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亚群

一棵梨树，突然轰然倒下，像是被人折断的筷子，断茬交错，创面如同炭疽。

倒下的梨树一半触地，一半被墙扶住了，扶住的枝上结满了青果。青果不偏不倚，靠着墙上的字，仿佛是多出来的部首，也似乎给字长了伪足，准备随时奔突。

几天后，梨树枝慢慢枯萎，叶子跟着簌簌变黄，衰败，风一吹，轻轻掉下。数枚青果，紧紧贴着墙，雨后也是瘦瘦的贴着，尽管已干僵瘪少，仍倔头倔脑。

梨树倒下的那面墙，是文化站林老师一星期前写的：“一胎上环，二胎结扎。”墙雪白，字鲜红，而果碧青。

那天，我从村里拆线回来，从墙下骑过，梨树还歪斜在墙上，几枚青果黄皮寡瘦，因风的跌跌撞撞，青果跟着晃荡，在“结扎”上面晃来荡去，感觉“结”与“扎”似乎一个往里钻，一个朝外跑。

而那枚青果已看不出姓梨。

外科手术中结跟扎是连贯的动作。实习时我一旦得空就练打结，有时还往猪肉上打结。精彩者可以左右打结，也有不熟练的，费了很大的劲，才打出一个结，且还是松的，一般很快被带教老师请下了台。

自然，林老师墙上的“结扎”并非这个意思。

之前，林老师曾很谦虚地跑到卫生院，同医生们热烈探讨结扎与绝育的区别。童医生说，搞脑子一样，结扎就是绝育，绝育就是结扎，就像你是林老师，也是林四，背后叫你林死蟹也是你。见林老师面色尴尬，童医生突然补上笑声，声音听上去有些夸张，似乎努力修饰着她的表情，但到底还是缓和了气氛。

林老师是镇上墙体标语的著名书写者。书毕，在墙的一角留出空白，然后在上面写下自己的名字——林四，名字后面再添上一个“写”字。不懂的以为林老师改名了，懂的知道这是美术家落款的方式，但绝大多数是不太懂，读成“林四写”，用镇上的方言念，变成了“林死蟹”。

林老师说，计生办爱仙姐她们做工作时说的是绝育，写标语时叮嘱我用结扎。我有些拎不清，结扎应该是口头词，而绝育才是书面语。可为什么书面语变成口头语，而口头语倒成了书面语。林老师的困惑看起来很诚恳，且诚恳得像是一脸的无辜。

谢医生跟林老师比较熟悉，是麻将搭子。虽然，他俩为了和一副牌会吵得脸红耳赤，一个责备，一个抱怨，甚至还会互相揭老底，谢医生说老林为了一个女人丢了教师的铁饭碗，林四说小谢在部队不守规矩才没提上干，可牌后仍勾肩搭背，一包烟非得敬完了才心情愉快地道别，似乎那些老底不过是别人恶意的虚构而已。

所以，林老师的困惑谢医生得全力解决。

谢医生像启蒙林老师一般解释结扎与绝育。谢医生说，给鸡做结扎，叫阉鸡，阉过的鸡再也不会高亢啼鸣，只会一心一意地觅食，公鸡的心思全集中在长肉肉，看到母鸡远远躲开。替猪做结扎，称劁猪，那一对蛋蛋还要扔到屋顶上，有经验的劁佬会高喊一句高升。对驴做结扎，是骟驴，被骟过的驴嗯昂嗯昂起来显得清纯许多。但这些是术语，到了生活里一律喊成结，结鸡，结猪。

谢医生讲解了半天，也比画了半天，结果是林老师更茫然，墙上到底是写结扎，还是写绝育。

林老师的纠结变成了疙瘩。

就像那几颗干瘪的青果长到了他的心里。

医院隔一段时间会开展绝育手术，似乎没什么规律，有时隔了半年，而有时仅仅数周。手术时间多则三天，少则半天。手术主刀是县计生指导站的医生。我跟童医生仅仅负责术前准备与术后的拆线。做绝育手术的往往是林老师书写标语中的对象。她们大多被计生办的阿姨们做通思想后过来的，或坐着拖拉机，或卧在手拉车里，对于想法激烈的用汽车送。

医院的走廊里站满了人，声音似乎各管各的，有时是吵吵嚷嚷，有时是嘁嘁咻咻，期间夹杂着一些坏情绪，不外乎不情不愿，也有的提要求，讲条件，博弈暗流涌动。阿姨们半是安抚半是摊牌，好话一筐，权衡一堆，以快刀斩乱麻的果断迅速控制局面。

唯有婴儿的啼哭声没有一点杂质，啊啊着在人堆里窜来窜去，倒引来片刻的寂静。

突然，隔壁却传来骂声，是个老人的声音，尖酸刻薄，且瘦骨嶙峋。她大概在骂村里的妇女主任，意思是说好孩子半周岁后做的，现在孩子还只有四个月，做过绝育手术后没奶水怎么办。旁边有人在劝，根本劝不住她的骂劲，似乎她早准备了一肚子的坏话。

这个村的妇女主任，姓董，年纪约三十五六的样子，有时陪村里人来做流产，放环什么的，她的话说得很得体，既不讨好，也不粗鄙。董阿姨刚开始还劝几句，后来可能实在忍不住了，回敬了她一句，大意是你这样骂会遭报应的。这下像炸了窝似的，她一屁股坐在地上，两只手拍着大腿，痛斥有人仗着权势欺负一个老太婆。被骂的董阿姨红着眼睛跑到我们办公室，半晌说不出话来。

陈阿姨一个劲地安慰她，量大福大，做我们的工作没有肚量就做不成。董阿姨说，我不想做了，下次还是让别人来做吧。说完，眼泪扑簌簌地掉了下来。陈阿姨捅了一下她，这么多人在，难看的。董阿姨别过头去，悄悄把泪擦干，看到一个熟人进来，勉强堆起了笑脸。

我们开始给准备手术者量体温、测血压，县指导站的医生开始穿手术衣。

做绝育手术的人，我大多认识。有的还是我接生的。这个被男人弃之不管的女人，我曾给她做过好几次产检。印象中她的男人待她不错，每次来产检，他总陪着，左一口问我他儿子怎么样，右一口问我他儿子在里面好不好。她笑嘻嘻地嗔怪他，难道女儿你就不喜欢了？他呵呵着，满脸的胡子一抖一抖的，似乎信心爆滿。她生产时因为血压高，被转到县里。产访是童医生去的，不知道她生的是儿子还是女儿。

我给她量了下血压，发现比平常高出10毫米汞柱。我让她休息半个小时再量。计生办的陈阿姨忙问我会不会量错？说完，她自知说错话了，赶紧改口，说，能不能过十分钟再量。我说，没问题。

这时，手术室里医生开始催了。石步村的一个妇女主任连忙凑上来，说，要不，我们的先做吧，她老公有点不耐烦了，家里小孩托人看管着。陈阿姨说，让丁医生的嫂子先来，刚才他已经让了一次。那个妇女主任虽然面上的表情有点硬，但也没说什么。

菊婶婶不知从哪里搬来了几把椅子。几个妇女主任互相谦让了一番，可屁股还没有热，看到走廊里的家属们站着，便招手让他们进来坐。

同事的嫂子站在手术室门口时一只手按在胸脯上，大口大口呼着气，两只黑色的裤脚微微颤抖，仿佛停着两只蝴蝶。陪她来的有丁医生，有她老公，还有她娘家人，大家七嘴八舌围着她说话。但听起来没有哪一句能替她把胸脯上的那只手放下来。最后还是丁医生把手术室的门推开，朝里面的医生说了几句，然后把他嫂子劝了进去。

丁医生的嫂子个子比较矮小，人也瘦。我估计她一般不会超过十五分钟。果然，一刻钟后，里面的医生让计生办的同志进去。陈阿姨连同村里的妇女主任三步并作两步，冲进手术室，一左一右把手术者搀扶出来。

因为第一个手术很顺利，走廊里的声音开始慢慢小下来，甚至还有轻松的招呼声。刚才骂人的老人，不知什么时候被劝回去了。医院里的氛围，似乎让安静洗出了一片祥和。有几个同样陪来的老人，大概认识这位姓董的阿姨，凑了上来，劝慰她不要生气，那个人实在太破相了。董阿姨笑了笑，指指坐在床上正在喂奶的女人，示意大家不要说了。

又一个做完手术的出来，陈阿姨提高声音，问，车子准备好了没？村里的妇女主任说，她家有拖拉机，早泊在门口了。陈阿姨又别过头来，提醒童医生开个方子，药多开点。童医生连连点头，有数，有数。童医生捉起笔，把一张方子开得满满的，然后交给病人的男人，让他去药房拿药，并叮嘱不用付款。

我再次给刚才血压有点高的人量了一下，血压仍然很高。陈阿姨似乎有点手足无措，盯着我，说，跟刚才一样？我说，差不多，要不，让童医生再量一下。陈阿姨忙让童医生测量。血压带慢慢鼓胀起来，陈阿姨的目光始终聚焦在往上蹿的水银柱上，大有一种恨不得把它拽下来的感觉。水银柱一点一点往下降，陈阿姨抿紧嘴唇，眼神一丝不苟。

大约童医生听到了第二声消失，她忽得松开了开关，说，跟小干量的一样。陈阿姨把手叉在胸前，似乎沉思了片刻，之后，她推门进去，跟手术医生商量手术做还是不做？结果是手术医生不建议做。于是，陈阿姨向分管镇长汇报后，叫了辆四轮车把她送回家，还派了一位民警与计生干部一起送她回家。至于手拉车就丢在医院里，让她男人来拉。

手术的时候，有些家属凑到手术室外面，隔着玻璃窗朝里张望，虽然窗帘遮得严严密密，但里面的声音仍能听得见，尤其是寻找输卵管的时候，有的病人会感到酸胀，而有的可能会觉得疼痛，与之相关的哼哼，或呻吟，从窗口溢了出来。窗外的亲属便显得焦躁不安，杂几啦，手术介慢啊，怎么回事啦，好的医生怎么不派下来？侬不要怕，阿拉在外面。前句是针对医生的，后面一句是对病人说的。

有的干脆在手术室外面插香，嘴里念念有词，甚至是跪拜。童医生见了，会猛地关上窗，把我的那扇也啪得扣上，一屁股坐在椅子里，说，介发苦（滑稽），医院里成了什么啦。童医生既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跟我和陈阿姨她们说。有人附和了她几句，也有人不响。

一会儿，陈阿姨她们把窗户推开，一缕香烟袅袅着飘进来，童医生不由打了一个喷嚏，而且尾音还有一个呃，分量似乎特别重，到了耳朵边全成了嗡嗡。旁边的陈阿姨不住地摸耳垂。

也有人在手术室外面轻声做祷告。但做着做着，声音却大了起来。陈阿姨她们只好走出去，拉拉她们的衣袖，劝她们轻点。童医生坐在窗底下，神情自如，偶尔把头探出去一些，坐下后窗户仍然洞开。

小四轮，拖拉机，手拉车，在医院里跑进跑出，送来一些人，又送走一批，到了下午，医院像一口池塘，慢慢浅了下去。黄昏悄悄滑了过来。

林老师的书写最后还是选择了“结扎”，只是，大多人辜负了他的标语，既不叫结扎，也不称绝育，而是结育。

医学称绝育为包埋术，输卵管的峡部被剪断后近断包埋，远断游离，如同一座断桥。

拖拉机的叫声

麻雀在稻草人身上跳来蹦去，啄它的脸，啄它手上的红布，可似乎很不解气，把叽叽喳喳的声音扔了一圈。稻草人抱僧入定般站在水田里，底下一只白鹭一脚一脚地走着。

隔壁是油菜花，它正趋于开败的状态，花被越来越挤到了顶端，后面拖着一根细长的豆荚。此时的蜜蜂看上去散漫了很多，飞得有点浮皮潦草，连嘤嘤嗡嗡也变得瘦精精的。

只有蝴蝶，仍在田塍上流连忘返。远处青山隐隐，三二个黑点在坡上蠕动。

我从石步村产访出来。因昨晚下过雨，路很泥泞，而且也不平整，时不时卧着一个坑或弹一个洼。自行车的前胎好不容易避开，后胎还是陷了进去，屁股被实打实地震了起来。我捉着车头，歪歪扭扭往前骑，泥浆噗嗤噗嗤溅到裤腿上。

村里的路大多是泥路，只有过春节的时候上面敷一层薄薄的小石子，坑变浅，洼也没了，似乎骗过了很多人的眼睛。清明过后，路面的石头如老人倒败的牙齿，零落，衰败。

久之，机耕路的叫法呼之欲出。

其实，也就拖拉机跑过。

拖拉机跑着跑着，石头陷进了泥里，雨水一来，石头们闷头闷脑地嵌进泥浆，带着尺寸不一的脚印，在它的叫声里，最终以抱团的方式老化了一条路。

像这样的老路，七冲八拐，像一具骨架撑起村庄。

村里的路，没有名，统称直路与横路，像是笔画。只是，笔画还有撇捺折，而路没那么繁琐，因受了时光的炙烤，路最后成了老路，哪怕是斜路，還是弯路，在村人眼里路始终是笔直的，仿佛是一个隐喻巩固着人们生活的耐心。

可在我眼里每一条都是新路。我经常摸错路，有时怪自己粗心，没听明白，有时因为路远，骑着骑着人糊涂起来，心跟着纠缠起来，好在村人很热心，指点之余还会带你一段。

刚才，我离开时，产妇的男人要送我一程，怕我迷路。被我拒绝后，他再三叮嘱我按原路回。他本可以说成老路回，但他有意避开了。是的，这样的老路也只有我才能回，对于村人来说是忌讳的，没有人会把去医院的路叫成老路，就像没有病人跟我说再见。

产妇出院时，我曾问去她家的路怎么走。她说，过了老街沿着机耕路一直走，遇见三块大石头后往右拐第一间房子即是。那里果然有三块石头，平整，光滑，每块约有八仙桌大，气势很足地坐在溪涧中，有人在上面浣衣，旁边浮着两只鹅，雪白雪白，它们一动不动，像是飞下来的天鹅。

如果仅仅停留在眼前，村庄的生活是安宁的，安宁到似乎容不下我们医生的角色。

而拖拉机的叫声在猝然之间冲向医院，叫声里长满了刺啦啦的东西。我们听到拖拉机的叫声会被瞬间震到，如同听到救护车的鸣笛。尤其是白天，拖拉机的叫声充满了悬念，仿佛一个巨大的问号掀起波纹。医院静静的午后，拖拉机一来往往即刻碾成碎片。

村人送急诊病人，拖拉机是不二选择。尽管拖拉机浑身震颤，叫声无处不在。但，拖拉机跑得快，它带着赛跑的使命，迅速跑上机耕路。尤其是服毒病人，拖拉机跑出了最快的速度，把小石头都跑飞了，在路边的草叶上翻滚跌爬。横直横的路，霎时变成了生死之钩。

拖拉机的叫声，在村庄上空急吼吼地响起，引来路人侧身避让，猜测与悲悯，被女人们反复折叠，在渐渐隐去的叫声里消息迅速长出翅膀，扑闪在每一个女人的心里，生活的怅然，由此浓郁。

粗糙的乡村生活似乎坐实了女人的寻常，寻常到结婚是为了孕育，而孕育无非是延续香火，像一本书摊在每个女人的面前。向往与憧憬，似乎是深夜的星辰，寥落，且隐晦。婚后的生活仿佛既可以是一眼望底，又好像是层峦叠嶂。沉默的顺从，被更多女人所选择。她们履行着一个女人的全部角色，从新媳妇变为孕妇，由孕妇到产妇，成为孩子的母亲后，避孕，还是绝育，让女人大部分的选项放弃了。只是，在生活琐碎的重复掐拧下，生命倏然变得不堪一击，愤怒轻易间推向绝望。而服毒者绝大多者是她们，原因不外于夫妻间的争吵，偶尔也有婆媳不和。她们像乡间的伶仃草，摇晃在寒风里，曾经的爱情，仿佛是远去的蝴蝶。

拖拉机载来了她们，也载来了一车的哭声，以及纷乱的争执。悔恨，在生命之轻前失却分量。田野上的叶子，一片黄落，另一片抽出来，而在累累尘土和斑斑锈迹的生活里，总有负重的东西牵绊着她们的脚。她们繁花如雪，孤独如霜。

我曾遇到一个女的，生头胎时因为难产不得不剖腹产，产后一直恢复得不好，还落下了痛经的病根，但为了如期怀上二胎，她坐着拖拉机几乎跑遍了所有打听来的中医诊所，倒掉的药渣差不多铺满了她家门前的直路。后来她怀是怀上了，可成了高危产妇，血压一直很高，生产的风险非常高，随时可能发生子痫，不仅胎儿危险，连孕妇的命也是悬于一线。即使这样，她仍义无反顾地怀了，不愿中止妊娠。可以说，她生了两个孩子，经历了两次鬼门关。她对孕育的执著，也是对婚姻的坚守。

然而，谁也想不到她会被拖拉机一路叫着送到医院。

她很幸运，到底还是抢救过来了。只是，无人能探究她内心的幽微，是否能被以后的生活所烛照。

自然，也有个别的意外成了一个塌陷的句号，永远地埋进了山坳里，那里杜鹃啼鸣，野花迷离。

所以，看到机耕路的坑坑洼洼，我心里老是怀疑那里粘着朽坏的情绪，然后提醒我这里曾经变成过死路。我常常被这种虚妄折磨，惊恐于每一次的疑虑，仿佛那些奔跑的气息，仍拽着秋草的尾巴哭泣。

于是，我骑车越来越快，对路面的坎坷不管不顾，似乎拖拉机的叫声正朝我压来。恐惧间，我措手不及，从车上重重地摔下来，腿上迅速起了一块乌青。但，内心的惶恐，却消失了。

相比起来，夜晚的拖拉机叫起来不那么拎心。它们的叫声，属于我。

开始阵痛的产妇坐不了自行车，巴掌大的座位根本搁不住产妇，而且还有七七八八的东西，产妇的衣服，小孩的包袱。手拉车有之，但四处漏风，而且太慢。央人抬门板，似乎不太吉利。于是，产妇开始阵痛，家人赶紧抽一把稻草，铺一床棉絮，把产妇扶进拖拉机，而老人即使匆忙中仍会记得在扶栏系上数根桃枝。

拖拉机在半夜里叫了起来，声音在黑夜里横冲直撞，在浓密的黑夜里叫出一条高高低低的路来，桃枝在灯下晃晃悠悠，既像是驱赶黑暗，也像是引渡光明。然而，它的光只能照亮一截路，它的车斗也只能坐二三个人，它摇摇摆摆爬过坡地，歪七扭八开出村道，从横到直，从直到横，车头笨拙地拐来拐去，一路颠簸，一起颠簸的还有一车人的心情。

那时我正躺在被窝里，当拖拉机在医院门口停下，我立刻醒了。拖拉机在夜晚叫得理直气壮，我醒来自然也毫无拖泥带水。拖拉机就在石桥上，那里有一盏昏黄的路灯照着它，一扇铁门拦着它，还有一墙枯瘦的爬山虎对着它。

我在被窝里缩起了身子，两肩抱拢到胸前，双脚蜷缩，像是子宫里的胎儿。

拖拉机的叫声前进了。它慢慢穿过铁门，绕开一口井，由光探寻出一个位置。在万籁俱寂下它停止了叫声，一身铁疙瘩，畅开着一车人的心思。

菊婶婶踢哩踏啦上来了，她趿拉着一双没跟的棉拖鞋沿楼梯一步步向我接近。我在黑暗里摸到了棉衣，但身子又禁不住往下缩了点。冷，嗖嗖着包抄我。我眼睛盯着窗外，淡蓝色的窗帘布后面是昏黄的路灯光，不像是有瞌睡的样子，似乎站了一晚就是为了接应菊婶婶。

我在心里给菊婶婶数着步子，还没数到二十，门外响起了敲门声，轻轻的三下：“小干，大肚皮来了。”菊婶婶的声音贴着门缝，把产妇说成大肚皮。我如没及时回应，菊婶婶重新敲三下，重复刚才的话。她的声音仍是压低的，有可能她把手拢到了嘴边，想把话焐热了才跟我说，似乎担心我会被拖拉机的叫声冻着。

确实，我被拖拉机的叫声冻出过病。

那天的雪，来得毫无迹象，早上还出了一会儿太阳，到了下午天阴沉下来，傍晚暮色四合时，把雪也合了下来。吃过晚饭，我站在宿舍门口站了一会儿，楼下的花坛很快皑皑一片。四周一片寂静，静得几乎能听到雪花扑簌簌的脚步声，雪花不慌不忙，笃定地飘洒，稳稳地站住，好像到哪儿都是家。像这样的雪，估计一时半会停不下来。雪不停，拖拉机是跑不出来的。拖拉机不叫，我可以睡个安稳觉。我为这个想法感到一阵幸运。

后半夜，拖拉机仍叫醒了我。

那个冷，简直像把刀子搁在脊背。我哆哆嗦嗦穿衣，感觉无力抵抗被窝的诱惑。可下面紧促地传来产妇家属的声音：医生怎么还不下来，产妇要生了。是个男人的声音，粗狂里带着责备与焦灼。我一惊，忙掀开被子，披上棉衣奔下楼。雪还在下，高高低低尽是厚厚的一层白。但，我的心思不在白茫茫真干净。我手慌脚乱在拖拉机上查看产妇的情况，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胎儿的头已卡在产道外。

我大声叮嘱产妇哈气，一边飞速地准备接生器械、接生包，恨不得多出几双手来。好在，母子最终没有大碍。待一切安顿后，我说他们为什么不早点来医院，如果生在路上那可怎么办。说完，我打了一个喷嚏，许是惊到了婴儿，他哭了起来，像是很委屈。产妇的男人说，听娘说头胎散痛没这么快，再说下雪天下来比较麻烦。原来他们住在东毛山，是镇上最远的一个小村，有六百多米的海拔。如果没有拖拉机，这走下来得四五个小时，但拖拉机从那么高的山上下来，还是雪夜，没有驾驶功夫，这歪歪斜斜地下来，跟赌命似的。

第二天，我就感冒了，还发了低烧。待产妇出院后，我感冒还没好。直到雪全部融化后，我才不流鼻涕。

偶爾，拖拉机的叫声直接从医院门前跑过去，或许是送货的。我像是得了什么大便宜，美滋滋地抱了抱自己，然后一头睡过去。

有次，与县里计生指导站的许站长聊天，聊着聊着，说到了拖拉机。她说，她去山区做绝育手术，因路远得宿在那儿。可晚上通常睡不着，四周各种怪叫声此起彼伏，有一种叫声像是婴儿哭泣声，听得人心里发毛，也不知是鸟还是蛙，抑或别的。但，最害怕的是听到拖拉机的声音，拖拉机在夜里响起，十有八九是手术后的问题。

拖拉机是庄稼人的工具，接引着一家人的生路，跑得越多，家里的活路越宽展，村庄的路跟着宽阔，慢慢地，那些路扯长了村庄的身子。

突突突，是拖拉机的叫声。

突突突，我的心跟着跳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