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文彬

（新疆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新疆乌鲁木齐830012）

一、引言

当前被称为历史上第四次的新工业革命重塑全球产业链，为后发经济体提供了实现经济技术赶超的第二机会窗口[1]。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出，应推动我国产业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升级，构筑若干国际级先进产业集群。为适应未来生产和服务模式，对全球生产组织变化做出前瞻性预判是至关重要的。

全球价值链（Global Value Chain，GVC）的范畴为分析某一经济体的产业发展和企业竞争力提供了崭新的视角。随着贸易成本的下降和信息通信技术的迅猛升级，国际分工格局呈现出史无前例的垂直分离和再造，其分工模式已经成为国际分工和全球一体化的新常态[2]。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与发展中国家发展战略转型相互激发，推动分工合作趋向深化。此时，国际分工生产体系基于要素禀赋和价格差异自发地对链条上的研发、生产、销售等环节进行全球配置，在空间分布上具备区域性和全球性特征[3]。实践证明，全球价值链必然伴随着两种效应，即经济增长和结构封锁。嵌入全球价值链、培育生产集群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路径，但对那些以低端模式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又面临低端锁定困局。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是世界上军事、文化、宗教最为错综复杂的区域，既是我国的能源大动脉，也是我国突破西方遏制、化解来自海上制约最为关键的陆路通道。“一带一路”倡议实施成功的关键有一半在于该走廊。我国经济面临外部需求锐减困境，环境保护约束强化，传统贸易优势与新的比较优势培育之间出现断档，形势严峻，沿廊其他国家偏低的全球化参与程度也突显了其偏离全球化中心的事实，沿廊经济带需要新的一体化努力和动力来对冲其初始条件对相关国家间有效合作的制约。面对新工业革命的机遇，在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回流、新兴经济体中低端制造承接力强化、中美贸易摩擦等前所未有的国际分工挤压效应下，应着力构建深化区域价值链，通过全球价值链升级来推动技术进步与市场深化，实现产业向中高端跃升，破解全球价值链分工的结构封锁效应。

二、文献综述及研究现状

价值链（Value Chain）的概念由波特（Porter M E）[4]于1985年首次提出。后全球价值链研究范式的主要特征在于其思想起源的多元性，生产过程分节化初始理论建立的基础在于对中间品贸易越来越多的实证研究，并因此更加精确地定义了全球价值链研究的关键改变[5]。分析的方法论框架在社会学领域得以发展，根据从企业管理到产业组织理论等不同学术领域的交叉，社会学家在全球价值配置结构与机制综合研究中确定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他们根据缔约方之间的权力关系结构，列出了全球价值链的五种类型，分别为市场型、模块型、关系型、俘获型和等级型。杰里菲（Gereffi G）等[6]还设置了衡量全球价值链结构动态变迁的三个参数（3C模型）：一是交易的复杂化（Complexity）；二是交易契约可编码性（Codifiability）；三是供应方的能力（Capabilities）。在该模型下，全球价值链治理结构通过市场准入、产业升级、利润分配对后发国家企业产生重大影响。价值链治理结构根据主导公司的控制程度或不同流程连接的紧密程度，可分为网络型、准科层型、科层型、市场型等种类[7]。研究进程表明，全球价值链研究的分析框架是不断分化的。

相比较而言，其实证研究开展得较晚，早期基于企业经营数据进行的单个产品附加值分析[8]，随后被以投入产出分析为基础的产业层面的价值链研究所补充。投入产出数据库的使用为构建各层次全球价值链指标提供了可能性，典型的有增加值贸易[9]和供应链长度[10]。安特拉斯（Antras P）等[11]对全球价值链研究的不同领域进行了整合，他们在契约理论分析框架中把新贸易理论（规模递增）和新—新贸易理论（企业异质性理论）相结合，而企业理论又能与社会学家分析全球价值链的思路联系起来。这一分析框架在安特拉斯等[12]的模型中得以进一步扩展，并将投入产出经济学在全球价值链研究上的新进展也囊括了进来。此外，还有其他相关实证研究，或者聚焦于测算各国相关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或者重点关注大型跨国企业出现对全球价值链体系的影响。比如，米尔扎（Melitz M J）[13]对外商直接投资（FDI）提升越南价值链地位的效果进行了分析等。

相关文献研究表明，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的测算方法包括三类：一是根据贸易增加值的概念来测度一个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中产生的国内价值。比如，约翰逊（Johnson R C）等[9]就以双边贸易增加值占总出口的比重为标准，测算了中美贸易不平衡的程度。此外，迪默（Timmer M）等[14]基于该指标建立了两个衡量全球价值链竞争力的指数，即全球价值链收益指数（GVC Income）和全球价值链显性比较优势指数（Revealed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GVC，RCA-GVC）。二是站在微观主体的立场衡量其在全球某个产业链的嵌入程度和分工地位。三是从中观的产业角度出发，利用投入产出数据得到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指标。同时，分工位置的测度方法主要包括两类：一是测算某一待研究行业中间品在成型为最终需求品之前所历经的生产阶段个数；二是对比某一经济体作为中间品供给侧和需求侧时的相对重要程度。库普曼（Koopman R）等[15]构建了KPWW法，将出口总值分解为五个部分，既能避免重复统计，又使测算方法清晰明了，可操作性强，成为目前全球价值链测算领域应用最为广泛的贸易增加值统计方法。后来库普曼等[16]又基于前人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路框架，以便对一个经济体在全球价值链上贸易总出口的增加值进行全面分解。

近两年我国学者在方法论上对上述研究进行借鉴并将之运用于我国实践。典型的如王岚[17]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世界贸易组织（WTO）联合发布的贸易增加值（TIVA）数据，以2000—2008年我国制造业整体出口增加值为研究对象，采用KPWW法整体测算我国制造业参与程度指数和国际分工位置指数。张辉[18]认为，应考虑搭建价值链的双环流，其中一条价值链位于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另一条价值链位于中国与亚非拉后发经济体之间。

本文对各位学者的研究方法和思路框架加以整合，基于区域价值链（Regional Value Chinas，RVC）和国内价值链（National Value Chinas，NVC）概念，以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为研究对象，以国家为基本单位测算其参与程度指数和国际分工位置指数。

三、沿廊各国经济规模、贸易特征及经济发展战略

（一）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沿廊各国经济规模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东起中国，从中国新疆霍尔果斯陆路口岸出境向西，经中亚、伊朗、伊拉克、土耳其到达地中海沿岸和阿拉伯半岛的新经济走廊，沿廊经济带有22个国家，其中中亚地区有5个国家，西亚地区有13个国家，其他地区有4个国家，是“一带一路”六大走廊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包括中国，2017年该经济走廊区域内GDP总量为3 694.78亿美元（也门、叙利亚两国GDP数据缺省），总人口4.437亿，国土面积1 120.37万平方千米。经济走廊各区域经济总规模及其占世界总量的比重参见表1。

尽管区域内国家（不含中国）经济总量规模小，仅占全球总量的4.62%，但这条经济走廊作为一条能源要道，既是我国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的必经之路，也是东西方文化融汇的枢纽，部分国家即使不与中国直接毗邻，也是我国的战略延伸。中亚国家地处亚欧大陆腹地，东临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至里海，北接额尔齐斯河和阿尔泰山沿线，南与伊朗和阿富汗接壤，面积约400万平方千米，人口近6 000万。西亚地区除了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外，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更是联通大西洋和印度洋的交通纽带，战略地位显要。近年来，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中国与西亚中东国家的关系不断深化，中国原油期货挂牌、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建立中东首个人民币清算中心、投入550亿美元支援中东工业化、石油人民币结算呼之欲出……，我国在西亚推出的种种举措堪称破局之作，西进之路更是我国市场的现实选择。

表1 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区域划分、经济规模及其占世界总量比重

表2、表3描绘了沿廊国家经济规模所处的相对位置。可以看出，在沿廊经济带区域范围内，经济一体化程度偏低。在整个走廊经济带中，中国显然处于领头雁的位置。哈萨克斯坦作为中亚经济实力最强的国家，横跨欧亚两洲，位于亚欧大陆的心脏地带，属于中高收入水平的新兴经济体，2017年GDP实现了4%的增速，其中非原料行业对GDP的贡献率已经达到60%。在西亚13个国家中，沙特阿拉伯和土耳其显然实力最强。沙特阿拉伯2015年GDP增长率为4.1%，之后两年降至1.7%和-0.7%，于是其政府开始推行庞大的经济发展计划，实施经济多样化政策，希望逐步改变过度依赖石油营收的情况。土耳其横跨欧亚两洲，与八个国家地缘毗邻，是三大洲的中转地和交通枢纽，凭借自身有利的地缘优势、独特的投资和贸易条件、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等，2017年GDP增长7.4%。

表2 2017年中亚五国GDP 亿美元

表3 2017年沿廊西亚国家及其他国家GDP 亿美元

（二）以工业增加值为特征的工业发展程度分析

由表4、表5可以看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伊朗以及伊拉克2017年工业增加值规模较大。中亚五国工业增加值总量规模普遍较小，这与其自然资源条件更适宜农业生产有关，加之其在前苏联时期的地区分工中主要以农业、矿产和石油资源开采加工业为主，传统产业结构简单。从相对指标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来看，土耳其平均为28.4%，沙特阿拉伯平均为44.7%，哈萨克斯坦平均为31.6%，2017年中国为33.9%，其他主要国家处于20%～40%之间。目前，随着全球制造日益向全球服务延伸，越来越多的增加值贸易来自服务业。在这样的背景下，结合第三产业增加值数据可以发现，目前各国经济大多处于低级工业主导阶段。

（三）以货物和服务贸易出口为特征的对外贸易

表6显示了沿廊主要国家主要出口产品种类及其主要出口目的地。资料显示，除以色列和土耳其外，产品均以能矿产品为主，而中国是沿廊国家最主要的目的地和贸易伙伴。这意味着，沿廊各国正处于典型的以初级资源型产品出口为导向的阶段。在全球产业链中，初级资源型产品位于产业链低端，价值增值空间狭小。一方面，我国与沿廊各国的商品贸易进口以初级资源型产品为主，占比平均在七成以上，工业制成品进口占比为22.93%；另一方面，我国对沿廊各国出口的商品以工业制成品为主，占比高于95%。这意味着，在沿廊经济带，中国相对位于区域产业链的高端和区域分工价值链的高级阶段，土耳其和以色列次之。

（四）沿廊国家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战略

表4 2015—2017年沿廊国家工业增加值总量规模对比 亿美元

为实现赶超式发展和弯道超车，沿廊各国均致力于结构性改革的正面效应和潜能的持续释放，纷纷制定了转型升级战略。具体参见表7。同时这些也与我国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呼应。

表5 2015—2017年沿廊国家工业增加值占GDP比重 %

表6 2017年沿廊主要国家出口产品种类结构及其主要出口目的地

然而，由于目前国际贸易和经济增长复苏乏力，全球经济仍然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沿廊多数国家都是初级产品供应商，面临转型困境。这些国家结构调整能力或产品多样化能力有限，从而使之经常成为价格竞争（保持低工资）或商品价格异常波动（资源诅咒）的牺牲品。这种低增加值的融入方式既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趋同收敛，也会阻碍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升级。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等典型信息技术的广泛应用，新一轮工业革命促使传统生产方式及商业模式底层发生质变，导致全球产业链重塑，国际分工呈现出全新格局。同时，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通过贸易限制措施将自己隔绝在全球市场之外注定会适得其反。总之，目前我国及沿廊各国是转型与增长共振，挑战与机遇伴生。

四、沿廊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与分工位置指数测度：以典型国家为例

（一）贸易增加值的含义

本文利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2016年版贸易增加值数据，测算中国及沿廊典型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程度和分工位置。贸易增加值指标五年编写一次，故样本期为2000—2011年。价值链攀升不可能一蹴而就，而是遵从一定经济发展规律渐进发展。贸易增加值数据共涵盖63个国家或（地区）34个行业的指标，其中包括制造业16个，服务业14个，第一产业4个。故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研究选取中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以色列四个工业体系相对完善的国家进行测度。

表7 沿廊部分国家经济发展转型升级战略

表8 沿廊典型国家中间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比重 %

贸易增加值核算法从新增价值维度反映各国间的产业合作关系，即将出口产品各生产流程产生的增加值分解到参与生产的各个国家，以测算每个国家各自的增加值。这意味着，可以更为准确地度量全球价值链上的国际分工与利益分配结构。对贸易增加值数据中的贸易增加值进行分解的方法有两个。具体可参见式（1）、式（2）。

其中，E表示总出口（Gross Exports），FP表示最终产品的出口额（Gross Exports of Final Products），IP表示中间产品的出口额（Gross Exports of Intermediate Products）。表8展示了四个国家中间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赫梅尔（Hummels D）等[19]总结指出，全球价值链国际分工必须具备三个基础：一是工序碎片化；二是区域碎片化；三是贸易碎片化。中间产品贸易显然是全球生产分节化、生产环节碎片化、生产资源重新配置下的产物。一个经济体如果中间品出口占比高，中间品进口占比低，说明其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段；反之，如果中间品出口占比低，中间品进口占比高，则说明其以最终装配环节的生产加工为主，“两头在外”，意味着处于全球价值链的下游段。如表8所示，自2000年以来，中国、土耳其、以色列三国中间产品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不断上升，说明其国际专业化分工进一步细化，嵌入全球价值链的深度不断增加，经济体之间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专业化生产关系。如果进一步细分，我国中间产品出口均以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零部件为主，沙特阿拉伯以能矿产品为主，以色列以高科技产品为主。

其中，E表示总出口（Gross Exports），DV表示出口中的国内价值增值（Domestic Value Added Content of Gross Exports），FV表示出口中的国外价值增值（Foreign Value Added Content of Gross Exports）。

国内价值增值包括三个部分，即直接国内价值增值（Idirect Domestic Value Added Content of Gross Exports，DDV）、间接国内价值增值（Indirect Domestic Value Added Content of Gross Exports，IDV）和复进口（Re-Imported Domestic Value Added Content of Gross Exports，RDV）。

（二）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

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指数（GVC Participation Index）能够客观量化r国对国际分工价值链的融入度，正向指标指数越高，意味着r国在全球价值链产业分工中的参与度越高，或者说r国对全球国际市场的依赖程度越深。

基本测度方法源于库普曼等[20]构建的指标：

其中，i表示产业，r表示国家；表示r国i产业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指数；IDVir表示r国i产业的间接附加值出口，即表明有多少价值增值被包含于r国i产业的中间产品出口，又经加工后复出口给其他国家；FVir测算r国出口中纳入的国外附加值；Eir表示r国i产业的总出口。

限于篇幅，本文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国家内部的行业此处不再赘述。

即：

利用前述公式和2016年版贸易增加值数据对以上四国样本期各年份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指数进行计算。具体参见表9。

从结果来看，四国对全球价值链的参与程度存在差别。纵向比较12年的数据，中国和土耳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呈逐年上升趋势，尽管变化并不是很明显，而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的变化不明显甚至存在反复。从2011年的结果看，中国参与程度最高，数值在0.6以上；沙特阿拉伯最低，参与程度只有0.122。不过，与沿廊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大多数产业都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其中化学制品业、电子信息产业以及装备制造业优势最为明显。我国以加工贸易作为参与国际分工的主要路径，因此更多表现为以后向参与方式嵌入全球价值链。

（三）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位置

如果一个经济体位于全球价值链的上游位置，则该经济体会向其他国家供应原材料或中间产品，故此处以一个经济体间接国内价值增值（IDV）占国内价值增值（DV）总额的比重来衡量其分工位置。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GVC Position Index）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r表示国家，t表示年份，表示r国t时期的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数。

表9 沿廊典型国家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指数

根据表10，从纵向比较来看，中国和土耳其的分工位置指数在自2000开始的十余年里逐步上行，而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并无明显变化；从横向比较来看，分工位置指数最大的中国和最小的沙特阿拉伯差距较大。结合表10数据，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嵌入全球价值链的速度很快，同期劳动生产率有所增加，但十余年来其分工位置反而开始向均值下游移动，更多增加值被分配给了资本而不是劳动，包括跨国公司资本，与沿廊其他国家一样面临被锁定在价值链低端的困境。直至2014年，我国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相对优势才开始减弱，而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产业竞争力才开始增强。此外，传统服务业相对优势有所减弱，而现代服务业相对优势得以增强。

（四）国际分工中基于中间产品的贸易网络

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2016年版贸易增加值数据中的中间产品贸易数据，可以描绘各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相对位置。参与者的地位不仅取决于自身在世界贸易经济中的重要性，而且取决于与之相关的贸易伙伴的中心地位。不难发现，以中国大陆地区为中心的东亚拥有大型区域集群，而土耳其和以色列参与程度较为外围，沙特阿拉伯显然尚未入围，在这些经济体内部，只有大公司才可能参与到真正的全球生产网络中。

对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发布的2016年版贸易增加值数据没有覆盖的其他沿廊国家，也可根据上述传统统计数据（贸易总额）得出区域或国际参与程度较低的结论。此外，对这些国家而言，即使融入全球价值链，也大多位于全球价值链低增加值的环节，出口自然资源是其融入价值链的主要形式。微笑曲线[21]表明，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不同、参与程度不同的国家，在增加值或区域就业促进方面差异极大。加入全球价值链可以提高经济效率，但也会带来收入分配问题。

受贸易增加值指标每五年编写一次的限制，本研究数据仅展示了2000—2011年的情况。自2012年世界经济进入缓慢复苏期，增加值创造结构与之前20年相比差异很大。一是受新兴经济体产业升级影响，加工贸易减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技术革新促使部分类型的制造业重新回到源头国家，导致以往复杂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的增长驱动了生产全球化的飞速发展，而当前经济复苏则呈现出相反的特征，即复杂全球价值链生产网络中的跨境生产活动正在逐渐减少或者说出现了贸易塌陷；二是与以往经济增长期的生产结构不同，现阶段的经济复苏主要依赖于满足国外需求的传统贸易以及美国和主要新兴经济体纯国内的生产活动；三是简单全球价值链生产活动中各国的参与程度出现分化，即发达经济体呈加深之势，多数亚洲新兴经济体呈减弱之势。

表10 沿廊典型国家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数

五、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国家全球价值链升级影响因素分析

（一）全球价值链升级理论

国际实践表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资本、技术等方面存在相对优势，占据了微笑曲线要素报酬率高的两端；发展中国家位于竞争激烈的低进入壁垒环节，结果导致贫困化增长，处于被控制和被俘获地位，位于微笑曲线的底部。

在先前研究基础上，汉弗莱（Humphrey J）[22]基于企业在全球生产网络中不同的关系和位置，提出了四种攀升模式，分别是工艺流程升级（Process Upgrading）、产品升级（Product Upgrading）、功能升级（Functional Upgrading）和链条升级（Chain Upgrading）。卡普林斯基（Kummritz V）等[23]认为，后发经济体提升价值链分工位置的演变路径通常有两种：一是先参与全球价值链，然后依次沿着上述升级流程层级递进；二是培育基于国内市场空间开拓的国内价值链。他们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把企业与全球价值链的联系看成一个能力不断发展的动态过程。考虑微观企业视角的传统微笑曲线进化如图1所示，意味着升级将以更加细致入微的方式来满足购买、生产和销售。

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AI）、3D打印等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引爆科技与商业模式创新，促使全球产业链出现重构，传统微笑曲线发生变形，国际分工出现新格局。未来几年，要提高或保持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可能会面临更加艰难的经济环境，因此有必要更好地了解其中的挑战、成功的影响因素以及障碍。

（二）计量模型

本文对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以全球价值链位置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全球价值链各生产流程具有相异的生产要素报酬形成效能，这些效能均会对价值链位置指数产生影响。根据这些生产要素的类型设置相应的解释变量。计量模型为：

其中，r表示国家，t表示时间，μr表示国家的个体效应，用以捕捉异质性，εrt是随个体和时间变化的扰动项。对于长面板模型，通过在回归方程中加入时间趋势项T的办法来控制时间效应。因变量、自变量及其选取的各指标含义参见表11。

（三）数据说明与统计性描述

对于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发布的2016年版贸易增加值数据，用式（7）、式（8）进行衡量。GVCparticipation和GVCposition采用表9、表10的数据，为增加样本数量，又对东南亚的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缅甸、柬埔寨的GVCparticipation和GVCposition进行了计算，共取得9个国家2000—2011年的数据，没有缺省的情况下样本数据为108个，其他解释变量数据来自世界银行经济发展数据库。表11列举了所有变量的统计特征。

（四）实证结果

对于面板数据，如果个体效应μr与某个解释变量相关，则为固定效应模型（FE）；如果与所有解释变量均不相关，则为随机效应模型（RE）。因此，首先对模型进行豪斯曼检验（Hausman Test）。检验结果显著拒绝原假设（H0：μr与xrt不相关），故选择固定效应模型，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国家固定效应）模型对式（9）进行回归。结果参见表12。

图1 加入企业视角的动态微笑曲线

技术水平（TECH）变量不显著，这显然与样本国家出口均为劳动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产品有关。剔除变量TECH之后再次进行回归，结果参见表13。剔除TECH变量后，回归方程整体拟合度提高了，这意味着保留下来的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解释力增强。从解释变量的系数看，变化很小，符号也未变，且显著性提升。分析表13的回归估计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关于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GVCparticipation）。变量GVCparticipation系数为正值，且高达0.832 005，并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明显提升沿廊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上的分工位置。沿廊各国尽管发展程度各异，但由于人力资源优势明显，市场空间潜力大，自然资源充足，能够通过融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产业分工来实现技术的引进和市场效率的提高，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达到全球价值链升级的目的。

二是关于物质资本（PC）。变量PC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系数符号为正。这说明，PC变量对全球价值链分工位置指数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物质资本并不仅仅包括生产资料，而且包括固定资产以及生产所必需的存货，这是现有生产能力和未来生产潜力的表征。但不可否认的是，实践表明，在短期效应中，物质资本的投放必然会导致对现有科技和市场服务投资的挤出效应，会侵占用于研发创新、市场拓展等的投入，对其平衡点需要进行探索。

表11 沿廊国家变量统计特征描述

表12 沿廊国家价值链升级影响因素回归估计结果

表13 剔除不显著变量后的价值链升级影响因素回归估计结果

三是关于人力资本（HC）。变量HC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失业率高对被解释变量具有负面效应。沿廊各国均在价值链分工中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和资源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且目前均在进行产业升级与结构调整，采用机器手、人工智能取代传统生产模式将成为必经之路。可以预计，这势必会导致短期失业率的提高。总体来看，尽管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价值链中面临着不同的成本和风险，但全球价值链的确可以带来效率的提升，然而如果缺乏适当的国内劳动力市场调整政策、普遍覆盖的安全网络以及更好的国际治理，中等技术劳动力特别是低技术劳动力将成为两类国家中最容易受到伤害的群体。

四是关于政府公共服务水平（GOV）。变量GOV系数为正，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表明公共服务水平的提高与制度质量的提升具备正效应。

五是关于国家基础设施水平（IL）。变量IL系数为正。基础设施建设不仅是物质生产和劳动力生产的重要条件，而且具备乘数效应，是一个国家长期持续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价值链攀升的有利条件。

六是关于金融服务水平（FSL）。变量FSL系数为负，与经验相悖，但考虑到所选取的指标为私营部门国内信贷占GDP的百分比，可能与部分样本国家金融体制尚不够完善有关。新兴经济体中大部分是中小企业，有实证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小，其直接参与贸易的可能性就越小，这是因为其贸易障碍较大，如融资概率低、经济规模小、服从监管的固定成本高。

七是关于外商直接投资（FDI）。变量FDI系数为负，通过了5%水平上的显著性检验。这意味着两个方面的缘由：一方面，引入了较低质量的外商直接投资；另一方面，在全球价值链低端，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结构发生了变化，高技术工人和资本所有者（包括外国投资者）成为真正的受益者和最大赢家，而不是占大多数的中低技术劳动力和国内产业链。

六、研究结论及建议

（一）研究结论

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全球价值链一直都在扩张。全球价值链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融入世界经济的新机会，为这些国家出口的多元化和迅速升级奠定了基础，但能够真正深度参与全球价值链的发展中国家数量仍然很少，特别是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沿廊各国更是如此。本文在分析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框架下各国经济总量规模、工业增加值相对位置、货物服务贸易结构特征以及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战略相互契合度的基础上，以国际分工中的贸易增加值作为量化分析对象，对沿廊典型国家的全球价值链参与程度和分工位置进行了评估，并对全球价值链升级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在贸易增加值数据中观察到的全球贸易与通常情况下从进出口总额角度认知到的国家贸易存在极大不同，它可以为研究者展示复杂的价值链活动、多元化的参与者以及隐含于中间产品贸易流的各种生产要素往返多次的跨国流动。

研究结果表明，在全球价值链中，沿廊主要国家中国和土耳其的参与程度指数和位置分工指数逐渐缓慢上升，其他主要国家指数值较低且长期停滞，非主要国家指数值更低。从国家层面看，中国、以色列在中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以及低技术产业的高附加值环节存在比较优势；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等在低技术产业和中技术产业存在较为明显的优势；而原独联体地区和西亚地区各国普遍在资源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

从整个走廊经济区域看，其对全球经济低增加值的融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经济的趋同收敛，阻碍了沿廊各国经济结构的调整与转型升级。在经济一体化程度较低的沿廊经济带区域范围内，中国处于区域价值链领头雁的位置；新兴经济体哈萨克斯坦横跨欧亚两洲，在中亚地区经济实力最强，处于核心领头雁位置；沙特阿拉伯、土耳其、以色列相对位于相邻区域产业链、价值链的高端，但从国家政治经济等角度综合分析，土耳其更适合成为西亚和北非地区的领头雁。

具体到经济要素，长期来看，更深程度地参与全球价值链、增加物质资本投入以及较低的失业率、高质量的政府公共服务水平、高水平的国家基础设施等均能显著提高沿廊国家在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地位。在经济实践中，技术水平不显著并不意味着应当被忽略，金融服务水平和外商投资水平的负效应也并不意味着这两个方面的水平越低对国家分工位置越有利，只能更加深刻地表明沿廊国家技术水平特别是创新性技术水平亟待提升，此外还要提高金融服务效率和水平，引导资金流向资金短缺的产业和重点工程，改善营商环境，引进高质量高附加值的外商投资企业。

（二）建议

近几年，具有排他性质的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开始浮现，导致不利于全球化的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分离主义等不断蔓延。面对困局，应深化以中国为主导的区域生产网络一体化，其第一步就是要推动我国国内价值链（NVC）与国际价值链对接，进而再扩展到沿廊区域价值链（RVC），推进区域一体化，从依靠发达国家的外围关系转变为以中国为核心的主导关系。

1.宏观路径：国际社会重塑全球价值链。为全球价值链治理提供更高水准的制度基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方略为指引，致力于推动多边贸易体制与国际金融体制改革。共建金融市场风险防控体系，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WB）的改革，协调国际金融领域制度。适应逆向创新、全球创新链等新趋势，构造开放协同的技术创新机制。发展中国家应适时调整发展战略，坚持创新驱动模式和方针，为再造全球价值链奠定强有力的新技术动能基础，培育新型比较优势。

2.中观路径：推进新雁阵模型下的优势互补效应，推动区域价值链治理升级。沿廊经济带区域价值链治理应充分发挥各国资源与成本优势，强化资源型产业、低技术产业范围的分工合作，在激活已有生产、制造能力基础上，依靠生产效率和生产成本着力提升中技术产业和高技术产业的产业内分工，合理定位，提高专业化程度。拓宽面向沿廊国家和地区的投资宽度和深度，加强供应链与价值链的紧密联系，以国际产能合作为契入点，致力于基础设施投资建设和新技术研发投产，以实现区域价值链的提升。以持续性制度性安排来保障贸易与投资关系的同步效应，推动贸易与直接投资以及产业转移的互融互动，最终将我国培育成具备全产业整合能力的沿廊区域性价值链的链主。

3.微观路径：完善与全球价值链并行的国内价值链。构筑与全球价值链同步且相对独立的国内价值链，可以消除后发经济体“要保增长还是要转型”的两难瓶颈，这也是在两者交互关系中实现产业升级并最终取得国际竞争优势的必要路径。微观主体应突破先参与再升级的固有思维，致力于自身技术革新和企业兼并收购以直接嵌入价值链中高端。因此，在全球价值链重构的第二次窗口期，对沿廊主要国家特别是中国来讲，首先，对内要聚焦于占据全球竞争制高点的新兴产业创新内部化与垂直一体化，即使是加工贸易，也应选择核心零部件和系统集成制造等领域作为发展方向，高度重视技术自主创新。其次，要改善制度质量，完善国内价值链升级配套服务体系。为推动国内关键行业更多参与，政府必须改善营商环境，并通过区域倡议推动沿廊国家制度进步。再次，要打造由中国主导的全球价值链领军企业。跨国企业处理多层次自由贸易协定的能力更强，掌握着多个流程的定价权，能够站在更高的立场上对生产和市场进行筹划，辐射国内制造业，带动相关服务业迅猛发展，打破沿廊国家多重经济协定所导致的“意大利面碗”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