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 彭 宇

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早在春秋时期，管子就提出了民心与政权的关系，他认为政权的成败关键在于民心的顺逆，一个国家的政令能够得到普遍推行，在于顺应了民心，一个国家的政令百姓普遍反对未得到施行，在于违逆了民心。

历史告诉我们，民心，对一个执政党来说，至关重要，关系着一个执政党的荣辱兴衰、生死存亡，是一个执政党能否长期执政的根本。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以百姓之心为心”，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了解群众疾苦，掌握群众期盼什么，以人民利益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回顾我们党近百年的历史，无论是革命时期，还是建国后的经济建设时期，正是因为我们党把人民的利益始终放在最高位置，我们党才得到了群众的支持，才获得了“深厚的土壤和不竭的动力”。安徽小岗村18户农民冒着风险搞“大包干”，慢慢地受到农民和农村干部的热烈欢迎，后来包产到户得到了邓小平和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支持，在全国推广。志愿者在北京奥运会和汶川地震中的出色表现，展现出的公民意识，都可以充分说明，人民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必定是革命、建设、改革的动力之本和智慧之源。

顺应民心的关键是什么呢？管子认为就是从其“四欲”，行其“四顺”，避其“四恶”。“四欲”是指佚乐、富贵、存安、生育。“四顺”是指顺应百姓的四种愿望，让他们安逸快乐、富足显贵、生存安定、生育繁息。“四恶”是指，恶忧劳（厌恶忧患劳苦）、恶贫贱（厌恶贫困低贱）、恶危坠（厌恶危险灾祸）、恶灭绝（厌恶家庭灭绝）。不得不说，管子对人性的理解，十分到位，这对当代的我们仍然具有启迪意义。一个领导干部倘若不了解下属和群众的“恶“、“欲”在什么地方，又怎么能为他们服好务呢？只有在明了他们的“恶“、“欲”的基础之上，才能干好工作，让百姓满意。我们国家出台一些大政方针前，为什么要反复酝酿，充分讨论，征求专家学者以及广大人民的意见、建议，其目的就是检验我们的大政方针是否得民心和如何才能更好地得民心。一些地方搞大工程、大开发、大改革或许出发点是好的，但这些“大手笔”是否是人民需要的，值得商榷。如果与人民的“欲”相违背，那么这些“大手笔”就是不得民心的，还不如干一下人民期待解决的小事。所以，一些地方在搞所谓的“大动作”前，一定要多了解人民的意愿，人民反对的事情，坚决不能干。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收入的增加，人民对生活质量和幸福指数也随之有了更多的期待，已经不再是仅限于吃得饱、穿得暖的初级需求了，他们期盼在党的领导下，在各级政府的贯彻执行下，能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当下的党员干部必须继续保持好的工作作风，听民意，聚民智，知民心，问计于民，问政于民，解决民忧，以高昂的工作激情，求真务实的工作态度，把我们国家建设得更好，让改革开放的红利，经济发展的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如此，才能得民心，让人民更多的拥护我们的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