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琦

燕赵傩舞文化认同与当代传承—— 武安《捉黄鬼》、曲周《聚英叉会》体育人类学考察

王 琦

（沈阳音乐学院 公共基础部，辽宁 沈阳 110818）

燕赵祭祀歌舞中的傩舞习俗与磁山文化相当，“禓”和“五祀”两类仪典为燕赵傩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因子；燕赵傩舞表演依然沿袭周代“大傩”涂脸、假面的遗痕，具有典型的商周傩文化遗风；其中武安《捉黄鬼》傩舞表演习俗已成为燕赵宗教祭祀、神鬼概念与社火仪式的象征，曲周傩舞《聚英叉会》习俗则具有典型的燕赵傩文化图吉利、避凶邪宗教意识。

燕赵；傩舞；文化认同；《捉黄鬼》；《聚英叉会》；文化符号

在多样的民族文化生态谱系中，燕赵社火傩舞、傩戏、傩俗文化遗存丰厚，历史悠久。在燕赵傩舞文化为核心的传承场域，邯郸是目前存留较为完整，傩舞习俗活动“原生态”文化底蕴浓重的地区，其中，武安固义村的《捉黄鬼》和曲周南阳庄村的傩舞《聚英叉会》文化习俗依然采用传统的表演艺术风格，这一特殊文化事象延续至今，承载着当地人们对傩舞艺术的文化认同心理，是燕赵傩文化传承脉系的一个重要分支。燕赵傩舞艺术作为该地域特有的文化符号象征，其古老的形式、恢宏的气势，引起了国内外民俗学、人类学、艺术学、体育史学家的研究兴趣，为我们了解民俗、民间文化遗产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但是，面对社会多元文化的冲击，社会文化结构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燕赵傩舞文化正面临着传承的危机。鉴于此，本研究以武安、曲周傩舞文化作为田野考察的切入点，探索燕赵傩舞文化传承与变迁的文化载体和传承范式，解构其深层次的文化内涵。

1 燕赵傩舞文化历史钩沉

1.1 傩文化形成考辨

“傩”是古代祭礼中的一个重要分支。中国古档案文献中对于“傩文化”的记载最早见于《礼记》和《周礼》。《礼记·月令》载：“季春之月……命国傩，九门磔攘，以毕春气……仲秋之月……天子乃傩，以达秋气……季冬之月……命有司，大傩旁磔。出土牛，以送寒气。”《礼记》云：“傩，人所以逐疫鬼也。”《周礼·夏官·方相氏》曰：“方相氏掌：蒙熊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隶而时傩，以索室驱疫。”记载了宫廷驱疫的仪式，称之为大傩，每年组织三次：季春毕春气，仲秋达秋气，季冬送寒气。在傩祭时，方相氏扮相凶神，行傩礼，索室驱疫，祭厉神，蒙熊皮，驱厉鬼，表现出早期傩文化以恶制恶的原始交感巫术思维范式，傩面、傩祭、傩仪、傩礼开辟了中国早期傩文化形成的群体话语。

1.2 燕赵傩舞文化源流

“傩舞”又叫“跳傩”，俗称“跳鬼脸”[1]，是一种具有强烈宗教色彩和地域文化色彩的文化艺术形态。自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对于傩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赣、桂、闽、滇、黔、皖等南方少数民族的舞蹈表演形式[2]，一度有“中原无傩”的学术观点，对北方民族并未以傩视之。2003年河北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出土了大量刻陶傩舞面具，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为古老的面具作品，与7 300多年前的兴隆洼文化、磁山文化年代相近，为研究燕赵傩舞文化、原始宗教、巫术提供了重要佐证。

河北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发掘的大量器物（陶支架、陶盂、圭盘、陶纺轮、石斧、石刀等）与伏羲文化风格完全一致；另外，磁山文化中作甲历、定四时、充庖厨等也具备伏羲文化的基本特征，磁山文化发掘遗址距《归藏易》和《周易》发祥地安阳仅80公里。另外，《纲鉴易知录》中也有伏羲率部落逐水草而牧，选择黄淮平原的记载。再者，磁山文化的形成年代与太昊伏羲的生活时代吻合，是易文化的雏形，也是伏羲文化的遗存或孑变。可见燕赵大地文化底蕴深厚，历史悠久，从伏羲的一画开天，“天地氤氲，万物化醇”（《周易·系辞下》）到神农风水学，都诠释了燕赵先民认识世界的神秘性，法术、巫术、驱逐术的产生激发了“万物有灵”的原始宗教信仰，由此形成了燕赵“傩舞”文化的萌芽。

2 燕赵傩舞文化认同的发生学解释

早期的祭祀歌舞、原始宗教、图腾崇拜是燕赵傩舞文化发生、发展、繁衍的逻辑起点，描摹了燕赵文化的独特风骨和兼容性格，实现了与地域文化的广泛融合，营造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文化空间，使之成为燕赵民族的文化传统，这都得益于对这种文化价值潜移默化的普遍认同心理。对于燕赵傩舞文化的研究还需要借助发生学理论从“时间文化层”和“空间文化层”来加以揭秘，才能更好地梳理燕赵傩舞文化的“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2.1 祭祀中的燕赵傩舞文化考古推断

祭祀歌舞是人类体育史上最为古老的运动文化之一，其中，傩舞也是祭祀活动中最早期的舞蹈形式，被誉为中国舞蹈史上的“活化石”。对于磁山文化考古学中发现的储存粮食的洞穴中有成堆的猪、狗兽骨，河北省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所长乔登云认为是早期磁山先民举行某种仪式的牺牲品，是最原始的“仓祭”遗迹，即祈求仓神、谷神或皇天后土[3]。魏建震认为是远古时期社祭祀的一种原始形式[4]。从这些考古研究中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燕赵大地早期的磁山文化就具备了以祭祀为载体的文化形态。祭祀活动是傩舞文化产生的社会环境，但是，在这些原始的祭祀活动上是否有傩舞习俗呢？在对北福地遗址进行的连续两年的考古发掘中，发现10余件刻陶假面面具和面饰作品，采用阳刻、阴刻、镂空相结合的雕刻技法，图案为人面、兽面形状，面具边缘散布一些小孔，专家推测为系带穿绳之用[5]。这些面具是史前人类举行祭祀仪式时所戴，是祭祀或巫术驱疫时的辅助神器，具有舞蹈的性质，也是我国最早的傩舞面具[6]。这也说明了燕赵祭祀歌舞中的傩舞习俗与磁山文化一致。

燕赵早期祭祀歌舞中傩舞文化事象主要是借助现有的实物资料进行的推断。从最早的文字——甲骨文的出现就记录人类社会早期的傩舞文化。傩舞起源于殷商，兴盛于西周，这是目前学术界对傩文化研究所达成的一致意见。“乡人禓”与“乡人傩”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关联或文化流变关系呢？殷墟甲骨文字中并无“傩”字记载，甲骨文中的“昜”即“禓”（shang），“禓，或为献，或为傩。”（郑玄《礼记·郊特牲·乡人禓》）“乡人儺，（孔子）朝服而立于祚阶。”（《论语·乡党》）香港学者饶宗颐先生撰文论“上甲微作禓”：据《山海经》记载，微又叫上甲微，是亥的儿子，夏朝帝泄十二年，商族首领亥在易国（今燕赵易水流域）有淫秽不轨之事，被易国杀死，微为父报仇“假师千河伯，以伐有易”，灭之。微为祭祀亡父，行“五祀”之礼，对门、窗、井、灶、中溜都驱赶一遍，“禓”和“五祀”成为两类仪典，这也为燕赵傩舞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因子。

2.2 社火脸谱中的燕赵傩舞文化认同

燕赵大地为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相传上古五帝之一的唐尧就出生在保定市西郊顺平县（原完县）的伊祁山（又称尧山）。《史记·五帝本纪》中也有熊氏黄帝和神农氏炎帝与蚩尤战于“涿鹿（河北省涿鹿县）之野”的记载。《史记》卷一《五帝本纪》中记载：“蚩尤没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像以威天下……八方万邦皆为弭服。”在面部作画蚩尤形象也是燕赵傩舞脸谱的早期文化形象，此时的脸谱属于“官社”范畴，或称之为“大傩”，以“驱疫避邪”的目的出现，这也是燕赵先民对社火脸谱文化的普遍认同，并使之世代相传。到了周代，“傩”文化的影响范围更加广泛，“乡人傩”的出现说明开始出现了“私社”活动，驱傩仪式开始传入民间，傩舞也逐渐演变为祭神、娱神、迎神赛社的艺术展演，开始由祭祀向禳祓（禳灾趋吉）形式的转化。“国人傩，九门磔禳，以毕春气。”（《吕氏春秋·季春》）说明秦代傩舞表演是隆重而庄严的国家大事，并不具备娱人色彩。到了汉代以后，“先腊一日，大傩，谓之逐疫……百二十人为侲子”（《后汉书·礼仪志》），傩舞仪式逐渐娱乐化和世俗化，场面极为盛大。

燕赵傩舞表演依然沿袭周代“大傩”涂脸、假面的遗痕，社火脸谱也不乏典型的燕赵地域早期商周傩文化遗风。远古先民认为土生万物，土地是有神灵的，“封土为社，以报功也”（《孝经纬》），信奉土地为社。到了周代，“社”被分为“大社”、诸侯立的“国社”和大夫及庶民的“置社”[7]；而“火”则是祭祀活动工具和通神的信物，也成为“火祭”。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这种早期的“社”与“火”的原始宗教祭祀活动也是“社火”文化形成的根源。“社火”作为中华原始的宗教仪式，在仪式上戴假面而舞，古人称“蒙倛”，“仲尼之状，面如蒙倛”《荀子·非相》，杨倞注曰：“倛，方相也。”倛与祗想通，意为装扮神祇之意。燕赵社火活动中的傩舞表演头戴面具，口作“傩傩”之声，祈求神灵，这种表演方式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已经逐渐摆脱了原始宗教和古朴的原始图腾，而成为祈福纳祥、欢庆节日的表演活动。燕赵社火脸谱在绘画、设色、章法、图案等方面具有固定的设计程式，造型粗犷又复杂细腻，色彩浓烈又和谐统一，形成了既有燕赵古典文化风格又有现代艺术气息的社火傩舞脸谱。

3 燕赵傩舞习俗当代传承之田野考察

经过历代文化的不断侵蚀与融合、同化与变异过程，燕赵傩舞习俗依然在少数的乡间村落中沿袭，这也不失为我国民俗体育史上的一个奇迹，同时，也面临着传承的危机。笔者在对“河北省志”“燕赵文化”“河北省各县志”文献进行整理的过程中发现，无论是考古学的推测，还是民间的故事传说，有关燕赵傩文化的正史资料较少，野间笔记间或有之，很难展开对燕赵傩舞文化的历史考证工作，造成当前学术界对于燕赵傩文化事象存在较多的费猜和争端。带着这些困惑，笔者选择傩舞习俗遗留较为完整的两个行政村——固义村和南阳庄村作为田野考察实录地点，以挖掘燕赵傩舞文化背后所深藏的传统民俗文化底蕴，使濒临灭绝的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好的保护与传承。

3.1 武安固义村傩舞《捉黄鬼》

3.1.1 地域民俗文化符号化的传承范式

固义村位于邯郸市西南55公里，地处晋冀鲁豫四省交界，自古为通往山西的要道，全村700多户人家，是典型的北方汉族聚居村落，明洪武年间，有山西洪洞县人向武安移民的资料记载（《武安县志》）。固义傩舞产生于明代中期[8]，山西上党傩舞“鞭打黄涝鬼”和固义傩舞“捉黄鬼”在表演风格上极为相似，从当代固义傩舞产生时间上来看，符合因人口迁移流动传入特征，是上党傩舞与武安傩舞文化的相互融合的产物。在村西北丁家祖坟丁三多墓碑上记载了傩舞《捉黄鬼》习俗，为明朝中叶本村丁氏族人丁端自河北蔚县带回之说，时间上与固义傩舞的产生时间也比较吻合。这两种说法均验证了固义村《捉黄鬼》傩舞表演习俗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事物的演化逻辑遵循“发生→发展→符号化”的一般规律。《武安县志》记载，早在后周显德年间，村北处就建有佛堂寺，自西汉初置县，固镇古城就坐落在村东北2公里，至今有2 000多年的历史。据村中老者回忆，固义村在旧时被分为东王户、南王户、刘庄户和西大社四个居落，村中的大户人家都建有宗族祠堂，早期村中的大小寺庙达十几座，供奉着释家、道家、儒家、俗家神灵，正月十四开始请神、祭神、送神、镇宅和“过厨”习俗，傩舞《捉黄鬼》也是最为隆重的仪式活动，并配合表演赛戏、花车、划旱船、舞龙、舞狮、高跷、霸王鞭、武术等花会节目。傩舞表演中的“黄鬼”①据村中的长（掌）竹讲，傩舞《捉黄鬼》中的大鬼、二鬼、黄鬼和跳鬼本是兄弟四人的化身，因黄鬼是灾星的象征，又是忤逆不孝、恃强凌弱、无恶不作者的代表，所以，大鬼、二鬼和跳鬼决定将其除之。形象是邪恶的象征，洪涝、干旱、瘟疫、痨病都是“黄鬼”作祟，同时，也是忤逆不孝、欺负弱小人物代表，表现出固义传统文化中的泛神信仰、神鬼观念，祈福平安、世道安宁的美好愿望，以及尊老爱幼的伦理道德教化观念。这也是早期傩舞习俗中祭祀、原始宗教和古朴的原始图腾信仰的文化变异与重塑，开创了当代燕赵傩舞文化之滥觞，形成了具有地域民俗特色的文化符号和文化认同。

3.1.2 宗教祭祀、神鬼概念与社火仪式象征

走进固义村可以感受到村中强烈的泛神意识和宗教文化色彩，近乎“处处有庙宇，步步见神灵”，村中坐落有河神庙、真武庙、泰山奶奶庙、关爷庙、胡爷庙、三教堂、玉皇庙、龙王庙、火神殿等，供奉神灵有泰山奶奶、白面三郎、白眉三郎、玉皇大帝，傩舞表演也具有典型的早期宗教祭祀文化特征。早期，由于人们无法抗拒各类自然界灾害，对灾害事件缺乏“解释力”，于是就认为有一种超自然的力量而存在，这也是神鬼概念产生的根源。据村中的长（掌）竹②长（掌）竹是傩舞表演祭神、斩鬼仪式中唱词的吟唱者，当地人称为宋代乐舞引舞人和宋金杂剧引戏人“竹竿子”在当今的遗存。扮相是：头戴戏曲行头中的小王帽，净脸，不戴髯口，身穿简易袍，红色彩裤，薄底靴。上场时左手贴身竖握一根竹竿，上半截劈成三十根细蔑，用一条红绸子束住。介绍，村中现存的传统傩舞脸谱共计24件，系纸浆拍制成，其中的18件为村民信仰的神灵——城隍、灶君、寿星、观世音菩萨、白眉三郎等，在整个傩舞仪式表演中，直接演出人员达600余人，连同一些辅助演出人员，演出规模不下千人。从出演规模、人物和表演等方面均具有典型的早期宫廷大傩仪式遗风。据村中各社首介绍，旧时固义村祭神傩舞表演习俗以西大社为首庄户社首组织，负责“起社”（即举行祭祀和傩舞演出），其余社首配合。固义村傩舞表演习俗能够延续至今，取决于对原始古朴的宗教信仰，把祸福观寄托于神鬼的主导与掌控，而凌驾于人的主观意识之上。同时，也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组织程式，一般连续操办三年，停办三年，组织期间参与表演的人员必须参加祭祀演出，否则，不吉，甚至带来灾祸。固义傩舞表演的分工明确，组织过程井然有序，西大社姓氏杂多，为主要参演社户，主要负责文、武执事，捉黄鬼，脸谱，鬼差，赛戏等；刘庄户负责表演武术、划旱船、舞高跷、跑驴、秧歌舞和霸王鞭；南王户负责表演狮子舞、杠官、武术；东王户表演武术、跑驴、竹马戏③跑驴是中国北方地区的汉族民间舞蹈，是一人执驴形道具扮骑驴妇女，另一人扮赶驴人的双人社火舞蹈。竹马戏起源于唐代“竹马灯”的戏曲舞蹈，是正月十五元宵节的社火活动，《京东梦华录》中有“小儿竹马”“踏跷竹马”“男女竹马”等竹马戏的记载。和秧歌舞。

武安固义村傩舞属于典型的“社火”文化范畴，为考察迎神祭祀和娱神娱人意义的社火傩舞《捉黄鬼》表现出哪些文化符号元素和文化信息，笔者于2013年正月十四日至十七日前往固义村，感受元宵节《捉黄鬼》社会习俗的古风神韵。整个演出过程可谓紧张、激烈、粗犷、凶悍。正月十四日上午，入村的主要阁口、牌坊张贴对联，呈现一派祥和；下午两点，傩舞社火开始排练，当地人称“亮脑子”或“摆道子”；晚上，画脸谱、试服装；凌晨三点，李氏族人扮作“探子”骑马探街，为净街之意。正月十五八点，大鬼、二鬼和跳鬼在村中各巷道驱邪赶鬼，寻找作祟“黄鬼”，踏走三遍以驱除邪祟，是谓“踏边”；天亮“黄鬼”被擒获后，开始旱船、秧歌、舞狮子，各式花车等表演；中午十二点，判官历数黄鬼罪状，阎王宣判处以极刑，此刻《捉黄鬼》活动达到高潮。从固义社火傩舞《捉黄鬼》表演中可以看出，既有宗教祭祀、神鬼概念信仰意识，又有驱邪求福、教育子孙的生命感悟。在傩舞《捉黄鬼》仪式上吟诵的“元宵佳节喜新春，妆文扮武逐灾瘟。扬盾执戈行傩礼，五谷丰登贺太平”道出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固义深厚的傩文化根基，从对神的敬畏和崇拜到对人生命意义的关注和追问，表现了燕赵民俗文化的独特象征及人们对地域民俗文化归属感的普遍认同。

3.2 曲周南阳庄村傩舞《聚英叉会》

2007年6月，曲周南阳庄傩舞《聚英叉会》被列入河北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单。南阳庄位于曲周东南约15公里处，据《曲周县志》记载，明洪武二年，山西洪洞县人刘文进迁此建村，迄今为止已有640余年的历史。

3.2.1 曲周傩舞《聚英叉会》文化符号流源试证

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不是简单的对外来文化的引进、借鉴和植入过程，而是吸收、兼容、认同的传承范式，进而形成具有地域民俗特色的文化符号。对于文化符号的解释，哲学家和逻辑学家约翰·费斯克（John Fiske）在《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一书中谈到：“符号、符号使用和符号所指之间构成三角形的文化互文关系。”[9]曲周傩舞《聚英叉会》民俗文化的传播也存在这样一个相互依赖的三角模式，聚焦了该地域社会群体对英叉会文化符号的理解与传承、演绎与表征过程。

对于曲周傩舞《聚英叉会》文化符号流源的解释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需要对其加以解构，才能清晰地认识符号背后的文化信息。从曲周傩舞《聚英叉会》的表演形式上来看，包含：傩舞、武术、杂技、叉等多重文化符号的传承载体，并呈现出多种文化底蕴和文化风格。傩舞具有原始宗教、祭祀、社火意义的傩舞文化符号，赋予了驱鬼禳祟、趋吉祈福等特殊含义，是燕赵早期殷商文化的遗留。燕赵武术文化底蕴丰厚，素有“武术之乡”美称，形意、太极、八卦、八极、劈挂、六合、迷踪、绵张翻、八闪翻等誉满京华[10]，历史悠久，从黄帝时期的“蚩尤戏”、教武以“振兵”和“习用干戈”（《史记·五帝本纪》），燕昭王“光复国土”，赵武灵王“胡服骑射”，赵惠文王三千斗剑之士（《庄子·说剑》），东晋祖逖、刘琨闻鸡起舞，汉朝公孙瓒与袁绍之战，六国混战到宋辽纷争，塑造了燕赵“勇武任侠”的习武之风，为曲周《聚英叉会》多样的武术表演风格提供了重要的文化因子。杂技，亦作“杂伎”，是古代娱乐形式和民间艺术之一种，源自汉代的“百戏”“歌舞戏”“傀儡戏”和“幻术”，也是早期燕赵杂技艺术的雏形，并经过隋唐、宋、元、明、清时期与武术、戏曲的融合而成为燕赵地域广泛流传的民间艺术，为曲周《聚英叉会》艺术表演注入了活力。曲周傩舞《聚英叉会》表演使用的道具为“钢叉”，古时为狩猎捕鱼的工具。笔者在对燕赵武术史学研究的古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的过程中，未见有关武器“叉”的记载。为了进一步了解曲周舞钢叉习俗，对南阳庄傩舞聚英叉会传承人进行了实地访谈，据介绍，康熙年间，江浙一带的抗清复明义士，躲避追杀时被南阳庄村民救助，为报答救命之恩，将钢叉舞传授给当地人，由此得以代代相传，迄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江苏的母子墩土墩墓和北山顶土坑墓考古发掘出兵器“叉”。据浙江省各县志记载，明隆庆年间，在浙江嘉兴、缙云、常山县等地均有民间舞钢叉习俗，至今已有400多年的历史。由此来看，传承人介绍的由江浙一带传入的说法从使用器械和传承时间上均有一定的科考依据，燕赵傩舞、武术、杂技与江浙钢叉舞的相互融合塑造了曲周傩舞《聚英叉会》特有的文化艺术风格。

3.2.2 曲周傩舞《聚英叉会》表演仪式与文化符号所指考察

每年农历的7月30日为叉会人员的纪念日，据《聚英叉会》传承人介绍，对于这里的村民来说，这天绝不是一般意义的社火日，而是师祖授艺和祭祀阎王的日子，《聚英叉会》的涵义是“聚集英武之士，以叉会友，习武健身”，聚集一起切磋叉技，烧香、祭祀、祈福，使曲周《聚英叉会》不仅表现出娱人意义的民间活动，更赋予了驱鬼禳祟、趋吉祈福的燕赵傩文化符号所指。

曲周傩舞《聚英叉会》表演仪式过程充满神秘色彩，且有着固定的表演程式：第一项活动为打鼓聚英。聚集地点竖着写有“聚英叉会”的大旗，两人抬鼓沿村中街道敲打，叉会表演人员携钢叉、花脸谱向会旗集聚。第二项活动为上庙拜祭。表演者在会首的指挥下到村前的关帝庙、菩萨庙上香跪拜，鸣放鞭炮，趋吉辟邪。第三项活动为杀鸡祭叉。祭祀完后，出演人员回到表演场地，两人一组，挥舞钢叉依次出场，滴鸡血绕叉转一周，全体参演者单腿跪地三叩首，然后，取叉起舞。第四项活动为列队跑场。主要有跑圆场、闯八调（当地人又称插花空）、跑“８”调、跑别棍（跳骚窝）、跳前叉、跳后叉等。第五项活动为演绎故事。主要表演的剧目有《阎王登殿》《捉野灵鬼》等，反映出当地人惩恶扬善、娱神祭祀、期盼平安的意愿，具有典型的燕赵傩文化图吉利、避凶邪宗教意识。

曲周傩舞《聚英叉会》作为典型的、具有地域性色彩的社火活动，在与燕赵文化不断融合的过程中，表演技艺日臻完善，塑造了该地域特有的文化风格和传承范式，形成了具有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符号，其艺术表演既有燕赵文化古风，又有现代文化气息。曲周傩舞脸谱的刻画不像武安傩精心描画，而是采用线条粗犷的大手笔勾勒，成为南方与北方傩文化相互融合的例证，显示出其民间信仰价值和自娱性倾向，具有神性、魔幻性的宗教文化心理，也为曲周傩舞《聚英叉会》的传承开辟了更为广域的文化空间。

4 结束语

脱胎于农耕社会的燕赵傩舞文化在现代工业文明发展的格局之下，随着传承场域环境的变迁，宗教信仰、神鬼概念日渐淡薄，燕赵傩舞也面临着生存的窘境，已经处于濒危状态。燕赵傩舞从娱神到娱人的价值转向，文化认同向文化焦虑本位的转移，从“崇神”意识到“崇身”意识的关注和追问，造成了民俗文化归属感的失语和文化认同的缺位，生存空间的缩小也使得燕赵傩舞文化面临着当代传承的危机，加速了燕赵傩舞文化的自我消亡和文化断裂。因此，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解读燕赵傩舞文化背后所隐藏的历史宏大叙事信息，并以武安《捉黄鬼》、曲周《聚英叉会》作为田野考察实录的切入点，揭示燕赵傩舞文化符号、文化符号使用和文化符号所指，试图为北方傩舞文化研究提供有力佐证。

[1] 高波.傩舞的历史演变及文化内涵[J].兰台世界,2009, 24(10):67.

[2] 王文化.河北省易县北福地遗址发现我国最早陶制傩戏面具[EB/OL].http://news.cri.cn/gb/3821/2005/06/22/ 1385%40593611.htm,2005-06-22/2018-12-05.

[3] 史志龙.先秦社祭研究[D].武汉:武汉大学,2010:29-30.

[4] 魏建震.禹治水与夏代社祭祀[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 2008,24(2):80-84.

[5] 段宏振.河北易县北福地史前遗址的发掘[J].考古, 2005,25(7):3-12.

[6] 姚岚.巫傩舞源流简论[J].船山学刊,2009,17(3):48-51.

[7] 朱燕,任靖宇.和谐与超越的仪式展演——固义傩戏的个案研究[J].石家庄学院学报,2011,13(5):77-81.

[8] 朱文丽.浅议社火及社火脸谱的渊源[J].青年文学家, 2012,10(4):116.

[9] John Fiske.许静,译.传播研究导论:过程与符号[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5.

[10] 申国卿.燕赵武术文化研究[J].中国体育科技,2010, 30(4):81-96.

The Cultural Identity and Contemporary Inheritance of YAN Zhao's Nuo Dance with Investigation on Physical Anthropology of Wu’An’s “Catch the Yellow Ghost” and QU Zhou’s “Gathering Heroes to a Fork Party”

WANG Qi

(Public Foundation Department, Shenyang Conservatory of Music, Shenyang 110818, China)

The Nuo dance culture in the Yan and Zhao’s ritual dance is quite similar to that of the Cishan culture. The two kinds of rituals "禓" (a ritual to drive out the evil spirits) and "五祀" (a ritual to sacrifice five gods) provide an important cultural factor for the formation of Yan and Zhao’s Nuo dance. The performance of Yan and Zhao’s Nuo dance still follows the tradition of “Da Nuo” with painted face and mask in the Zhou Dynasty and has a typical style from Shang and Zhou Dynasty. The Nuo dance of “Catch the Yellow Ghost” has become a symbol of religious sacrifice, and "Gathering Heroes To A Fork Paty” is typical of Yan and Zhao’s Nuo culture that pursue good fortune and avoid disaster.

Yan and Zhao; Nuo dance; cultural identity;;; cultural symbols

G853

A

1009-9115(2019)06-0082-06

10.3969/j.issn.1009-9115.2019.06.021

2019-02-28

2019-03-12

王琦（1981-），女，辽宁大连人，讲师，研究方向为体育教育。

（责任编辑、校对：何胜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