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子忠 姚洋

摘要：中国文化的核心之一是务实主义。在认识论层面，中国务实主义相信真理的性质是历史和具体的，而认知思维是情理交融的，认知系统是开放、现实和融合的;在实践论层面，中国务实主义从目的出发，相信如果目的是合意的，则手段就可以随情景而变。中国务实主义可以还原为儒家的人性论。不同于西方单一和不变的人性假设，儒家的人性是世俗的，因而也是流变和可塑的。人性的世俗性否定绝对真理，人性的流变和可塑性为手段的多样性提供哲学基础。然而，儒家并不提倡为达到目的而不择手段，而是强调个人修养以及礼仪对个人机会主义的约束作用。儒家人性论无法推导出法治，这不能不说是儒家的一个缺憾;如同民主政治一样，儒家政治必须佐以法治才可能保证良政。

关键词：儒家人性论;儒家政治;务实主义;工具理性;实用理性

DOI：10.16346/j.cnki.371101/c.2019.05.0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其体系恢弘而繁杂，其间不仅有儒家、道家、墨家、法家等等，而且还有外来并被消融的佛家等，由此，如何描述乃至概括中国文化的基本结构和整体特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就其整体而言，中国文化的基调是务实主义，学界并无大的争议。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证明，务实主义不仅是基层民众的行为基调，而且也是指导中国改革的哲学思想。务实主义让中国共产党冲破意识形态的藩篱，成功启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然而，学界对中国务实主义的内涵尚无一致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务实主义尚无坚实的哲学基础。本文的目的是界定中国务实主义的内涵，并为其构建儒家人性论的哲学基础，由此推动中国务实主义成为可以和现代西方哲学对标的哲学学说。

韦伯是最早指出中国文化的务实主义倾向的学者，并以“工具理性”加以概括。工具理性较为准确地把握了中国务实主义在实践层面的特征，却存在两方面的问题，一是忽视了中国务实主义的其他面向，二是遮蔽了儒家价值理性的成分。李泽厚先生试图为中国务实主义给出一个更加宽泛的定义。在《孔子再评价》一文中，他从儒家仁学的四因素（血缘基础、心理原则、人道主义和个体人格）出发，总结了儒学和中国人的人格特性：“这特性是一种我称之为‘实践理论或‘实用理性的倾向或态度。它构成儒学甚至中国整个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的民族特征。”①不同于韦伯，对于李泽厚来说，实用理性（pragmatic reason）不仅包含认识论和实践论的成分，而且还包含伦理论和存在论的成分，但这样一来，实用理性就变成了一个模糊的概念，以至于（至少在哲学层面）无法进行精确的分析。再者，李泽厚以“积淀论”来论证实用理性的认识论，抑制了中国务实主义发现真理的积极成分，而在实践论层面，李泽厚没有分析实用理性的内在逻辑，特别是中国务实主义的能动性特征。最后，李泽厚对实用理性的来源采取了人类学而不是哲学的论证方式，从而降低了这个概念的哲学意义。

作者简介：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北京 100871）;秦子忠，海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①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年，第22页。本文从认识论和实践论两个层面总结中国务实主义。在认识论层面，中国务实主义可以表述为：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真理。用当代熟悉的语言来表述，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论层面，中国务实主义可以表述为：目的的合意性可以合理地推断手段的合法性。用当代熟悉的语言来表述，就是“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通过这样的界定，中国务实主义就不僅仅是韦伯意义上的行为原则，但也不是李泽厚意义上包罗万象的文化特征，而是可以和当代西方哲学对标的清晰概念。

另一方面，本文从儒家人性论出发，建构中国务实主义的认识论和实践论。任何哲学理论最终都必须能够还原到一种人性论上面，否则就是无本之木。中国务实主义可以还原到儒家人性论。不同于西方人性论对人性的单一认知，儒家认为，人性具有差异性、流变性和可塑性。因为人是认知世界的主体，所以，由人性的流变性和可塑性可以推导出世界上不存在永恒的真理这个结论。又由于人性的多样性和流变性，人实现目标的手段应该是视情形而定的，只要目的是合意的，手段的多样性不能成为否定手段合法性的理由。

一、李泽厚实用理性辨析

李泽厚对实用理性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也许是受前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他用实用理性概括全部儒家学说和中国人的人格特征。如前所述，这样做让实用理性变得过于宽泛，从而削弱了它的哲学力量。本节主要讨论李泽厚在认识论层面对实用理性所作的论述，以期为本文对中国务实主义的论述作出铺垫。

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中，李泽厚先生将实用理性归入第二部分“认识论纲要”，以便与第一部分“伦理学纲要”和第三部分“存在论纲要”相对应。从概念上来看，“实用”是限定词，用以修辞“理性”，作为中心词的是“理性”。李泽厚认为，这个概念是经验合理性（empirical reasonableness）的概括或提升，而“合理性亦即‘理性（rationality），它来自拉丁文ratio，有计算（reckoning）之意，与希腊文的Logos粗略相当”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4页;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青岛：青岛出版社，2016年，第259页。。就此而言，实用理性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或逻辑形式，属于认识论的范畴。

（一）理性辨析

在认识论层面，李泽厚首先认为，实用理性是“一种理性精神或理性态度”，主张“一切都放在实用的理性天平上加以衡量和处理”，具有极端重视现实实用的特点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22页。。这种实用理性的原初形态“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24页。。在这个层面，实用理性和韦伯的工具理性是相通的;不同之处在于，李泽厚不把工具理性作为理性计算的工具，而是把它还原为亲情和血缘关系。实用理性“讲求各个因素之间动态性的协调、均衡，强调‘权、‘时、‘中、‘和而不同、‘过犹不及等等”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25页。。这种注重“掌握分寸，恰到好处”的观念，李泽厚先生将之概括为实用理性的逻辑——“度”。人类及个体首先是以生存为目的，而人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维持肉体生存，即衣食住行，由此这个“度”便首先产生并出现在生产技艺中。人类既依靠生产技艺中的“度”的掌握而生存、存在，而维持族类的存在，“度”便随着人类的生存、存在而不断调整、变化、扩大、更改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240241页。。在这个层面，实用理性大大超出了工具理性的范畴，扩展到人生态度和伦理层面。在这里，“度”是一个重要的概念。

“‘度作为物质实践（操作活动及其他）的具体呈现，表征为各种结构和形式的建立。这种“恰到好处”的结构和形式，从人类的知觉完形到思维规则，都既不是客观对象的复制，也不是主观欲望、意志的表达，而是在实践—实用中的秩序构成。人类在使用—制造工具的实践操作中，发现了自身活动、工具和对象三者之间的几何的、物理的性能的适应、对抗和同构、契合，发现不同质料的同一性的感性抽象（如尖角、钝器、三角形等等），由于使用工具的活动使目的达到（食物以至猎物的获得），使因果范畴被强烈地感受到，原始人群开始了人的意识。……这种种人类意识的萌芽，都是在亿万次大量经验尝试错误中通由个体突发涌现出来的‘完形。出来之后，被原始人群不断模拟（mimes）而得到巩固和传授。”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242243页。

从根本上讲，“度”首先是行动而非思维，它有某种不可规定性、不可预见性，因此它不是理性的逻辑（归纳、演绎）所能推出，而是与美、审美相连的含混的充满感受的开放过程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243245页。。在《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一书中，李泽厚先生对实用理性的逻辑—“度”—作出进一步和较为细致的论述，他如此写道：

“历史本体论的实用理性所讲的A≠A±（即度）之不同于A=A、A≠A，是因为二者不再一个层面上。A≠A、A=A是由操作命令而内化为思维和语言的同一律规则。A≠A±（度）在实践操作层面虽仍需遵循A=A、A≠A才能进行，但它之所以不同于A≠A，在于它指示的是这一实践操作取得成功（达到目的）的现实可能性。只是A=A、A≠A并不一定成功，它只是实践操作规则。A≠A±，是遵守A=A、A≠A的操作活动而取得成功（达到目的）所需要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因之，它涉及的是维系人的生存—生活—生命的本体实在，是对这一实在的确认和见证。而某一A≠A却与成功与否从而可以与人的生存或本体存在无关。可见，A≠A±（度）的范畴所涉及的，远不只是主體操作活动，而且也设定一个实体世界的存在。A≠A±不能通由伦理命令成为思维规则，而只能是由不断的尝试错误的操作实践中逐渐涌现出来。所以，它成为人类通过实践获得生存的本体性的存在范畴。它不属于形式逻辑，而进入辩证逻辑。它不止于人的操作—思维，而且进入人的生存—存在。”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第22页。同时参阅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269270页。

从以上摘录的这段话来看，李泽厚先生所谓的实用理性是“经验合理性”的概括或提升。这种经验合理性，实质上是引文中黑体字部分黑体字部分是李泽厚先生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中摘引《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中相关文字时才添加的，这显然意味着他对这句话的重视，以及希望引起读者的注意。，即A≠A±（度）“它之所以不同于A≠A，在于它指示的是这一实践操作取得成功（达到目的）的现实可能性”，以及它的现实化所形成的各种秩序。为此，以“度”替代“存在”（Being）、“本质”（essence）、“实体”（substance）以及“物质”（matter）或“精神”（spirit，soul，mind）作为其第一个范畴的实用理性，不是先验的僵硬不变的绝对的理性，而是历史建构起来的、与经验相关的合理性。以下，笔者通过与古希腊哲人、康德、黑格尔、马克思、杜威等人的相关观点的对比，进一步阐述实用理性的内涵。

从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以来，便有“思维与对象是同一的”思想，至近现代虽经康德的批判，但到黑格尔那里，他的“绝对精神外化”依然存在重新将思维实体化的倾向。与此不同，“‘实用理性今日明确认为，无论是形式逻辑还是辩证法，都只是人类处理事物的方法，而并非事物或对象本身的性质，即它们不能实体化、存在化。”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第1819页。马克思和杜威从黑格尔的理性主义脱身出来，走向了日常生活的经验和实践。杜威的“实验经验主义”（experimental empiricism）详细论述了人类操作活动对认识的基础地位和关键作用，强调理性绝非本体而只是工具，只是因为在劳动操作的社会实践中“出现了不停地敲、削、切、锤”等等，以及它的节奏、尺度，才使人类将一个无秩序和不稳定的生存状态改造成一个可控制和有秩序的生活世界，但是它仍然没有从哲学上充分重视作为历史积累的人类文化心理成果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第1420页。。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较为系统地论述了社会生产实践活动的基础地位以及社会意识的能动作用，但是它也同样没有充分重视更为复杂的作为历史积累的人类文化心理结构。与此不同，实用理性以辩证范畴强调作为历史积累成果的人类心理结构。最后，康德哲学所提出并论述的是使一切经验成为可能的人类心理的普遍必然的结构形式，但其论述方式是先验的，即它将这个结构归之于无所由来也无从解说的“先验”。与此不同，实用理性认为，这个结构是人类长久历史实践特别是劳动操作活动的产物，即是积累沉淀而形成的人类独有的人性能力李泽厚对“人文”和“人性”作了如下的区分：人以实践操作活动作为基础区别于其他动物，形成不同于其他动物群体的社会语言、秩序、组织和各种物化亦即物态化的产物或符号，如仪文字、艺术等等，他将之统称为“人文”（human culture）;以及与之相应，由此文化积淀而成心理的结构形式，他统称为“人性”（human nature）。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第3页。。

李泽厚关于实用理性不等同于理性计算的判断，是对韦伯工具理性的一个纠正;同时，将实用理性与“度”相勾连，也为这个概念填充了儒家元素——“度”与儒家的中庸思想显然具有相通之处。然而，在摒弃理性计算之后，实用理性的内涵变得模糊了。经验固然是认识世界的方法，但如果总是相信经验，则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就可能被经验所困，就如同农人很难想到发明拖拉机来代替体力劳动一样。实用理性要成为一种对社会进步有益的哲学，就需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它可以不认可永恒的真理，但不能放弃对真理的追求。如果说实用理性在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发挥了作用，那么，实用理性就肯定不是仅仅依据经验行事。尽管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但摸石头的过程也是探索新的方向的过程，在最低层次上，改革必须向未来敞开所有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李泽厚对实用理性的认识论着墨很多，但对它的实践论则鲜有论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认识世界是为了改造世界，后者受实践论的支配。从字面上理解，实用理性的目标是“有用”，因而李泽厚可能认为，实用理性的实践论是不证自明的事情。然而，“有用”的目标必须经由一定的手段才可能获得，那么，仅凭目标的有用性就可以肯定手段的合法性吗？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将构成本文对中国务实主义实践论的主体论述。

（二）实用理性的哲学基础

实用理性是如何形成的？由前述回顾已经可以看出端倪，“积淀说”是李泽厚实用理性的发生学李泽厚：《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第3437页。。具体而言，积淀说有三个层次：

一是原始积淀，即制造—使用工具，使人的行为的主体性（subjectality）积淀为人的心理的主观性（subjectivity），其中包括对称、平衡、节奏、韵律等等秩序感、形式感的建立，当然更包括动作语言（手势语）和发生语言（主要是语义）。此即理性的出现。在西方，Nature经常含有某种固定的意味，而我所谓Human nature（人性）实际等同于Human psychology（人的心理），是变异的、进化的，是在动物生理基础上，人类自己塑造起来的。这Psychology（心理学）一词，我只把它作为一种哲学概念，并不等同于今天实证的、经验的心理科学。二是不同文化的不同积淀。由于社会组织、人际关系、意识形态、宗教信仰、生活形态、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情感表达都颇有不同，形成了不同文化。这便形成了不同的心理积淀。三是上面两层积淀都必然落实在个体心理上。而个体因先天（如生理遗传）、后天（如环境、教育、经历）的差异，每个个体心理积淀的文化心理结构以及情理结构是不相同的，而且可以差异很大……所以我一直强调‘积淀是一个前行的进程，是formaiton、process。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79页。

依据以上摘引的论述来看，积淀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的“积淀”具有开放性。由此，它一方面构成了实用理性的历史根源，另一方面构成了实用理性的不断生成的内涵。在这个意义上，积淀说与其说是实用理性的发生学，不如说是实用理性自身：它既是实用理性的根源、基础和内涵，又是它正在生成的部分。在这个过程中，实用理性的形成是一个不自觉的过程，是人类社会原初状态下自发生成的认知模式：

一方面由于“巫史传统”，实用理性与实用主义有契合的地方，即都强调“用”即“体”，“过程”即“实在”，工夫即本体，毋须发展出对象化的存在设定（客观性的人格神或物质世界或自然律the law of nature），也毋须发展出一整套主观的逻辑范畴即先验理性;另一方面，也由于这个“巫史传统”，“实用理性”仍然设立了虽由人道上升却要求“普遍必然”的“客观”天道（而不像实用主义者从不设定这些客体对象），以作為自己行为的信仰和情感的依托。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252、255页。

“实用理性”恰恰由于不设定客观对象，它不存在What问题，它不提出Being问题，它只有Becoming即过程、运动、功能。它无先验（或超验），无核心，无实体，也就无本质。从而它不可能推崇理性至上。“实用理性”实际乃含认识与信仰、理知与情感于一身，常常不去做严格的辨识区分。它确乎混沌，也不甚确定，但又仍然不离开人类实践和生存，主体性的实用功能非常突出。李泽厚：《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第255256页。

总结起来，李泽厚对实用理性发生学的论述存在以下几方面的问题。其一，积淀说揭示的是人类理性的凝成过程，尽管它的内涵会因具体地理环境、社会制度等以及个人先天禀赋、后天努力的差异而在群体、个体上呈现出不同的特征，但它的形式具有客观社会性或普遍必然性。如果这个判断是正确的，那么，实用理性就应该是所有文化所共有的特征。然而，李泽厚的初衷是用实用理性来概括中国人文化性格的一个显著特征，他的发生学显然和这个初衷相背离。其二，实用理性在一定程度上准确地把握住了中国文化的整体特征，但其发生学却是建立在人类不自觉的经验积累之上的，因而涵括了伦理论和存在论，甚至，它首先是伦理论和存在论的，由此，它具有相当的模糊性。和阿玛蒂亚·森一样，笔者认为，“如果基本思想有着本质的模糊性，对这个思想的精确表述必须力图抓住其模糊性而不是把它隐藏起来或干脆把它抹掉。”[英]阿玛蒂亚·森：《能力与福祉》，载阿玛蒂亚·森、玛莎·努斯鲍姆主编《生活质量》，龚群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39页。李泽厚关于实用理性的模糊性并不完全来自于其基本思想的模糊性，其论述的疏漏也是问题之一。结果是，实用理性这个范畴显得过于宽泛而含混，既缺乏对其目标特征的一般性规定，也缺乏对其机制进行详尽的分析。其三，“积淀说”把实用理性还原为人类的经验过程，因而它的论证是人类学、而非哲学的。就实用理性是一个中国范畴而言，这个论证过于宽泛;就实用理性是一个哲学概念而言，这个论证又过于松散。实用理性要成为一个描述来自中国文化传统、同时又可供分析的哲学概念，就必须在哲学的范畴内被还原和论证。本文的主要工作就是从认识论和实践论两个层面来界定中国务实主义，并把它还原为儒家的人性论。

二、何谓中国务实主义？

如前一节所述，李泽厚先生关于实用理性的相关论述，尤其是关于“度”的论述，已经很好地说明中国务实主义在认识论上的特征。然而，实用理性被用来概括中国人的人格特征，不是一个恰当的称谓，特别是它以“实用”来限定理性，让人感觉中国人就是没有原则、专攻算计的实用主义者。本文采用“中国务实主义”这个名称，既可以承载中国人的人格特征，也可以被赋予哲学含义，成为哲学分析的对象在英文里，“务实主义”和“实用主义”都是pragmatism，然而，在当代中文语境里，“实用主义”已经带有较为强烈的负面意义，“务实主义”则是一个中性的词汇。。那么，何谓中国务实主义？一个简短的回答是：从认识论上讲，它不承认超验和永恒的真理;从实践论上讲，它主张手段的合法性来自于目的的合意性。本节从认识论和实践论这两个层面对中国务实主义进行哲学探讨。这两个方面紧密关联在一起，但为了清晰起见，笔者先将它们分开叙述，而后再论述它们之间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