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海鹏



薄身厚民，与民亲近——《晏子春秋》民本思想探析

贾海鹏

（周口师范学院 文学院，河南 周口 466000）

“薄身厚民，与民亲近”是《晏子春秋》民本思想的总纲。《晏子春秋》认为，国君“以民为本”要做到“春省耕，补不足；秋省实，助不给”，“及时救灾，保障生活；轻徭薄赋，保证生产”，“宽狱省刑，安居乐业；扶老赈孤，延及骸骨”，“少动干戈，保民性命”。《晏子春秋》民本思想的提出除受先秦文化传承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外，还有晏子因认识到人民群众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巨大作用，从而产生的深深的忧患意识。《晏子春秋》民本思想的实施，在保证人们正常生产生活、休养生息的同时，也缓和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稳固了君主和贵族的政权，使得国家强盛、社稷安宁。当然，《晏子春秋》民本思想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

《晏子春秋》；民本思想；晏子；齐景公

一、《晏子春秋》民本思想的产生背景

众所周知，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早在夏商时期，天的地位至高无上，它的意志主宰着人间的兴衰祸福，但是统治阶级仍然看到了人民群众的重要性。《尚书 · 五子之歌》云：“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1]369自西周以来，天的地位逐渐下降，民的地位逐渐上升。周人就曾提出“子子孙孙永保民”“用保乂民”“用康保民”“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1]182―436等理念①，并在现实政治中施行了“敬天保民”举措，这是“民本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姜太公在封齐之始，就采取了“因其俗，简其礼，通商工之业，便鱼盐之利”的惠民国策，使得“人民多归齐，齐为大国”[2]。管仲曾对齐桓公说“齐国百姓，公之本也”[3]453，“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民恶忧劳，我佚乐之；民恶贫贱，我富贵之；民恶危坠，我存安之；民恶灭绝，我生育之”[3]13。因而，黄宝先认为：“（管子）的民本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即在政治上要得民。在经济上，他主张利民、富民、善分民。在政策上要教民、从民俗。管仲的重民、爱民、富民、教民、从民俗的归宿在于牧民，在于有效地统治百姓、役使百姓，以达到御民和维护姜齐统治的目的。”[4]53此外，春秋时期的其他政治家也提出了许多重民思想。随国季梁曾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5]57。伶州鸠亦云：“且民所曹好，鲜其不济也；其所曹恶，鲜其不废也。”[6]81

《晏子春秋》继承和发展了往圣前贤的思想精髓，其民本思想的形成与晏子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莫大的关系②。晏子生活的时代，正值春秋晚期第二次“弭兵之会”发生不久，各诸侯国之间虽仍有战争，但比以往要少得多，规模也小得多，国际环境处于一个相对的和平时期。由于外部压力的减轻，各国君主和贵族都竞相追求自身生活的奢侈腐化，不顾百姓死活，并且愈演愈烈。齐景公尤是如此。《晏子春秋》记载：景公“牛马老于阑牢，不胜服也；车蠹于巨户，不胜乘也；衣裘襦袴，朽弊于藏，不胜衣也；醯醢腐，不胜沽也；酒醴酸不胜饮也；府粟鬰而不胜食；又厚藉敛于百姓，而不以分馁民”[7]114，“侈为宫室，夺人之居，广为台榭，残人之墓”[7]116③；齐国后宫“马食府粟，狗餍刍豢，三保之妾，俱足粱肉”[7]11，“文绣被台榭，菽粟食凫雁”[7]349；齐国贵族“高台深池，撞钟舞女，斩刈民力，输掠其聚”[7]347③；国家的整体状况则是“山林之木，衡鹿守之；泽之雈蒲，舟鲛守之；薮之薪蒸，虞候守之；海之盐蜃，祈望守之。县鄙之人，入从其政；偪介之关，暴征其私；承嗣大夫，强易其贿；布常无艺，征敛无度；宫室日更，淫乐不违；内宠之妾肆夺于市，外宠之臣僭令于鄙；私欲养求，不给则应”[7]347，致使“民人苦病，夫妇皆诅”[7]348④。这些让齐国陷入了“税敛重，故民心离；市买悖，故商旅绝；玩好充，故家货殚。积邪在于上，蓄怨藏于民，嗜欲备于侧，毁非满于国”[7]158的危险境地。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国相晏子看在眼里，急在心中。为了缓和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的矛盾，稳定社稷，富强国家，他在充分借鉴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民本思想”，并躬身践行一生⑤。

二、民本思想的总纲：“薄身厚民，与民亲近”

《晏子春秋》曰：“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为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遗道！苟遗民矣，安有正行焉！”[7]217这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以民为本”的概念。

人民是国家的主体，他们的生产生活状况决定着国家的兴衰存亡。从某种程度上讲，君主治理国家就要考虑如何让百姓安居乐业、幸福和睦。《晏子春秋》曰：“事因于民必成……谋于上，不违天，谋于下，不违民，以此谋者必得矣……傲民举事，虽成不荣……民，事之本也……度义因民，谋事之术也。”[7]161又曰：“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意莫下于刻民。”[7]217这些言论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晏子春秋》高度重视人民，把人民看成事之根本、国之根本的核心理念。姜国柱认为：“综观晏婴的思想，他在谏景公之行、答景公之问、事景公之礼、治国家之政中，其出发点和归宿地，大多是在民身上着眼的。”[8]53周云钊、周云剑也认为：“晏子行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皆在‘民’上。”[9]41除理论上的高度概括外，《晏子春秋》还常以上古帝王的执政实例形象地阐述“以民为本”的重大意义。晏子鼓励景公要以他们为榜样，宽政爱民，以朝诸侯。古之圣王虽然自身享受的物质条件非常有限，但因“诚于爱民，果于行善”，故“天下怀其德而归其义”；“好生而恶杀，节上而羡下”，故天下“共归其义”；“予而不取”，故天下“共归其仁”，这些都是传说中施政“以民为本”而终至“王天下”的绝好实例[7]100―101。

“薄身厚民，与民亲近”是《晏子春秋》民本思想的总纲，它涉及物质资源的分配问题。一个国家的财富是有限的，君主和贵族占有的多，黎民百姓就拥有得少。为了让人民过上幸福安康的生活，《晏子春秋》建议上位者不能“遂欲满求，不顾细民”[7]116，而要“薄于身而厚于民”[7]158，“散百官之财，施之民”[7]61。也就是说，统治者平时要节俭生活，把省下的物质财富用于赈济平民，从而缩小贫富差距，如此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稳定，巩固国家政权。那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晏子春秋》给出这样的方案：君主“取财”，当“权有无，均贫富，不以养嗜欲”[7]158。叶世昌、童丽说：“国家在征收赋役时，要斟酌人民的贫富状况，权衡有无，使税负与民力相称，从而做到赋税制度比较合理可行，不能只从满足自己的嗜欲出发而横征暴敛。”[10]160―161甄尽忠认为，晏婴的这一主张“主要是想通过赋税征收和再分配等手段来调节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从而减轻贫困者的负担而不至于挨饿受冻”[11]34。景公曾问晏子如何才能与民亲近，晏子答道：“俭于藉敛，节于货财；作工不历时，使民不尽力；百官节适，关市省征；山林陂泽，不专其利；领民治民，勿使烦乱；知其贫富，勿使冻馁，则民亲矣。”[7]182这段文字高度凝练，却极具操作性，其实质就是要求统治者“薄身厚民”。

三、民本思想的具体举措和深层缘由

（一）民本思想的具体举措

根据《晏子春秋》的记载，国君“以民为本”主要着眼于几个方面。

1. 春省耕，补不足；秋省实，助不给

“以民为本”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质需求，主要是粮食，这在农耕时代尤其如此。

景公好游。《晏子春秋》载，景公曾“游于寒涂，据四十里之氓，殚财不足以奉敛，尽力不能以周役民氓，饥寒冻馁，死胔相望”，这受到了晏子的批评。晏子劝他要以齐国先君桓公出游为榜样：“睹饥者与之食，睹疾者与之财，使令不劳力，藉敛不费民。”景公知错，“于是敛死胔，发粟于民，据四十里之氓不服政其年”，并“三月不出游”，从而让该地的人民获得了较为安宁富足的生活[7]58。

如果说这还只是在国君偶尔出游时听取大臣建议所采取的济民措施的话，那么《晏子春秋》对君主“游”和“豫”的诠释，则从理论上展示了先秦时期各国惠民政策的一种常态。《晏子春秋》曰：“春省耕而补不足者谓之游，秋省实而助不给者谓之豫。”[7]186就是说，君主出游，不能以自己的享受为主，而要以巡查补给各地百姓生产生活所需为目的。只有这样，人们才会“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一游一豫，为诸侯度”[7]186‍⑥，满心欢喜地企盼君主游豫本地。

2. 及时救灾，保障生活；轻徭薄赋，保证生产

如果发生了自然灾害，国家要及时出台相应政策对受灾百姓进行赈济，以维持他们的基本生活。先秦时期，齐国人民面临的自然灾害主要有五种：“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此谓五害。”因齐地临海，雨雪较多，故“五害之属，水最为大”[3]1054。

《晏子春秋》记述了多起国家赈济雨雪之灾的经过。例如：景公之时，有一次阴雨连绵十七日，“坏室乡有数十，饥氓里有数家，百姓老弱，冻寒不得短褐，饥饿不得糟糠，敝撤无走，四顾无告”[7]11。对此，景公非但不管不问，还日夜饮酒，让“柏遽巡国，致能歌者”[7]11。后经晏子以辞职相迫，景公方才醒悟，全权委托晏子赈灾，“晏子乃返，命禀巡氓。家有布缕之本而绝食者，使有终月之委；绝本之家，使有期年之食；无委积之氓，与之薪橑，使足以毕霖雨。令柏巡氓，家室不能御者，予之金；巡求氓寡用财乏者，死三日而毕，后者若不用令之罪……三日，吏告毕上：贫氓万七千家，用粟九十七万钟，薪橑万三千乘；坏室二千七百家，用金三千”[7]11―12。还有一次，大雪接连下了三天还没有停止。景公听从晏子的劝谏，“令出裘发粟，与饥寒。令所睹于涂者，无问其乡；所睹于里者，无问其家；循国计数，无言其名。士既事者兼月，疾者兼岁”[7]59。前者针对人们受灾的严重程度进行了不同方式的救济，后者则突出了朝廷赈灾的力度。由于救助及时，措施得当，百姓的生命得以保全，基本生活得以保障，从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为统治者赢得了较好的口碑。这些都很好地诠释了《晏子春秋》“以民为本”的题中之义。

人们从事生产活动是需要一定条件的。“轻徭”能够保证他们生产的时间，而“薄赋”既可以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使其有体力从事生产，又可为生产提供必要的物质资料。

如前所述，春秋晚期各国君主为了享受，竞相追求豪奢华丽的建筑，大兴土木，终岁不止，人民困苦不堪，齐景公尤甚。《晏子春秋》此方面的记载可谓不绝于册，如“景公使国人起大台之役，岁寒不已，冻馁之者乡有焉”[7]87；“景公为长庲”[7]89；“景公筑路寝之台，三年未息；又为长庲之役，二年未息；又为邹之长涂”[7]90―91；“景公春夏游猎，又起大台之役”[7]92；“景公为台，台成，又欲为钟”[7]96等等。如此繁多的徭役不但压得人民喘不过气来，而且严重地侵占了他们从事正常生产的时间，更影响了国家物质财富的积累。另外，齐国（其实各国皆如此）君臣生活奢侈靡费，百姓承担的赋税十分繁重。“丈夫耕，女子织，夜以接日，不足以奉上”[7]76，“民叁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积朽蠹，而老少冻馁”[7]206。繁重的徭役赋税让人们饥寒交迫，时时处于死亡的边缘。如此下去，国家将陷入动荡，社稷将不得安宁，君主的统治将岌岌可危。为了缓和阶级矛盾，避免政治灾难的发生，晏子竭尽心力，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劝谏景公，“春夏起役，且游猎，夺民农时，国家空虚，不可”[7]92―93，故应“俭于藉敛，节于货财，作工不历时，使民不尽力”[7]182，“使令不劳力，藉敛不费民”[7]58，“关市讥而不征；耕者十取一焉”[7]316等，以此来减轻人民的负担，让他们得以休养生息，保证生产，维持生活。

3. 宽狱省刑，安居乐业；扶老赈孤，延及骸骨

在保证普通百姓正常生活生产的同时，《晏子春秋》主张对罪犯（其实很多人都是无辜获罪）宽狱省刑，“若死者刑，若刑者罚，若罚者免”[7]316。“明君莅国立政”，要“不益刑，又不以私恚害公法，不为禽兽伤人民”[7]80，“去冤聚之狱”，让百姓“反田”[7]61，以保证他们的基本生存条件和国家税收。《晏子春秋》还载：“景公藉重而狱多，拘者满圄，怨者满朝。”[7]76刑罚残酷，以致市场“屦贱而踊贵”[7]206。更有甚者，景公常常因一件小事，“纵欲而轻诛”，如“景公欲诛骇鸟野人”“景公所爱马死欲诛圉人”“景公欲杀犯所爱之槐者”“景公逐得斩竹者囚之”“景公以抟治之兵未成功将杀之”等[7]71―86。如此肆意的邪僻行径，给人民甚至臣下都带来了极大的痛苦，人们每天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生怕一不小心就获罪被诛。对此，晏子使尽了浑身的解数进行劝谏，最终使景公回心转意，挽救了许多人的性命，从而让人们的生活安定了下来。

“以民为本”不仅要保障青壮年的生产生活，还要做好“振孤寡而敬老人”[7]61的工作。对弱势群体的关怀照顾，更能体现出一个国家对百姓的宽惠仁和。《晏子春秋》记载：景公的爱狗死了，他欲“外共之棺，内给之祭”。晏子谏道：“孤老冻馁，而死狗有祭；鳏寡不恤，死狗有棺。”如此作为，可能导致“百姓闻之，必怨吾君；诸侯闻之，必轻吾国”的严重后果。景公听从，“趣庖治狗，以会朝属”[7]127。如果说这还只是阻止君主行邪僻之事的话，那么《杂上第八》的记述就是鼓励景公主动施惠老弱了。《杂上第八》记载：“景公游于寿宫，睹长年负薪者，而有饥色。公悲之，喟然叹曰：‘令吏养之！’”晏子趁机劝谏：“老弱之不养、鳏寡之无室者，论而共秩焉。”景公应允，“于是老弱有养，鳏寡有室”[7]242。在《杂上第九》中晏子褒扬了“景公探雀鷇，鷇弱，反之”的行为，并称许这体现了君主的“长幼”德行[7]242―243，建议景公把对禽兽的仁爱延伸到黎民百姓身上。在《杂上第十》中，晏子更是直接请求景公使吏养乞儿。

《晏子春秋》不但要求君主应保证活人的生存，而且还要照顾死人的安宁。《谏上第十九》载：景公出游，见路有死尸，开始默然不问，后经晏子开导，“于是敛死胔”[7]58。另外，《杂下第三》中也有景公畋于梧丘，梦五大夫而“令吏葬之”的记述[7]290。在这里最值得提出的是，《谏下第二十》中逢于何请求在路寝之台墉下合葬父母灵柩的事件。由于史无前例，连晏子都认为“难哉”，而景公最后竟然答应了，并且是真正领悟透了“削人之居，残人之墓，凌人之丧，而禁其葬，是于生者无施，于死者无礼”的道理。当然，这与晏子高超的进谏技巧有关。晏子以“生者不得安，命之曰蓄忧；死者不得葬，命之曰蓄哀。蓄忧者怨，蓄哀者危”来劝谏景公[7]116―117，致使景公应允。然而，外因毕竟是要通过内因起作用的，事情的决定权还是掌握在景公手中。景公最终能够同意，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君主来说是难能可贵的⑦。不管此章内容是否符合史实，都体现了《晏子春秋》作者对君主此类行为的赞美和期盼。

4. 少动干戈，保民性命

春秋时期，战争频仍，给广大百姓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使他们的生命朝不虑夕，财产更是没有保障。晏子反对战争，但并非无原则地反对。晏子赞成明主出义兵伐暴，“其用兵，为众屏患，故民不疾其劳”[7]198，“其君离，上怨其下，然后伐之，则义厚而利多，义厚则敌寡，利多则民欢”[7]138。但他坚决反对不义之战，如庄公伐晋，晏子以为不可[7]136―137；景公伐宋，晏子劝止[7]63―64；景公伐鲁，晏子反对[7]138等。他竭力提倡在不动干戈的情况下尽可能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纠纷。“不侵大国之地，不秏小国之民，故诸侯皆欲其尊；不劫人以甲兵，不威人以众强，故天下皆欲其强”[7]140，“地博不兼小，兵强不劫弱”[7]195，“不以威强退人之君，不以众强兼人之地”[7]198，无不体现出晏子主张君主慎战以保人民生命财产的光辉思想。

（二）民本思想形成的缘由：深深的忧患意识

《晏子春秋》之所以提出“以民为本”思想，除了受文化传承和时代背景的影响外，还主要是因为晏子清楚地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巨大作用，从而产生了深深的忧患意识。

如果国君不断得罪人民，让他们忍无可忍，那么为了生存，他们必定奋起反抗，从而威胁到君主的人身安全。齐景公为政不善，“穷台榭之高、极汙池之深而不止，务于刻镂之巧、文章之观而不厌，则亦与民而雠”[7]101，“好治宫室，民之力弊矣；又好盘游玩好，以饬女子，民之财竭矣；又好兴师，民之死近矣”[7]316，以致“民人苦病，夫妇皆诅”[7]348。晏子反复告诫景公：“君享国，德行未见于众，而三辟著于国，婴恐其不可以莅国子民也”[7]80，“今君……使民若不胜，藉敛若不得；厚取于民，而薄其施……菽粟藏深，而怨积于百姓……臣恐国之危失，而公不得享也”[7]146―147，“今君以政乱国、以行弃民久矣，而声欲保之，不亦难乎……临民若寇雠，见善若避热，乱政而危贤，必逆于众，肆欲于民，而诛虐于下，恐及于身”[7]48。连自身性命都不一定能保全，还梦想着“彰先君之功烈而继管子之业”[7]146，让诸侯来朝，简直是痴人说梦。除直谏外，晏子还常以历史上的衰国暴君为例劝说景公，如“君得罪于民，谁将治之？敢问：桀、纣，君诛乎？民诛乎”[7]38，“今君不遵明君之义，而循灵王之迹，婴惧君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长庲之乐也，不若息之”[7]91，“昔三代……其衰也，建谋不及义，兴事伤民”[7]161等。

国君施行逆政，不管人民死活，不但可能危及自己的生命，还有可能给后世子孙带来忧患。《谏下第十九》记载，景公与晏子登上路寝之台，望着都城，景公叹息道：“使后嗣世世有此，岂不可哉？”晏子反驳说，贤明的君主“必务正其治，以事利民，然后子孙享之”，“今君处佚怠，逆政害民有日矣，而犹出若言，不亦甚乎”[7]113―114，劝告景公只有施行德政，以民为本，才有可能让子孙后代安享齐国。

如果君主为政暴虐，就有可能给别有用心的大臣提供机会，因而要施惠于民。否则，届时公室权威日下，大夫声望日隆，最终必为异姓所代。《谏上第十九》中晏子就对景公说：“财屈力竭，下无以亲上；骄泰奢侈，上无以亲下。上下交离，君臣无亲，此三代之所以衰也。今君行之，婴惧公族之危，以为异姓之福也。”[7]58在这里，“异姓”指的是田氏家族，他们平日以“大斗出，小斗入”的谋略施惠于百姓，与公室争民。《问下第十七》就说人民：“无私与，维德之授。今公室骄暴，而田氏慈惠，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无获民，将焉避？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太姬，已在齐矣”[7]206―207‍⑧。《重而异者第十》亦曰：“今公家骄汰，而田氏慈惠，国泽是将焉归？田氏虽无德而施于民。公厚敛而田氏厚施焉……田氏之施，民歌舞之也，国之归焉，不亦宜乎！”[7]353‍⑨

由上可知，如果君主施政不“以民为本”，不但自己不能善终一生，而且会危及子孙后代，甚至社稷也会遭到覆灭。所以说，《晏子春秋》民本思想的提出既包含了对历史教训的透彻领悟，又体现了对现实政治的沉痛感慨，还流露出对国家未来的深深忧虑。

四、民本思想的开明性和局限性

作为一种宝贵的文化遗产，《晏子春秋》的民本思想既有开明性，亦有局限性。

（一）开明性

先秦时期的政治虽然还没有发展到后世那样的高度集权，但是其专制特性是不容置疑的。在这样的时代，有见识的大臣晏子能够透过历史表象，总结现实经验，看到民众力量的强大，从而提出施政要“以民为本”，这不能不令人叹服。民本思想在保证人民正常生产生活、休养生息的同时，可缓和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稳固君主和贵族的政权。国家安宁，上得其乐，下得其实，是一种双赢。

《晏子春秋》曰：“古之贤君饱而知人之饥，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劳。”[7]59类似的话也曾在代表下层民众利益的《墨子》中多次出现。这是指导国君施行民本政策的总体原则和最终目标，如此进步的思想即使放在当今社会也仍然熠熠生辉。

《晏子春秋》的民本思想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它“在春秋末年那种新形势下继承和发展了太公、管仲的重民思想，使我国处在萌芽状态的民本思想得以发扬光大，为后来的民本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4]53。如孔子称之为“圣”的“博施于民而能济众”[12]91、“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2]4，孟子的“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13]30，“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13]156，“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3]304，以及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14]151，“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14]487等，这些思想很可能就受到了《晏子春秋》民本理念的影响。

（二）局限性

首先，晏子民本思想的提出，其最终目的并不是为了黎民百姓的幸福生活，而只是为了维护执政者的长久统治。晏子劝谏景公时常常都会提到邪僻暴虐的行径会引起人民的不满，甚至反抗，由此君主可能不得善终，而且可能危及子孙，甚至国家也会被他姓取代，其归结点还是国君的长久统治。笔者认为，这种不彻底的民本思想实际上反映的是君本思想，民本只是手段，君本才是目的。它与出身平民阶层、以“兴天下之大利”[15]172为目的的墨子民本思想不可同日而语。

《晏子春秋》的民本理念与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基本一致。刘清平认为它们都不是“目的性之本”，而是“工具性之本”，两者间的本质差异在于“‘目的性的以民为本’是把保护民众利益、关心民众福祉自身当作终极价值，‘工具性的以民为本’则是把保护民众利益、关心民众福祉当作维持君主统治的有效手段”[16]53。邵先锋也认为：“先秦民本思想作为一套完整的调和阶级矛盾的政治理论体系……既是对统治阶级的一种训诫，更是对被统治阶级的一种欺骗。”[17]143―144笔者基本赞成上述观点。然而，一种思想的产生，离不开其时代背景。毕竟《晏子春秋》形成于数千年前，在春秋战国那样的历史环境下能够如此鲜明地提出“以民为本”的施政理念，并在一定程度上付诸实践，确也不易。所以，作为现代人，我们也不应过于苛求。

其次，《晏子春秋》的民本思想是建立在国君施行“仁政”基础上的。《谏上 · 景公所爱马死欲诛圉人晏子谏第二十五》章即为明证。景公听了晏子的话，喟然叹曰：“夫子释之！夫子释之！勿伤吾仁也。”[7]72“仁政”固然很好，但却主要依赖于君主个人的修养与品德而施行，偶然性极强，且大多不能长久。可惜晏子为相时，没有利用手中的权势像管子那样建立起一系列贯彻民本思想的制度⑩，否则景公也不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做邪僻暴虐之事。

最后，晏子要求统治者与民同乐的方法有些消极。遍观《晏子春秋》，我们找不出太多关于晏子积极发展国家经济的举措。晏子所提倡的与民同乐主要是让统治阶级不要奢侈浪费，厉行节俭，把省下来的财物分给百姓一些，从而博得民众的好感，以维护国家的稳定。这不能不说是晏子民本思想的一个缺点。

总之，《晏子春秋》的民本思想作为我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我们应充分吸收它的精华，抛弃其中的糟粕，服务于当今的现实。

注释：

①《尚书 · 泰誓上》和《尚书 · 泰誓中》虽属伪古文篇目，但古今学者仍相信其符合周人思想。

②虽然历史上的晏子与《晏子春秋》的主人公“晏子”有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但两者不能完全等同，故除特别提示外，本文的晏子指《晏子春秋》中的主人公“晏子”。

③《淮南子 · 要略》亦曰：“齐景公内好声色，外好狗马，猎射亡归，好色无辨，作为路寝之台，族铸大钟，撞之庭下，郊雉皆响，一朝用三千钟赣。”

④《左传 · 昭公二十年》中也有相似记载。

⑤从《左传》《史记》等对晏子言行的记载来看，“民本思想”确是晏子本人的思想，只是他是否明确提出过“以民为本”的概念，还需仔细斟酌。

⑥《孟子 · 梁惠王下》中也有相似记述。

⑦《晏子春秋 · 外篇 · 重而异者第十二》和上博简《昭王毁室》中都有类似记载，只是人物不同而已。

⑧《左传 · 昭公三年》中也有相似记载。

⑨《左传 · 昭公二十六年》中也有相似记载。

⑩《管子 · 入国》中就载有“九惠之教”，即“一曰老老，二曰慈幼，三曰恤孤，四曰养疾，五曰合独，六曰问疾，七曰通穷，八曰振困，九曰接绝”。它是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的国家常制，蕴含了丰富的民本因素。

[1] 王世舜，王翠叶．尚书[M]．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北京：中华书局，2012．

[2]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1480．

[3] 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4] 黄宝先．试论晏子的民本思想[J]．管子学刊，1994(3)：53．

[5] 左丘明．左传[M]．杜预，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57．

[6] 左丘明．国语[M]．韦昭，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81．

[7] 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M]．增订本．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1．

[8] 姜国柱．晏婴的军事思想[J]．管子学刊，1989(4)：53―56．

[9] 周云钊，周云剑．晏子廉政思想的实践性特征[J]．管子学刊，2014(1)：37―41．

[10] 叶世昌，童丽．晏子的经济思想[M]//王振民．晏子研究文集．济南：齐鲁书社，1998：160―161．

[11] 甄尽忠．《晏子春秋》中晏婴社会救助思想论析[J]．管子学刊，2006(1)：30―34，88．

[12] 金良年．论语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3] 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4]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2．

[15] 吴毓江．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172．

[16] 刘清平．儒家民本思想：工具性之本，还是目的性之本[J]．学术月刊，2009(8)：52―58．

[17] 邵先锋．《管子》与《晏子春秋》治国思想比较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8：143―144．

Be Good to People and Bad to Self: An Analysis on People-first Thought in

JIA Haipeng

(Zhoukou Normal University, Zhoukou 466000, China)

“living a simple life and making the people wealthy, and getting close to them” was the general principle of people-first-thought thought inand the book considered that monarch putting people first should “supplement the insufficiency in the spring according to the farming situation, while check the harvest in the autumn and help the poor”, “timely rescue and protect the life, while reduce the burden of taxation and cost, ensure the production”, “ease the criminal law and free the criminals, live and work in peace and contentment, while help the old and the orphan, as well as the death”, “start fewer wars, and save people's life”, etc. The people-first-thought, in addition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pre-Qin culture and historical background, was mainly based on a clear understanding of the people's role in the history and reality, which produced a deep sense of anxiety. The people-first-thought innot only ensured the normal production, living and rehabilitation of people, but also eas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rulers and the grass roots, stabilized the regime of monarch and nobles, making the country peace, powerful and prosperous.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inevitably has the historic limitations.

; people-first-thought; Yanzi; Duke Jing of Qi

2018-10-30

贾海鹏（1984―），男，山西高平人，讲师，博士。

K225.04

A

1006–5261(2019)03–0136–08

〔责任编辑 赵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