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娇

（湖南图书馆，湖南 长沙 410011）

叶德辉《藏书十约·题跋八》有言：“凡书经校过及新得异本，必系以题跋，方为不负此书。或论其著述之指要，或考其抄刻之源流，其派别盖有数家焉。”[1]题跋之功用向来为学者所重视。湖南图书馆所藏明文淑抄本《玉笥山人词集》入选第五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12075，有叶德辉、叶启勋、龙毓莹所撰题跋数篇，有缘得见者甚少，故将之辑录并略加考释，公诸于世，以就教方家，更为纪念慷慨捐书、化私为公、嘉惠世人的杏林藏书家龙毓莹。

1 龙毓莹其人其事

龙毓莹（1899—1983），字伯坚，湖南攸县人，龙绂瑞之子。中学毕业后就读于湘雅医学专科学校，“五四”运动时与毛泽东编辑学生革命刊物《新湖南》，1933年获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硕士学位，回国后两度主持湖南省卫生事业，创设医院数十所。新中国成立后担任湖南省临时政府卫生处处长，后调任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情报所。著有《免疫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23）、《种痘常识》（湘雅医科大学，1929）、《肺病疗养谈》（中华书局，1932）、《救急常识》（湖南省卫生实验处，1936）、《现存本草书录》（人民卫生出版社，1957）、《黄帝内经概论》（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等书。

龙毓莹“平生所好，唯食与书”[2]，藏书处曰媚夜楼，取“有味青灯书媚夜”之意。《玉笥山人词集》前有龙毓莹所撰《媚夜楼藏书记》，辑录如下：

媚夜楼藏书，平生聚散三次：抗日战争前为第一聚，为三世两房楹书，皆明清刻本；抗日战争胜利后为第二聚；全国解放，旅居北京，行笈所藏为第三聚，则皆缩印排印本矣。三次之中，以抗日战争胜利后之一聚最为美富。因无力购买宋元真本，遂集中全力专收覆刻影印之宋元本，凡黎庶昌、缪荃荪、刘世珩、徐乃昌、张钧衡、刘承干、陶湘、董康、傅增湘、罗振玉、潘明训等私家，及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古书流通处、博古斋、大东书局各书坊，各图书馆及日本覆刻影印之宋元明清各善本，以及明清两代丛书二百余种，其中大部丛书如退耕堂影印之《明正统道藏》及《大正新修大藏经》皆已收齐，尤以明清多色套印本及中国、日本之书目、书影最为全备。三聚前后共约六十余万卷，或兵燹，或火灾，或捐赠，或售让，俱及身而尽散去，万籖不存一目。云烟过眼，春梦无痕。北地盛（煜）徐（坊），南州方（功惠）郁（泰峰），同此一慨云。

抗日战争期间，余有《弃产营书》诗二律，其一云：“尘扬两度好家居,花药阑珊劫火余。贫尚有门题卖宅，痴能弃产为营书。西园惊梦情难泯，南面追欢乐不如。一笑我捐仍我得，向长从此悟盈虚。”其二云：“乱离何意事搜求，万卷居然一屋收。几案依人情脉脉，云烟过眼兴悠悠。当年轻抵连城璧，此日重封小国侯。偶聚不妨勤护惜，随缘任汝几时留。”

一九六四年有《售书赠别》诗二绝，其一云：“典到琴书事可知，凄凉陈（坤维）厉（鹗）旧题诗（见《樊榭山房诗集》）。明知聚散原无准，难破浮生梦里痴。”其二云：“把卷低回几度看，别时容易见时难。销魂千古文通赋，从此何人伴岁寒。”

一九七一年二月，长沙龙伯坚记于北京。

龙毓莹藏书三聚三散，第一次散于文夕大火；第二次散于五十年代初，赴武汉任中南卫生部教材编辑委员会主任前，将168柜藏书悉数捐赠给湖南省立中山图书馆；第三次散于1964年，因患白内障无法看书，故将之售卖他人，惟留一函《湘贤四家藏书》摩挲把玩。1976年，龙毓莹回长沙小住，湖南省图书馆邀请他参观昔日所捐之书，但见藏书完好无损，连168个樟木柜都一仍其旧，不禁感慨万千。得知备战时书籍曾妥善转移他方，欣然不已，表示“私人是没有这个力量的”[2]。湖南省图书馆曾借《湘贤四家藏书》展览，龙毓莹对工作人员说：“这部书现在是我的伴，将来我死了就捐给你们。”[2]但不久后，龙毓莹忍痛割爱，生前即将书捐赠给了湖南省图书馆。

2 湘贤四家藏书

湖南近现代史上，何绍基、袁芳瑛、方功惠、叶德辉被誉为四大藏书家。龙毓莹将四人旧藏各一种汇成一函，并撰写了《湘贤四家藏书序》：

吾湘藏书家道咸以前无闻焉，清末则以道州何绍基子贞东洲草堂、湘潭袁芳瑛潄六卧雪庐、岳州方功惠柳桥碧琳琅馆、长沙叶德辉焕彬观古堂四家为巨擘。余收得每家藏书各一种，汇为一函，题曰“湘贤四家藏书”。其中有明文淑手钞宋王沂孙《玉笥山人词集》（又名《花外集》)，为观古堂铭心绝品，见所著《书林清话》及《郋园读书志》，余题以一诗云：“东洲卧雪碧琳琅，绝品铭心观古堂。我为四家留样本，书林清话话三湘。”

《湘贤四家藏书》包括何绍基旧藏《金石跋》、叶德辉旧藏《玉笥山人词集》、袁芳瑛旧藏《西昆酬唱集》、方功惠旧藏《延禧堂诗钞》，而《金石跋》实际仅一纸，乃叶启勋所赠。纸上有何绍基所书“金石跋”三字，叶启勋小字注曰“此道州[州字原稿作洲]何蝯叟手书”，钤有“拾经主人”“定侯审定”印。叶启勋亦在该纸上写有题跋，跋后有“石林后裔”“定侯”印。跋文如下：

龙子伯坚精鉴别，富收藏，隐于医而藏书名不显。其于目录板本之学，固有深造也。一日示余以湘潭袁氏卧雪庐旧藏《西昆酬唱集》、巴陵方氏碧琳琅馆旧藏《延禧堂诗钞》及先大父观古堂郋园先生所藏《玉笥山人词集》，合装为一帙，而以“湘贤三家藏书”名之，并知余得道州何氏云龙万宝书轩藏书颇多，以此得知湘中藏书家尚有何仙槎（凌汉）、子贞（绍基）父子，两世搜求得之大兴翁覃溪（方纲）、朱竹君（筠）、少河（锡庚）父子所藏者，其藏固较袁、方两家有其过之，特仙槎以吏治名，子贞以金石书画显，正如龙子之为医所掩一也。是固当合何藏一书为“湘贤四家藏书”名矣。顾余藏之经劫尚存者，早已输之国学，无一册之留，无以慰龙子之望。差幸当长沙大火时，余适得大兴嘉定钱竹汀（大昕）《潜研堂全书》中之《金石跋》及《续跋》，面叶为子贞手书，全书经其批点圈读，正付装池，而二书面叶则恐装书者不善治理，留待淑姬装褾，夹入其他书中。书毁而面叶存，亦似留待今日以副龙子之望，而成“湘贤四家藏书”者。子贞本以金石法书名家，此不仅重以法书，而所题且为金石书，固不当以书毁而不加珍视。检以贻龙子，以符“湘贤四家藏书”之数，慰情差强，且以为龙子他日更得何藏之先河，不其可与？一九六一年秋七月，叶定侯记于北京。

叶启勋“幼承家学，性喜蓄书，十数年间，聚书十万卷有奇”[3]，所藏亦化私为公，今归湖南图书馆。他与龙毓莹可谓惺惺相惜，跋文读来令人不胜唏嘘，所赠虽非完帙，却恰补龙毓莹之缺，可谓天作之合。

3 玉笥山人词集

《玉笥山人词集》，又名《花外集》《碧山乐府》。作者王沂孙，字圣与，号碧山、玉笥山人，会稽（今浙江绍兴）人，生活于宋元之际，与周密、张炎等结词社，相与酬唱。王沂孙之词现存六十余首，工于咏物，清代中叶常州词派周济、陈廷焯等对其推崇备至。其词集以清乾隆长塘鲍氏知不足斋刻本、清光绪桂林王氏四印斋刻本等版本较为常见，而该本为明文淑抄本，乃清光绪十八年（1892）三月叶德辉购于京师琉璃厂。同年九月二十一日叶德辉撰题跋，称其为明文氏抄本，曾辗转藏于长塘鲍氏、江都秦氏、钱塘韩氏；又列此本与鲍氏刻本之异，认为“多以此本为优，而鲍本为绌”；又指出此本旁注乃江都秦氏手笔，胜于桂林王氏刊《四印斋所刻词》所引戈载校语。清光绪二十年（1894）十二月初八，叶德辉再撰题跋，称此本抄者乃文淑，“近见文淑《墨竹》一帧，傍题款字，与此绝似。再三比证，乃知此本即出端容手抄。谛视笔致，字秀而捥弱，亦确是女郎手笔。然则此书，又文抄中之无上品矣。据‘玉磬山房’印，是未适赵时在闺中之作。”此跋中，叶德辉称文淑为文征明之曾女孙，误也，实为玄孙女。二十一年（1895）三月十三日，叶德辉又为此书题四首绝句，其二称“此书又经绛云楼藏过”，则不知所据。

以上三跋均由许崇熙重录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正月十二日。三十一年（1905）立秋，叶德辉再跋，纠正前误，指出书前“金石录十卷人家”朱文印非钱塘韩泰华所钤，而是清初冯砚[研]祥之印。叶跋空白处有龙毓莹跋，力证该书为冯氏旧藏。

叶德辉四跋均收入《郋园读书志》卷十六，兹不赘录。龙毓莹跋曰：

潘祖荫《滂喜斋藏书记》卷一宋刻《金石录》十卷云：“此即《敏求记》所称冯研祥家本也，乾隆间归仪征江玉屏，赵晋斋魏得自江氏，又自赵氏转入芸台相国家，继入玉雨堂韩氏。同治十年，遂归滂喜斋。冯氏初得是刻，镌一印曰‘金石录十卷人家’，其后江氏、阮氏、韩氏递相祖述，皆有是印。”毓莹案，此章印色甚旧，必在石研斋秦氏之前，非冯研祥即江玉屏。据张燕昌刻印跋云：“冯研祥《金石录》今为玉屏先生所有，珍重示余，余为用飞白书刻印以赠。”今此章非飞白，则可断为冯研祥旧藏矣。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十六日，龙毓莹记于汉口旅舍灯下。

宋刻本《金石录》十卷先后递藏于冯研祥、江立、赵魏、阮元、韩泰华、潘祖荫等藏书家，“当世诧为奇书，得之者咸镌一‘金石录十卷人家’小印，以自矜异”[4]。龙毓莹根据印章颜色及前人记载，断定书前印章的主人是冯研祥，而非他人。冯研祥，名文昌，清初浙江嘉兴人，藏书甚富。

书中有“生长湖山曲”朱文印、“遗稿天留”朱文印、“鲍氏正本”朱文印、“知不足斋”白文印，可知是书后归鲍廷博。鲍廷博（1728—1814），字以文，祖籍安徽歙县，寓居浙江桐乡，热衷于藏书、刻书，以所刻《知不足斋丛书》最为人称许，王沂孙《花外集》即列于该丛书之中，文淑抄本或为刊刻时所用底本。

书中又有“石研斋秦氏印”朱文印、“秦伯敦父”白文印、“秦印恩复”白文印，则曾归秦恩复。秦恩复（1760—1843），号敦父，江苏江都（今扬州）人，贮书之所曰石研斋、玉笥仙馆，尤精校勘。明文淑抄本《玉笥山人词集》眉批累累，时有夹注，均秦恩复手书，叶德辉在卷端天头书曰：“上方补遗均秦伯敦先生手批真迹，德辉审定。”

叶德辉获书后，钤“长沙叶氏元尚斋鉴藏”朱文印、“叶德辉”半白半朱文印、“长沙叶氏郋园藏书处曰丽廔藏金石处曰周情孔思室藏泉处曰归货斋著书处曰观古堂”朱文印。

叶德辉殁后，该书为于省吾所购，有“未兆庐藏书”朱文印、“省吾私印”白文印可证。于省吾（1896—1984），辽宁海城人，曾任辅仁大学、北京大学、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教授。“海城于省吾，亦东省之书雄者。长沙叶氏书之归北平某书局也，君以捷足，尽得其佳本。”[5]藏书处名未兆庐、双剑誃、泽螺居等，后为家计所累，偶卖书换米。

又有“孙人和所藏书印”朱文印、“盐城孙氏”朱文印、“盐城孙人和字蜀丞珍藏”白文印，知其曾为孙人和藏品。孙人和（1894—1966），字蜀丞，江苏盐城人，历任辅仁大学、河北大学、暨南大学教授，1952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喜校雠，经子要书，皆有精校之本。所收书，亦以涉于考据者为准。”[5]

书中未见其他人印章，疑孙人和后即归龙毓莹，钤有“有味青灯书媚夜”朱文印、“长沙龙毓莹字伯坚媚夜书楼所藏善本”朱文印，内封有红色长条形题签，上书“玉笥山人词集”，下注“明文氏玉磬山房钞本，长沙龙氏媚叶楼珍藏，戊子仲冬徐桢立题”。

4 结语

龙毓莹生于士绅之家，年少学医，盛年投身卫生事业，晚年潜心研究《黄帝内经》，藏书之名为其所掩，不甚显赫。而这一册明文淑抄本《玉笥山人词集》，可见其搜求古书之勤、爱护古书之切，读书之广博、考证之功力亦可见一斑，尤为难得的是其捐书盛举，值得今日以及后人永远铭记于心，图书馆人也将不负先贤不负书，在保护的前提下发挥藏书的最大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