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 堃



《文选》在唐宋时期作为教材的典范作用

于 堃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文选》学”兴起后，《文选》逐渐成为师授的重要教材、科举考试的典范教材、文人士子必备的自觉学习教材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教材之一，教材的特征主要体现在教授如何读懂文章和应付科举考试。唐宋时期《文选》作为教材被文人士子等不同阶层大规模读、习，教材的鹄的体现为学做文章的典范作用，集中体现为大规模的模拟、改编和续编《文选》。学校、书院也把《文选》作为教写作文的教材，体现了其一定的社会实用价值。《文选》能成为教材的典范，因其“略其芜秽，集其清英”本身绽放的魅力和世人对其“切世用”教材价值的主动认同。

《文选》； 教材； 典范作用

“教材”是现代教育学的概念，在古代一般是以“教”单独出现，以表示“教授”的行为、“教材”或“所教授内容”的意思。从先秦开始，关于“教材”的记载就明确、系统地出现了。《文选》成书后，逐渐成为教授或学习的重要教材之一并对唐宋教育影响深远。

一、《文选》在隋唐时期作为教材的典范作用

《说文解字》这样解释“教”：

上所施下所效也。[1]

可见，“教”的意思是“上”（老师）施教，“下”（学生）效仿。

先秦时期孔子就以“六经”作为教材来教化弟子，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记载：

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以四教：文，行，忠，信。[2]

这里的“诗书礼乐”，是指上古的各种史料，当时虽未成书，但相关资料已较完备，主要教以儒家“六艺”等，并且以“文，行，忠，信”为“四教”。

到隋朝创立了科举考试制度，隋唐的科举考试主要以诗、赋为主，唐代进士科要作杂文，即作诗、赋各一篇，后来进士科已经偏重于诗、赋取士了。科举考试注重诗、赋，也就客观上给诗文总集《文选》以更大的传播空间。进士科的评选标准甚是严格，也进一步促成了符合“略其芜秽，集其清英”标准的《文选》成为重要的师授教学的教材，而文人士子主观上的主动选择使得《文选》成为学习的自觉自学教材和家庭教育的教材。

《文选》成书后，在隋唐以前的北齐时期就已广为流传。《太平广记》卷247“石动筩”条载：“（北齐）高祖尝令人读《文选》，有郭璞《游仙诗》，嗟叹称善。诸学士皆云：‘此诗极工，诚如圣旨。’动筩即起云：‘此诗有何能，若令臣作，即胜伊一倍。’高祖不悦，良久语云：‘汝是何等人，自言作诗胜郭璞一倍，岂不合死。’动筩即云：‘大家令臣作，若不胜一倍，甘心合死。’即令作之。动筩曰：‘郭璞《游仙诗》云‘青溪千余仞，中有一道士。’臣作云：‘青溪二千仞，中有两道士。’岂不胜伊一倍？’高祖始大笑。”[3]1916北齐高祖547年去世，即在此之前，《文选》已传至北朝。萧统531年去世，至547年共16年，《文选》已传至北齐，可见《文选》在当时当世已受人注目。之后不久即有研究者以专门著作研究《文选》，隋朝学者萧该传习《文选》，对《文选》成为师授教学的教材功不可没。《隋书•儒林传》载：

兰陵萧该者，梁鄱阳王恢之孙也。少封攸侯。梁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4]

《文选》编成后，已在荆州地区流传。萧该传习《文选》，可能是在荆州萧绎幕府的时候。萧该撰写《汉书》和《文选》两书的《音义》或已入长安。《汉书音义》和《文选音义》二书“咸为当时所贵”，说明《文选》在文献上的位置已经和《汉书》并列了。饶宗颐在《唐代文选学略述（代前言）》中说：“是时《汉书》以成热门之显学，《文选》初露头角，尚未正式成学，萧该、曹宪、李善均是先行之人，萧、李兼以《汉书》名家，不特《汉书》音注有益于《文选》所收录之汉代文章，且由《汉书》学起带头作用，从而有《文选》学之诞生。”[5]其时“《汉书》学”与“《文选》学”并重，这些“《文选》学”者，开始大都以“《汉书》学”名家。

曹宪撰有《文选音义》，曾仕隋为秘书学士，“学徒数百人，公卿亦多从之学”[6]，也必以《文选》为教材教授。《旧唐书•儒林传》载：

（曹宪）所撰《文选音义》，初，江、淮间为《文选》学者，本之于宪。又有许淹、公孙罗，复相继以《文选》教授，由是其学大兴于代。[7]4946

《旧唐书•儒林传》又载：

许淹者，润州句容人也。少出家为僧，后又还俗。博物洽闻，尤精诂训。撰《文选音》十卷。[7]4946

《旧唐书•儒林传》又载：

公孙罗，江都人也。历沛王府参军，无锡县丞。撰《文选音义》十卷，行于代。[7]4946

以上可见，《文选》甚为当时所重。隋末唐初以讲授《文选》最为流行，除了把《文选》作为教材教授之外，还先后出现了曹宪的《文选音义》、许淹的《文选音》、公孙罗的《文选音义》等《文选》的注本作为教授的教材。

李善注《文选》，并以讲《文选》为业，对唐代“《文选》学”的“大行于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旧唐书•儒林传》载：

李善者，扬州江都人。方雅清劲，有士君子之风。明庆中，累补太子内率府录事参军、崇贤馆直学士，兼沛王侍读。尝注解《文选》，分为六十卷，表上之。赐绢一百二十匹，诏藏于秘阁。除潞王府记室参军，转秘书郎。乾封中，出为经城令。坐与贺兰敏之周密，配流姚州。后遇赦得还，以教授为业，诸生多自远方而至。又撰《汉书辩惑》三十卷。载初元年卒。子邕，亦知名。[7]4946

据《旧唐书•文苑传》记载：“（李邕）父善，尝受《文选》于同郡人曹宪”[7]5039，“（曹）宪始以梁昭明太子《文选》授诸生，而同郡魏模、公孙罗、江夏李善相继传授，于是其学大兴。”[8]5640曹宪以《文选》为教材授业李善，后李善注解《文选》60卷上表皇上，得到“赐绢一百二十匹”的嘉奖，《文选》李善注并被“诏藏于秘阁”。后来“（李）善坐配流岭外。会赦还，因寓居汴、郑之间，以讲《文选》为业”[7]5039，以致“诸生四远至，传其业，号《文选》学”[8]5754，李善以《文选》为教材讲授，着重在对《文选》的音义、训诂、典故等注释方面，一字一句、一篇一篇讲作品，为“《文选》学”成为唐代显学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以至于达到了唐国子监助教张简“曾为乡学讲《文选》”[3]3658的普及程度。

科举考试可以说是《文选》成为最重要的教材的直接推动力。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始建进士科，科举制度至此发端。《北史•杜正玄传》载：

（杜子裕）子正玄，字知礼，少传家业，耽志经史。隋开皇十五年，举秀才，试策高第。曹司以策过左仆射杨素，怒曰：“周孔更生，尚不得为秀才，刺史何忽妄举此人？可附下考。”乃以策抵地，不视。时海内唯正玄一人应秀才，余常贡者，随例铨注讫，正玄独不得进止。曹司以选期将尽，重以启素。素志在试退正玄，乃手题使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王褒《圣主得贤臣颂》、班固《燕然山铭》、张载《剑阁铭》、《白鹦鹉赋》，曰：“我不能为君住宿，可至未进令就。”正玄及时并了。素读数遍，大惊曰：“诚好秀才！”[9]

杨素所出的考试试题拟司马相如《上林赋》等篇目多出于《文选》，可见，《文选》在隋朝已经成为科考出题的必备范本了，这也就导致了“考试考什么，考生就会学习什么”的直接结果，《文选》自然也就成为了考生的学习教材。到了唐代，《唐会要》记载：“先时，进士但策试而已。思立以其庸浅，奏请贴经即试杂文”[10]，高宗时进士科考试内容制度化起来，除了贴经和试时务策之外，还要试文、诗赋各一篇。徐松《登科记考》：“杂文两首，谓箴、铭、论、表之类。开元间始以赋居其一，或以诗居其一，亦有全用诗、赋者，非定制也。杂文之专用诗、赋，当在天宝之际。”[11]可见，进士科考试重视诗赋，《文选》作为收录诗文赋的作品总集，学子以其为科举考试的教材已成必然。《文选》在唐代成为教材非始于科举，唐代争读《文选》风气的形成，固然有隋唐以来施行科举考试，以诗赋取士的结果，但以诗赋取士并不能使当时的文人致力于《文选》的学习，因为还有大量的其他唐前总集的存在，而事实上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文选》的实情，其原因显然与当时的文坛风尚以及唐初君臣爱好有关。[12]但科举考试中的重文学的趋势确实提升了《文选》作为选本教材的地位。

《文选》成为教材用以教授或学习后，逐渐为唐代文人士子甚至皇帝所好，成为自觉学习的范本，自然也就出现了许多以《文选》为学习榜样的模拟之作和续作。《旧唐书•本纪•文宗下》载：

壬辰，集贤学士裴濆撰《通选》三十卷，以拟昭明太子《文选》，濆所取偏僻，不为时论新称。[7]553

《旧唐书•裴行俭列传》载：

高宗以（裴）行俭工于草书。尝以绢素百卷，令行俭草书《文选》一部，帝览之称善，赐帛五百段。行俭尝谓人曰：“褚遂良非精笔佳墨，未尝辄书，不择笔墨而妍捷者，唯余及虞世南耳。”[7]2802

唐高宗喜欢草书，命裴行俭写草书，以《文选》为书法作品的文本，虽然是出于书法的目的，但是对于抄写内容的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出唐时《文选》的地位，而作为政权最高代表的皇帝对《文选》的喜爱也更加强了其影响力。更有甚者，在贫贱时借《文选》学习不成，富贵后主动刊刻给后学的举动，宋人王明清《挥麈录余话》卷2载：“毋丘俭（案：毋丘俭当为毋昭裔。毋丘俭为三国时人，见《魏志》）贫贱时，尝借《文选》于交游间，其人有难色。发愤：异日若贵，当版以镂之遗学者。后仕王蜀为宰，遂践其言刻之。印行书籍，创见于此。”[13]此外，还出现了裴潾《大和通选》30卷、长福《续文选》30卷、卜隐之《拟文选》30卷、孟利贞《续文选》13卷等以《文选》为学习对象进行模拟或续《文选》之作。

李白学《文选》，《酉阳杂俎》前集卷12有载：

（李）白前后三拟词选，不如意，悉焚之，唯留《恨》、《别》赋。[14]

李白集中传世的仅见《拟恨赋》一篇，《拟别赋》则已佚去。关于李白三拟《文选》，清潘德舆《养一斋李杜诗话》有不同看法：“予韪渔洋能揭明李诗五言之复古，而恐其以《选》体当之，犹非了义也，故录而辩之。若《酉阳杂俎》谓‘太白前后三拟《文选》，不成悉焚之，唯留《恨》《别》二赋。’此真梦呓。夫《文选》三十卷，太白全拟之，则有此才力而无此文体。……总之，李杜无所不学，而《文选》又唐人之所重，自宜尽心而学之，所谓‘转益多师是吾师’也。若其志向之始，成功之终，则非《选》诗所得而囿。故谓太白学古兼学《文选》可，谓其复古为复《文选》体则不可。”[15]虽然潘德舆不同意王世祯认为李白复古全因学《文选》之功，甚至否认李白有三拟《文选》的“才力”，但他也明确肯定了“唐人重《文选》”和李白“学《文选》”的不争事实。我们可看出李白对《文选》所下功夫之深，也足以说明李白把《文选》作为自觉学习的范本去主动学习。所以朱熹评价李、杜诗的好诗是因为学习了《文选》“诗”才好：“鲍明远才健，其诗乃《选》之变体，李太白专学之……李太白终始学《选诗》，所以好。杜子美诗好者，亦多是效《选》诗，渐放手，夔州诸诗则不然也。”[16]4321-4323社会上具有一定影响的文人对《文选》的主动学习与模拟行为又引领并强化了《文选》作为教材的权威地位。

除此之外，《文选》还成为文人士子家庭教育的必备教材。《新唐书•文艺中》列传第127载：

邕少知名。始善注《文选》，释事而忘意。书成以问邕，邕不敢对，善诘之，邕意欲有所更，善曰：“试为我补益之。”邕附事见义，善以其不可夺，故两书并行。[8]5754

李善注《文选》，“书成以问邕”，与其探讨《文选》注释优劣，让其“试为补益”，可知李善家庭教育中必以《文选》为教材教授李邕，李邕才有可能与父亲李善共注《文选》，以致“不可夺，故两书并行”。于此，《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六•文选注提要》则认为《新唐书》记载不可信：“《新唐书•李邕传》称其父李善始注《文选》，释事而忘义，书成以问邕。邕意欲有所更，善因令补益之，邕乃附事见义，故两书并行，今本事义兼释，似为邕所改定。然传称善注《文选》在显庆中，与今本所载进表题显庆三年者合。而《旧唐书•邕传》称天宝五载坐柳勣事杖杀，年七十余。上距显庆三年凡八十九年，是时邕尚未生，安得有助善注书之事。且自天宝五载，上推七十余年，当在高宗总章、咸亨年间，而《旧书》称善《文选》之学受之曹宪，计在隋末，年已弱冠。至生邕之时，当七十余岁，亦绝无伏生之寿，待其长而著书。考李匡乂《资暇录》曰：李氏《文选》有初注成者，有复注、有三注、四注者，当时旋被传写，其绝笔之本皆释音训义，注解甚多。是善书定本，本事义兼释，不由于邕。匡乂唐人，时代相近，其言当必有微。知《新唐书》喜采小说，未详考也。”[17]1685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也不赞成此说：“《四库总目》从李济翁说，以今本事义兼释者为李善定本，其说甚是，足证《新传》之诬。”[18]由是知，李善注《文选》应是其本人独立完成，与李邕共注《文选》可能不确，但是至少可以看出《文选》成为时人家庭教育流行和推崇的教材却是无疑了。

杜甫也以《文选》为家庭教育的教材教育他的儿子宗武，要“熟精文选理”，成为其“家学”的重要内容。

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19]1248

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19]1477-1478

杜甫的诗“大率宗法《文选》，摭其华髓，旁罗曲探，咀嚼为我语。”[20]56他“得于《文选》多矣”[21]，所以，他教育儿子以《文选》为教材，从小就要“诵《文选》”，并“以此家学勗宗武”。[19]1478故而，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文选》中求议论则无，求奇丽之文则多矣。子美不独教子，其作诗乃自《文选》中来，大抵宏丽语也。”[22]

正因为《文选》本身所具的魅力和后代学人认识到的教材价值，其才能逐渐成为隋唐人教授或学习的教材。所以钱锺书《管锥编》说《文选》终能成“《文选》学”：

昭明《文选》，文章奥府，入唐尤家弦户诵，口沫手胝。……正史载远夷遣使所求，野语称游子随身所挟，皆有此书，俨然与儒家经籍并列。……词人衣被，学士钻研，不舍相循，曹宪、李善以降，“文选学”专门名家（参观阮元《揅经室二集》卷二《扬州文选楼记》）。词章中一书而得为“学”，堪比经之有“《易》学”、“《诗》学”等或《说文解字》之蔚成“许学”者，惟“《选》学”与“《红》学”耳。寥落千载，俪坐俪立，莫许参焉。[23]

《文选》“文章奥府”，因而才能成为教材被“家弦户诵，口沫手胝”，又被“学士钻研”，《文选》已经与儒家经籍并列，终成比肩“《易》学”“《诗》学”“许学”的“《文选》学”。

要之，唐代以诗赋取士，唐代文学又和六朝文学具有密切的继承关系，因而《文选》就成为人们学习诗、赋的一种最适当的范本、教材，甚至与经传并列。可见，《文选》是士子们必读的一部书，在唐代可称得上是文人士子心中视为文学的教科书、自觉的自学教材和家庭教育的必备教材。

二、《文选》在宋代作为教材的典范作用

科举取士考试内容宋代以论、策和大义为主。宋代大部份时间的科举内容与唐代分别不大，但王安石执政时，曾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把帖经、墨义和诗赋等考试都取消了，改为以经义（解释经书）、论（对时局的评论）和策（提出解决时弊的办法）作为考试内容。苏轼等人对该项改革提出了抗议。但这也无碍《文选》成为科举考试的必备教材。宋人葛立方《韵语阳秋》卷3载：

杜子美诗喜用《文选》语，故宗武亦习之不置，所谓“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又云“呼婢取酒壶，续儿诵《文选》”是也。唐朝有《文选》学，而时君尤见重，分别本以赐金城，书绢素以属裴行俭是也。《外史梼杌》载郑奕尝以《文选》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读《论语》？免学沈、谢嘲风弄月，污人行止。”郑兄之言盖欲先德行而后文艺，亦不为无理也。[24]

郑奕以《文选》作教材教育儿子，其兄要其教之以《论语》，意为“先德行而后文艺”，但也可以看出《文选》作为家庭教育的教材，在宋代有些人的观念里甚至有超越《论语》等经的优先趋势了。

又，陆游《老学庵笔记》卷8载：

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辉”。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方其盛时，士子至为之语：“《文选》烂，秀才半。”[25]

《文选》烂，秀才半。可知，宋初士人对《文选》的崇尚程度之高，《文选》在科举考试教材的地位之重。宋初的进士科考试中诗和赋占据了绝对重要的地位，宋初广大的士子热衷于“《文选》烂”也就很自然了。据吴曾《能改斋漫录》载：“袁州自国初时解额以十三人为率，仁宗时，查拱之郎中知郡日，因秋试进士以‘黄华如散金’为诗题，盖取《文选》诗‘青条若葱翠，黄华如散金’是也。”[26]可见，像以《文选》卷29张翰《杂诗》中的诗句出题在宋初科举进士科考试是很常见的，由于科举考试的导向性作用，士子必然会把《文选》作为考试的教材努力研习。

但是随着科举考试的变革，重注释的《文选》学却衰落下去了。宋末王应麟《困学纪闻》卷17曾总结宋代《文选》学的衰落，其云：

李善精于《文选》因以讲授，谓之《文选》学。少陵有诗云：续儿诵《文选》。又训其子‘熟精《文选》理’。盖《文选》学自成一家。江南进士试《天鸡弄和风》（《文选》诗句），以《尔雅》天鸡有二，问之主司，其精如此。故曰：《文选》烂，秀才半。熙、丰之后，士以穿凿谈经，而《选》学废矣！[27]

除此之外，宋代文学风气新变，修辞华丽受到文人的反对，《文选》的关注度自然就有所下降。元祐六年（1091）的科考以经义与经义兼诗赋两科取士，“（元祐八年）太学生总员二千一百余人，而不兼诗赋者才八十二人”[28]。可见，虽然宋代科举考试经学内容的比重增大和诗赋比重的减少，客观上直接导致了《文选》作为教材的重要程度的削弱，但是《文选》还是文人心中学作文章的典范。正是宋人重为文，《文选》还是有其独特的教材价值的，《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2引《雪浪斋日记》指出：“昔人有言《文选》烂，秀才半。正为《文选》中事多，可作本领尔。余谓欲知文章之要，当熟看《文选》，盖《选》中自三代涉战国、秦、汉、晋、魏、六朝以来文字皆有，在古则浑厚，在近则华丽也。”[20]9可见，《文选》是“知文章之要”必看的书，是人们掇事习文的文学总集，读《文选》“可作本领”，即应付科举考试的能力。从三代到六朝，“古则浑厚”“近则华丽”都有，“总的倾向，是从文章的角度推崇《文选》的。”[29]故而《文选》能博得试官及士子的青睐，成为士子学习写作文章的必备教材。

《文选》作为宋人士子学习写作文章的教材，对学人著书考订也影响甚深。骆鸿凯据清人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余仲林《文选纪闻》等指出：

“至积学之士，著书考订，其中涉及文选者仍多有。其著者，若沈适之《梦溪笔谈》，姚宽之《西溪丛话》，黄朝英之《靖康缃素杂记》，僧惠洪之《冷斋夜话》，朱翌之《猗觉寮杂记》。诸书考证《文选》，条数多寡不等，大抵多引据详明，有资考核。此则新经试士，足以蠹一般之士习，而不足以锢通儒之见闻，明矣。迄乎南渡，则有洪景庐著《容斋随笔》《续笔》，考证《文选》至数十条（原注：详载《理学权舆》），大致精审。嗣是则陆游之《老学庵笔记》，王观国之《学林》，罗大经之《鹤林玉露》，袁文之《甕牖闲评》，赵彦卫之《云麓漫钞》，王懋之《野客丛书》，张世南之《游宦纪闻》，葛立方之《韵语阳秋》，吴曾之《能改斋漫録》，程大昌之《雍録》《演繁露》，叶梦得之《石林燕语》《避暑録话》，相继而作。其考证《文选》，亦多能究根柢，非徒为臆断之谈。其他诸家说部，讨论艺文，亦常究心是书，其言颇足以备征引而资博识。迨于末叶，王氏《困学纪闻》作。应麟博洽多闻，在宋代罕有伦比，书中涉及《文选》凡数十条，考证尤多精凿（亦载《理学权舆》）。凡此诸家，虽不为选学专著，而不得谓无贡献。”[30]

宋代对《文选》作教材的另一集中体现即是大规模的模拟、改编《文选》和续编《文选》。宋初文人对《文选》作品的模拟现象可从杨亿《二京赋》窥其一斑，据宋人袁褧《枫窗小牍》载：

杨亿作《二京赋》既成，好事者多为传写。有轻薄子书其门曰：“孟坚再生，平子出世。《文选》中间，恨无隙地。”杨亦书门答之，曰：“赏惜违颜，事等隔世。虽书我门，不争此地。”余谓此齐东之言也，杨公长者，肯相较若尔耶？[31]

虽然“此齐东之言也”，不能信以为真，但是宋初模拟《文选》作品的情况可以从这则轶事中有一个侧面的反映。朱熹也曾在《跋病翁先生诗》中说：

此病翁先生少时所作《闻筝》诗也。规模意态，全是学《文选•乐府》诸篇，不杂近世俗体，故其气韵高古，而音节华畅，一时辈流少能及之。[16]3968

作为宋代理学大师的朱熹认为病翁先生写的诗正是因为“规模意态”学习了《文选•乐府》，故而“不杂近世俗体”“气韵高古”“音节华畅”，当时的同辈们都达不到这种高度，既肯定了《文选》作为教材的价值，也高度肯定了《文选》之于学习写作文章的典范作用。又如宋代刘攽《文选类林》、苏易简《文选双字类要》和高似孙《文选句图》等，体现了以《文选》为教材对用字用词的模拟学习。

另外，《文选》的选文从先秦到齐梁，后人以其为模范对象，进行续编。如唐代卜长褔《续文选》，宋代的《文苑英华》《唐文粹》《宋文鉴》等，这样使得《文选》“教材学”又具有了编续的内涵。此外，文人的现实生活中的酒宴酬答之作、墓志铭诔等应用之文也使得《文选》最适合学习模仿，也适合各类学校、书院作为教写作文的教材，也体现了《文选》的社会现实实用价值。

三、余论

元代的统治者对科举考试采取了一定程度上的打压政策，对诗赋取士也持反对态度，甚至非常轻视士子“日为诗赋空文”。科举专以进士科取士，考试的指定读物有所变动，经义的考试内容包括四书，则以程朱理学对儒家的阐释作为主要的依据，《文选》的教材意义也就大为衰落。

明清的科举考试还要考论、策，有时判和诏、告、表还要任选一种，这些在《文选》的“论”“表”等文体中都有很好的范文。明清则以八股取士，八股文讲究排偶，《文选》所选的优秀诗文作为范本，多有可学之处，《文选》也因此成为科举考试的辅助教材。所以许多家学教育以《文选》为教材，如梁章鉅《文选旁证自序》说：“伏念束发受书，即好萧《选》。仰承庭训，长更明师。南北往来，钻研不废。岁月迄兹，遂有所积。”[32]13梁章鉅从读书开始就喜欢《文选》，他受父亲的“庭训”，指导他学习《文选》，可见其作《文选旁证》即受家学影响。另据其《师友集》“《选》理最纷纷”“余作《文选旁证》，所述师说为多”，可知他跟随老师林茂春学习，《文选》即是一门最主要的课程和教材。

值得一提的是，清代出现了比前代更大量的模拟《文选》作品的现象，在骈文的复兴背景下，研习和学习《文选》的风气大盛。正如阮元为《文选旁证》序说：

“《文选》一书，总周、秦、汉、魏、晋、宋、齐、梁八代之文而存之。世间除诸经、《史记》、《汉书》之外，即以此书为重。读此书者，必明乎《仓》、《雅》、《凡将》、《训纂》、许、郑之学，而后能及其门奥。渊乎！浩乎！何其盛也。夫岂唐宋所谓潮海者所能及乎？”[32]9

《文选》从编撰出来到逐渐成为一门“显学”，虽然中间有褒有贬，但丝毫不妨碍其经过大浪淘沙，成为专门的师授、自觉学习或家庭教育的优秀教材。《文选》成为科举考试文人学士学习的典范教材，必然自有其内在原因，究其理，不超出《文选》本身绽放的魅力和世人对其价值的认同而主动地追求。《四库全书总目》卷186集部39总集类序云：“文籍日兴，散无统纪，于是总集作焉。一则网罗放佚，使零章残什，并有所归；一则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是固文章之衡鉴，著作之渊薮矣。”[17]1685《文选》显然是属于“删汰繁芜，使莠稗咸除，菁华毕出”一类的，并在传播过程中地位积渐凸显，并以其“略其芜秽，集其清英”逐渐确立了在总集中的重要地位。这正是萧统主动追求文学的“文质彬彬”的文学风格的结果，其《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能丽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质彬彬，有君子之致。”[33]应该说，具有如此文风的人是较为能够容许各种文风的，其所编纂的总集也能够容纳各种文风的作品。[34]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文选》具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特点，即所选之文用典故说事而丰富，义理用翰藻来表达而有文采。故，宋人郭思《瑶溪集》云：

子美教其子曰：“熟兹《文选》理。”《文选》之尚，不爱奇乎！今人不为诗则已，苟为诗，则《文选》不可不熟也。《文选》是文章祖宗，自两汉而下，至魏、晋、宋、齐，精者斯采，萃而成编，则为文章者，焉得不尚《文选》也？唐时文弊，尚《文选》太甚，李卫公德裕云：“家不蓄《文选》。”此盖有激而说也。老杜于诗学，世以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观其诗大率宗法《文选》，摭其华髓，旁罗曲探，咀嚼为我语。至老杜体格，无所不备，斯周诗以来，老杜所以为独步也。[20]56

郭思说《文选》是文章祖宗，认为“尚《文选》”的原因在于“精者斯采，萃而成编”，这也是暗合了《文选》“略其芜秽，集其清英”的编纂思想的，也是《文选》真正生命力的所在。宋人真德秀在《文章正宗纲目》说：

“自昔集录文章者众矣，若杜预、挚虞诸家，往往湮没弗传。今行于世者，惟梁昭明《文选》、姚铉《文粹》而已。繇今眡之，二者所录，果皆得源流之正乎？夫士之于学，所以穷理而致用也。文虽学之一事，要亦不外乎此。故今所辑以明义理、切世用为主，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者，然后取焉，否则辞虽工亦不录。”[35]

可见，《文选》之所以能在众多“总集”中成为佼佼者，也是经过历史的选择的必然结果，因为它是符合了“穷理而致用”“明义理”“切世用”“其体本乎古，其指近乎经”的教材的价值和凸显了其教材的功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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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emplary Role ofas A Textbook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YU Kun

( School of Liberal Arts,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Guangxi, China )

Following the rise of “studies”,gradually becomes an important textbook of teachers, a model textbook of the imperial exam, a necessary textbook for self-learning of scholars, and one of important textbooks of family education. The characteristic of textbooks mainly lies in teaching to read articles and coping with the imperial exams.were widely read and studied by different ranks such as scholars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s a textbook, the objective ofis reflected in its exemplary role of writing articles and centrally in the large-scale simulation, adaptation and continuation, Schools, academies also use it as a textbook of teaching writing, which reflects its social practical value.become a model of textbooks because of its charm of “ignoring filth and gathering essence” and people’s active identification of its “universal practicability”.

, textbook, exemplary role

2019-04-21

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2019年度文脉专项“萧统传”（19WMB001）。

于 堃（1985-），男，安徽阜阳人，博士研究生，讲师，研究方向：先秦汉魏六朝文学。

I206.2

A

1673-9639 (2019) 03-0067-09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肖 峰）（英文编辑 田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