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聪聪



河南大学百年文选学研究综述

李聪聪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文选》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河南大学作为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百年学府，河大学人对文选学的研究接踵赓续，方兴未艾。河大百年的文选学研究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由刘盼遂、李嘉言、段凌辰等先生为代表的传统文选学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王立群教授为主导的现代文选学研究以及21世纪河大学人的文选学传承。

河南大学；《文选》研究；百年综述

1300多年前，唐代学者李善曾于汴郑之间讲授《文选》。河南大学（以下简称河大）位于古都开封，得风气浸润之先，使人文渊薮绵延。河大学人对《文选》的研究，无论是在传统文选学领域，还是对现代文文选学的观照，都具有独特的文化印记与学术贡献。1928年，刘盼遂先生撰写《〈文选〉篇题考误》一文，开河大学人研究《文选》之先河。20世纪60年代，李嘉言、段凌辰、万曼等先生围绕《文选》笔耕不辍，在文选学研究的低潮时期展现出可贵的学术勇气。进入90年代以后，王立群教授接踵前贤，成果卓著，先后出版学术专著3部，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项，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多篇，使河南大学成为国内文选学研究的重要阵地。在他的引领下，一大批研究者走上了《文选》研读之路，成为河大学术的新锐力量。纵观河大百年的文选学研究，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一是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以刘盼遂、李嘉言等先生为代表的传统文选学研究；二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王立群教授为主导的现代文选学研究；三是21世纪一批青年师生对《文选》的相关研究。本文通过对河大百年文选学研究成果的回顾，析观往昔学者治学之途辙，以望洞悉源流，激励后进。

一、20世纪30至60年代河大先贤对文选学研究的开拓

文选学在20世纪30年代的文化大背景下，受政治运动的冲击，呈现衰落趋势，但仍有老一代河大学人致力于文选学研究，他们以审慎认真的学术态度撰写了几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对文选学研究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1928年在河南中山大学（河南大学前身）任教的刘盼遂先生是清华大学国学院首届毕业的研究生，曾师从黄侃、陈寅恪、王国维等先生，传承名家治学经验，学问渊博，精通朴学[1]70。在河大任教期间，他先后开设了“说文”“尔雅”“文选”等相关课程，1928年10月于《国学论丛》第4期发表《〈文选〉篇题考误》[2]32一文。此文是河南大学首篇从文献角度研究《文选》的论文，该文以考证的方式辨明《文选》部分作品的小序之误、篇题之误及叙次之失，共涵括110余条考订，另附有读《文选》札记5则。其中的许多观点为目前学界认同，也为近代学者研究《文选》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如骆鸿凯在其《文选学》一书中设有“义例”一章，详论此类问题。当代学者傅刚、游志诚、力之等人也对此撰文探讨。当代学者吴云在《20世纪中古文学研究》一书中曾评价：“刘盼遂的《〈文选〉篇题考误》一文……表现出较深的学术功力。”[3]可见，刘盼遂此文具备严谨扎实的朴学考证功底，其精审的学术态度非常可贵。

李嘉言是刘盼遂在河大执教期间预科班的学生，于1930年考入清华大学国文系，师从闻一多、陈寅恪、刘文典、朱自清等先生，1947年以后长期任教于河南大学[1]230，对《文选》研究用力尤勤。李嘉言共撰写论文三篇：其一，1933年1月，《〈昭明文选〉流传之原因》[4]572一文刊于《清华周刊》第12期。该文从《文选》作为总集之祖的重要性、萧统的文学观与调和主张、李善注的价值三个角度梳理了《文选》得以流传千古的原因。这是一篇从文学接受角度探讨《文选》价值的专题论文。其二，1948年3月，《论〈昭明文选〉》[4]569一文刊于《河南大学校刊》（复刊）第19期。此文将《文选》和陆机《文赋》、曹丕《典论 · 论文》相较，着力探讨《文选》的选录标准。李嘉言不仅将《文选》文体分为赋、诗、杂文三大类，而且认为《文选》的可贵之处在于萧统所强调的文质并重的文学观。其三，1961年5月，《试谈萧统的文学批评》[4]564一文发表在《文学评论》第2期。李嘉言将《文选》与《文心雕龙》分类相较，指出萧统不以经、史、子为文学观的先行性，并对《文选》选录标准延伸探讨。之后，王运熙于同年8月发表《萧统的文学思想与〈文选〉》，郭绍虞于同年11月发表《〈文选〉的选录标准和它与〈文心雕龙〉的关系》，殷孟伦于1963年1月发表《如何理解〈文选〉的编选标准》一文。这4篇论文①通过学术互动与争论，使建国以后略显沉寂的文选学论坛渐趋活跃，而李嘉言的论文首开先河，确有启迪之功。

长期执教于河南大学的段凌辰先生，学养深厚，对《文选》研究践履笃实。1925―1948年，段凌辰先生曾朱批点评30册六臣注《昭明文选》，并为学生开设《文选》课程[1]99。在河大任教的宋景昌曾写《浣溪沙 · 悼段凌辰师》云：“余恩师段凌辰先生学贯经史，旁及百氏，潜研《萧选》，尤为精湛，著《文选学六种》，独抒己见……两汉文章魏晋文，先生讲授满堂春，探幽索隐见精神。”[5]现存段凌辰的《文选》研究论文共3篇：1946年6月发表于《儒效月刊》第3期的《〈文选〉注引〈汉书注〉非袭用颜师古注本说》[2]591，着重分析李善注乃征引诸家之注，而非因袭颜师古《汉书注》本，以证明李善注参阅群籍、征引繁博；1946年12月发表于《国立河南大学学术丛刊》（复刊）第1期的《李注〈文选〉中〈汉书〉诸文多足证颜注所本说》[2]612，认为颜师古注多攘窃旧说，据为己用，而李善注在引用《汉书》注本时发现了这一问题，汰繁裁芜，注明原典，反证李善注之精确宏赡；1946年8月发表于《儒效月刊》第5期的《王粲卒年驳议》[2]631，就清代何焯对王粲卒年的认知偏差及文选学家张云璈、梁章钜等人对此语焉不详予以反驳，例证清晰，认同李善注并得出王粲卒年为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的结论。这一观点亦为现在学界所认同。

随着《文选》研究的深入，河大先贤万曼先生着眼于《文选》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如他于1947年6月在《国文月刊》发表的《〈司马相如赋〉论》[6]一文，对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等篇目的体制、技巧、语言都进行了详细论述。他于1962年9月在《文学遗产》第430期发表的《读〈文赋〉札记》[7]一文，从《文选》作品入手，专门探讨陆机《文赋》“缘情说”的重要价值。

总之，河大学人对文选学的研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由刘盼遂先生首发其端，其以文献爬梳为主，对《文选》篇题、叙次进行考证辩误。段凌辰先生接衍其绪，奠定了严谨务实的学术基础。20世纪60年代，李嘉言、万曼等对《文选》的研究逐渐从文献梳理转变为以文学批评为主，他们发挥所长，各有建树。河大先贤们勇于开拓、采撷贯通的学术勇气，甚为可敬。然而，20世纪60年代后期至80年代，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河大《文选》学研究一度沉寂，鲜有成果。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王立群教授对《文选》研究的贡献

王立群教授长期任教于河南大学，潜心研究《文选》多年，成果卓著，贡献巨大。他不仅获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选》版本、注释综合研究”（2002年）和重大项目“《文选》汇校汇注”（2014年），而且先后出版文选学研究专著3部，并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献》等重要期刊发表论文近30篇。王立群教授的《文选》研究考证与理论研究兼顾，深度与高度并现，主要有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为文献研究，即《文选》版本、注释等综合研究；二为选学史研究，即现代文选学的建立以及《文选》成书研究等。

（一）文选学文献研究

王立群教授的文选学文献研究主要包含三个方向：

其一，对传统文选学文献成果的梳理与总结。这方面的研究既有专题论文《20世纪“选学”文献述略》②和《清代〈选〉学与20世纪现代〈选〉学》[8]，亦散见于《现代文选学史》[9]一书“清代传统《文选》学与现代《文选》学”“20世纪前期的《文选序》研究”等章。此类研究涵盖了对各类文选学专著、文本文献、目录学专著、专题论文等内容的汇集与考辨，搜罗宏富，资料翔实。

其二，对现代文选学相关文献的研判与评价。如专题论文《周贞亮〈文选学〉与骆鸿凯〈文选学〉》[10]，王立群教授是发掘周贞亮《文选学》重要价值并系统评述的第一人，弥补了此前学界对周氏《文选学》的研究缺憾。此外，《论20世纪文选学家流派与文选学研究分期》《骆鸿凯〈文选学〉与20世纪现代“选”学》《20世纪现代〈选〉学对清代传统〈选〉学的继承与发展》[11―13]等论文通过对现代文选学流派与分期的梳理与评估，使学界对文选学的发展历史与研究现状有了可资参考的范本。

其三，对《文选》版本、注释的综合研究。2002年王立群教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选》版本、注释综合研究”，其结项成果《〈文选〉版本注释综合研究》[14]一书梳理李善注演化的轨迹，详尽考察了《文选》不同版本系统的传承序列。以《文选》版本、注释研究为中心，王立群先后发表专题论文数篇，如《敦煌本〈文选〉李善注研究》，集中对敦煌本《文选》李善注的抄写时间、地点及特征、价值进行估判[15]；《尤刻本〈文选〉李善注二题》[16]《尤刻本〈文选〉增注研究》[17]两篇文章用大量文献做比勘，推断出尤刻《文选》杂糅了李善注与他家之注的特点，从而得出尤刻本在学术研究层面很不值得信赖的结论；《从綦毋邃注看唐写本至宋刻本〈文选〉注释的演变》一文，认为宋刻本《文选》对唐写本李善注取其精华，故而“形成既整饬又精当的特点”[18]；《敦煌白文无注本〈文选〉与宋刻本〈文选〉》一文，通过对校敦煌白文本与宋刻本《文选》，梳理出《文选》从抄本到刻本注释的衍化[19]；《〈文选〉李善注变迁综述》一文对李善注的版本系统详加梳理，认为恢复李善注原貌几乎不可能，应该在对《文选》重要版本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整理出对李善注的汇校汇编[20]。

2014年，王立群教授主持申报国家社科重大项目“文选汇校汇注”获批。此项目致力于通过对《文选》诸版本及注释的比勘校证，从而整理出一个《文选》的集大成版本，以供研究者使用。目前，该项目研究正在进行中。

（二）《文选》学史研究

王立群教授的《文选》学史研究主要包含以下成果：

其一，《现代〈文选〉学史》。该书首次界定并系统论述了“现代文选学”这一概念，以区别于传统“文选学”研究。在《现代〈文选〉学史》中，王立群除了梳理清代以来的文选学文献，还以专题研究与分期研究相结合的形式探讨了萧统年谱、《文选》序、文本研究、分体研究等问题。曹道衡先生曾评价：“王先生的《现代〈文选〉学史》，收罗材料宏富，而选择精审，实为力作……撰写这样的史书，必须披沙拣金，用力甚劬，而给后来研究者提供极大方便。”[21]2足见此书在学林之重。

其二，《〈文选〉成书研究》。该书就《文选》的成书过程、编者、成书时间等问题展开论述[21]1―5，见解独到，立论新颖，其中有些观点值得注意。例如对《文选》成书过程的考辨，王立群首先通过对《隋书 · 经籍志》目录的考察，得出南朝总集多据前贤总集编撰或抄撰而成，并指出这是当时的著述风气，此为外证；又详列《文选》书中一系列内证，认为《文选》的成书过程是据前贤总集再选编而成。曹道衡先生评述道：“关于《文选》是前人选本中二次编选之说，在国内学者中是王先生首发此论。”[21]2王运熙评价说：“本书第二章第三节的《文选》据前贤总集再选编之内证……证据确凿，很有说服力，令人首肯。”[21]5可见，这种内证和外证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非常具有方法论意义。再如对《文选》的成书时间，王立群做出了“普通三年（522年）至普通七年（526年）”的重新界定。这一推断建立在王立群对《文选》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是对学界“窦常不录存者说、昭明太子十学士编纂说、刘孝绰独擅编务说”等观点的超越与颠覆。曹道衡先生亦认为“此说极有见地”[21]3。

王立群除了探讨《文选》相关热点问题，还对《文选》研究的现状、逻辑误区等问题进行多次反思，这种辩证思维昭示后学不断思考与求索。王立群在《或然与必然——关于〈文选〉研究的断想》一文中指出，学界的某些研究存在混淆或然与必然因果关系的状况[22]。他又在《超越旧“成说”，开拓新领域——关于〈文选〉研究的断想》一文中针对21世纪以来《文选》研究新成果鲜出的疲态，指出应该超越成说，开拓研究新领域的合理建议[23]。陈庆元评此篇文章曰：“论文对《文选》的研究具有建设性的意义。”[23]472018年，王立群发表《从现代〈文选〉学史的角度看曹道衡先生的〈文选〉研究》[24]，对曹道衡在文选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予以评述，并对其在当今文选学研究中的指导性作用进行细致梳理。这些观点显示出王立群教授作为一名资深学者对《文选》不懈的探索精神。

王立群教授研治《文选》，不仅融会了审慎细致的文献钩稽及贯通淹博的文学素养，而且善于将独立思考的能力与严密的逻辑性结合，视野宏阔，成果卓著。这种治学方法对于后学者而言，具有非常重要的启发意义。

三、当代河大师生对《文选》研究的传承

在河大先贤及王立群的影响下，河大师生延续笃实学风，承接《文选》研究的步履，取得了很多成就。不仅有张亚军、孔令刚两位老师为研究生开设“《文选》导读”课程，而且郭宝军、赵奉蓉老师亦悉心指导学生学习，使《文选》研究薪火相传。经过不懈探索和努力，河大师生积极投身于文选学研究的队伍中去，先后撰写文选学论文80余篇，出版专著7部。综合而论，分类如下：

（一）《文选》版本、注释研究

王立群在开设《文选》研究课程的同时，先后指导硕士、博士研究生完成文选学相关的论文多篇，尤其是博士论文，成果众多，令人瞩目。

2004年，王门弟子侯冬梅的硕士论文《胡刻本〈文选〉李善注注例应用情况研究》，逐条分析胡刻本《文选》李善注的应用情况，并对违背注例的原因进行了分析总结[25]。2009年，刘九伟的博士论文《明州本〈文选〉研究》，针对明州本《文选》的研究现状、成书过程、版本来源、版本特征及该版本的影响做了详细而清晰的考察[26]。2013年，孔令刚的博士论文《奎章阁本〈文选〉研究》从朝鲜奎章阁本《文选》的正文、断句位置、音注、李善注与五臣注几个方面展开详论，对奎章阁本《文选》的文献价值进行了详细论述[27]。同年，赵蕾的博士论文《朝鲜正德四年本五臣注〈文选〉研究》通过认真比勘，深入发掘了正德本五臣注《文选》的文献价值及其学术意义[28]。

在此基础上，2018年，河大研究生刘伟利完成《近三十年〈文选〉注释研究述评》[29]一文，对近三十年来《文选》注释研究的发展演变历程进行回顾总结。

（二）《文选》学术史研究

《文选》学史研究一直是《文选》研究的重地，河大师生在《文选》学史研究方面成果显著，尤其在专书研究方面，更能显示出河大笃学求实的学术作风。

2001年，王门弟子张勇的硕士论文《文选考差异》对清代胡克家的《文选考异》一书进行了系统考察，内容涉及作者考辨及《文选考异》一书的性质、体例、版本及校勘等方面，对《文选考异》一书之成就得失作出了公允的评判[30]。同年，贾全明的硕士论文《〈文选集释〉研究》针对清代朱珔《文选集释》一书的体例、内容、成就等进行深入研究[31]。

2000年，王书才在王立群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硕士论文《〈选学胶言〉通论》[32]。该论文从微观角度考察清代文选学家张云璈《选学胶言》的学术价值，对李善注的注例、校勘、辑佚、音韵等内容详加考辨与比勘，体现出作者深入而宏通的认识。在此基础上，王书才完成了中国社科院博士论文《明清文选学述评》的撰写，从文献学的角度考证明清《文选》学史的发展，勾勒文选学研究从局部到整体的连续性实践过程，发人深省，学术价值很高。除此之外，李永贤的硕士论文《〈文选旁证〉研究》[33]、张冬云的《〈文选笺证〉研究》[34]都是系统地对清人文选学著作进行考证与研究的佳作。

2002年，丁红旗师从王立群教授开始《文选》研读之路，出版了专著《唐宋〈文选〉学史论》，曹旭先生在该书序中说：“丁红旗博士……在王先生的悉心指导下，如饥似渴地阅读《文选》文本，勤奋学习。所谓入门需正，立志须高，这是他正确的起点。”[35]此言可谓中肯切实。王门弟子钱振宇的博士论文《历代文选学及其周边研究》[36]是一篇通代历览性质的《文选》研究之作，对《文选》在历代的接受情况、实用性及经典化历程进行了勾勒，是将文献考证和文学阐发相结合的学术实践。

郭宝军的博士论文《宋代文选学研究》于2006年顺利完成。此文一出，深得学林认同，北京大学傅刚教授、复旦大学陈尚君教授、南京大学程章灿教授、南开大学孙克强教授等都给予好评。该书在“大文选学”的视域下，将文献研究、文学研究与文学理论知识相结合，贯通宋代笔记、专书文献、传播学、阐释学等方面，对宋代文选学史进行系统探讨。陈尚君教授评价曰：“本论文具有鲜明的学术对话意味，在学术方法、学术视野、观点展开和文献考辨等多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突出的成绩，体现了学术新锐的别样风采。”[37]2014年，郭宝军出版专著《胡克家本〈文选〉研究》[38]，对胡克家本《文选》的底本、引文及胡刻本《文选》与尤刻本《文选》的异文部分系统整理探讨，对胡刻本《文选》所附《文选考异》的成就重新审视，客观详尽地研判胡刻本《文选》的学术价值。

郭宝军作为一个青年学者，治学严谨，遍阅群书，可谓是当代河南大学文选学研究的中流砥柱。近年来，郭宝军不仅获批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与高校古籍整理项目“北宋国子监本《文选》残卷校理与研究”，并躬身力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文选》汇校汇注”子项目，而且先后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期刊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多篇。如《〈文选〉三家注：唐代〈文选〉的诠释历程》[39]一文以诠释学视域重估唐代李善注《文选》、五臣注《文选》及《文选钞》的价值，并对这一诠释历程与时代演进之关系进行了梳理，视野开阔，立论新颖；《论洪兴祖〈楚辞补注〉对〈文选〉及其注释的接受》[40]一文透过宋人洪兴祖《楚辞补注》一书，考察《文选》在宋代的传播、接受及影响；《“选学妖孽”口号的生成及文化史意义》[41]一文重新厘定了“选学妖孽”这一口号生成的真实内涵，并对这一口号在新旧文化转型时期的作用进行了陈述。郭宝军的论文《科举视域下的宋代〈文选〉传播与接受》[42]《试论〈文选〉经典化之可能与生成》[43]，先后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足见其学术功力深厚。此外，郭宝军在“中国《文选》学研究会第十三届年会暨‘百年选学：回顾与展望’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所提交的论文《何以妖孽：清代民初〈文选〉派的一个考古学考察》[44]，借助西方学者布罗代尔和福柯的史学理论，考察清代民初《文选》被妖孽化的系列历程，亦引起了较大反响。

（三）《文选》文论、文体研究

河南大学的文选学研究在文论、文体方面的探讨也非常深入和全面。

1997年，王门弟子王保庆发表《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近50年〈文选〉若干问题研究述评》[45]一文，就《文选》的编者、版本、注释等热点问题展开评述，并加以总结。1998年，王保庆的硕士论文《20世纪〈文选序〉的三次研判及其评价》[46]以《文选序》为中心，全面梳理了清代至20世纪30年代、60年代前后、80年代前后三个阶段的文选学文献，对《文选序》与萧统的文学思想有了较客观的体认。2009年，张艳的硕士论文《〈文选〉选赋研究》[47]对《文选》中“赋”这一文体的分类、发展变化及赋的选录标准进行深入探讨，并总结了萧统的文学观。2009年，孙达发表了《〈文选〉成书后“选学”观的确立与文学观念的逐步深入——兼比较四部形成过程中的分类思想》[48]一文，从美学、目录学及学术史的视角考察《文选》作为总集之祖的重要性。2012年，张馨心的论文《“美”与“悲”——〈文选〉赋类女性形象探析》[49]对《文选》“赋”类文体的女性之美与悲态进行了分类勾勒。2015年，王军敏《论南朝文学与文士观念的发展——以〈后汉书 · 文苑传〉与〈昭明文选〉为参照》[50]一文，以《文选》为参照梳理了南朝文学与文士观的嬗变演进历程。2017年，李娜的论文《〈昭明文选〉作品作者的统计方法研究》[51]针对《文选》中作家的寿命、籍贯加以统计分析，理性认识编选者的选文理念。2018年，梁雅阁发表《〈文选〉编者问题研究述评》[52]一文，针对《文选》的编者问题，就学界几种不同观点综而论之，并认同《文选》由萧统主导编撰而成的看法。之后，梁雅阁与马予静合撰发表《试论移文文体的功能——以〈文选〉与〈文心雕龙〉中选文为例》[53]，通过对“移文”的分类相较，得出移文具有晓喻劝诫、批评指责、讽刺嘲讽功能的结论。2018年，刘伟利在《安康学院学报》发表《论〈文选〉檄体的选录标准》，通过对“檄体”在不同时期文体功用的梳理，指出《文选》中的檄文符合文质并重、辞切事明的选录标准。同年，王玉林发表《〈文选〉“弹事”与齐梁奏议文风新变》[54]一文，对弹事文体的文学性特征及其与齐梁奏议文风的关系进行了探究。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12年8月河南大学百年校庆之时，“第十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大成功举办。河南大学文学院的老师提交论文数篇：王立群《〈文选〉李善注变迁综述》[20]就《文选》版本的变迁探讨注释的嬗变历程；张亚军《〈文选〉史论三题》[55]就《文选》选录的9篇史论文章，从文体、文思、文藻三个方面详细分析并总结了《文选》编撰者的史论观念；郭宝军《〈文选〉经典化之可能与经典化之生成》[43]从接受学角度考察《文选》借助政治、文化力量逐步成为经典的历程；王利锁《应璩书信文简论》[56]专门探讨《文选》所录应璩书信文的内容与审美特点；王宏林与姚建改合撰《〈文选〉情赋单独立类的原因及其特征》[57]结合南朝文学风尚，对《文选》以男女恋情为题材的赋作进行了梳理；李金松《〈文选〉与晚明时期骈文的复苏》[58]探究了《文选》在晚明文坛的地位、影响及文学意义；杨亮《论元代〈文选〉学衰落之原因》[59]研讨了《文选》在元代的接受情况；赵奉蓉《从三条家本〈文选〉看〈文选集注〉之纂及价值》[60]将唐钞本《文选集注》与三条家本《文选》详加比勘，重新定位《文选集注》的学术价值；孔令刚《奎章阁本〈文选〉拆分五臣注研究》[61]及赵蕾《南宋陈八郎本〈五臣注文选〉来源辨析》[62]，在不同版本基础上从不同角度对五臣注进行探析。会后，由王立群主编，张亚军、郭宝军参与编选的《第十届文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顺利出版，进一步拓展了《文选》研究的新视野。

河南大学作为一所有着百年历史的学府，积淀深厚，传统优良。对于《文选》学的研究，无论是在时局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抑或文学批评低潮期的60年代，河大先贤们渊博的学识及其开拓创新的学术勇气都有着独特的文化印记；80年代以来，国内《文选》学研究逐渐升温，王立群以深厚的学识接踵前贤，在《文选》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成为国内外颇有声望的《文选》研究学者；当代一批青年学子在前辈的指导和影响下逐步走上《文选》研究之路，从不同角度对《文选》研究切身实践。我们有理由相信，这些学术新锐将会继续延续河大百年《文选》研究的薪火，生生不息。

注释：

①20世纪60年代与李嘉言先后探讨《文选》选录标准的另外三篇论文分别是：王运熙《萧统的文学思想与〈文选〉》（《明日报》，1961年8月27日）；郭绍虞《〈文选〉的选录标准和它与〈文心雕龙〉的关系》（《文学遗产》，1961年第387期）；殷孟伦《如何理解〈文选〉的编选标准》（《文史哲》，1963年第1期）。

②王立群《20世纪“选学”文献述略》，见《第一届全国高校中国古代文学科研与教学研讨会论文集》（2000年），第315―333页。

[1] 刘卫东．河南大学百年人物志[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

[2] 南江涛．文选学研究[M]．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

[3] 吴云．20世纪中古文学研究[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351．

[4] 李嘉言古典文学论文集[G]．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5] 宋景昌．宋景昌诗文集[M]．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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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万曼．读《文赋》札记[J]．文学遗产，1962(4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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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view of Centennial Literature Anthology of Henan University

LI Congcong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475001, China)

The study ofhas always been a hot topic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s a century-old university with profound cultural accumulation, Henan university continues to pursue its research on. The course of hundred years' study of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eriods: the traditional studies represented by LIU Pansui, LI Jiayan and DUAN Lingchen from the 1930s to the 1960s, the modern study led by professor WANG Liqun in the 1990s, and the inheritance of Henan University scholars in the 21st century.

Henan university;studies; centennial review

2018-10-30

李聪聪（1993―），女，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

I206.2

A

1006–5261(2019)03–0091–09

〔责任编辑 杨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