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聃

家风家训是随着家庭的产生而出现的，它同社会制度联系密切。家风指的是在家族的繁衍过程中所形成的风尚。家训则是指家风的语言表现形式。家风是家训形成的文化基础，二者相辅相成，密切联系。巴蜀家风家训作为巴蜀家庭文化的重要内容，指的是巴蜀地域范围内的家族在其繁衍发展进程中所形成的优秀风尚及其语言表现。研究巴蜀家风家训不仅有利于明了巴蜀家庭文化的发展历程，也有利于更好地探讨巴蜀文化，深入认识中华传统文化。正如胡昭曦先生所说：“地域文化、家庭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对其缺乏研究，就不可能整体地、准确地、深入地认识中国传统文化。”(1)胡昭曦：《宋代“世显以儒”的成都范氏家族》，见《胡昭曦宋史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14页。因此，研究地域文化与家庭文化代表之一的巴蜀家风家训文化就具有了独特的学术价值。

一、巴蜀家风家训的发展脉络

巴蜀家风家训作为巴蜀文化的组成部分其发展脉络与巴蜀文化的发展密切相连。根据巴蜀文化的发展历史，我们可以将巴蜀家风家训大致分为萌芽期、繁荣期、停滞期三个时期。

汉唐时期是巴蜀家风家训的萌芽期。据《华阳国志》记载，汉晋时期巴蜀大地出现了众多的大族。如成都县有“柳、杜、张、赵、郭、杨氏”；郫县有“冠冕大姓何、罗、郭氏”；繁县“三张为甲族”；广都县有“大豪冯氏”。(2)常璩：《华阳国志校补图注》，任乃强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56-158页。不仅如此，受文翁化蜀的影响，蜀学得以比肩于齐鲁。巴蜀大地出现了司马相如、扬雄等对后世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学者。他们对巴蜀家风家训的产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扬雄认为孝乃至德。他说：“孝，至矣乎！一言而该，圣人不加焉。”(3)汪荣宝：《法言义疏》，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523页。这奠定了巴蜀家风家训重视孝的传统。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虽非出生于巴蜀，却在巴蜀成长或为官的作家或政治家。他们的家风家训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巴蜀家风家训。如刘备就以“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惟贤惟德，能服于人”(4)卢弼：《三国志集解》，中华书局，1982年，第739-740页。告诫其子。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要求其子要以君子之行规范自己。他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5)诸葛亮：《诫子书》，见《诸葛亮集校注》，张连科、管叔珍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杜甫在其子宗武生日时作诗“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熟精《文选》理，休觅彩衣轻”(6)杜甫：《杜诗详注》，仇兆鳌注，中华书局，1979年，第1477-1478页。，提出重诗文、崇节俭的家教传统。

宋元时期是巴蜀家风家训的繁荣期。这一时期“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一姓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7)《宋会要辑稿》，中华书局影印本，1957年，第4860页。。据统计，这些大姓家族主要有：眉山有苏氏、家氏、任氏、史氏、王氏，青神杨氏，丹棱李氏、眉州史氏；成都府有双流邓氏、宋氏， 华阳范氏；隆州地区有井研李氏，仁寿虞氏；绵竹张氏；安岳冯氏；巴川阳氏等。(8)粟品孝：《宋代四川主要学术家族述论》，见邹重华、粟品孝主编《宋代四川家族与学术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50页。以上这些家族在发展过程中，不仅形成了自己的家风家训，而且对后世中国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如眉山苏氏家族、广汉张氏家族、华阳范氏家族、蒲江魏氏家族等。与家族的兴盛联系密切，巴蜀出现了众多人才，在《宋史》列传中所载的八百多人中，就有数百十名。这些人多以文学、政事、史才入选《宋史》，而“徒以武勇取功名者绝罕”(9)傅增湘：《宋代蜀文辑存》，见孙鸿猷序，香港龙门书店，1971年，第8页。。从他们入选《宋史》的原因，可以发现巴蜀家族有重视文化的传统。北宋吕陶就记载了宋代眉山地区家族重视儒家文化并以此规范子孙德行的情况。他说：“眉阳士人之盛甲两蜀，盖耆儒宿学，能以德行道义，励风俗，训子孙，使人人有所宗仰而趋于善，故其后裔晚生，循率风范，求为君子，以至承家从仕，誉望有立者众。”(10)吕陶：《朝请郎新知嘉州家府君墓志铭》，《净德集》卷23，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90页。可见，巴蜀地区重视德行修养家风的养成，与重视文化教育关系密切。

明清时期是巴蜀家风家训的停滞期。明清时期，巴蜀家族非常重视家风的传承，亦产生了较多的家训。如出现了明代新都杨氏家族的“四重”、“四足”家训；明末清初唐甄的《诲子》家训；清代刘沅的《豫诚堂家训》等。但与上一时期相比，就家训内容来看，则无出宋代家训的内容。这里要说明的是晚清以来，在社会历史的变革中，巴蜀传统家风家训总体上在不断没落的同时，突破传统樊篱的新家风家训正在孕育、成长。这其中不仅出现了邓小平、朱德、江竹筠、贺麟、刘伯坚等红色革命家的红色家风家训，也出现了郭沫若、李颉人、巴金等文化学者的家风家训，实现了巴蜀传统家风家训在新时期的发展，从而将巴蜀家风家训理论与实践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巴蜀传统家风家训的主要内容

巴蜀家风是在巴蜀文化的基础上，经过世代繁衍形成的较为稳定的家庭风气。巴蜀家训则是巴蜀家风的语言载体和表现形式。通过对巴蜀家风家训的清理，我们发现巴蜀家风家训的内容不仅带有中华传统家风家训的共性，也呈现出较为鲜明的地域个性。

(一)以经、史、百家之说传家，重视家庭教育

中国古代家庭有重视文化教育的传统，对子孙进行文化教育是家庭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家族多以“诗书传家”，把儒家经典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作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巴蜀文化，亦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把以诗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作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这不仅出现了“兄弟皆能以诗书持门户”(11)魏了翁：《祖妣孺人高氏行状》，《鹤山集》卷88，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328页。的宋代蒲江魏氏家族，还出现了因教子有方而被宋太祖召见的盐泉苏氏家族薛氏。据《宋史·苏易简传》记载，宋太宗“召薛氏入禁中，赐冠帔，命坐”，并询问“何以教子成此令器”。对此，薛氏的回答是“幼则束以礼让，长则教以诗书”。(12)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第9173页。眉州甚至还出现了民众以诗书为业的现象。据《方舆胜览》记载，眉州“俗近古者三，学者独盛，以诗书为业，以名节相尚”。(13)祝穆编，祝洙补订：《宋本方舆胜览》，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71页。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眉山苏氏。苏氏一门家法严谨，有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早在唐代，被眉山苏氏尊为始祖的苏味道，就非常重视诗书的学习。至于北宋，苏轼之祖苏序也重视读书作诗，其“诗多至千余首”(14)曾巩：《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曾巩集》卷43，陈杏珍、晁继周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第587页，第587页。。 眉山苏氏的良好家教家风，自苏序时已然形成，其后世子孙多传承不绝。苏序“教其子涣受学，所以成就之者皆备。至涣以进士起家，蜀人荣之，意始大变，皆喜受学。及其后，眉之学者至千余人，盖自苏氏始。而君之季子洵，壮犹不知书，君亦不强之，谓人曰：‘是非忧其不学者也。’既而洵果奋发力学，与其子轼、辙皆以文学名天下，为学者所宗。盖虽不用于世，而见于家，称于乡里者如此，是不可以无传而已。”(15)曾巩：《赠职方员外郎苏君墓志铭》，《曾巩集》卷43，陈杏珍、晁继周点校，中华书局，1984年，第587页，第587页。苏辙从小就以父兄为师，他说：“臣幼无他师，学于先臣洵，而臣兄轼与臣皆学，艺业先成，每相训诱。其后不幸早孤，友爱备至。逮此成立，皆兄之力也。”(16)苏辙：《辞尚书右丞札子四首》(二)，《栾城集》卷47，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40页。“臣生本西蜀，家世寒儒，学以父兄为师。”(17)苏辙：《谢除中书舍人表二首》(二)，《栾城集》卷48，曾枣庄、马德富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045页。苏轼也经常教导后辈“作古诗当以老杜《北征》为法”。(18)吴可：《藏海诗话》，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10页。苏氏这样的风气一直传承到明代。楼钥《送苏寿甫(山)少卿赴潼川漕》就称：“贤哉群从传家风，夕郎名节世所宗。诸卿亦复载清德，况君又似尚书公。”(19)楼钥：《攻媿集》卷2，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295页。

巴蜀家庭教育除以“诗书”作为主要内容外，受蜀学与巴蜀地域文化的影响，巴蜀家族同样以经、史、百家之说为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除上文所说，以诗书传家的苏氏以外，还有以史学传家的宋代华阳范氏。华阳范氏在教育上非常重视家族传承的史学。据胡昭曦先生考证，范氏家族四代人中先后在史馆任职的有范镇、范祖禹、范冲、范仲艺。范氏四代人皆以史名于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家族内部重视文化的传承。(20)胡昭曦：《宋代“世显以儒”的成都范氏家族》，见《胡昭曦宋史论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86-319页。范祖禹年幼而孤，从小就受其叔祖范镇的教育。他说：“某自为儿童，居公膝下，抚育教诲，均如所生。不幸所孤，公实哀念，及夫既冠，两到京师，猥以艺文，随例求举。”(21)范祖禹：《祭蜀公文》，《范太史集》卷37，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13页。同时“祖禹少学于公(范百禄)，先公深友爱”(22)范祖禹：《资政殿学士范公墓志铭》，《范太史集》卷44，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82页，第482页。。范祖禹之学又传于其子范冲。这也体现了范祖禹所说的“惟我范氏，陶唐之裔，自蜀成都，世显以儒”(23)范祖禹：《资政殿学士范公墓志铭》，《范太史集》卷44，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82页，第482页。的家教传统。广汉人何耕在对于子孙的教育中，指出“学业在我，富贵在时”，因此，他要求子孙学习“不可不勉”。就学习内容来看，他主张：“瀹乎六艺之源，游泳乎诸史之涯，泛窥于百家之说，而旁猎于前辈大老之文辞。”把儒家六艺作为学习根本的同时，还应该广泛的涉猎史书、诸子百家的学说及前辈名家的文章。与此同时，何耕还提出了学习的方法。他说：“广闻见于益友，质是非于名师。以文采论议为华，以孝友谦慈为基。识欲远而不欲近，志欲高而不欲卑，若是则其达也。”(24)刘清之：《戒子通录》卷6，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4页。他认为，在广泛的阅读经史子集时，还应多与朋友进行交流，敢于对名师的学说提出质疑。文章的创作应以文采议论为华。立身行事应以孝友谦慈为基础。此外，还应该有高远的见识和志向。只有做到以上这些才能卓然于一乡之表。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发现巴蜀家教受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其内容以诗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学为主。同时，由于受巴蜀地域文化与家学传承的影响，巴蜀家教的内容还包括经、史、子、集、佛、老等。这体现了巴蜀文化对家风家训的影响。

(二)以孝悌忠义修身立德

孝悌忠义是儒家思想所规定的立身行事的道德规范。《孝经》认为：“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25)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孝经注疏》卷1，中华书局，1980年，第2545页。受儒家“忠孝为本”思想的影响，汉代巴蜀学者扬雄说：“孝，至矣乎！一言而该，圣人不加焉。”(26)汪荣宝：《法言义疏》，陈仲夫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第523页。他认为，孝是至德，孝子应该珍惜与父母相处的时间，事亲不可有须臾的懈怠。受这一思想的影响，巴蜀家风家训重视孝悌忠义。

高县何氏家族在其族谱之中就强调 “以忠义、孝悌教谕子孙”(27)转引自王子江：《高县家风家训初探》，《巴蜀史志》2016年第6期。。什邝曹氏家族在重视子孙立志时，也强调要将笃实忠良存于心。曹氏家训说：“士习先端习尚，存心笃实忠良。”(28)转引自杨倩：《浅谈德阳地区家规家训家风建设》，《巴蜀史志》2017年第4期。新津人张无尽甚至认为，作为“种子法”的孝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教。无论自己的父亲是否有孝心，子女都需孝尽父母。他说：“父孝子必孝，不教亦须孝。自己身不孝，养子谩劳教。慈乌本来孝，何曾得人教？孝是种子法，不由教不教。”(29)刘清之：《戒子通录》卷5，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65页。显然，在这里，张无尽将孝上升为与生俱来的一种道德行为规范。

古代宗法社会，家国同构，家庭与国家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礼记》说：“是故人道亲亲也。亲亲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宗庙严故生社稷，重社稷故爱百姓。”(30)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礼记正义》卷34，中华书局，1980年，第1508页。可见，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社会关系是由家庭→家族→宗庙→国家一步步扩展开来的，即家国同构。这也决定了孝悌与忠义是相伴而生的。巴蜀家风家训中对于忠孝的重视就很好地体现了中国古代社会家国同构的这一特点。眉山苏轼就讨论了忠孝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事父能孝，故可以事君；谋身必忠，而况于谋国。”(31)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明君可以为忠言赋》，《苏轼全集校注》第10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114页。受家族重视忠孝思想的影响，苏轼曾孙苏岘亦以此教育子孙，他“平居诲诸子，以履践为先，词章次之。尝曰：‘忠孝本也，不务本而事文，所谓书盠是也’”(32)舒大刚：《三苏后代研究》，巴蜀书社，1995年，第360页。。绵竹张氏也是一个以忠孝传家的家族。受其父“臣宁言而死于斧钺，不能忍不言而负陛下”忠义思想的影响，张浚提出“忠义大节，不可不明”(33)张浚：《议分别邪正》，见《中兴备览》第一，中华书局，1985年，第4页。的思想，在主张用儒家的忠义思想来劝化风俗的同时(34)刘兴淑：《张浚的忠义思想》，《中华文化论坛》2017年第1期。，又以忠孝仁义之实教育其子张栻，深化“自其幼学而所以教者，莫非忠孝仁义之实”(35)朱熹：《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89，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131页。的思想。对此，朱熹称他为“忠贯日月，孝通神明，盛德源于生，奥学妙于心通。”(36)朱熹：《少师保信军节度使魏国公致仕赠太保张公行状》，《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95，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4442页。可见，张栻的忠孝思想在宋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睦族亲邻，行善乡里

在中国乡土社会中，“族是由许多家庭组成，是一个社群的社群”。组成族的这些家庭是“沿亲属差序向外扩大”而形成的。(37)费孝通：《乡土中国》，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46页。由于族的形成以血缘为纽带，因此，在处理家族内部关系时要求和睦。中国古代“五家为邻，五邻为里”(38)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周礼注疏》卷15，中华书局，1980年，第740页。，说明邻里指的是地缘相邻并形成互动关系的初级群体。出于血缘和地缘的原因，中国传统文化非常重视家族内部的和睦、与邻为善，并把“内睦宗族，外和乡里”(39)秦惠田：《五礼通考》卷168，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45页。当作一种礼仪，以家训的形式固定下来，规范家族成员的言行。如旌阳萧氏就将“睦宗族、和亲邻”写入家训之中；广汉段氏通过家训来“训子戒孙，行善于乡里”(40)转引自杨倩：《浅谈德阳地区家规家训家风建设》，《巴蜀史志》2017年第4期。；高县何氏家庭将行善乡里具体规定为“以德行、文学化导邑人”(41)转引自王子江：《高县家风家训初探》，《巴蜀史志》2016年第6期。，体现了好家风对于乡风文明的影响；张浚认为丧礼贵哀，与其在丧礼中浪费，“不若节浮费而依古礼，施惠宗族之贫者”(42)刘清之：《戒子通录》卷5，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6-57页。，体现了张浚节礼而惠宗族的思想。

为了更好地倡导“内睦宗族，外和乡里”的风气，改变骨肉恩薄、孝悌行缺、礼义节废等问题，苏洵特意编写《苏氏族谱》，以期达到“观吾之谱者，孝弟之心可以油然而生矣”的目的。在这里，苏洵运用了族谱所具有的教育功能，通过家庭内部血脉传承的梳理，来强化家族内部的凝聚力。与此同时，苏洵又特做《苏氏族谱亭记》来强调，族人之间应该相互扶持。他说：

今吾族人，犹有服者不过百人，而岁时蜡社，不能相与尽其欢欣爱洽，稍远者至不相往来，是无以示吾乡党邻里也。乃作《苏氏族谱》，立亭于高祖墓茔之西南而刻石焉。

既而告之曰：“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妻必告。少而孤则老者字之。贫而无归，则富者收之。而不然者，族人之所共诮让也。”(43)苏洵：《苏氏族谱亭记》，《嘉祐集笺注》卷14，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91页。

苏洵发现苏氏家族虽不过百人，但每年祭祀祖先时，家族成员不能融洽相处。居住稍微远的族人间，有些甚至不相往来。这让苏氏一族无以示于乡邻。为此，他特将《苏氏族谱》雕刻于石，立于高祖坟莹之侧。他希望族中有人去世，大家一定要去吊唁；遇到加冠、娶妻的大事，族内要相互告知；遇到年少的孤儿，年长的要教他识字；遇到贫困而无家可归的，族内的富人要收留他。苏洵对家族成员的规定，受到祖父苏杲、父亲苏序的影响。苏洵在《族谱后录》中说：“(杲)善事父母极于孝，与兄弟爱于爱，与朋友笃于信，乡闾之人无亲疏皆爱敬之。”“(序)薄于为己而厚于为人”、“至族人有事就之谋者，常为尽其心，反覆而不厌。”(44)苏洵：《族谱后录》，《嘉祐集笺注》卷14，曾枣庄、金成礼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385-386页。苏洵的行为也深深影响了其子苏轼，他“平生笃于孝友，轻财好施”(45)苏辙：《亡兄子瞻端明墓志铭》，《栾城后集》卷22，曾枣庄、马德富校点，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22页。。可见，睦族亲邻、行善乡里是巴蜀家风家训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家族成员间代代相传。

(四)倡勤俭，重执业

中华民族自古有勤俭节约的美德。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御孙就认为节俭是人应共同遵从的美德，而奢侈则是恶中之大也。他说：“俭，德之共也；侈，恶之大也”(46)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10，中华书局，1980年，第1779页。。诸葛亮在《诫子书》中以勤俭诫子，将勤俭节约与家教结合起来，认为节俭有助于良好品德的养成。他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47)张连科，科淑珍：《诸葛亮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09页。为此司马光甚至专作《训俭示康》以阐释节俭，并在家庭中倡导这一美德。

巴蜀家风家训亦重视勤俭节约。《宋史》就记载了宋代阆州陈氏家族，陈尧叟之母以节俭约束其子孙之事。“母冯氏，性严。尧叟事亲孝谨，怡声侍侧，不敢以贵自处。家本富，禄赐且厚，冯氏不许诸子事华侈。”(48)脱脱等：《宋史》卷284，中华书局，1977年，第9587页。与节俭相一致，巴蜀家风家训在修身上则强调淡泊名利，注重自我修养的提高。如苏轼在《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中要求侄儿，“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49)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苏轼全集校注》第5册，河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363页。。张浚则将节俭与礼仪制度相结合，主张通过节省礼仪，力戒铺张。他说：

婚礼不用乐，三日后管领亲家，即随宜使酒成礼可矣；不当效彼俗子，徒为虚费，无益有损。祭礼重大，以至诚严洁为主，别置盘盏碗碟之类，常切封锁，以待使用。丧礼贵哀，佛事徒为观看之美，诚何益?不若节浮费而依古礼，施惠宗族之贫者。宾客尽诚尽礼可也。恣烹炮，饰器用，又群集妇女，言语无节，昏志损财，为害莫大。(50)刘清之：《戒子通录》卷5，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6-57页。

张浚以婚礼、祭礼、丧礼、宾客礼四种礼仪为例，说明了如何通过节省礼仪来力戒铺张。他主张婚礼不可效仿见识浅陋之人用乐。这种白白浪费钱财的行为，有百害而无一利。祭祀之礼应以严肃简洁为主。丧葬之礼，贵在哀伤，请僧人做法事只是徒然好看，而毫无益处。宾客之礼在于待客的诚心，过分的讲究美食、美器等享乐则会令志昏财损，为害甚大。总体来看，张浚提出四种礼仪的规范，目的在于告诫子孙应精简礼仪，在日常行事之中力行节俭。新都杨氏家族则将节俭与勤劳结合在一起，提出“家人重执业，家产重量出”(51)清光绪乙未本《杨氏族谱》。的家训。“家人重执业”指的是家族成员要有事业，能够自力更生。对此，杨春解释道：“人必有业，方可生财兴家。故此取邓禹十三子，各择一业之法，首重执业，以期尚勤也。”(52)清光绪乙未本《杨氏族谱》。“家产重量出”指的是在家产管理方面，应该要量入为出。杨春将此解释为“此量入为出之法，亦期崇俭之意也”(53)清光绪乙未本《杨氏族谱》。。虽然，此条家训的目的在于告诫杨氏子孙应重事业，但却从侧面反映了杨春对子孙“尚勤”、“尚俭”的要求。

三、巴蜀传统家风家训的时代价值

2014年2月24日，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对历史文化特别是先人传承下来的价值理念和道德规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努力用中华民族创造的一切财富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54)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2014年2月24日。作为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巴蜀传统家风家训中蕴含了宝贵的精神财富与优良的品格，有利于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转化，为新时代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具体而言，巴蜀传统家风家教的当代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传承巴蜀优秀家风家训，树立现代公民美德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加强思想道德建设。人民有信仰，国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要提高人民思想觉悟、道德水准、文明素养，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55)习近平：《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17年10月28日。而对于公民美德的培养却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中蕴含的丰富思想资源。形成于巴山蜀水间的家风家训，不仅是构成巴蜀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支撑了巴蜀文化千百年来的传承，体现了巴蜀人的基本价值观。巴蜀传统优秀家风家训所倡导的孝悌忠义、勤俭持家、睦族亲邻、行善乡里等中华优秀传统美德为当代公民美德教育提供了内容支撑。与此同时，巴蜀家风家训中所积累的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教育方式和经验，为树立现代公民美德、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提供了丰厚的滋养。

(二)弘扬巴蜀优秀家风家训，培育新时代优秀家风

家风正则民风淳，民风淳则社稷安。“家庭和睦则社会安定，家庭幸福则社会祥和，家庭文明则社会文明。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家庭的前途命运同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我们要认识到，千家万户都好，国家才能好，民族才能好。”(56)习近平：《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12月16日。培育新时代的优秀家风，需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滋养，“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57)习近平：《“改革集结号已经吹响”——习近平总书记同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共商国是纪实》，《人民日报》2014年3月13日。。巴蜀家风家训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培养子孙、和谐家庭成员关系以及优化社会环境，改变社会风气有非常重要的作用。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巴蜀家风重视家庭教育和家族文化传承的思想，为新时代家长如何去创设良好的家庭环境，为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提供了重要参考。巴蜀家风家训以忠孝为核心内容而开展的对于家族子弟的道德教育启示当代家庭教育应重视青少年德育。青少年时期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是人生的重要阶段。这要求我们要将个体道德的塑造放在首位，并渗透于家庭教育的各个环节之中。巴蜀家风家训从立身行事的各个方面对于个体的要求，为当前家庭教育以德育为基础提供参照，有利于培育新时代的优秀家风。

(三)挖掘巴蜀家风家训精神，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思想影响，巴蜀家风家训在强调个人道德修养的同时，也重视社会责任感的培养。这不仅为理解与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也为实现巴蜀优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提供了有效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对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的做法，与巴蜀家风家训中孝父母、和兄弟、睦宗族、行善乡里、“施仁义于天下”的家国情怀有着同样的思想方法。以此为基础，不仅有利于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反映出巴蜀优秀文化有其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如巴蜀家风重视人格修养的传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民层面的要求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教育资源。巴蜀家风家训中所蕴含的睦族亲邻思想，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层面的要求提供了支撑。巴蜀家风家训要求的行善乡里、“施仁义于天下”，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国家层面的要求在主旨上异曲同工。

此外，巴蜀家风家训是以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主流意识形态深入民间的桥梁。家风家训在巴蜀地区多以诗歌、俗语、家语等易于被民间接受的形式呈现，这不仅加深了中国古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在民间的传播，也增强了普通民众对于原本晦涩难懂的儒家精神的理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高度概括，较难为大众所理解。巴蜀家风家训的传播方式，为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