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 虹

(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成都 610065)

贵格会(Quaker)，也称为教友会(Society of Friends)，其成员自称为教友，兴起于17世纪中叶。与正统的教会不同，贵格会拒绝原罪概念，相信每个人灵魂里都有“内在的灵光”(inner light)、圣灵或上帝的启示，崇尚平等主义，主张和平，拒绝繁琐的宗教仪式。[1]相比其他宗教或教派，贵格会还有两方面较为突出的特点：重视科学和性别平等。这个教派崇尚简朴的生活方式，注重知识的实用性，在他们看来上帝无处不在，科学对自然世界的探索可以让人类更加理解造物主的智慧，拉近人与上帝的距离，因此贵格会有大批科学家成员。另外，贵格会主张人人平等，认为灵魂没有性别，上帝平等地与男人和女人对话，女性可以担任神职、接受教育，可以走出家庭、参与社会事务，这与女性只属于家庭的传统观念大不一样。科普作家普丽西拉·韦克菲尔德(Priscilla Wakefield，1751～1832)就是一位教友，她的性别、教育和科学观念反映了贵格会的一些典型特征。另外，她是18、19世纪之交植物学在英国盛行时女性科普作家的一个缩影，从她身上可以一窥女性在科学(尤其是植物学)传播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韦克菲尔德总共出版了17本书，还不包括几部她参与编写但没有署名的作品。这17部作品中除了《反思目前女性的状况》(ReflectionsonthePresentConditionoftheFemaleSex，1798)和威廉·佩恩(William Penn，1644～1718)(1)佩恩，英国早期贵格会教友，北美宾夕法尼亚英属殖民地的创始人，宾夕法尼亚也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一部传记《追忆威廉·佩恩的一生》(ABriefMemoiroftheLifeofWilliamPenn，1816)，其他均为普及性的博物学、历史、地理等青少年读物，而且不少作品都再版多次，在18、19世纪科普界颇有影响，她本人及其作品也受到了一些现代学者的关注。如Ann Shteir曾对韦克菲尔德进行过概略的介绍，在专著《培育女性，培育科学》(CultivatingWomen，CultivatingScience，1996)和一些论文中都谈到韦克菲尔德及其作品，在重印的韦克菲尔德《心智提高》(MentalImprovement，1995)导读里对她进行了评论，并在《牛津名人传记词典》(OxfordDictionaryofNationalBiography，DNB)中撰有韦克菲尔德的词条。Sam George对韦克菲尔德的《植物学入门》(AnIntroductiontoBotany，1796)一书探讨较多，她将此书与卢梭《植物学通信》英文版(LettersontheElementsofBotany，1785)进行了对比，并把这两本书作为英国植物学女性化(feminisation)的开端。([2]，68页)还有学者讨论了《植物学入门》在法语翻译中被扭曲的问题[3]，韦克菲尔德的贵格会宗教背景和她的儿童教育写作[4]，以及她的旅游文学[5]等。

本文主要以韦克菲尔德的《反思目前女性的状况》和《植物学入门》两部作品为基本史料。表面上看，《反思目前女性的状况》和《植物学入门》并没有直接联系，而且从出版市场的角度看，前者与后者和她的其他作品相比并不成功，也被当时更为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如沃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及其作品所掩盖。然而，《反思目前女性的状况》充分讨论了她的性别观念和对女性教育的思考，尤其是鼓励女性接受科学教育，从中可以了解宗教对她的影响，而且书中的这些观念也被贯穿于她的科普作品中，包括《植物学入门》。《植物学入门》作为一部畅销的科普书，是植物学在女性中盛行的一个缩影，反映了女性科学写作的典型模式和贵格会对植物学的热衷，以及社会对女性科学教育和对植物学本身的普遍观念。本文也将参考她的其他著作和日记等材料，并结合她的贵格会身份和植物学盛行的社会文化背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尝试着探讨科学与性别、宗教的互动，展示科学文化在性别和宗教影响下的别样图景。

1 教友韦克菲尔德

韦克菲尔德出生于伦敦托特纳姆区(Tottenham)，是著名的贵格会作家巴克利(Robert Barclay，1648～1690)的曾孙女。她在贵格会氛围下成长和接受教育，1771年与贵格会商人爱德华·韦克菲尔德(Edward Wakefield，1750～1826)结婚。在公共视野里，韦克菲尔德以儿童作家和慈善家著称，在私人生活里，她不管是作为妻子、女儿还是母亲、祖母，都是为人称道的典范[6]。韦克菲尔德在思想上是彻头彻尾的贵格派，她很认同教友们在生活方式和服饰上的朴实之风，认为这是保持清廉所必需的，虽然她也会质疑这样可能会导致生活过于拘谨和单一。([7]，42页)她在个人生活里并不遵循贵格会的陈规，从来不穿教会的服装(2)贵格会对服装有严格的规定，主张教友穿着样式简单，颜色暗淡、素净的衣服，避免过多的装饰物。，私下里很喜欢社交和娱乐活动[8]，她的日记也经常会记录她与家人朋友一起吃饭、外出或参与其他娱乐活动的事。然而她坚信上帝的智慧和善，认为宗教是引导人类走向真理和美德的唯一方式([7]，46页)。她的观念、写作和慈善事业都受到贵格会思想极大的影响，在《植物学入门》里她也经常赞美上帝的智慧。

她的作品常常体现着贵格会的精神，崇高的教友形象成为善良的代表，多次涉及贵格会特别关心的奴隶贸易问题[5]。在《北美足迹》(ExcursionsinNorthAmerica，1806)中，她塑造了反对黑奴贸易、主张废除奴隶制的人物形象——教友贝尼泽特(Anthony Benezet)，其废奴思想也首先得到了其教友们的支持，她也在书中花了不少篇幅去讲述北美殖民地的废奴运动[9]。在《心智提高》里，奴隶贸易也是家庭对话的话题之一，通过父母和孩子们的交流让孩子明白奴隶制的残忍，告诉他们黑人和他们一样都是上帝的子民，除了肤色没有什么不同，以此培养他们的怜悯之心[10]。

贵格会一向热衷于慈善事业，他们在和平运动、反对奴隶运动、戒酒运动等方面都非常积极。韦克菲尔德也是贵格会慈善家的典型代表，积极投身各种慈善事业：1791年她为贫困中的分娩妇女建立了一个慈善机构，以帮助她们在生育时能得到援助。1792年她建立了绿衣工业学校(Green Coat School of Industry)，收容了教区的40个贫困家庭女孩，她们8岁入校，14岁离开。她们学习读写算术和针织缝纫等技能，韦克菲尔德自己也定期给孩子们上课[11]。1798年，她建立了女性福利俱乐部(Female Benefit Club)，为65岁以上的贫困妇女提供养老金，她在那年的日记里记录了很多为该组织操劳的事情。同年，她又成立了便士银行(Penny Bank)，鼓励小孩存钱。她还建立了节俭银行(Frugality Bank)，让下层人民把少量的余额存进来。这些福利银行被看作是英国最早的储蓄银行。除此之外，她和儿子还帮助另一位教友建立慈善学校，提高贫困学生的教育水平，她也提议过“汤羹厨房”，在冬天为穷人免费提供热汤。([7]，40页；[12])

韦克菲尔德受贵格会的另一个影响是在出版方面。与她长期合作的出版商达顿家族(The Dartons，William & Samuel Darton)也是贵格会教友。达顿与其合伙人哈维(Joseph Harvey)长期致力于儿童图书的出版，从1801年起，他们掌管着“青少年图书馆”。[13]韦克菲尔德和达顿保持着非常良好的合作关系，经常一起喝茶吃饭，讨论出版写作之类的事情。达顿在版权费上，对韦克菲尔德的书也非常慷慨，仅仅是《少年旅行家》(TheJuvenileTravelers，1801)就支付了高达200英镑的版权费，这也是达顿为单本书支付版权费中最高的一本([14]，XXIII页)，连韦克菲尔德本人都觉得达顿对自己太慷慨了([7]，88～89页)。1814年她和丈夫将11本书的再版版权以250英镑的价格一起卖给了他们。([14]，279页)与出版商的这种紧密联系为她的作家生涯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包括《植物学入门》在内的大部分作品及再版都是由达顿出版的。

2 温和的女权主义者

18世纪晚期大量女作家投身青少年文学写作中，她们普遍认同这个时期的教育改革思潮，在母亲和教育者的双重角色中发挥她们的作用，韦克菲尔德也是其中一位。笔者认同她是“温和的女权主义者”(moderate feminist)的观点[15]。她有着女权主义的进步思想，鼓励女性接受教育、拥有职业，她自己的作家身份就是最好的印证。但她又不同于当时激进的女权主义者如《为女权辩护》(AVindicationoftheRightsofWoman，1792)的作者沃斯通克拉夫特，而是把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看得特别重要。

作为儿童作家，韦克菲尔德写书的目标是为了“青少年的进步”，特别关注“女孩子”的教育。[16]贵格会的平等观念里也包括了男女平等，教义为女性担任神职、走出家庭参与国际国内事务、影响人类社会等提供了强有力的辩护。对于教育而言，上帝和科学、宗教和理性都是统一的，所以在贵格会看来，女孩子接受平等的教育，尤其是科学教育，是很自然的事情。[4]贵格会的女性穿着特别，享有在公共场合传道和祈祷的自由，在慈善事业里表现突出，在家庭中以贤德闻名，这些特征让她们享有美誉。[17]虽然韦克菲尔德并不喜欢教友会的服装，但在其他方面她却表现出贵格会女性的典型特征。《反思目前女性的状况》专门针对女性教育和职业，提出了大量进步观点和切实可行的建议。在她看来，女性和男性一样，都同样具有优秀的品质，只是当前的教育模式狭隘而且方向错误，导致女性的聪明才智受到种种限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18]，2、4页)对于职业来说，男性不但垄断大部分职业，而且即便是同样的工作，女性也会遭遇不平等的劳动回报。([18]，150～151页)因此，必须改善教育模式，让女性有更多的机会学习知识；科学的多个分支都适合女性学习，也有多种职业可以发挥她们的价值，这些学习和工作可以充分利用她们的时间和天赋，但不会影响她们谦逊的道德品质([18]，8～10页)。韦克菲尔德也认为应该让女孩和男孩一样参加各种活动，锻炼身体，不应该让她们整日温顺地静坐，或者顶多在花园里散散步，而是应该像男孩子一样参与更有活力和挑战的活动，即便弄脏衣服或面临各种困难。([18]，20～21页)

与同时代的进步女性一样，韦克菲尔德在考虑女性教育和职业时，把阶级和宗教等因素放在很重要的位置。[19]韦克菲尔德把女性分成4种阶级，并根据她们不同的处境提出了相应的教育、职责和职业建议。例如，对于比较优越的第一、二层阶级，她们可以学习语言、简单的数学、天文学、自然和实验哲学等。她认为各国风俗文化、地理学、化学、电学、植物学、园艺等知识既可以丰富娱乐活动，又可以学以致用，诗歌、绘画、音乐和雕塑等艺术也是值得推荐的爱好。([18]，90～91页)在公共事务上，她们可以为提高公共福利做一些贡献，改善其他女同胞的生活状况，提高她们的修养；或供职于慈善机构，帮助穷苦的人等等。([18]， 94、110、114页)对于个人职业而言，她们可以从事刻印、雕塑、作曲、写作、园艺等工作。([18]，125～133页)事实上，18、19世纪英国职业女性也确实大多从事她提到的这些行业。

传统的家庭模式下，女性都要依靠父亲或丈夫，一旦失去这样的依靠，她们的生活就会变得很困难。让她们接受教育，变得独立则可以避免这样的困境。([18]，65～66页)虽然韦克菲尔德自己没有失去亲人，但丈夫生意上的失败和性格上的懦弱让她不得不去发掘自己的才智，帮助家庭走出困境。从查普曼(Georgiana Chapman)(3)查普曼是韦克菲尔德家族的后代，她收集整理了家族内部材料，是非正式的打印稿，现保存在伦敦教友会图书馆，属于Hazel News藏品的一部分。本文所引用的复印件由Ann Shteir提供，谨此致谢。的评价和韦克菲尔德本人的日记看，她的丈夫爱德华生性懦弱，缺乏生意头脑，经常失败，把继承的家产都亏完了，与合伙人关系也不好，遇到挫折还容易歇斯底里。韦克菲尔德总是要为他担心，冷静耐心地面对困难，在精神和经济上都成了这个家庭的主心骨。查普曼还讲了一件轶事，说某日韦克菲尔德家失火，妻子召集佣人和邻居们竭力灭火，丈夫却在一边吓哭了，紧握着拳头不知所措。([7]，6～7页)这个故事可能有些夸张，但可以从中看出夫妻两人的性格差异，韦克菲尔德承担了更多的家庭压力和职责，这与传统家庭中男性作为主心骨的模式大为不同。

韦克菲尔德没有在学校接受过正式的教育，但幸运的是她有一位好母亲，培养了她良好的习惯和文化修养，让她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学以致用。她自己的写作之路也印证了知识对于女性独立的重要性，所以她的写作一方面是为了培养青少年有益身心的志趣，另一方面也是希望让他们学到有用的知识。她的旅行作品讲述了很多有趣的奇闻异事，但更重要的是通过旅行趣闻让读者学习地理学知识。[20]《植物学入门》也是为读者带来乐趣的同时学到“有用的知识”的作品，所以她经常会提到植物作为药物、食物或制造业原材料等用途。对她自己而言，这种有用的知识为她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基础，她的成功也证明了作家可以成为女性不错的职业选择。

需要强调的是，不管韦克菲尔德多么认可女性教育和独立的重要性，其女权主义思想还是温和保守的。在她看来，妻子、母亲和女主人是每个阶级的女性都必须担当的角色，做好这些家庭事务是一个好女人的标准和前提。([18]，81页)而她自己也是这样——成功作家的另一面，是一位早早懂事的大女儿、照顾弟妹的大姐、慈爱的母亲和祖母(她总共有17个孙辈)，以及贤德的妻子。现实生活里，她虽然在家里享有权威，承担着更多的家庭责任，但从未想过要挑战丈夫的地位；在她的书里，她赋予了母亲在家庭教育中的知识权威，但同样没有打算挑战父亲在家里的权威地位。[13]

3 贵格会的植物学热情

贵格会认为科学和宗教是统一的，宗教和理性并不冲突，而且科学比起轻浮、虚伪的艺术来说更为实在，因此科学常常成为教友的爱好或职业。[1]在韦克菲尔德的时代，英国有大批著名的贵格会科学家，如伦敦地质学会的创始人之一飞利浦(William Philips，1775～1828)、原子理论的提出者道尔顿(John Dalton，1766～1844)、植物学家柯蒂斯(William Curtis，1746～1799)等。相比其他学科，博物学的各分支尤其是植物学尤为受到贵格会的青睐。究其原因，一是在基督教传统下，自然神学与博物学有着天然的内在联系，把动植物的精致结构与和谐归结为上帝造物的智慧，不少博物学家本身就是神职人员[21]，典型的代表如约翰·雷(John Ray，1627～1705)。贵格会虽然有别于正统教会，但在这点上也不例外。二是贵格会注重实用性。探究自然是一项严肃的活动，比其他娱乐爱好如音乐、舞蹈、玩牌等更具有合法性。贵格会注重个人体验，因此强调观察、重视经验的博物学比起理论性很强的数理科学更受欢迎。[22]在贵格会教友集中的美国费城，早期的博物学家中贵格会成员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成为费城博物学研究的核心力量。[23]

贵格会对植物学的偏好尤为明显，因为植物本身具有食用和药用价值，符合贵格会务实作风。在贵格会看来，植物作为造物主的杰作，一花一木都体现着美与和谐，植物精妙的细微结构也是上帝的精心设计，研究植物和研究其他自然物一样，是理解上帝智慧最好的方式。贵格会的创始人福克斯(George Fox，1624～1691)认为植物学非常实用，提议学校给学生讲授植物的知识。([24]，244页)植物绘画也因为与植物学的紧密联系而被认可，尽管绘画和音乐通常被贵格会看作是轻浮无用的爱好。([25]，18页)植物是大自然的杰作，不是人造物，而植物绘画强调精确性，追求自然和真实，所以不管植物绘画的色彩多么艳丽精美，它也符合贵格会质朴的审美取向，而不是人为创造的浮华艺术。[26]《贵格会植物学家的黄金时代》(TheGoldenAgeofQuakerBotanists，2006)和彭内尔(Francis W. Pennell)的文章细数了几十位17～19世纪的贵格会植物学家、科普作家、植物绘图员、植物猎人、园艺师和花卉师等与植物打交道的教友们，其中包括了好几位皇家学会的会员，[27- 28]以及本文的主角韦克菲尔德，贵格会几百年来的植物学传统显而易见。

从教友们的言语中可以看出他们对植物的热爱往往与其宗教密不可分。柯林森(Peter Collinson，1694～1768)喜欢采集植物种子，从美洲引种了大量植物，对他来说植物学可以让他“远离城市繁忙的生活，感受乡间的愉悦和宁静”[29]，与植物打交道时他深深地感到“内心充满了对上帝的崇敬，伟大的造物主对人类是多么宽厚、仁慈和恩惠”[22]。在植物学家劳森(Thomas Lawson，1630～1691)眼里，上帝存在于所有的生命中，生命之美，以及它们的秩序和复杂性让人为之动容。([25]，15页)类似的观念非常普遍，韦克菲尔德也毫不例外。

贵格会内部的人际关系和社会网络，让教友们相互影响，强化了他们在植物学上的追求。在贵格会圈子里，植物学家们大多彼此熟悉，保持直接联系或通信往来，如柯林森和巴特拉姆(John Bartram，1699～1777)分处伦敦和费城，两人素未谋面，却保持了几十年的通信。([24]，256页)再如18世纪著名女博物学画家李(Ann Lee，1753～1790)的绘画技能就是在其父亲的恳求下，由贵格会植物画家帕金森(Sydney Parkinson，1745～1771)培训的，帕金森曾是库克船长的“奋进号”随行画家。([25]，20页)共同的植物学爱好和宗教观让教友们的相互联系更加紧密，最典型的莫过于福瑟吉尔(John Fothergill，1712～1780)，他与很多贵格会植物家都保持着良好的联系。[30]本文的主角韦克菲尔德的追随者霍尔(Sarah Hoare，1767～1855)也是教友，在植物学和宗教上都认可韦克菲尔德，霍尔也为自己的诗歌能附在前辈的作品里感到荣幸。[31]

4 实用的植物和植物学

韦克菲尔德的《植物学入门》在英国出版了11次(1796～1841)，翻译成法语出版了3次(1801～1810)，在美国出版了3次(1811～1818)，在首版后畅销40余年。这本书模仿了卢梭-马丁版(4)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法国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一位植物学爱好者，其《植物学通信》在他死后出版，广受欢迎。马丁(Thomas Martyn，1735～1825)英国植物学家，翻译了这本书。马丁在翻译的时候对原作有太多改变，在这里无论是说成“马丁”还是“卢梭”的作品都不合适，因此这里选择了“‘卢梭-马丁版’的《植物学通信》”作为措辞来指称这部书。的《植物学通信》，虚拟了两姐妹费利西娅(Felicia)和康斯坦斯(Constance)作为通信者，并且在信头还写了假想的日期，让这些信看起来更加真实。这28封信(第3版开始删除了第27封信，之后的版本都只有27封)系统地介绍了林奈植物学。这本书是韦克菲尔德第一次采用书信的形式写作，用“轻松熟悉的方式(familiar form，即书信)去介绍[植物学知识]，尽量减少专业词汇，[让读者]更容易接受”。([32]，v页)第一封信中，费利西娅表达了与表妹分离的低落和忧伤，为了让她开心起来，母亲鼓励她跟家庭教师学习植物学。她把家庭教师传授的简单易学的方法通过书信的方式再转述给表妹，从而两人一起“轻松愉快”地学习植物学。([32]，2～3页)这本书也是以她为代表的女作家从事科学写作的一个缩影：在书信和家庭对话中进行科学教育，亲切又浅显易懂。这也是她大部分书所采用的方式，她认为这种轻松愉快的家庭氛围可以寓教于乐，更容易让小孩子学习新事物，在她的书中父母尤其是母亲(在本书中是家庭教师)常常扮演着成功的老师角色，对孩子进行道德和知识教育。[33]

韦克菲尔德深受贵格会思想的影响，非常务实，她的植物学也是如此。虽然她强调植物学是适合女性的休闲娱乐方式，但同时她的植物学也是功利的植物学，关注植物的实用价值以及植物学知识能带来其他的回报。从功利性上看，韦克菲尔德与卢梭完全不同，后者将植物学当成“纯粹的好奇心”、毫无功利目的的学习，[34]而对韦克菲尔德来说学习植物学是为了获得“有用知识”：

随着我们在植物学里不断地进步，我们便不能将知识局限在植物的形态或器官的数量等信息上，而是应该将我们的研究扩展到它们实用性的目的上。学习植物学应该让我们在休闲娱乐的同时获取大量有用的知识。([32]，84～85页)

在讲解各纲的具体植物时，她也经常提及它们在医药、食品、油脂或生产制造中的实际价值。如三雄蕊纲(Triandria)的禾本类植物可以作为牧草和粮食的来源，间接地为人类提供奶制品、啤酒、肉类等食物，以及皮革等产品，可以说是衣食之源；伞形科有很多植物可以“为我们的餐桌提供丰富美味的蔬菜”；亚麻是“亚麻制品的主要原材料来源”；九雄蕊纲(Enneandria)有很多植物都是有用的药材，等等。([32]，48、71、76、88页)

在《反思目前女性的状况》中，韦克菲尔德表述了她对科学教育的看法，也为女性的职业提供了不少建议，认为植物学非常适合女性学习，而写作则是女性理想的职业之一。她自己将植物学和写作结合到了一起，《植物学入门》是她写作生涯中非常成功的一部作品，为她带来了经济上的回报，也为她的写作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就很好地证明了植物学知识的“有用性”，不仅因为植物在实际生活中的实用价值，更因为植物学知识使她从写作中获得了回报，其他自然科学知识也同样如此。写作是她赚钱的方式，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可以解压，在很大程度上让她从劳累的生活和繁杂的家庭事务中暂时解脱出来，放松自己。用她自己的话说，“除了散步，把一整天都用来写作——既可以乐在其中，又可以作为赚钱的职业，还有望通过这种方式为他人提供微不足道的指导”。[33]

5 植物的目的和上帝的智慧

正如上文所述，贵格会热衷于植物学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植物是上帝的作品，学习植物学可以更好地理解上帝造物的智慧。作为教友，韦克菲尔德时时不忘这样的理念，她总是把宗教、道德教育融入科学知识的传播中，在写作中充满情感，这也是当时女作家在传播科学时的普遍做法。她在《植物学入门》序言里开篇就强调这本书是为了“为了培养青少年对自然的兴趣，因为这是理解上帝最容易的方式，自然中所呈现的秩序与和谐之美，都是上帝智慧的体现” 。([32]，iii～iv页)韦克菲尔德的植物学反映了基督教传统下自然神学的目的论立场，植物的精妙结构都有存在的目的，而这些目的最终都指向上帝精巧的设计：

斯内尔格罗夫(Snelgrove)小姐也不允许我仅仅[把学习植物学]当消遣，而是用亲切的、启发式的方式引导我，不单单从植物学的角度去看这些讨人喜欢的植物，还要去思考它们不同的结构器官有何特殊的目的，从每一片叶子和每一朵花中去理解和欣赏上帝的智慧。([32]，17页)

她在描述植物具体的特征时总在强调精巧结构的“目的性”，典型的例子如豌豆的蝶形花结构，旗瓣、翼瓣、龙骨瓣等各种细微的部分都是为了共同的保护目的而存在。([32]，23～25页)再如十九纲即聚药雄蕊纲(Syngenesia)的头状花序结构是为了有效扩散种子：

小花似乎在一瞬间同时绽放，花萼打开，但当这些小花凋零时，花萼闭合起来成一束，这样就可以保护柔弱的种子，直到它们成熟准备扩散；种子上密集的茸毛，原本成束状，却一下散开，迫使花萼再次打开，并且很快反卷回去，为种子提供了一个脱离[花冠]的通道。([32]，132页)

不仅仅是植物精妙的结构，植物与动物、植物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上帝精心安排的，可以从植物特殊的生长和繁殖方式等去认识上帝的作品，拉近人与上帝的距离：

阔叶树的雄蕊和雌蕊同株或异株，通常先花后叶，这样树叶就不会妨碍花药扩散到雌蕊进行传粉。自然从来都是一位经济学家，不会对针叶树有如此安排。只要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也是一个非常显著的例子，清楚地证明了自然界所有的创造物都展示着上帝的无限智慧，他不仅从一开始就设计了这一切，也用奇妙的方式确保万物的生长和繁衍。([32]，152～153页)

大地覆盖着青草，多么柔软，多么赏心悦目。如果没有它们，这个地球将会多么了无生趣!试想一下，几乎每种走进草地的动物都会取食于草，但我们身边依然随处可见可爱的绿地毯，如何解释草地能安然无恙存留下来呢。最全能和仁慈的上帝早就安排好了一切，这些草的叶子被啃食得越厉害，它们的根就长得越快；更奇妙的是，虽然动物们在草地里完全是随心所欲地吃草，但却碰不到花茎和种子；还有一个现象更加无疑地证明这一切都并非偶然而是因为上帝的智慧：长在山顶上那些植物，即使夏季的热量不足以让种子成熟，它们也可以通过根或者冬芽进行繁殖扩散，而不必依靠种子。([32]，50页)

如同前文提到的其他贵格会植物学家通过植物学理解上帝智慧，韦克菲尔德的理念也一样，在这方面我们不难发现贵格会对她也有非常显著的影响。她的写作富于情感，在亲切而浅显的语言中充满对自然的热爱和对上帝的赞美之情。

6 结 语

韦克菲尔德出生教友世家，贵格会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她的人生和事业。如果没有受到贵格会的性别平等观念和其他教义的影响，她很难具备女权主义的进步思想，并且那么努力地写作科学普及读物并将其作为后半生的事业以及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她也不大可能抛头露面积极投身慈善事业。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位18、19世纪英国知识女性传统的一面和她女权主义的进步思想。同时，对于那个时代的博物学文化而言，我们必须看到博物学与自然神学的紧密联系，韦克菲尔德及其植物学就是宗教、性别、科学互动的鲜活案例。当然，这样的互动非常复杂，本文也仅仅是一个抛砖引玉的尝试，以期能为性别研究、科学史(尤其是博物学史)研究略尽绵力。

韦克菲尔德是18、19世纪英国博物学黄金时期和科学文化兴盛之时女性科学传播者的典型代表，她将科学、宗教、道德等各方面的知识和理念融为一体，用亲切而情感化的写作传达给读者。在那个时代，女性是博物学(尤其是植物学分支)重要的参与力量，甚至塑造了植物学“女性化”和“女性气质”的形象，对自然知识的传播、对女性自身和青少年的教育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5]而从现实的意义来看，在提倡复兴博物学[36]的今天，韦克菲尔德们或许能让人们去思考如何发挥女性在自然教育、科学写作、博物绘画等方面的优势和特色，实现她们不可忽略且多样化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