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周殿富，原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曾任副县长、省团校校长、吉林人民出版社社长等职，先后破格晋升副教授、编审。曾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被评为国务院津贴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学者。公开出版发行的主要著作有《共青团领导学概论》《领导艺术论》《现代领导学》《楚辞源流选集》《诸葛武侯全传》《生命美学的诉说》《第七崇拜》《三国讲谈录》《领袖政治学》《三国大传》等。

第二十九章 普京现象：俄罗斯政坛

谜团下的“政治逐鹿铁律”

（上接2019年1期）

普京——在2008年到届卸任过的俄罗斯现任总统。

“普京现象”——曾经是剧变后俄罗斯政坛上的一个“谜团”。

公元1999年12月31日中午12点整，在这个新的世纪新的一年来临的前一天，俄罗斯的公民们一面手举着酒杯，一面守在电视机前，准备收听他们的总统叶利钦的新年致辞与千年祝福。可是，他们吃惊地听到的却是总统在这一时刻向他们宣布了自己辞职的决定，同时宣布了由刚刚受命担任总理才不足四个月的普京担任代总统，这就更让他们有点儿瞠目结舌。

盘踞在苏联剧变后的俄罗斯政坛达10年之久的第一位民选总统的时代，伴随着新年的礼花与觥筹交错，在人类的第三个千年期即将到来的前夜提前进入了历史的收藏间，但是把他放在这里的哪个位置上尚无法确定。又一个新贵却如火箭升空般地迅速崛起在这旧岁新年与两个世纪交替的时刻，他也和他的前任同样尚无法确定他的历史定位，但他的当下定位却已依法确立。

由于此前的一切都是由叶利钦个人决定，且一切都在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不但这个联邦的公民们没有准备，连媒体都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不久前，他们还称这位总理是“孤独”的总理，而在他被任命为总理的时候就已经在俄罗斯的政治天空中有如“一场晴天霹雳”，而那些提前知道了总理任命的核心政客们已经“显得非常激动了”，一方面对叶利钦要求“缓期执行”，一方面甚至直接去对普京施加压力，让他不接受。西方媒体甚至攻击普京不过是一张由他人来涂抹的“白纸”。他们哪里想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家伙在担任总理刚刚一百多天，就又被任命为代总统。

在国内一片惊奇猜测与不满和难以理解的氛围中，在3个月后大选的第一轮选举中，普京就获得了53%的选票，一举击败竞争对手，成了俄罗斯的第二任民选总统。且在很短的时间出人意料地成为在民众中受欢迎的有影响力的“魅力人物”。因而有人说普京是一个“政治谜团”，也有人把他的一路飙升崛起称之为“普京现象”。多年来，这个“谜团”与“现象”还是由叶利钦、普京、政治学家、历史学家与传记作者们把它一点点儿解开。他的崛起不过是与这个民族的特定的政治时代和特定的历史条件的需要，与莫斯科的一代“新政治家”们的需要连在一起的。同时也正因为他已具有了满足这种种需要的特定的别人所不具备的条件，他才得以如此迅速地崛起。

不能不提及的索布恰克——普京的双重老师;改革者如不能带给人们新的利益就会被抛弃;对政治家而言，人们的希望愈大愈拥护你，危险也越大;改革要有过程，而人民没有耐心等待，这是推行颠覆性变革的政治人物的最大政治危险;权力的大小有时不取决于职位，而在于拥有主宰权力者对你的信任度、依赖度;政坛之上从来不长无根之草

绝无意菲薄普京。连一介平民都不可菲薄，更何况一个大国的总统;也无须艳羡吹捧，总统也不过出自平民，没有天生的帝王君主领袖，都不过是此一时彼一时也。刘邦如果在秦始皇统治下过一生，也终不过是一个亭长，所以后人曾叹道：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朱元璋如果在成吉思汗的统治下过一生，也终不过是一介平民，能摆脱乞儿的命运就不错了。正所谓乱世出英雄，因为历史给了他们机遇，给了他们从一介平民成长为国务活动家、政治家、领袖人物的一个个虚位以待而毫不拥挤的台阶和表演的足够舞台。然而，政治这个魔术师一旦把平民点染成领袖后，他们便再也不是平民。一方面有权力光环的笼罩;一方面经过政治机器的不断切削雕琢，就是一块糙铁也常常会闪闪发光。而在政治上能够超常发光的人几乎都离不开他们特殊的政治际遇。普京的早期政治际遇则得益于他的大学老师，后来的政治恩师索布恰克。

20岁时的普京不过是圣彼得堡大学法律系的三年级学生。23岁时便进入苏联克格勃，也不过是一名苏联驻德国的情报员。这都是20世纪70年代的事情。当到了80年代末苏联解体时，一切都发生了变化。经历了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和政治大清洗后的俄罗斯政坛上几乎如寸草不生的一片荒原，或者说更像一片秋后被拔光了的萝卜地，这里需要有大批的人来填坑补空，这就为俄罗斯所有的新生代“政治家”们创造了一个空前的历史机遇，也为他们创造了无数个过渡性的上演一个民族与个人命运悲剧的大大小小的舞台。人类所有的历史变革、社会动荡都使人民蒙受着无妄之灾，但唯此时方是政客、野心家与英雄人物的黄金时代。就在这时候，普京在大学时代就很熟识的老师，列大的一位科学博士和教授索布恰克与一大批学者专家们一同在俄罗斯的政治舞台上粉墨登场了。

在1990年的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叶利钦被推选为俄罗斯共和国的最高苏维埃主席;不久，已经當上了圣彼得堡市议员的索布恰克由于积极鼓吹推翻旧体制，拼命攻击共产党，也被选为圣彼得堡市苏维埃主席。一大批院士、专家、学者、工程师都涌入了他们从来没有进入过的新领域，成了俄罗斯的新权贵——叶利钦称这些大大小小的人物们为“新政治家们”，其实都不过是一些过渡时期的大大小小悲剧人物而已。而10年的历史已证明了他们几乎全部是这场政治变故的牺牲品。一场变故牺牲了两代人——苏联的执政者们，独联体的“新政治家们”。

此时的普京已从德国回到列大担任校长助理——这是公开身份，而真正的身份仍是克格勃的官员。由于新政权的建立，索布恰克又是新权贵，没有什么政治基础，身边迫切需要心腹助手，再加之在大学时代索布恰克就认为普京“不是一个爱慕虚荣和贪恋权力的人。从性格上来看，他具有领袖品格！”① 于是两个人正式会面后，普京竟然从一个克格勃的校官马上成了这位圣彼得堡市苏维埃主席的顾问。问题就这样简单，事情就这样快捷。普京这一年38岁，如果没有政变前后的政治大清洗大换班，在传统的苏联旧体制下，这是绝无可能的。而且“普京很快成为索布恰克最信赖的人和不可替代的助手”。因为他在顾问的岗位上“表现出了自己出色的组织能力及与各种人打交道的技巧，他总能顺利完成索布恰克交代给他的工作”。② 正由于他的突出表现，索布恰克身边的反对派们就想把他赶走，多次以他是一名克格勃人员为由要求把他从市苏维埃开除，索布恰克毫不含糊地开脱、保护了他。这让普京自然心存一份感激。但苏维埃议员团还是对他进行了调查，虽然查出了“不少失误和错误”，但没有找到他“任何非法运用权力为自己牟利的证据”。③一方面是普京自己检点，这是他从政的优长之处，做事努力但不授人以柄;另一方面有索布恰克的鼎力保护自然平安无事。

此时担当苏联总统的戈尔巴乔夫由于剧变后国内经济状况的极度糟糕，连食品都无法保证，引起了公民的极大失望。在1991年媒体排列的上一年度人物排行榜上，他的位次下降到第四位，而排在第一位的却是叶利钦，第二位的就是索布恰克，因为他的那个位置是那样的“重要而显赫”。而在让公民最失望的政治家排行榜上，第一位却是总统戈尔巴乔夫，第二位则是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所谓的改革者们不管他会怎样受到人们的欢迎，但一旦人们发现他并不能给自己带来希望，满足他们的要求时，就会抛弃他。对于一个政治家而言，人们的希望越强烈，越是拥护他，危险便越大。最后导致戈尔巴乔夫倒台的表面看是政变，而政变的动因绝非仅仅是阴谋与权力之争，恰恰是与此无关的公民利益。而人民并没有耐心等待，且他们绝不需要任何美好的空头政治支票，他们要看到的是摆在那里的黄金白银、住房面包，尽管政治变革需要有一个过程。这正是改革者面临的最大危险。

在上述情况下俄罗斯中央政府决定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两个首都”进行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成立市政府。索布恰克当选为列宁格勒市长，他一上台便宣布只有一个合法政权，取消了共产党的一切行政权力。与此同时普京在市政府的权力越来越大。在个人极权集权的体制下，个人权力的大小有时不取决于职务，而取决于拥有主宰权力者的信任和依赖度。索布恰克由于以国家政治人物自居，整天忙于政治活动与外部交往，因而内政多由普京处理，有时甚至留下“自己签过字的空白纸”，交给普京让他“自己看着办吧！”也许正是这种绝对的“授权”使他有了许多独立处理问题增长才干的机会，不断提高自己的政务、国务活动能力。这是一个政治家必须拥有的资本，任何一个没有这种实践机会与能力的人即使临危受命，也只会是短命的政治人物，政坛之上从来不长无根之草，这个根就是政治实践与岗位历练。古今中外，未能操刀而使之割者，既伤了自己的手又毁坏了材料，这是规律。

1991年8月19日，俄罗斯政变，戈尔巴乔夫下台，共产党的机构被撤销。叶利钦主政俄罗斯，成了第一位民选总统。而索布恰克摇身一变成了圣彼得堡市市长。普京也自然安然无恙，顺利地过渡为市长顾问。

普京怎样成了圣彼得堡的“灰衣主教”“第二号实权人物”;功高权重而不震主则得益于他始终保持的“不显山不露水”的“简讯人物”的政治地位;抱朴守拙忠诚无邪换来的是更大的信任;这种政治定力在政界实属凤毛麟角

政变后，随着索布恰克的重新得志，普京的权力也水涨船高，成了圣彼得堡市的“第二号实权人物”，甚至被称为这里的“灰衣主教”。他在政府序列中虽然没什么正式职务，仍是索布恰克的顾问，但他的实权已超过了权力极大的第一副市长。因为索布恰克不懂经济，又不懂政治，不过是一个大学的教授，因而他便说“市长不应当是总务主任！他应当思考！”所以，行动便交给了普京这个很有能力的得意门生。有幸的是他并没因此受到他的老师的猜忌，而是越来越信任他，并说“我认为普京有能力，可以做更多的事情”。普京可以用这位市长给他签过字的空白信笺行事，但没有普京签过字的重要文件则这位市长绝不签发。普京虽然拥有如此的信任和权力，但从不张扬，一切低调，这正是他功高权重而不震主的过人之处，后来的传记作家们写道：

市里第二号实权人物其实是普京。正如那时人们所说的那样，他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人”。报纸很少有他的照片，在圣彼得堡市各种会见和会谈中，虽然几乎都有普京出现，但详细报道他的内容却很少。所以，一些记者称他是“简讯人物”。

很显然，普京是一个有影响的人物。市政府的大多数官员都猜不透索布恰克和普京之间的个人关系，两人也就是一起出访国外的时候才有较多的接触，其他时候都是各干各的。普京的影响是建立在他出色的工作、非凡的智慧、懂德语、很了解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经营风格、交际能力强和逐渐显现出来的个人魅力上的。但是，他的这些优点不是体现在公开演讲中，而是体现在小范围会议和办公室谈话中。①

当几年后普京入主克里姆林宫，宣布与外国领导人会见的成就时，就连他很亲近的朋友都感到意外。普京说：“他们所有人都忘记了，我在圣彼得堡七年里干的都是这些。我与他们有高规格的接触，我们的城市非常知名，我们的市民知名度也很高。我几次在高规格场合与他们见过面。我曾经三次会见过撒切尔夫人，三次会见科尔、贝克尔，几次会见基辛格，当然是非正式的场合。这些人都是世界政坛的主角。还会见过一些其他的政治家，这是在积累信息，是经常性的信息积累，还有交流技巧。那些曾将我看做是保镖或是随员的人没有认出我来，这太正常了。但我在圣彼得堡整整七年的时间没有白白度过。”②

普京自己的话显然有一点儿自炫之嫌，但却不错。任何一个政治家缺少了这种种国务活动的机会，或者有了这种机会而不用心，只注重于形式，而看不见形式背后的种种潜台词，不去努力学习、探究政治活动的常识和艺术，那么他永远成不了真正的政治家。

像普京与他的“主子”这种关系，极容易受到政治株连，但尽管报纸不断攻击到索布恰克，却“几乎没有任何有关普京的负面消息。他是一个奉公守法和勤勤恳恳的官员，并且不想干政”。他做的是协调地方政府与军队、党派的关系，引进外资，为外商的进入创造良好条件，有时甚至参与排解由“索布恰克的虚荣与傲慢所导致的”许多矛盾和冲突。但他在所有重要政治活动中，在所有的外事活动中，不但不抢镜头，反而躲避镜头，并亲自给索布恰克当翻译。也许正是他如此谨慎才更赢得了主子的信任。

与普京相反，他的老师索布恰克却是一个极张扬、极傲慢的人。他十分热衷于参加全俄性的政治活动。因而国内国外都称他是“全俄政治家”，甚至国外报道说他“可能成为俄罗斯将来的总理，甚至是总统”。政坛上后劲十足的希望人物最怕遭遇到此类炒作，十有八九会被炒煳了。因为这种炒作极易引起当政者的威胁感和竞争者的嫉妒心，因而极易过早地被打入冷宫，或变成被攻击的对象而成为牺牲品。索布恰克非但认识不到这一点，反而为此而更加自诩，甚至他自己也把自己当成国家领导人了，公开不赞成叶利欽的讲话，甚至公然宣传自己“无法成为叶利钦班子里的人”。叶利钦对此相当不满，对他“越来越冷淡”。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被国内外的有利于他的政治舆论冲昏了头脑，竟然在所有“新政治家”当中第一个出版了自己的回忆录。他从政不过30个月，却把书名定为《走向政坛——议会诞生的故事》。而且到莫斯科开会时还把书到处送人。过了一年又出了一本书，书中还毫不避讳地引录西方媒体对他的溢美之词，还组织了自己的政党，把媒体的话真当回事地跃跃欲试了。但在1993年的国家杜马选举中，连议员都没有选上。

此人傲慢到何等程度，又如何的有政治野心而缺少政治头脑？当反对派责难他总是沉迷于上流社会活动之中时，他竟公然称我是市长，我的这个市是俄罗斯精神和文化之都，而不是一个边远小城。前总统戈尔巴乔夫下野后来到这里，他竟因接待规格、方式等问题而拒绝会见戈尔巴乔夫。此人塌台已是一种必然。幸亏他做对了一件事才免遭灭顶之灾——

“契卡改革家”终于由名不正言不顺的顾问成了第一副市长;市政府的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一个政治家的崛起与政治地缘、人缘有着某种决定性的关系;政治神经末梢的动脉也没有神经中枢的毛细血管强劲;所以自古以来想升官的挤进权力中枢，想发财的谋求外任，什么都不想的自然升不了也发不了

1994年普京被他的老师提升为第一副市长。这一期间报纸评价他是“契卡改革家”，“最有影响的、也是最难以琢磨的人”。而传记作家们则称“在市政府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几乎所有关键问题都要普京点头才能放行。也正因如此，索布恰克才避免了一系列金融、经济等丑闻的困扰。”“如果没有1994年3月被任命为圣彼得堡第一副市长的普京的勤恳工作和支持，也许索布恰克早就辞职了。”但是，“所有人都明白，普京没有操纵索布恰克，他们建立了彼此信任的关系。……索布恰克也因此得以留在市长的宝座上。”③ 这就是普京的过人之处：媒体一边为他张目宣扬一边为他开脱正名，有谁能做得到呢？

然而，在普京一步步向前默默跨进，日渐坚挺地成长起来时，他的老恩师索布恰克却一步步走下坡路，且不久危机便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而普京却全力以赴地去履行他彼得堡市大总管的责任。索布恰克一年要有三分之一左右的时间不在本市，几乎所有的政务都落到了普京的身上。政治人物最可怕的是被悬起来无事可做，而那些肯做事的人并非在为他人效力，每一件事每一份辛苦都不过是在为自己开辟道路。所以最聪明的政治人物从来不会放弃工作的机会，而那些情绪化的人永远成不了气候。

索布恰克这样评价他的第一助手：“普京是一个独立的人”，“这是一个完全可以体现民主价值观的人”，“普京不会犯错误也不会违法。”“普京是一个细心的人，但非常有效果。我喜欢像一枚棋子一样工作，普京却用另外一种更有效的方法取得成绩。”在他去世前几天还这样评价普京：“他证明自己是一位真正的民主派、一个尊重市场的人，那时他是一名具有全局观、决断性并有勇气的人。他无可挑剔。”“让我们回忆一下，谁创建了俄罗斯第一家合资企业？从1990年到1995年我们这座城市一共成立了大约6000家合资企业，超过俄罗斯全部合资企业的一半。正是普京发起成立了合资企业领导人协会，帮助市政权创造更加宽松、适宜的经商环境。看，那时我们干了多少事！”① 这一期间，普京的班子“最顺利地学会市场经济规律”，他致力于经济与法律结合和市场经济下的能源生产战略的研究，并通过论文答辩获得了副博士的学位。他的恩师和他自己几乎为他的未来做好了方方面面的准备，虽然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可是普京一切都在默默中进行，而绝不像他的老师，还没有开始布云便满天下叫喊我要下雨了。还没有屙撒便先招来一帮狗，不䞍等着挨咬吗？

当普京自己后来回忆这一段政治生活时也讲道：

不要忘了，在圣彼得堡市我担任过第一副市长和实际上履行一座拥有500万人口市政府职能的委员会主席，一干就是5年。而多年的城市管理工作，雖然都是一些程序性工作，也不显赫，但对我来说却有原则性意义。通过这项工作，我与强力部门建立了紧密联系，几乎是所有人。所以我从内部了解一切情况。这是非常丰富的经验！我们做了很多事，夜以继日。工作能让人积累经验、丰富知识。此外，我也有很多外事交往、高规格的国际活动。这种生活非常有意思，让人成熟。②

圣彼得堡市是普京的政治发祥地;而索布恰克则是他难得的第一个政治引路人与恩师。索布恰克这个新政权的狂热者唯一值得称道的是他不会贪天功为己有，不会卸磨杀驴，从不去掠人之美，而是处处把普京放在前面，到处宣扬他。这也是普京的一种特殊的征服官心的能力使然。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普京的政治生涯也许是灰色的。如果他留在大学或克格勃混下去，如果他没有与索布恰克的际遇，如果他不是在俄罗斯这个大国的第二首都彼得堡从政而是在西伯利亚或乌兹别克一类的什么小地方从政，那么即使他仍然是普京，但一切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所以自古以来想升官的挤进权力中枢，想发财的则去谋求外任。而什么都不想的自然升不了官也发不了财。如果普京是一个无能之辈，一个小政客，一个虚荣的、头脑发热的人，那么也一定会是另一个样子。这也许正是他得以迅速在俄罗斯政坛上无声崛起的早期全部奥秘。但仅此还不够，他的政治命运还需要有另一个人的支撑——叶利钦，否则，他也可能只是一个出色的地方官员。因为索布恰克不管怎样欣赏他，也没有把普京抬到国家最高领导层的岗位上的力量。

索布恰克的悲剧：缺少自知的政治冒进;惨烈到人人有生命之虞的竞选连普京都恐惧多年;一个内部叛变的士兵的能量或许抵得上对手的一个将军;连总统与总检察长都参与在内的一个把他消灭的阴谋

一个人的命运在必需的前提下基本上取决于自己。撒什么种子结什么果这是必然，但也有两头黑驴生出一头白驴的万分之一的偶然。很多看似必然的却发生逆转，很多偶然却成就了无数英雄。普京得益于索布恰克，索布恰克也见助于普京。这就是政治，这就是政治际遇。但归根结底普京的成功决定于历史的必然和自己的智慧，而索布恰克的失败在于自己的政治冒进，也在于他的另一个第一副市长临阵倒戈的偶然。

1996年，在叶利钦开始自己的第二任总统竞选时，索布恰克的第一任市长任期也到届。对于连任他本人似乎很有信心，尽管他的竞争对手有一大批，但他似乎并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如果说他从大学出来从政伊始连找个政治帮手都很困难，那么此时的他已是在国内国际都有很高知名度的一个“全俄政治人物”了。然而他栽倒在自己的第一副市长雅科夫列夫手上。但说到底他还是栽在了自己毫无政治自知的轻率冒进上。

雅科夫列夫不是一个政治活动家，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但在彼得堡市却很得民心。他不依赖于任何政党，但工人、市民、企业界都信任他。他有一点儿传统优良的共产党人的风范，总是深入到一线去工作，因而在他的任上曾被民众誉为“戴鸭舌帽的市长”。而且他还获得了莫斯科市、总统办公厅、副总理和叶利钦卫队长科尔扎科夫将军等这些强力部门和政治人物的公开支持。说到底，与其说这些政治强力要素支持他还不如说是为了把索布恰克搞掉。索布恰克的公然嚣张与政治野心，不仅激怒了总统，也让“叶利钦家族”的伙伴们愤怒和不安。这个傲慢与目中无人的家伙一旦得第，他们也许都会死无葬身之地。更何况这些索布恰克的反对者中有许多都是与他同样有野心的竞争者。在这些人的支持下，在竞选开始时并不很热门的雅科夫列夫终于大胆地参与了竞选，并且一旦投入就毫不留情地对他的市长进行必置其于死地的攻击，使得索布恰克的夫人大骂他是“叛徒”。但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是永远的真理，一个内部叛徒的能量抵得上敌人的一个将军一个师团。雅科夫列夫终于以2%的微弱选票优势把索布恰克击败。尽管普京当然参与了索布恰克的竞选活动，而且也向他的恩师提出了警告，但在这件事上索布恰克太自信，并不听普京的。就像刘备在进攻东吴问题上对待诸葛亮一样。竞选活动到最后两周时紧张到剑拔弩张，甚至“参选人都害怕遭到直接暗杀”，就连普京在夜间都在身边放上一支猎枪防范。以至于在三年后普京当上总理时还对叶利钦说：“我不喜欢参加竞选活动，而且是非常不喜欢。”一个曾经是克格勃上校的普京对这次竞选在多年之后犹心有余悸，可见其惨烈程度。此时的普京倒像一个固执而可爱的大男孩儿。

索布恰克的倒台对普京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他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自己并不在政治上完全依附在索布恰克身上。在索布恰克不断引火烧身时，普京不只用自己的谨慎与人格在二人之间筑起了一道防火墙，而且还积累下不少的德望，这是非同一般的政治智慧，绝非常人能及。因而，新任市长雅科夫列夫虽然成了索布恰克的内部政治杀手，但却邀请普京留任。但普京是一个很讲政治道义的人，他不可能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去帮助他恩师的政敌，尽管他从不与自己的恩师结成死党。所以他很快离开了工作七年的市府的斯莫尔尼宫，也从此离开了他的恩师，他已看清了他的恩师在政治上的终结的必然归宿。树倒了还不走的猢狲一定是傻猴子，但普京是绝不会再往树上踩一脚的。他需要一架更高更坚实的梯子了。普京是一个不想表现聪明但又绝顶聪明的人。

普京虽然毫不恋栈地辞去那个令常人羡慕不已的位子，但在彼得堡市的业绩和展示出来的能力，早已为俄罗斯政界许多要人所赏识。由于俄罗斯第一副总理的引荐，普京得以在联邦总统办公厅管理局局长的领导下任职。但索布恰克仍留在了彼得堡，这位59岁的前市长选择了去彼得堡大学授课，并在国际上一些政治势力的支持下希图东山再起，他不甘心退出政坛。

然而，树不想静，风更不想止。下台并不是索布恰克最坏的厄运，尽管他自己远没有意识到自己政治生涯的终结。他非但不知道明哲保身，反而想利用他是一个律师的法律优势通过法律途径来起诉他的所有政敌和不利于他的人。于是许多人都投入了“旨在政治上消灭索布恰克的斗争”。而且更可怕的是联邦总检察长也直接参与了这种阴谋活动，他直接找到总统叶利钦要求对索布恰克采取行动。而此时，莫斯科的媒体则在舆论上首先对他发难，指责他的种种罪行。叶利钦当然批准成立调查组到彼得堡去办案，调查他受賄的事。这正是他借刀杀人除去自己的政治宿敌的好时机，那个狂妄到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让你再狂妄，再不买我的账。

索布恰克下台被软禁，普京甘冒见罪于总统的风险单骑救主，却赢得了叶利钦的好感;越不怕失去的越不会失去，越想得到的越得不到;决定一个人命运的有必然也有偶然;无数偶然的叠加便是必然

从1997年春开始，索布恰克不断被市检察院传唤。甚至“一个月有2—3次”。索布恰克有了血管梗死的前兆，无情的政治斗争更无情地摧残着人的心理和身体。但他终于被逮捕。他差一点儿休克，打了强心针后被送往急救中心软禁起来。

原来他早就有了梗死的病史，但为了政治他隐瞒着病史。在那个政治逐鹿时代的新政治家们几乎所有人“都掩藏了自己的病史”，因为有病的人不能继续任职，不能参加竞选，俄罗斯的法律在这一点上有特殊的规定。所以连叶利钦也同样“在第三次心肌梗死之后，仍然继续参加网球比赛”，而有的新权贵们甚至带病参加足球赛以证明自己健康。政治竟然高于自己的生命，俄罗斯的新政治权贵们竟然那样快地沉积下如此深重的政治情结与权力欲。人们不要忘了，这里是一片适合于野心生长的国土，所以这个从大公国时代就开始不断分裂的民族总是在不断地分裂。

索布恰克这次心脏病发作已是第三次，但前两次没人知道，他还拒绝医生的手术建议，因为他怕因此影响他的政治前途。但这次心脏病发作似乎对于索布恰克是件好事，他躺在病床上，装成受害者接受电视采访，许多人向叶利钦请求援助。尽管叶利钦恨死了索布恰克，因为他曾不止一次地在民意政治测验中紧紧排名在他的身边，居于第二位，且公然反对过他。但他毕竟也曾为自己的总统竞选卖过力。所以他间接含混地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但这不解决问题，索布恰克仍在危险之中。此时的普京——这位前市长的门生却深为感恩之情而驱动，他想独自冒险采取营救行动了。但他谁也不找，也不说情，而是选择了迅速地采取行动。因为此时的普京已被任命为联邦总统办公厅的监察总局局长。他有机会也有可能运用职务特权来营救他的恩师。尽管此前叶利钦曾经几次找他了解索布恰克的情况，并公开向他表达了自己对那位前市长的憎恶，但普京并不“附和”这位总统。但这次不同。他知道这是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在赌博，而且他深知他的恩师是叶利钦的死敌。他的行动一旦得罪了叶利钦，他的政治生命便宣告了终结。但他义无反顾。

1997年11月，普京秘密来到彼得堡。该市只有与他有密切关系的安全局的人知道他的到来。他与前市长和他的夫人进行了秘密会见，决定把他转移到国外去。乘一个节日所有看护看守人员都忙于过节的时机，普京从芬兰租用了一架飞机把他的前市长以治疗的名义偷运到了巴黎的一家美国医院去治疗。等到人们发现时，索布恰克已然在法国了。

到了1998年9月，联邦总检察院终于撤销了对他的起诉。这个政治狂人仍不死心，还想着东山再起。12月他回到了阔别一年多的彼得堡时，还朗诵了几句诗：“我眼含热泪，回到了我的城市”，然后又说道：“我永远回来了。”当天晚上又举行了盛大的记者招待会，宣布将参加国家杜马选举等一系列“政治声明”，真如汉武帝骂严光的“狂奴故态”、恶习难改，伤不知疼。政治对野心的引力犹如烈火于飞蛾，是不可阻遏和救治的。难怪有人说政治是一把魔椅，坐上去的人就会变，除了死在那里是不可能下来的。但他在一个区的竞选就输了。正在此时他的门生普京却当选了总理，不久又接任了代总统。这对索布恰克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他自告奋勇作为普京的代表到西北地区去为普京不久后的大选拉选票，到处发表演说，接受采访。

他终于没有等到普京当选总统便一个人死在了那个选区的一家宾馆里。2000年2月19日，死于心脏病的又一次发作。普京派了一架专机接回了老师的遗体。生前普京评价他的老师“百分之百是一个正派人”，死后称他为自己的“亲人和老师”，是他的启蒙者和“榜样”，但实际上他从来不学他的老师。普京随第一批人去吊唁了他的老师，而媒体此时却像婊子一样又开始为他“輝煌的过去”歌功颂德。而人们记住的是索布恰克常说的两句罗马名言：

时代在变，我们应当与时俱进。

即使整个世界毁灭，真理仍旧会存在。

可惜的是前一句他做过头了，后一句则是他死了，但“世界也没有毁灭”。①

而普京对于索布恰克的恩义与营救倒是留在人们心中更要深刻得多，甚至打动了索布恰克的政敌叶利钦。叶利钦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晚些时候，我知道了普京的行动。我深深尊敬和感谢这个人。”他还写道，索布恰克“是普京的前上司和政治导师”。而当时的叶利钦也正处于危机四伏，面临交班的前夕，也许正是此时，他已下定决心由他的这个“监察总局局长”来接他的班。因为政治人物选择自己的接班人不但要看他能力，一定会考虑到他的政治品德、忠诚度，要考虑到自己身后的政治与人身安全。后来的结果足以证明这一点，尽管不能说这是普京与叶利钦的交易，但在叶利钦肯定是一种双重交易：让位于这样一个人既保证国家政治的稳定和连续性，又能保证个人的权益。这也应视为人之常情，政治家有时也是人嘛。谁愿意去为自己培养一个掘墓人呢？而普京想不到的是他营救恩师的行动对于他的未来有多么重要。事情就是这样：越不怕失去的越不会失去;越想得到的越得不到。决定一个人的命运有必然也有偶然，而无数偶然叠加在一起就是必然。普京的命运就是由无数偶然叠加在一起的必然来决定的。

普京与叶利钦的际遇：政治人格与个人能力的双重认同;叶利钦的特殊政治需要——绝对正直的忠诚度;四天内，普京由局长而第一副总理而总理;一年后由总理而代总统而总统;普京的崛起飞升是那样无以言说的复杂，又是如此无须多说的简单;叶利钦的最高明之处——

普京是幸运的。

当他的第一个政治导师失势后，他马上又有机会遇到了叶利钦。而叶利钦对普京的赏识似乎有很大成分是他对自己的前领导、恩师索布恰克的态度。

普京是一个很会选择的人，如果说他在第一次选择从政道路时是索布恰克选择了他，同时也是自己的选择，那么与叶利钦的际遇则是他的主动选择。在彼得堡市卸任后他有许多选择，但他选择了全联邦的政治权力中心——总统办公厅，哪怕是职位不高他也肯去。没有多久，便升任为办公厅的监察局局长。对于一个彼得堡市昔日的第一副市长而言，这也不是很高的位置，但这里却有与总统直接接触的机会。他绝不显示自己的投靠。他要的是做主子，而不是要当奴仆。

显然任何资料都可以证明，他与叶利钦没有任何政治与个人渊源。他们的认识也是在总统办公厅的职位上。而叶利钦与他的会见应当是前者为了知道他的政敌索布恰克的一些情况，并当普京的面攻击他的前市长，可是普京却不为此也攻击自己的前市长。接下来又利用职权与个人的关系擅自偷渡了自己的前市长，使自己的恩师在被软禁的困境中得以脱险。这本应该受到制裁，更何况那是总统的政敌，他极可能由此被赶出总统办，甚至毁灭了自己的政治前程，但他在所不惜。可是叶利钦高明之处在于并不看重表面，而是透过这些事情看到了普京重恩义、不附和权势、勇敢果决且无政治野心的另一面，不仅没有反感，倒有许多感动。他就缺少这样一个助手，缺少这样一个盟友，缺少一个可以托以后事的接班人。不久，普京又从局长的任上升迁为总统办公厅副主任。叶利钦这样写道：

那时我们不得不经常见面。普京的报告清晰、明了，堪称典范。他努力不想“套近乎”，有意不想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掺杂个人因素。但正因为这样我反而更想和他交谈！他敏锐的反应能力让我惊奇不已。有时我的问题——甚至是一些最简单的问题也让一些人感到紧张，要搜肠刮肚地去寻找恰当的词，而普京回答问题则比较平静。这让我觉得这个人很沉稳，尽管他很年轻。在我看来，这个人完全能够应付生活中的所有事情，可以干净利落地完成任何重任。开始时我对他的人品还有点儿保持警惕，但是后来我明白了他就是这样的性格。②

这是叶利钦在他的《总统马拉松》一书中对普京的评价。在他的另一本书《午夜日记》中他几乎全部重述了这段话，但最后一句却是“后来我明白了——我们需要的就是这种性格”。① 他还在同一本书中写道：“首先他在特工机构里干了不少时间;其次，他有非常丰富的经验。但最主要的是此人既对民主和市场改革很有兴趣，又是一位坚定的爱国主义者，总是以国家利益为重。”但谁知道这位老政客心中所想的“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不久，普京又被提升为联邦安全局的局长。后来叶利钦又和他进行了一次长谈，要他重新回到军队编制，“拿到将军的头衔”。但出人意料的是普京回答不同意，理由是他已退役，自己是一名文职人员，强力部门由非军人领导，这一点很重要，他只同意保留“退役上校的头衔”。叶利钦同意了普京的意见，尽管叶利钦鉴于国家混乱的形势，车臣战争的危机，他总想在将军中找一个强硬派的接班人，而那些将军都不能令他满意，而他很想造就出一个自己满意的将军来接他的班。而普京确实有许多与众不同，难能可贵的地方。政治人物的沉浮取决于时耶势耶，更取决于自身的特点、素质。

普京就任新職后采取了一种强硬态度来治理内部与社会治安，以致媒体呼吁“警察国家时代又来了”，但正是这一点让叶利钦十分满意。他最满意的还是普京的忠于职责职守，不搞政治派别，不妥协于政治压力，且十分忠诚。他写道：

最为重要的是普京有一个非常坚定的政治立场。关于这一点我在前面已经提及了，当时，总理老想把联邦安全局纳入自己的影响范围，然而，同总理的经常性冲突并没有扰乱普京的心绪。普京没有使自己在政治游戏中被利用。在这一点上，他的道德准则是如此坚不可摧，甚至我也感到有些惊诧——在当时那种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中，即使是更有经验的人也不容易理清头绪，可普京却一直坚守着一个明晰的标准：某个行为是否合乎道理，某个人是否正直。他随时准备同自己所担任的高位告别，但从不做违背自己良心的事。

他不急于完成政治上的大举动，可他总比其他人更清楚地察觉到危险的所在，并且总是提醒我。

当我得知普京把索布恰克送出国去了以后，我的内心活动非常复杂。他是在拿自己的前途冒险，可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普京的这一举动又激起了我发自内心深处的尊敬之情。②

所以，叶利钦接下来写道：当他考虑到解除不称心的总理普里马科夫的职务时，他“常常痛苦地思索这样的问题：谁将会支持我？谁真正地站在我的身后？突然我醒悟过来了——这个人就是普京”。③ 于是在一片反对声中，叶利钦——这个由宪法赋予了全权的总统制的俄罗斯政治圣山之诸神的宙斯，不断地签发了对普京的一个又一个任职令：8月5日签发了由普京任联邦第一副总理的命令;8月9日又发表电视讲话要求国家杜马批准任命普京为联邦总理;一年后，又由总理而代总统而总统，不仅一轮竞选便绝对优势胜出，且迅速成为这个国家的魅力领袖人物。

没有叶利钦就没有普京的政治跃迁，普京如果没有让叶利钦欣赏的那些地方，那么也同样没有自己的顶峰政治命运。一切无以言说的复杂，但一切又无须多说的简单——叶利钦自己已把一切都讲得很清楚了。而叶利钦的全部政治生涯中最高明之处，就是没有在他的“叶利钦家族”中去挑选自己的接班人，一个圈外人又能忠诚于国家现行体制，忠诚于他个人，既保证了政治的连续性，同时也就保证了他个人的政治命运，保证了他的事业不被葬送。政治的成功也许就在于一个正确的选择。

“普京现象”的谜底只有一个：时势与最高权力人物的双重需要，官意与民意的不期契合;普京与叶利钦最后的不是交易的“交易”——一道现代的“丹书铁券”;叶利钦道出了一个永远的“政治逐鹿铁律”

在苏联自20世纪80年代末发生剧变以来，自戈尔巴乔夫始，大大小小的政客们都如过眼烟云般的走马灯、摩天轮一样的浪迁沙沉，但只有两个人值得注目：一个是统治10年的叶利钦的“政治常青树现象”，一个是普京的“火箭现象”。叶利钦的现象在另文中已有详述，那么普京现象是怎样产生的呢？

首先不过是历史的时代的产物。在那个混乱的年代缺少成熟的政治家，因而使那些年轻的政客们有机会登台表演。如果仍旧是传统的政治体制，像普京那样经历的人再等二十年也轮不到他当总理、总统。

其次，是现实政治需求的产物。显然普京不是一个钻营者，而是叶利钦的个人政治需要把他推上了前台。叶利钦在俄罗斯政坛统治了十年，但这十年危机重重，致使他不断地走马换将，且心脏病不断发作，经常要长期疗养，早在5年前的第二任大选前后，他就开始寻找接班人。在他抛出了一个又一个政治牺牲品之后，当他确实感到必须退位，必须考虑到他身后时代的政治稳定的时候，他选中了普京。他深知普京能稳定住政局，也能够对他负责，对俄罗斯负责。因而，叶利钦便利用总统的影响力为他一步步做稳妥的铺垫。甚至几次想提前任命他为总理，但都取消了这个打算，还是推出一个个替罪羊、过渡人物来替代普京，以期让普京出现于最佳的政治时机。而且几乎完全是他的个人决断，不征求任何人意见就在一夜之间把普京突然推上了俄罗斯的最高宝座，让反对的人们连反对的时间和机会都没有。为了普京叶利钦可谓是机关算尽了。

当然这些都是背景而已，真正的戏还要靠普京自己唱。普京很懂政治。从克格勃一踏入政界就始终低调，不遗余力地丰富增长自己的政治经验与行政才能，从不张扬自己，也不搞帮派，不参与党争。就是与索布恰克与叶利钦这两个决定他政治前途的人也不搞死党。一方面有着绝对的忠诚，一方面又不搞庸俗的人身依附。一切心仪之，心存之，而声色不露，不事张扬。一方面积极促进改革，又不激进也不显露出一点儿政治野心，让两位恩师都能赋予他代表着极大的信任的特权，是一位典型的韬光养晦抱朴守拙的人物。他总是在用自己的行动而不事张扬来悄悄地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力。他总是用强硬的态度但并不攻击他人的方式来推进工作。因而，他在俄罗斯那些具有野心而又不肯务实的一批政治新贵之中很快便以自己的性格独特脱颖而出，便以此获得了叶利钦的信任。

尤其是他刚刚就任总理就面临着二次车臣战争的危机。由于国外政治势力与武装力量的渗透，车臣分裂祖国的行为大有蔓延之势。普京主动向叶利钦要求全权处理车臣问题，毫不犹豫地对车臣采取了军事行动。尽管国内外对于这次战争极尽攻击之能事，但普京不为所动。叶利钦这样评价这位新总理：“正因为当时普京丝毫没有考虑自己的声誉和威望，没有指望车臣事件结束以后自己的仕途还能发展，他才找到了唯一正确的语调和言辞”，才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在他担任总理不久，便发表了强硬的声明：无论匪徒藏身何处，他们都将被找到，被消灭。他没有用更多形象的夸张的语言进行动员，而是用态度和行动来征服人心。“很久以来，饱受政府危机之苦的国家从未有过如此积极的情绪，而它却由一位刚刚当政的年轻政治家激发出来了。这个事实给所有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讲话“不是惊慌和忧虑，而是一位捍卫祖国的勇士、一个男子汉对自己力量的坚定信心。”“不是对恐怖分子的仇恨，而是对他们的鄙视。”“他没有玩文字游戏，而是诚恳并且坚定地对这些事件做出了反应，这也正是俄罗斯数千万民众对他的期望。”普京普遍让人们“感受到了国家所保障的个人安全。人们相信他，相信他能保卫他们。这成了他受欢迎程度迅速上升的主要原因。”① 叶利钦道出了一个永远的政治铁律：谁最能代表一个民族最强烈的需求，最强烈的时代呼声，谁就是政治战场上的胜利者。普京的成功崛起，除了“官意”所瞩外，更重要的是民众的推崇，这是不应忽略的。

他在处理车臣事件时的强硬态度源于他只知道应该怎么做，而并不去考虑会对自己有什么不利的后果，因为总统大选在即。“相反，普京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总统，从不垂涎权力。”② 这也许就是一个政治怪圈：越巴望权力的越得不到，越想升官的越升不上去。因为一个人的政治目的太强、个人目的太强，便要或者不择手段，或者瞻前顾后，或者畏首畏尾，或者放弃了应该做的事，而去做不应该做的事，或者会由此导致许多失去人心的事、失去信任的行为和事件发生，所以便常常有聪明反被聪明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的事发生。这些都可足资为政者诫。

在一个正常秩序下的政体中，升迁至总统要经历漫长的等待，撒切尔和林肯这样的人物都拼搏了30多年，但是，普京，这个苏联克格勃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官员，在10年左右的时间便登上了总统的宝座，他应该感谢叶利钦，更应该感谢他自己。

叶利钦在赶跑了戈尔巴乔夫后为他提供了一套别墅，戈尔巴乔夫一直住在他的总统别墅;配备了小轿车及医疗保障，给他的基金会一整幢的楼房以保证他有机会和可能从事新的社会活动。他还不断地邀请过戈尔巴乔夫，但戈氏从来不回应他的邀请，两个人有8年没有见面。那么，普京都给了他的前任以什么呢？他为叶利钦签署了一道“紧急命令”：已经终止职权的俄罗斯联邦总统享有不受侵犯的权利，不能对其提起刑事和行政诉讼;此人不受拘留、逮捕、搜查、审讯或私人调查……这很像中国宋朝的太祖赵匡胤发给被他夺权的旧主子柴世宗家族的世代免死的“丹书铁券”。媒体宣扬这是两个人的一笔“交易”，其实不然，以普京之人即使没有这道命令，他也不会允许任何人来骚扰叶利钦，这是他一贯的政治风格，也正是这一点成为他政治成功的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政治这个东西太无情、太残酷了，就是多一点儿个人的感恩与回报又有什么不好？政治不也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行为吗？

叶利钦被称为“政治常青树”，事实上政治这块泪洒血溅的土壤上从来不生长“常青树”，长命短命都不过是相对而言。而普京的政治生涯至少可以告诉我们一个政治逐鹿的铁律：在任何现代政体下，谁最能受到最高权力者的政治信任和素质赏识。又最能代表那个民族大众最强烈的愿望最强烈的呼声，谁就能成为政治角逐中成功的逐鹿者。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