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欣阳，胡大鹏



论《共产党宣言》方法论的时代价值

夏欣阳1，胡大鹏2

（1. 华东交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13；2. 吉林大学 行政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共产党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标志之作，其内容蕴含的方法论精髓在大数据时代具有重要的时代价值，主要包括：为大数据时代的实践提供了最一般的方法论指导；在其指导的实践基础上产生了时代特有的思维方法——大数据思维；基于实践产生的大数据思维丰富了《共产党宣言》的方法论外延。

《共产党宣言》；方法论；时代价值；大数据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指出：“从《共产党宣言》发表到今天，170年过去了，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1]马克思主义最伟大之处在于它给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提供的不是教条，而是最一般的科学方法论指导。《共产党宣言》（以下简称《宣言》）作为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诞生的标志之作，其内容中蕴含的科学方法论对大数据时代中国社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而大数据时代的大数据思维又丰富了《宣言》的方法论外延，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进程。

一、《宣言》为大数据时代提供了最一般的方法论指导

《宣言》自1848年发表以来，其中蕴含的唯物史观、唯物辩证法、实事求是、创新思维、全球性视野等科学方法论精髓，是人们从事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最一般的方法论，而今社会已发展至大数据时代，它依然在为人们的认识活动和实践活动提供最一般的方法论指导。

（一）唯物史观

唯物史观是《宣言》统领性方法论，大数据时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地位，首要的就是坚持以唯物史观方法论为指导，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大数据时代将数据作为量化万物的载体，以数字化信息为呈现方式，将数据化的世界呈现在世人面前。大数据以其采样样本和数据的海量性保证预测结果的精确性，深得人们的信赖。但这样给人造成一种错觉，好像人类未来的历史是由信息化的数据创造的，而信息化的数据及其媒介互联网又都区别于客观现实的虚拟化现实，是摸不着、看不到的。这样，人的认识就有可能滑向历史唯心主义。历史唯心主义否认人民群众创造历史，过分夸大社会意识的作用，错误地认为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信息化的数据虽然具有虚拟性，但其实质是人类通过科学技术对世界万物的创造性反映，本质仍然是客观存在的反映，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客观规律仍然是完全正确的。无论信息化技术如何发展，人类社会未来历史的创造者是而且只能是人类自身。虽然在大数据时代，人工智能技术飞速发展，机器人大有拥有思维之势，但机器人的思维终究是人类用科学技术赋予的，是区别于人类思维的人工思维，是无法决定人类社会历史的未来走向的，更别提创造历史。因此，在大数据时代，要坚持以唯物史观的科学方法论为指导，遵循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避免历史唯心主义，真正发挥大数据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为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胜利提供技术支持。

（二）唯物辩证法

大数据技术的迅速发展使事物之间的联系转化为海量数据之间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强调的是事物之间的相关关系。相关关系通过识别有用的关联物来帮助我们分析一个现象，而不是揭示其内部的运作机制[2]72。也就是说相关关系是一种比因果性更弱的事物间的关系，也许两种现象间根本没有必然的联系，只是偶然巧合。然而，大数据时代人们为什么更关注相关关系呢？或许我们可以从舍恩伯格那里找到答案。舍恩伯格在《大数据时代》中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这样一种观点，即大数据时代“我们需要的是所有的数据，样本=总体”[2]27。这种观点突显了大数据时代数据海量性的特征。由于数据的海量性，大数据时代不能像小数据时代那样可以很方便地分析出数据之间精确的因果关系，因此大数据时代将事物的联系放在了事物联系的相关性上。不过，虽然大数据时代更多关注事物之间的相关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就忽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范畴，它告诉我们“凡事豫（预）则立，不豫（预）则废”（《礼记 · 中庸》）。大数据时代只是因为采样数据太多，逐个分析样本之间的精准因果关系不太现实，于是在把握宏观大方向的基础上，适当放宽微观关系，从而改变思维定式，以更独特的视角把握事物背后的关系，预测与采样主体相关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并没有否定因果关系，它预测出了事物可能的发展趋势，因而更好地肯定了事物之间的因果关系。从大数据之间的相关关系发现其隐藏的因果关系，体现了用一分为二和普遍联系的观点看问题的方法，有效地避免了形而上学的观点。因此，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仍需坚持唯物辩证法的指导地位不动摇，这样才能更好地把握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

（三）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宣言》最一般的方法论，也是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最集中的中国化表述。大数据时代是通过海量数据的分析来发现事物发展的规律，使得抽象的社会科学也能通过大数据技术以具象化数据呈现出事物之间隐藏的相关关系。这就要求在数据采集、处理、分析的过程中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方法论，尤其是在数据的采集过程中要根据大数据的特点，尽可能全地采集数据，而不能想当然地认为这部分数据有用或那部分数据没用，否则就犯了主观主义错误，背离了大数据时代的特征，使预测的结果背离实际。只有根据大数据的特点，实事求是，做好数据采集工作，才能预测与事实尽可能相符合的结果。大数据时代是信息大爆炸的时代，各式各样的数据信息影响着人们的观念，尤其是通过网络传播带来的西方思潮，强烈地冲击着人们的价值观。在这种形势下，需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发挥大数据时代的优势，利用大数据技术提升网络安全，将大数据技术和意识形态教育有机结合起来，提升意识形态教育的实际效果。总之，大数据时代就要根据时代的特征，实事求是，摒弃主观主义，利用好大数据技术，控制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管控外来信息风险，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众化和时代化的进程，使整个社会形成学习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的风气，让马克思主义科学方法论更好地指导广大群众的实践，真正引领时代的思想潮流。

（四）创新思维

《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创新的典范之作，学习马克思主义，就要继承《宣言》所蕴含的创新思维。习近平在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必须把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3]大数据时代是创新的时代，而创新即意味着抢占了先机，占领了主动权。中兴公司之所以被美国卡住了命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创新不足。因此，在大数据时代，人们更应该不断增强创新意识和创新思维能力，使全社会创新活力的源泉竞相迸发。这就需要不断地推进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理论是实践的先导，实践是理论的基础，理论创新建立在既有实践的基础之上。在大数据时代，建立在既有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要善于借助大数据时代的信息优势和传播优势推动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从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理论创新反过来能够为大数据时代的实践创新提供一般的方法论指导，使科学技术的发展能够沿着正确的道路前进。时代的进步必然引起理论的创新，理论的创新又促进实践的发展。如此循环往复，不断螺旋上升，使中国在大数据时代抢占发展的先机，从而推动中国社会不断地向前发展。

（五）全球性视野

大数据时代是数据全球化的时代，《宣言》所体现的全球性视野对大数据时代中国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所谓全球性视野的思维方法是指基于事物普遍联系的观点，用全球性的视野来认识事物的发展变化，是一种宏观的方法论。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4]也就是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地域性历史开始向世界历史转变。《宣言》对“世界历史”观点做了更深刻的阐释，从全球视野的角度分析了资产阶级统治的全球性扩张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斗争的全球化。而无产阶级要解放自身，就必须在全球范围内联合起来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全球化的斗争。因此，《宣言》站在全球视野的角度号召“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5]。当今时代，大数据的浪潮已席卷全球，世界通过海量数据紧密地联系为一个整体，每个地区、每个国家、每个个体都不能置身于外。在大数据全球化的浪潮中，大数据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成为联结世界各国的网结，如跨境电商交易、全球网络直播、GPS全球定位系统等都通过海量的网络数据将信息传递到全世界，给世界人民带来便利。因此，中国要积极融入大数据全球化的浪潮中，将大数据的优势充分融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为世界发展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

二、基于《宣言》方法论产生的大数据思维

《宣言》为大数据时代提供了指导实践的一般方法论，在《宣言》方法论的指导下，人们通过实践的反复，产生了时代独有的思维方法，即大数据思维。大数据不仅是海量数据的集合，而且也是一种思维方法，正如舍恩伯格所说：“大数据是人们获得新的认知、创造新的价值的源泉；大数据还是改变市场、组织机构以及政府与公民关系的方法。”[2]9大数据思维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新的视角，使人们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一般科学方法论的基础上，以更宽阔的时代视野看问题，从而更精确地把握大数据时代事物发展的规律，掌握时代的节奏。大数据时代的最大特征是万物数据化，世界万物皆可通过大数据表现出来，物化的世界转化为数据化的世界。身居大数据时代，我们必须对时代特有的思维方法——大数据思维有清晰的认识。我们认为，大数据思维可以具体表现为全体性思维、模糊性思维、相关性思维。具体分析如下：

（一）全体性思维

全体性思维与整体性思维不同，整体性思维要求从系统的整体性出发，内部各要素相互联系并相互制约，从而形成一个有机整体，而全体性思维并不要求系统内部的各要素形成相互联系相互制约之势，只是将与主体有关的要素尽可能全地纳入体系，这些要素相互之间可能没有一点儿联系。在大数据时代，数据采集、储存、处理的技术日益精进，极大地突破了传统抽样时代的技术限制，我们以此可以更加灵活、便捷、全面地获得与研究对象有关的所有数据，采集海量与主体有关的数据样本，达到对主体的全方位、立体化分析，从而更精准地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及发展趋势。因而大数据时代，人们不必再局限于抽样时代“以点概面”的样本思维，而应转向全体性思维，利用大数据技术更加准确地把握事物的发展动态，从而更加全面、立体、系统地把握大局，更好地认识世界历史的发展规律。

（二）模糊性思维

小数据时代人们对样本的取舍做到了精益求精的地步，而大数据时代由于数据量过大，尽管目前的技术已经可以在信息采集过程中设定阈值进行信息筛选，但是要做到对数据的绝对精确筛选，就目前来说仍无法有效实现。因此，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在确保宏观大局正确的基础上，对微观层面进行可控性的模糊处理，就能够尽可能多地采集与主题相关的数据信息，从而增强结果的准确性。模糊性思维还包含着更深层的意思，即容错性思维。在大数据时代，海量的数据样本为人们带来方便，但是也为数据精确性带来了挑战，过分追求每一个数据的绝对精确性就会限制人们的思维方式，而且也是不现实的。因此，在大数据时代，追求海量数据的绝对精确性已不再是我们的主要目标，在把握好宏观大方向的基础上，适当地容许微观层面可控范围内的错误与混杂，反而可以打破同化的思维定式，在宏观层面拥有更好的洞察力和掌控力。

（三）相关性思维

小数据时代，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很难对海量的数据进行采集和分析，人们只能对有限的数据进行逻辑关联更强的因果关系分析，以确保事物之间绝对的逻辑关系。而在大数据时代，面对海量的数据，即使科技水平已经较之小数据时代有了质的提升，但要逐个分析如此巨量数据的精确因果逻辑关系，还是存在一定困难的。因此，大数据时代更加关注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关系。通过关注事物之间隐藏的线性相关关系和非线性相关关系，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事物背后的隐匿关系，从而更好地透视事物之间的本质联系，预测事物的发展方向，把握事物发展的动态，推动世界历史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相关关系为我们了解世界提供了更好的视角，我们透过相关关系可以更好地把握事物背后的因果关系。因此，在大数据时代，我们不必执着于对事物因果关系的研究，而应将关注的目光更多放在对事物相关关系的研究之上。

三、基于实践产生的大数据思维丰富了《宣言》方法论的外延

从根本上来说，《宣言》的方法论与大数据思维是源与流的关系。《宣言》的方法论是大数据思维的方法论源头，为大数据思维的产生提供了原始的方法论支持。基于实践产生的大数据思维是《宣言》方法论的支流，有效地扩充了《宣言》方法论的时代外延，为人们的实践提供了时代化的视野。

《宣言》自诞生之日起就以科学的方法论体系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提供最根本的方法论指导。但是，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特征，每个时代也都有其独特的思维，新时代的到来，就要求人们在《宣言》方法论指导下与时俱进，要用时代的思维开阔自己的视野。大数据思维开拓了人们的认识视野，使人们可以更加全面、充分地把握事物背后的深层次联系，更好地掌握事物发展的规律，预测事物发展的趋势，从而推动大数据时代的社会发展。大数据思维由《宣言》的方法论出发，又扩大了《宣言》的影响力，这种影响力的扩大，不仅是《宣言》方法论在大数据时代与时俱进的重要体现，即时代化的体现，也是《宣言》方法论时代价值的重要体现。

《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为共产主义同盟起草的纲领性文件，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诞生的标志性著作。这部经典巨作的价值和意义，不仅体现在指引了过去身处水深火热中的中国，还体现在指引了当代的中国，也必然指引未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的中国[6]。在大数据时代，社会处于大变革的转型时期，只有坚持《宣言》的科学方法论指导，积极推动《宣言》方法论的时代化，用时代化的思维方法武装头脑，才能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前进，不断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最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1] 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EB/OL]．(2018-05-04)[2018-10-12]．http://www.xinhuanet.‌ com/politics/zbmks200/index.htm.

[2] 舍恩伯格．大数据时代[M]．盛杨燕，周涛，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3] 习近平谈创新[EB/OL]．(2016-03-01)[2018-‌10-12]．http://cpc.people.com.cn/n1/2016/0301/‌c64094-28159798.html.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538．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66．

[6] 王凯男．浅析《共产党宣言》的当代意义及启示[J]．科教文汇（上旬刊），2018(8)：47―48．

On the Value of Methodology of thein Data Age

XIA Xinyang1, HU Dapeng2

(1. East China Jiaotong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13, China; 2. Jilin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12, China)

Theis a symbol of the birth of Marxism. The essence of methodology contained in its contents has important value in the era of big data, which mainly includes: providing the most general methodological guidance for the practice of the big data era; on the basis of its guiding practice, the unique thinking method of the times-big data thinking generated; the big data thinking based on practice has enriched the methodological extension of the.

; methodology; present value; big data

2018-12-07

夏欣阳（1994―），男，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生。

A811

A

1006–5261(2019)03–0064–05

〔责任编辑 叶厚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