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启存（东北师范大学图书馆）

1 前言

20世纪50年代是美国各种思潮和运动激荡的年代，以1950-1954年间麦卡锡主义为顶峰，在充满震荡与裂变的语境中，图书馆不可避免地面临审查压力，承受各种冲击，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Association，ALA）所倡导的智识自由信条被严重践踏。1959年，《菲斯克报告》以《书刊选择与审查：基于学校和公共图书馆的研究》之名出版，回应了面临审查高压时，图书馆员如何平衡选书实践和智识自由原则，［1］报告获得美国和加拿大图书馆协会的年度图书馆文献奖。Serebnick认为，作为麦卡锡时代书刊审查研究和对图书馆员自我审查行为的反思，《菲斯克报告》是美国图书馆审查史和智识自由领域最有影响力的研究。［2］Robbins指出，《菲斯克报告》的出版是定义智识自由史的3个标志性事件之一，另外两个标志性事件为1948年《图书馆权利法案》的修订和1960年Robert B Downs的《第一自由：书籍与阅读世界的自由与正义》出版。［3］然而，这部智识自由研究领域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因涉及图书馆行业自我揭疮，在美国国内始终未获得相称的声名，我国图书馆界对其更是知之甚少。因此，深入揭示《菲斯克报告》发布的时代背景及其历史意义，不仅是为探究在新旧价值博弈的社会转型期馆员如何在极端审查压力下自处，也可以为我国图书馆事业提供有益启示。

2 《菲斯克报告》肇始于加利福尼亚州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美国不断爆发诸如“要求图书馆标注或剔除有争议的书籍”等以图书馆为中心的社区冲突。1950年，在俄克拉荷马州的巴特尔斯维尔，有馆员因流通当时被视为颠覆性资料的自由派杂志《国家》和《新共和国》而遭解雇。［4］加利福尼亚州也接连爆发洛杉矶郡公立学校反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物、要求馆员签署忠诚誓言等众多审查冲突。因此，加利福尼亚图书馆协会（CaliforniaLibrary Association，CLA）智识自由委员会（The CLA Intellectual Freedom Committee）提议进行“审查对加州图书馆员图书选择实践的潜在负面影响”研究。

提议由CLA倡导有其必然性，正如时任ALA智识自由委员会主席Berninghausen所说，CLA拥有全美最早、最强大的智识自由委员会，是持续、正面抗议麦卡锡反共审查运动唯一的图书馆组织，同侪从加州经验获益良多。① 1940年，ALA理事会成立智识自由委员会，各地图书馆协会陆续组建了类似组织，加州是最早响应的地区之一。② CLA智识自由委员会不顾审查禁令，支持全州各类教科书的使用。③ CLA智识自由委员会成功阻止了多次图书馆审查企图，推翻了几个强硬的立法提案。如，由于CLA智识自由委员会的反对，旨在“禁止购藏倡导或传播与教师职责相违背观点的书籍或其他资料”的立法提案SB1671及其伴生法案AB987最终流产。［5］④ CLA在保护旗下馆员方面做出了令人信服的努力。1954年，Rebecca因共产党身份被解雇，Robbins称ALA对此的无动于衷是ALA历史上令人失望的一刻。与此不同的是，1948年，洛杉矶县监察局通过了要求所有县公务员签署忠诚誓言的计划，洛杉矶公共图书馆馆长John Henderson以侵犯智识自由为由带头拒绝签署，其后能够全身而退很大程度上归功于CLA的斡旋。［6］因此，加州成为大多数智识自由标志性事件的发生地，根据《ALA智识自由通讯》数据分析，1960年6月至1964年9月，加州地区共报道73起审查事件，占全美同期审查事件的20%。［5］

3 《菲斯克报告》的立项及其发现

3.1 报告的立项、开题和实施

研究由CLA智识自由委员会联合加州大学伯克利图书馆学院牵头立项，共和国基金（the Fund for the Republic，FFTR）提供经费支持。伯克利学院的教员菲斯克被选中承担该项调查原因如下：① 菲斯克有社会学、行为学等跨学科小组合作的经验，并从事过图书选择批判性研究；② 1951年，谢拉提出“社会认识论”，在图书馆学领域影响较大，谢拉相信社会认识论是图书馆事业的理论基础，菲斯克社会学的专业背景和社会学家视角无疑有助于其承担这一社会课题。

1956-1958年，课题组投入了巨大精力，仅预热阶段的论证会就开了75次。关于研究目的、研究程序的文章刊登在1957年初的CLA刊物上。田野调查中，通过采访笔记的形式，研究团队在26个社区与学校行政人员、图书馆员进行了204次访谈，共积累了超过1,500页的访谈记录素材。

3.2 研究目的和主要发现

研究主要是调查外部审查压力和个体自我约束对加州公共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图书选择的影响。根据菲斯克的说法，研究是为了“找出高压下，哪些图书选择问题频繁发生，馆员如何斟酌决断”。报告对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提出追问。其一，是什么导致一些馆员默从惯例，而不是冒着可能的争议践行智识自由原则？其二，馆员的哪些人格特质与自我审查有关，年龄、性别、职位或教育程度？［7］

报告的主要观点如下。① 多数口头支持智识自由原则的馆员在选书实践中开展自我审查，表现出了对专业自主权的不确定、对《图书馆权利法案》价值观的犹疑和对智识自由捍卫者角色的矛盾心理。②50%参与研究的公共图书馆馆员认为其主要义务是服务用户并满足其需求。然而，报告发现，图书馆缺乏系统评估现有馆藏、预测用户需求的可靠方法；需求导向和价值驱动的典藏策略之争导致采访实践经常不同于专业理论和既定标准，偏向于均衡、中庸的典藏方向。③ 馆员性别、自身价值取向、专业培训、工作经验是关键内生变量，与自我审查和对争议书籍处理的态度及行为呈正相关。④ 身处审查压力时，馆员认为州级或国家级专业协会无法提供有效的帮助和庇护。

4 《菲斯克报告》的历史意义

4.1 《菲斯克报告》展现了20世纪50年代图书馆面临的外源性压力

20世纪50年代，从二战巨震中恢复的美国图书馆面临空前的审查压力。① 政治漩涡的牵绊和裹挟。1954年，Raymond Aron发表《意识形态的终结》一文，当时美国国内的意识形态之争正如火方炽，麦卡锡借助民众对共产主义和外来意识形态的恐惧，大肆推行思想钳制。② 围绕宗教、种族歧视等有争议的领域，少数族裔、极端群体要求图书馆收藏能够强化己方观点的文献或剔除对立观点的书籍。③ 自诩的个人审查者。以加州为例，20世纪50年代中期，加州一半的成年人拥有高中文凭，随着教育水平的提升和公民意识的觉醒，自诩的个人审查者基于道德及青少年保护等立场反对图书馆尤其是学校图书馆的典藏政策，要求剔除涉嫌淫秽、暴力等内容的文献资料。

为抗御审查压力对馆员专业自主权的干涉，ALA理事会密集出台了多个行业指导性法案和声明。1946年，《智识自由原则和图书馆员任期声明》成为界定馆员自身智识自由的第一份正式文件。［8］1948年，修订《图书馆权利法案》同年的年会上，ALA历史上第一次鼓励馆员对抗审查制度、坚持自由探究的价值观。ALA理事会在1953年洛杉矶年会上正式批准《阅读自由》的决议。

《菲斯克报告》真实记录了图书馆面临审查压力时的应对措施。① 执行自我审查。报告发现，面临外源性审查压力时，2/3的馆员因为图书或其作者有争议而做出弃购决定。② 制定详实的书面政策、程式化馆藏建设、规避个体责任。Ruth W Brown、Emily Reed等反审查馆员遭解雇及马林郡冲突等系列事件直接推进了各图书馆书面选书政策的制定。1962年2月，ALA智识自由委员会发表关于《学校和图书馆如何抵制审查》声明，第一条明确提出：“应该有一个经董事会、学校董事会或其他行政机关批准，书面形式、清晰明确的选书政策”。［9］③ 利用图书所获奖项、VirginiaKirkus书评等工具作为转移压力的缓冲器，正向的书评被用于避免购买争议书籍或自证清白，《菲斯克报告》调查的3个市级图书馆从不购买Virginia Kirkus提出警告标志的图书。④ 向上寻求支持。图书采访决定往往在由图书馆委员会、学校董事会组成的复杂权力结构中进行，遇不可抗力时，采访者或图书馆就会寻求上层主管机构的庇护。

4.2 报告是图书馆自我审查发展的阶段性陈情和总结

自我审查是审查的一个侧面，源于馆员对现实的畏缩和退避，表现为馆员自我设限、采访环节规避购买或流通环节限制流通争议文献。如，SusanParton指出自我审查比外源性禁令更令人恐惧，因为隐蔽性更强，你很难区分哪些决定是自我审查，哪些仅仅是基于馆藏政策的采访决定。［10］

对智识自由的支持并非一直是美国图书馆事业的指导原则。建国伊始，清教主义（Puritanism）是主流价值观，多数馆员相信其作用在于提升公众品位和道德水平、助力社会改良，因此，馆员成为家长式自我审查的主要推动者。1939年的《图书馆权利法案》将馆员定义为阅读自由的倡导者，馆员转而成为反对审查、智识自由的倡导者；20世纪50年代以降，自我审查逐渐由主动践行转为迫于外界压力的被动选择。

近50%的馆员在采访中表示了明确的智识自由信念，县级馆员比例更是达到72%。实践中，2/3的馆员因图书或作者有争议而不予入藏，［11］近1/5的书籍选择者习惯性避免购买他们认为可能会引起争议的图书，［3］而馆员性别、专业教育、工作年限等变量与自我审查呈现正相关关系。菲斯克的报告表明，虽然ALA一直致力于建立图书馆员智识自由捍卫者和反审查先锋的声誉，但由于专业哲学适应社会变迁的滞后性，冀望与实践呈现巨大差异，表现为馆员态度与行为之间的抵牾。报告发现的自我审查结果具有代表性，KenColey通过一项实验衡量德克萨斯州高中图书馆的自我审查，也发现超过80%的学校馆员显示出自我审查迹象。［10］

4.3 报告是对麦卡锡主义影响的及时回望和反思

麦卡锡主义造成美国和平年代最剧烈的政治动荡，其间也是美国图书馆历史最黑暗的时期。① 查禁书籍。1953年4月起，对美国海外大使馆的藏书目录进行清查，最终将285个图书馆所藏的3万册“亲共”图书列为禁书，甚至包括《独立宣言》起草人Thomas Jefferson的选集以及Mark Twain的文学作品等。国内一些城市和学校的图书馆也纷纷查禁甚至焚毁“任何可疑的书籍和杂志”，据估计，被剔除的书籍总数近200万册。② 清除“亲共”馆员，迫害异己，余者人人自危。1953-1954年，122名海外图书馆员只剩下60人。如Benemann所说，“反共”头条的长篇累牍已经使这个行业感染了一种恶毒和残酷的焦虑，虽然审查者很少在图书馆出现，但其幽灵又似乎就在附近潜伏、游荡、徘徊不去。［1］

馆员置身于智识自由捍卫者职业情怀与犬儒姿态维护生存的选择困境，一些人难免将价值冲突内化，接受无所不在的威胁主导的意识形态以顺应恐惧文化，滑入“集体无意识”的渊薮。否则可能会导致无端的影射、声誉丧失以及失业。《菲斯克报告》启动之初，正是麦卡锡主义刚刚平息两年，报告及时跟进和探索了麦卡锡主义对图书馆行业的影响。

4.4 报告勾勒了受到时代文化政治投射的馆员个性气质

报告对馆员性格的刻画是其时代个性气质的真实展现和记录。① 胆怯、畏缩内化为一个时代的馆员人格特征，也是其外在社会形象。《菲斯克报告》中，馆员是胆小、谨慎的公务人员，尽其所能地避免争议，而不是不惜代价地维护智识自由。② 对行业持积极态度，评价同事不吝“专业”“开明”等誉美之辞，但自我评价很低，这种自卑感也放大了对未知审查的恐惧。1955年4月，记者Jack Beck采访了3位洛杉矶学校冲突的当事馆员，3人因害怕报复而拒绝在电视上暴露身份，只愿以一帧剪影示人。尽管调研时麦卡锡已经失势，但仍然有多位馆员明确拒绝了采访请求或反对在访谈中做书面记录，力求隐身自保，这种性格特征也部分解释了为何图书馆员会开展自我审查，以及为何外部加诸的审查没有遭到图书馆界的一致反对。

4.5 报告对人口统计学数据的真实记录弥补了同时代行业数据采集的不足

历时两年的《菲斯克报告》无论是时间跨度、参与人数，其规模和影响力只有20世纪40年代的“公共图书馆调查”（The Public LibraryInquiry）可与媲美。菲斯克发现，主管部门并不重视图书馆基础数据的统计和采集，以学校图书馆为例，由于图书馆在学校中处于从属地位，虽然加州教育部门每年收集学校以及县、市图书馆的基础数据，但并未系统采集所辖图书馆或馆员的特定信息，而且信息提供属于学校自愿事项，提交的学校图书馆信息往往零散而过时。而建立在乡野调查基础上的《菲斯克报告》（仅附录统计表就达35份，内容涵盖学校图书馆员承担的非图书馆职责统计，学校、县、市馆员工作年限分类统计等）收录的特定数据无疑成为多维展示当时图书馆状况的珍贵原始资料。

详实的数据也是报告自身结论推衍的分析源。如，在充分占有数据的基础上，菲斯克从生物本质主义的性别视角对自我审查进行了剖析，认为性别是图书馆行业呈现弱势表征、自我审查比较普遍的最显见原因。首先，图书馆是女性密集型行业。①回应采访问询的156名馆员中，女性135名，占87%，而对照组参与调查的48名学校行政人员中，则只有1名女性。② 因审查原因被解雇或失业的主要是女性。③ 1958年7月，《菲斯克报告》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举办的研讨会上首先公布，菲斯克是唯一发言的女性。其次，男性标准伪装成一种主流文化规范，无视女性认同差异，导致当时女性对于公共、政治生活的参与度偏低，也更认同威权主义专制思想。

4.6 报告揭示了图书馆行业的社会地位和行业组织的脆弱性

（1）报告发现图书馆职业社会美誉度低。① 馆员职业认同低。多数受访者认为，在公众眼中图书馆声誉较低，馆员是一个边缘化的职业，这种对公众刻板印象的焦虑始终与智识自由捍卫者的自豪感相伴；从待遇来看，尽管所需的教育资质相同，馆长的工资却只是同社区中学校长的1/2。② 学术地位低下。图书馆学教育培训机构地位偏低导致馆员职业声望不尽人意。当时，图书馆专业的学术层次和社会地位普遍低于医学院校或法学院，一味职业自豪感的灌输也无法改变这种认知。③ 专业积淀不足。与需要宣誓践行“希波克拉底誓言”的医务工作和仪式感更强的法务工作相比，图书馆学作为一门专业其历史并不长，《图书馆员伦理规范》于1939年通过，实践伦理基础尚未建立。④ 主客二分造成管、用分离。当时，图书馆董事会或管理层几乎全部由白人中、上层人士组成，用户也无法代表国家种族的多样性，这种一类人运营、另一类人利用的二元隔膜使用户对图书馆缺乏普遍了解，图书馆管理者也难以了解用户的文献需求。

（2）面对审查，图书馆行业协会积弱难改。规模更小的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mericanAssociationofUniversityProfessors，AAUP）建立了一套道义和财务保障机制，捍卫成员的教职和学术自由，ALA对馆员智识自由立场的支持则一直模棱两可，充其量围绕专业管辖权予以声援。加州公共图书馆大约50%的馆员隶属CLA，25%是ALA会员。［12］多位受访者表示，尽管CLA在维护会员权利方面已属激进，但整体上，CLA和ALA在对抗审查、化解争议和促进职业化方面的表现都不尽人意。《图书馆权利法案》对于馆员行为具有伦理指导意义，但正如LouiseRobbins所说，法案仅仅是部分得到第一修正案及其判例支持的哲学理念的杂烩，缺乏结构性权力，也不赋予馆员任何法定权利。即使在《菲斯克报告》发布的1959年，即《图书馆权利法案》颁布20周年，除道义支持外，ALA仍然无法采取有效行动支持因智识自由立场而遭受失业威胁的馆员。［13］

5 结语

《菲斯克报告》是一部基于加州区域视野、探究图书馆审查与自我审查的断代史，由于不可言说的原因，业界并没有欢呼《菲斯克报告》的出版，然而，后续研究不断发现其结论的普适性。1972年，Charles H Busha进行的“中西部公共图书馆员对智识自由和审查态度”调查，得出了和菲斯克一致的结论：馆员毫不犹豫地表达对智识自由价值观的认同，但当面对审查压力时，许多人并不能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些原则。［7］

时代大潮席卷而过，图书馆员的图书选择权始终面临各种掣肘。ALA智识自由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显示，自1990年以来，共有6,500本图书被质询。［14］激发审查的触媒在新的情境下也会幻化成不同的表征，以至于2001年美国前总统小布什推行《美国爱国者法案》时，很多美国人惊呼麦卡锡主义复辟了。正如Alvin Johnson所说，免于审查是图书馆最宝贵的财富。［15］然而，即便《菲斯克报告》已经发布60年，《图书馆权利法案》经多次修订已经具有了相当权威性，馆员公众形象、话语权已根本改观，这一冀望仍然遥遥无期，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