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茂林

2019年10月的一天，内地某省科技厅、科协的领导专程赶赴上海，拜会74岁的中科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褚君浩。领导们的来意很明确，想邀请褚君浩去设院士工作站。

2005年当选中科院院士之后，褚君浩经常会遇到“设站”的邀请，他也经常谢绝。这一次，他谢绝的理由更加充分：“我已经超标了”，按照规定，每名未退休的院士，受聘的院士工作站不超过1个，但他名下已经有2个。

在2019年6月以前，并无此规定。当月11日，中办、国办联合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之后，限制就有章可循了，意见不仅对未退休的院士进行约束，也对退休院士提出了明确要求：受聘的院士工作站不超过3个。

“两院”院士工作站是院士及其团队，与企业等建站单位合作建立的长期稳定的产学研协作平台，主要为企业提供战略咨询和技术攻关等，合作的时间一般为3～5年。

院士工作站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03年。那年9月，全国第一家院士工作站在沈阳成立。作为“一五”时期建立的老牌军工企业——沈阳黎明航空发动机集团公司在省、市科协的支持下，邀请4位院士进站工作，开了院士与企业合作设站的先河。

后来数量猛增则与一份文件有关。2008年 10月，中国科协组织人事部就开展“院士专家企业工作站”试点工作，下发了征求意见函，要求各地科协积极推进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

2010年左右，工作站的建设开始“一哄而上”，各市之间互相竞争。一方面，工作站数量多，在年底考核时可以加分，同时市长每年作政府工作报告时，也会把它作为“政绩”加以强调。

“建站热”的背后，不仅是政府的政绩冲动，对一些院士而言，也有实实在在的好处。一位中国工程院院士说，建院士工作站的直接好处是有科研经费，还能拿到一些额外收入。

“当然不能否认工作站的积极意义，但数量多了，显然不正常。”已退休的工程院院士秦伯益2019年11月12日说，在他看来，院士精力有限，兼顾较多的院士工作站，会严重影响科研成果转化。

院士工作站短期内“遍地开花”，造成不少工作站有名无实，院士只挂名不参与实际工作。最典型的是有名工程院院士当选后不到两年，就在全国各地设立了数十家工作站，甚至同一天挂牌两个。

一些公開报道还提到，有些院士违规将与企业合作的科研任务转包、分包他人，用不相关成果充抵交差。事实上，对院士的约束和监督是不够的。现在主要依赖于地方政府的考核。有些院士工作很忙，指导企业实践不够，但实践中科协也不好去“责怪”院士，只能督促企业。

针对受聘于工作站的院士指导企业实践不够的问题，中办、国办的意见规定，院士每年在每个工作站全职工作时间不少于3个月。但受访的科协领导、院士和企业人员都表达了一个疑问：“3个月怎么计算，标准是什么，是必须到工作站来？”

2019年6月25日，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解读意见时提出，“力争1年内各项治理措施得到全面落实，3年内取得实质性改观。”

摘编自《南方周末》2019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