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世纪以来，国产传记片创作趋于多元，主旋律色彩浓厚的政治人物传记片在数量上保持着稳定的增长，为各行各业先进人物作传的影片数量也有所增加。在国内电影市场日趋成熟的当下，传记片的票房贡献虽然微不足道，但其承担着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使命。梳理和总结国产传记片创作规律，反思其叙事特征和价值表达层面的不足，可以为该类影片未来创作之路提供借鉴。

传记片作为一种“较早完形的电影叙事形态”，具有鲜明的类型色彩，在世界电影史上取得了丰硕的艺术成就。自20世纪30年代起，苏联先后拍摄了《夏伯阳》（1935）、《马克辛》（1935）三部曲、《列宁在十月》（1937）等传记电影，成功塑造了革命战士的英雄形象，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而在电影工业体系完备的美国，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巴顿将军》（1970）、《莫扎特》（1985），到享誉世界的《辛德勒的名单》（1993）、《美丽心灵》（2001），再到紧跟时代步伐的《社交网络》（2010）、《模仿游戏》（2014）等影片在获得市场认可的同时，更是受到国际主流电影节的青睐。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记片的创作始于20世纪50年代。从1950年的《刘胡兰》到1964年的《雷锋》，银幕上的故事基本围绕中华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而展开，以近代中国百年抗争的历史为纽带，以颂扬的基调讴歌为人民和革命流血牺牲的民族英雄。改革开放以后，一大批传记电影涌现，既有《成吉思汗》（1986）等以中国古代帝王传奇故事为基本素材的影片，也有如《谭嗣同》（1984）、《孙中山》（1986）、《廖仲恺》（1983）等歌颂中国近现代史上敢为人先的革命家的传记片，也有一些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人执政为民的主旋律作品，如《周恩来》（1991）是周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真实写照，《焦裕禄》（1990）、《孔繁森》（1995）等影片则塑造了人民公仆的光辉形象。

进入新世纪，国产传记片的创作趋于多元，主旋律色彩浓厚的政治人物传记片在数量上保持着稳定的增长，为教育家、科学家、基层公务员等各行各业先进模范作传的影片数量也有所增加。尽管在电影市场日趋成熟的当下，国产传记片的票房贡献并不十分突出，但其在宣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依旧发挥着重要作用，其叙事特征及价值表达值得关注。

一、微观视角：传主形象的塑造

新世纪以来，国产传记片逐步从宏大叙事转向生活日常。无论是为共和国的建立与成长鞠躬尽瘁的国家领袖，还是在基层工作中兢兢业业的人民公仆，其平易近人的形象与伟大高尚的人格均体现于生活的点滴细节中。国产电影中从来不乏伟大领袖的英姿，但《刘伯承市长》（2012）、《周恩来的四个昼夜》（2013）、《邓小平登黄山》（2014）等影片与《建国大业》（2009）、《决胜时刻》（2019）等再现荡气回肠历史画卷的作品明显不同。这些影片往往选择一种相对微观的视角，择取传主不为观众所熟知的生活经历，以艺术化的镜头语言再现领袖如普通人一般简朴而平实的生活，在个人喜怒哀乐的情感经历中彰显其人格魅力。

影片《相伴永远》（2000）是导演丁荫楠继《孙中山》和《周恩来》之后拍摄的第三部政治人物传记片。影片的主人公李富春和蔡畅，一位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历史中重要的经济工作带头人，另一位则是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者。如果说前两部作品重在表现“历史人物的个人化情怀”，其对人物形象的塑造更多地与宏大的历史话题紧密相连，那么这部影片则立足于特殊的时代语境，聚焦革命家个人的情感经历，通过讲述细腻而动人的爱情来塑造生动可感的传主形象。影片将两位领导人还原为普通人，以其对爱情的坚贞与专一来呼应对革命理想的坚定和执着，将时代语境与生活细节、革命的热情与爱情的美好加以巧妙的对接，实现一种更圆融的表达。诚如导演所言，“个人在历史中，在革命潮流中还是有充满个性色彩的岁月。到了今天，我们跟那段历史拉开距离的时候，我们就要从‘阶级’和‘集体’中把个人突现出来、‘恢复’出来，以刻画他们个性化的精神生活和心理历程”，正是围绕着个体生命在日常生活和情感历程中的起伏波折，秉持人性化的、生活化的创作理念，影片才多了几分浪漫情怀。《百年情书》（2011）、《秋之白华》（2011）等影片均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相伴永远》细腻而隽永的叙事风格。而其在关注传主个体生活、洞悉个体丰富而隐秘的内心世界、于细节深处抒发真情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银幕上的深情叙说为普通观众在历史教科书之外走近伟人提供了更多可能，让观众更真切地感受到伟大革命领袖的人格魅力。在平实甚至琐屑的日常生活中，他们同千千万万普通人一样直面苦恼与困惑，也在桩桩件件的小事中磨砺自己。这种“于细微处见真情”“以小见大”的叙事尝试，在讲述英雄模范的故事中体现得更淋漓尽致。与《任长霞》（2005）、《守望者》（2010）等影片相比，同样为人民警察树碑立传的电影《警察日记》（2013）因返归生活、重视细节而更具感染力，其在日常生活中发掘戏剧张力的叙事努力更值得肯定。这部根据内蒙古鄂尔多斯东胜市公安局局长郝万忠的事迹改编而成的故事，无论是从题材选择还是运作模式都暗含了英模传记片的叙事潜质，但是影片却借助他者的叙述突破了英模传记片的叙事僵局。《警察日记》以记者的视角破题，通过采访的模式还原一位真实的人民警察，其叙事结构让人想起电影史上的经典作品《公民凯恩》（1941）。影片中，记者的采访是贯穿整个故事的明线，通过采访郝万忠的上级、司机、妻子、哥哥、下级、医生等人来不断丰富传主生活和工作的细节，由此勾勒出主角的一生。打击犯罪行径、侦破大案要案是公安干警的本职工作，也是最能直接树立其英勇形象的途径，然而，与警匪片的风格截然不同，《警察日记》中，真正意义上的“破案”仅仅出现了一次。在大部分剧情中，公安局长形象的树立更多地通过对其质朴生活方式和平实工作作风的再现而得以体现。访谈之外，逝者留下的68本日记作为影片叙事的一条暗线，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辅助记者的层层探访，共同架构起整部电影的叙事框架。影片剧情是在“他者”的叙述中发展的，无论是上司的评价、同事的回忆、家人的“抱怨”，还是记者受到的震撼，都有一种“盖棺论定”的意味，但是交叉叙事的剪切手法却巧妙地跨越时空阻隔，最大程度创设了传主“在场”的效果。虽然厚厚的一摞警察日记是无声的，郝万忠的形象却通过字里行间跃然纸上。跟随着记者采访的脚步，观众逐渐意识到，现实生活中从来没有风流倜傥的“福尔摩斯”，那些夜以继日以身犯险来保卫国家和人民安全的公安干警们，所解决的大小案件都深刻映射出当下中国社会的种种现实，见证着转型社会遭遇的种种难题。日常琐事的呈现诚然削弱了影片的奇观性和类型快感，却在淋漓尽致描摹社会万象的细节中唤醒了观众对英雄的渴望和认同。

遗憾的是，如《警察日记》这般人物形象较为丰满、人物情感较为细腻的国产传记片并不多见。细数2000年以来数目繁多的人物传记片，虽然有少数影片以独特的叙事视角表现革命领袖的人伦亲情和情感世界，拉近了与观众的距离，其对传主内心世界的细致描摹依旧有深度发掘的空间。相当一部分影片以“仰视”的角度回忆伟大领袖的峥嵘岁月，抑或再现基层干部披肝沥胆的政绩。这些电影诚然通过事无巨细的小事来拉近传主与普通观众的距离，其营造抒情氛围的努力亦可见一斑，但在颂扬和铭记的基调下，仍需从历史与现实深处发掘更多素材，以扎实的内容丰满传主形象、彰显英模品格。

二、“专业”叙事：无悔人生的书写

进入新世纪，在政策的鼓励和扶持下，中国的英模人物传记片在数量上出现了“三百六十行，行行有榜样”的蔚为大观之景象，出现在银幕上的英模人物既有克勤克俭的普通战士，也有大名鼎鼎的科学家，还有人民警察、人民教师、医务工作者、司法公务员、体育运动员等，这些影片将当代社会中为祖国的繁荣和富强而默默奉献的普通工作者们的事迹搬上银幕，强调其在平凡岗位上做出的不平凡业绩，力求营造令人潸然泪下的观影氛围，号召全社会向榜样学习。从《殷雪梅》（2006）中朴实善良、为救助遇险学生以身殉职的教学能手殷雪梅，《冯志远》（2007）中告别新婚妻子而远赴沙漠、在恶劣环境中坚守自己岗位四十余年的支边青年冯志远，到《张丽莉老师的故事》（2013）中率真开朗、以最大的热情投入到教学事业中的张丽莉，《一生只为一事来》（2019）中扎根深山、用无悔青春点亮学生梦想的支月英，再到《最后的讲座》（2010）中始终洋溢着理想主义激情的大学教授郭力华，《启功》（2015）中于人生浮浮沉沉中宠辱不惊，豁达一生的大师启功……银幕上留下了多位感人至深的教师的身姿。这些在三尺讲台上辛勤耕耘、无私奉献的人民教师，并没有惊天动地的伟业，却在质朴无华的教育战线上呕心沥血，用满腔的热情、坚毅的决心、扎实的专业技能书写了人生的传奇。

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日渐成熟，观众对电影的审美标准和鉴赏水平也有所提升。倘若说，领袖人物传记片从家国天下的宏大叙事转变为日常喜怒哀乐的微观视角，能为观众尽可能多地创造感同身受的叙事语境，那些礼赞当代英雄模范的传记片，在克服“过度煽情”“喊口号”等叙事硬伤之后，其真诚且真实的故事往往能够产生深入人心的能量。获得较高评价的电影《李保国》聚焦中国知名林业专家、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讲述其三十余年如一日扎根太行山脉，用自己的知识和技术带领山区人民致富的事迹。与《邓稼先》（2009）、《吴大观》（2011）、《钱学森》（2012）、《黄大年》（2018）等科学家不畏艰难险阻，以九死未悔的精神报效祖国的光辉事迹相比，讲述当代科学工作者生活与工作经历的《李保国》在故事素材上略显平实甚至琐屑，但是，其对主人公无悔人生的书写并不逊于《钱学森》等影片，甚至在叙事动机、情感张力、细节处理等方面做得更好。影片中，李保国刚刚深入农村推广技术时便面临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知识水平普遍落后的困境，面对村民们的质疑、顾虑甚至起哄，李保国不仅自掏腰包引进先进物资，更放下身段，以立军令状的方式一点点化解矛盾，甚至用自己的全部家产作担保来推行农业改革。银幕上的李保国，皮肤黝黑，穿着简朴，如农民一般淳朴敦厚，其人生故事的书写并未落笔于拥有多项技术专利的荣光，而是印刻在其心系社会，将自己所学、所得无偿奉献出来，以近乎愚公移山的勇气与毅力回报社会的举动中。可以说，影片将对李保国专业技能的细致呈现与对其奉献社会之善举的褒扬之情较好地融合起来，大大增强了影片的感染力。

为各行各业先进工作者立传的影片，既需要在叙事中突显传主在专业领域的过人之处，还应肯定其对社会的贡献，只有妥帖地处理好这两条线索，才能让观众对其值得学习、值得表彰、值得尊敬的人生形成高度认同。当前表彰先进工作者的国产传记片，叙事重心均倾向于宣传其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虽然在剧情设置中渲染了重重困难对传主的考验，但对传主面对艰难困苦时复杂的内心活动和情感纠结鲜有深度发掘，由此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影片的感染力和感召力。某种程度而言，《邓稼先》《钱学森》等杰出科学家传记片的叙事模式、情感结构与《郑培民》（2004）、《生死牛玉儒》（2005）、《兰辉》（2014）、《毛丰美》（2016）等基层干部传记片不无相似之处，均试图通过不断强化传主克服困难的不懈努力来完成对其无悔人生的书写。在这些影片中，主人公在故事伊始便肩负起重大使命或致力于挑战不可能完成的目标。随着剧情发展，主人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往往遭遇重重困难，其人生故事的感人之处便体现为其在接踵而至的阻挠、困苦面前，力挽狂澜，以超凡的意志和超强的决心解决种种难题。这类影片的高潮往往出现在影片结尾，主人公在克服重重困难后，迎来了一个仪式性的、高度升华的抒情段落。诚然，影片中既“苦情”又“豪迈”的氛围为无悔人生的彰显做足了铺垫，但情感的抒发并不能弥补叙事上的不足。国产传记片对社会榜样的描摹与讲述不够细腻、深刻，其对传奇人生的书写还需突破程式窠臼，立足不同行业、不同领域的专业特质，探索更具感染力的表达方式。

三、虚实结合：主流价值的表达

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日益深化，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人们物质生活的繁荣，也为多元思想的碰撞带来更多可能。在众声喧哗的时代语境中，为伟大领袖、英雄模范、科学先驱立传的电影作品，所承担的重要使命，便是充分彰显榜样的力量。在再现共和国领袖峥嵘岁月的深情回忆里，在讲述英雄模范们兢兢业业为国奉献的感人事迹时，在见证各行各业工作者筚路蓝缕攻克难题的燃燃斗志中，从情感深处唤起普通观众对伟大祖国的热爱，对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精神的认同，以及对真、善、美的追求。然而，主流价值并不能强行“灌输”给观众，核心价值理念的传递离不开恰当而有效的叙事策略。国产传记片执着于强调“真实”，惯于以“抒情”营造气氛，其在叙事层面仍然有很大的进步空间。

电影《李保国》海报

电影《警察日记》海报

如前文所述，《警察日记》获得较高的评价，得益于其对生活细节的重视，其对一位英年早逝的人民警察的传奇书写离不开虚实结合的叙事策略。震惊全国的“12·9”命案始终是郝万忠从警短短十余年挥之不去的梦魇，电影对这一命案的表现与全片朴实无华的现实色调截然不同，从而巧妙地处理了“真实素材”与“虚构叙事”之间的关系。银幕上，被害小姑娘生前活泼的身影和银铃般的笑声多次以超现实的方式穿插于凝重肃穆的影片主线中；而被害人一家三口惨死的情形又带着福尔摩斯探案剧一般黑暗、孤绝、可怖的气氛。郝万忠的回忆交杂着天壤之别的两重情境，两重世界的强烈对比深深刺痛了这位警官的神经，让他日夜不得安宁，直到他猝然长逝，都没有侦破这起已长达十三年之久的悬案。影片看似留下了某种叙事上的遗憾，却充分尊重事实，其诚挚的讲述非但没有影响观众对于一位英雄的敬仰之情，反而在破碎的、悬而未决的案情回顾中深刻再现了一个平凡英雄的心路历程。《警察日记》整体上呈现出显著的纪实风格，不仅塑造了英雄形象，回忆了英雄不平凡的一生，还真实再现了触动人心的现实生活。影片中，煤烟四起的鄂尔多斯，粗粝的风沙让观众对现实生活的不易感同身受，当郝万忠带领警队在远离市区几十公里的农村抓获在鞋店行凶的犯罪嫌疑人时，镜头对准的不是刑侦队长和队员们高大勇武的英雄形象，而是这个衣衫褴褛、邋里邋遢的年轻人，在他身后，一座破败的院落和一位孱弱的老母亲令人唏嘘不已。这起为了几百块钱而杀人的故事让这次追捕行动少了几分英雄破案的荣耀感，反而暴露出底层生活的残酷，引导观众反思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令人记忆犹新的是，案件侦破后，郝万忠再次返回了那个残破的茅屋，在陈旧的木桌上放了几百块钱。这个无言的举动将一位心系群众的公安干警的形象深深印刻于银幕深处，也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让观众对这位英雄报以崇高的敬意。

如果说政治家传记片是为了让观众一遍遍回味伟大领袖的雄姿英发，在仪式化的礼赞中油然而生一种民族自豪感和自我认同，那么当代电影中那些主题严肃且宣传意味浓厚的英模传记片则尝试着以一种单刀直入的方式从正面引导观众与主流意识形态达成共识。随着国产电影市场的日趋繁荣与电影工业体系的初步建立，院线大规模上映革命先烈、基层干部或先进劳模传记片的情形日渐式微，而中央电视台第六频道里播映的此类影片在数量上却显著增加，诸如《郭明义》（2011）、《吴仁宝》（2012）、《王博祥》（2015）、《文朝荣》（2018）等一大批直接以人名命名的传记片构成了主旋律电影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影片叙事节奏较为平缓，尽可能弱化戏剧效果，剧情发展中规中矩，集中笔墨渲染核心人物的不平凡业绩，力求做到“平民的英雄化”，为整个社会提供满满的“正能量”，却往往因恪守程式化的表达方式而缺乏感染力。相较而言，《杨善洲》（2011）较为成功地塑造了一位一心为民、任劳任怨的领导干部形象，其在任时两袖清风、为民谋利，退休后绿化荒山、造福后代的行动无愧于党和人民。这部影片因叙事风格朴素，情感表达较为内敛，特别是生活细节真实而获得较高评价。影片价值观的表达也更深入人心，为同类题材影片提供了值得学习和借鉴的经验。

2000年以来，国内虽然不乏以医学、教育、科学工作者为传主的影片，却难以比肩闪耀国际影坛的《美丽心灵》《社交网络》《模仿游戏》等艺术佳作。究其原因，固然受到中西方文化差异巨大、价值诉求各异等因素的影响，但更多地暴露出国产传记片在叙事层面的不足。同大多数表现优秀党员干部的传记片一样，许多以科学工作者为传主的影片亦在剧本策划阶段就已经被定位为献礼片，如《詹天佑》（2001）是向十七大献礼的影片，《袁隆平》（2009）被中宣部、广电总局、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列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重点影片。这些肩负着明确使命的作品始终秉持颂扬和纪念性的叙事基调，在形象塑造、情节设置等方面皆重视从人情伦理角度突显科学家的民族气节和科学信念，但对传主在专业领域突出成就和重大贡献的展示不够深刻，对传主形象的塑造不够立体，因此而缺乏感染力，影片所着力宣扬的爱岗敬业、无私奉献、锐意拼搏的精神并没有更好地传达到更广泛的观众心中。

传记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声光色影的方式引导观众缅怀和礼赞那些为祖国的繁荣和强大作出贡献的佼佼者，其艺术价值和社会意义值得肯定，其在创作中的不足更需正视。正如研究者所言，“在突出人物、淡化背景的奥斯卡传记片中，把人性表达得既饱满又真实到足以支撑起整部影片的艺术追求，并未仅仅靠声画、色彩、造型这种单纯的艺术性的表现来表达，而是都不约而同地借助了文学性的阐释来完成艺术的升华——把潜藏于感官享受背后的具有生命意识的东西呈现出来”，对人物复杂微妙内心世界的观照需要文学性的阐释，需要人性化的表达，需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艺术升华，而这恰恰是国产传记片亟需弥补的叙事短板。当前大部分国产传记片虽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走出了“高、大、全”的窠臼，但是对日常生活的观察与描摹鲜有创新。国产传记片更多地停留于如流水账般的线性叙述中，惯于从伦理道德的角度出发，塑造一位近乎完美的道德楷模，却疏于走近这些模范人物的内心世界，更缺乏对时代语境的深刻理解，缺乏对历史与现实的深刻反思，长此以往容易令人产生千篇一律之感，引起观众审美疲劳亦在所难免。只有在尊重历史、观照现实的基础上，在尊重电影创作规律和市场选择的前提下，对人物传记题材深耕细织，才能创作出独具感染力的故事，更真切地表达我们对英雄模范的敬仰，更有效地传达主流价值理念。

注释：

[1]梁天明.传记片：史诗般叙事的构建与超越[J].当代电影，1991(4)：57.

[2][3]丁荫楠，倪震.影片《相伴永远》及传记片创作[J].电影艺术，2001(1).

[4]于永顺，张洋.奥斯卡传记片审美探寻的特点[J].艺术广角，2005(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