦青年群体，认为文化功利化，造成部分青年将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奉为圭臬，过度关注情绪而缺少对精神世界的关怀，对当下过度表达而缺乏对历史现实的反思，一味追求感官欲望和消费快餐文化，最终难以避免被物化和客体化。［55］

与上述学者剖析现、问题不同，聂立清聚焦深层缘由，认为在消费拜物教的影响下，虚拟的图像代替现实并建构了真实，消费的大众沦为景观社会的幻象之徒，而符号意识形态的背后是资本、市场和技术的操纵运作，一方面，西方发达国家凭借这些优势，倾销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另一方面，我国部分大众传播媒介一味追求经济效益，造成主流产品粗制滥造而恶俗产品大肆流行，对主流意识形态造成严重冲击。［56］

3.娱乐化交往，造成快乐主义的文化困境。文化狂欢中的精神失落。刘迅和杨晓轩认为，娱乐至死式的泛娱乐化生态，已经成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大景观；“感性至上”的欲望泛化，避开了关于价值意义的严肃谈论；“以乐为贵”的私密狂欢，排斥了必要的理性思考，从而造成主流价值话语的消解和主体价值追求的消泯。［57］张爱凤进一步从哲学根源加以阐释，认为自我感性的过度彰显，削弱了民众“类”生存的公共性基础，娱乐成为衡量一切价值体系的唯一标准，造成对中心权威的质疑反叛和对现代性元叙事的调侃解构，从而使大众淡化是非观念、失去崇高信仰。［58］

纵情娱乐下的道德失范。黄一玲、焦连志和程世勇认为，在网络文化“泛娱乐化”背景下，商业化资本操纵大众传媒，以娱乐化来包装问题与事件，以情绪化来塑造和引导舆论，既不追求意义与价值，甚至忽略事实和理性，从而造成人文精神的失落与迷茫。［59］

虚像崇拜中的自我迷失。师曾志认为，在批量复制的虚拟影像包围之下，人们的感知比率被重新分割，感知内容他者化和感知经验碎片化，造成个人自我建构的困境，只能从碎裂的文化片段和快速的时尚潮流中拼凑出一个虚化的自我，而“真实的自我则被消解在伪自我之中”。［60］

可见，国内学术界对感性意识形态传播症候的研究呈现出一种日趋全面、不断深入的趋势。总的来说，面对汹涌而来的网络社会和消费社会，在多元影像的强势表达和个性欲望的过度推崇下，感性意识形态中所蕴含的负面因子使人们的精神世界出现价值乱象，以马克思主义为代表的主流意识形态被感性至上所稀释、被消费体验所漠视、被娱乐至死所扭曲，导致出现理性祛魅和价值虚无的挑战。因此，如何实现感性与理性、自发性与崇高性、个体价值和整体利益的平衡统一，已然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创新转型无法回避的客观境遇。

（五）关于感性意识形态传播应对策略的研究

任何学理的分析最终都要回归到现实。面对上述诸多挑战，国内学者们纷纷以主人翁的姿态进行探究思考，主要聚焦于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内容、手段和机制，提出了许多行之有效的路径对策。

1.从完善内容体系的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一是发挥理性魅力，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可信度。胡潇认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具有真理性、科学性和实践性，要与时俱进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断对现实中出现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作出科学合理的阐释，加强对感性意识形态的信息总览、科学凝练和思想建构，从而昭示出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价值和理性力量，有效确认合法性权威，凝聚各阶层信仰认同。［61］曾琰在此基础上认为，意识形态的科学性，不仅仅是理论的真理性，还在于其内部各个系统能动性作用的发挥，因而要增强话语生产的自洽性、价值传达的圆融性和组织体系的和谐性。［62］

二是对接感性意识，强化核心价值体系的引领力。朱文婷和陈锡喜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着眼社会群体的同质性诉求，又在其中融入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倾向性价值”，［63］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整合并引领大众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王建润、陈延斌认为，要通过弘扬先进典型的人格美、彰显社会仪式的崇高美和塑造传播主体的形象美等一系列感性方式，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象建构，进而不断转化为大众的生活意识和行为基调。［64］

三是回应合理诉求，增强理论与现实的契合度。朱斌认为，要弥合马克思主义与感性意识形态的缝隙，关键在于维护和实现社会民众的合理利益诉求；要注重从大众心理需求出发，善于集中群众智慧和升华民间经验，不断加强对社会心理的规训引领能力。［65］侯选明进一步提出具体措施，建议要提高重大仪式中的公众参与度和情感互动水平，建设托底的利益保障与补偿机制，形成制度化的民情民意汇集回应机制，从而巩固并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基础和生机活力。［66］

2.从创新传播手段的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一是传播话语上注重生活叙事。林滨认为，主流意识形态要改变以往宏观化、抽象化和理论化为主的叙事特征，要贴近百姓日常生活，关切社会民情心理，依据不同阶层群体采用不同话语，从而做到通俗易懂，被广大民众所接受。［67］闫方洁认为，“中国梦”和“美好生活”开启了“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建设的生存论转向”，［68］要加强对社会情感的回应提炼和建构引领能力，有效提供精神慰藉和意义指引。

二是传播载体上注重图像叙事。霍然认为，要充分发挥视觉文化的作用，树立传播新理念，即推进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视觉传播；坚持传播内容视觉化，即把抽象的文字表达转化为生动的感性形象；重视传播形式感性化，即以图像视频等形式融入大众日常生活。［69］毕红梅和吴明涛认为，实现这种视觉化和感性化转变，并非是简单复制和刻意虚构，而是通过释义转换进行内容再造，借助形象转变，引发情感共鸣，从而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微观融渗性。［70］

三是传播规律上注重情感引导。王永友和宋斌认为，要借助培塑意见领袖，引导舆论发展态势；通过优化议程设置，引导大众情感宣泄，从而把显性引导和隐性引导结合起来，强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力。［71］陈联俊聚焦网络社群，强调要利用社群集聚场域进行感性传播，依据社群特性需要实现定点传播，借助社群对话互动强化融合传播，从而实现情感信任和理性认同的互通互融。［72］

3.从规范管理机制的角度提出对策建议。一是大力描绘文化景观。王媛媛认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产品是典型的公共产品，文化艺术工作者应承担起应有的责任，积极塑造有思想、有温度、有激情的视觉景观，不断用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文化产品来传播主流意识形态。［73］揭晓认为，要注重引导和利用符号化、象征化消费，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通过视觉文化产品的消费，深入群众的日常生活，化为大众的日常生活意识和基本行为逻辑。当然，这必须建立在构建中国特色视觉消费文化和引导树立正确视觉文化消费观的基础之上。［74］

二是重视信息素质培养。张云德和郭建娜认为，一是要激活思想政治教育对象的主体性，培育其理性思维，引导其理性表达，增强对错误观点的辨别力和抵制力。二是教育者要强化个人政治素质与业务能力，不断提升图像运用、解读和快速反应能力，实现表达内容的生动形象和引导话语的通俗易懂。［75］

三是创设健康环境氛围。孙婷婷认为，要加强对视觉文化市场的管理，不断规范视觉文化审查和传播机制，尤其是要优化和净化网络空间，通过技术监控和内容把关，大力打击反动、暴力、色情的视觉文化作品。［76］朱丽萍、张林和蒲清平认为，要加强网络空间道德与法律双重环境建设，既要加强道德软约束，使网民遵守伦理道德，提升思想境界；又要加强法律硬约束，使网民恪守法律规范，规范网络行为。［77］

总之，感性无理性则盲，理性无感性则空。国内学术界对感性意识形态的传播应对问题开展了广泛研究，积极探求增强主流意识形态凝聚力和吸引力的有效路径。概括起来主要表现为：生活化建构，即主流意识形态融入大众日常生活；视觉化建构，即主流意识形态实现视觉形象转化；情感化建构，即主流意识形态汇聚社会情感共识，从而实现理论意识形态与感性意识形态的内容共通、话语共振和意义共鸣。

三、关于感性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不足和展望

感性意识形态作为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研究的新兴议题，众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分析与探索，涌现出系列较为丰硕和较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对维护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创新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方式和传播手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然而，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国内学术界关于感性意识形态的研究尚处于初创阶段，许多问题仍旧存在并亟待解决。

（一）研究内容有待充实

国内学术界有关意识形态以及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成果极为丰富，许多学者认同“作为思想或观念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具有感性形式，积极倡导主流意识形态的感性化传播，只不过较少有学者明确提出感性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并将其作为一个独立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以致相关研究内容散见于各类期刊文献。截至2018年12月31日，以“感性意识形态”为主题在中国知网数据库（CNKI）进行精确检索，仅检索出相关文献91篇。这表明总体上国内学界对感性意识形态问题的研究还不够成熟，尚处于一种零散化、碎片化状态，需要进一步加强系统性、整体性研究，以期形成核心研究群体和理论阵地，不断丰富感性意识形态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视角有待拓展

尽管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论述了感性意识形态的相关问题，但通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基础理论研究明显不足，尤其是概念特征和类型结构等问题尚未达成共识；问题症候研究多有重复，关于生成机制、价值功能、矛盾规律等论题却鲜少涉及；对策建议方面，大多浮于表面，仅简单给出逻辑应然，缺少实践性和操作性研究

在今后的研究中，一是要深扎基础理论根基，加强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及中国共产党人相关论述的创新性解读阐释，加大对国外学者某些合理思想资源的创造性整合研究，从而增强感性意识形态研究的学理深度。二是聚焦网络空间层面。在网络空间中，感性意识形态既包含丰富感性内容，又呈现为生动感性形式，为此，要在加强对网络空间特性研究的基础上，从辩证视角积极探索感性内容与感性形式之间的互动关系，进一步探究感性意识形态在网络空间中的表现方式和作用机理，从而增强感性意识形态研究的现实广度。三是要关切主流意识形态。感性意识形态的兴起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既是挑战，更是机遇，要加强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感性传播历史的梳理归纳，积极总结经验教训，进而提出有针对性、创新性的策略路径，从而增强感性意识形态研究的实践高度。

（三）研究方法有待创新

国内学者们的研究大多是理论性的分析阐述，缺乏实证化方法的运用，呈现出定性研究多而定量分析少的研究弊端。大数据具有全面感知、交互共享、预测分析等功能，要善于运用大数据方法，量化分析民众的感性内心世界，尤其是强化对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的针对性分析，并将研究成果可视化呈现，从而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和操作性。当然，感性意识形态从根本上生发于大众日常生活实践，通过实地观察、个别访谈等方法考察对象的现实生存境遇，获取第一手资料，对提出真正切实可行的方法与对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此外，相关研究人员要以跨学科方法，加强对感性意识形态的整体性研究，积极借鉴符号学、心理学和传播学等相关理论和方法，进行细致具体的纵深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