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编辑部

作为一个科学史爱好者,我比较熟悉青霉素的前半段故事: 1928 年,在伦敦圣玛丽医院工作的弗莱明偶然发现了青霉素.这一发现的潜在价值在于,可能会诞生一种抗生素药物,用以减少因感染引起死亡的人数.直到1938 年,在牛津大学工作的弗洛里、钱恩和其他同事读到弗莱明的研究报告后,才开始青霉素的分离和提纯,1941 年他们证实,青霉素作为一种药物可从实验室引入临床病人的治疗中.因为青霉素的发现,弗莱明、弗洛里和钱恩三人获得了1945 年的诺贝尔生理医学奖.前半段故事主要用来说明科学家如何有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发现,这个发现具有何种科学意义和潜在的社会价值.

青霉素后半段涉及科研成果商品化、产业化的复杂过程,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被我忽略.最近关注科研成果如何走出商业化的"死亡谷"、政府在其中应扮演何种角色这类问题时,我发现青霉素生产作为一个典型案例,故事是非常精彩的.

牛津大学研究团队面临进一步研发缺少经费的困境,但他们没能在英国筹集到资金,便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弗洛里和合伙人之一希特利在1941 年7 月底进入美国,像推销员一样,拜访美国几家大的制药公司,劝说他们投资研制大规模生产青霉素工艺,但都被无情拒绝了.好在弗洛里在美国有相交多年的朋友理查兹,理查兹是美国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所属医学研究委员会的负责人.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是1941 年联邦政府新成立的机构,其目标是调动美国的研发力量,用科技强化美军的作战能力.1941 年10 月,医学委员会通过了为弗洛里提供资本、整合多个机构的资源和信息、合作研究青霉素的议案.至此,美国联邦政府完全主导了青霉素大规模生产工艺的研发过程和新产品的采购使用.

首先,政府-研究机构-企业多方合作研发.科学研究与发展局主持了多场针对合作研究的会议,参加人包括局领导、医学委员会负责人、农业部所属联邦实验室首席专家及默克、辉瑞、施贵宝等医药公司的研究总监等,搭建了合作研发的框架.

其次,政府给予足够的研发资金和人员投入.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农业部为从事青霉素研发的相关实验室研发提供了持续不断的项目资金,实验室也因此得到更多的人力资源.包括39 个实验室的至少1000 名科学家( 药物化学家、化学工程师、微生物学家、真菌学家等) ,组成了青霉素合作研究的庞大队伍.

最后,军事需求促进了青霉素的大规模生产.1942 年美国政府成立战时生产委员会,负责军需物资生产与分配.1943 年5 月委员会通过直接资助建造新生产车间、允许私人投资加速折旧等方式,协助企业提高青霉素产量,一年半之后生产商不仅能满足军事之需,而且也能向普通公众提供青霉素了.

青霉素引发了一场20 世纪的现代药物革命,它发现于英国,研发于美国,商业化于美国,最大受益者也是美国,美国公司由此走到制药产业的前列.现在看来,美国联邦政府对青霉素在商品化初期的强力支持,在推动美国抗生素药物产业的快速发展进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