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涛

1962年4月末，张充和在打理自家花园。她與弟弟宗和信中记此事：“后园中有许多花，也叫不出名字来，只有芍药还认得。这几日在拔草，拔草除了得好空气外，还可以消恨，拔一棵又顽固又坚硬的草根，好像是除了一个坏人。不怪旧书上常提到蔓草之忧恨。”

她所说的旧书应为《左传》，其中有一段“郑伯克段于鄢”：“蔓草犹不可除，况君之宠弟乎？”在这里，蔓延不绝的杂草，成为敌手的意象。

在人类文明史上，杂草的命运，一向如是。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这“古原草”，即杂草也。也可以说，在现代园艺出现之前，所有的草都是杂草。所不同的是，从前地广人稀，草与人类在绝大多数的情境下相安无事，并可入画入诗。

每年四五月，是杂草的登场季。吾园虽小，却不缺它们，对杂草我有自己的态度。

蒲公英我会留下来，看它开花，摘它的叶子煮水。一年蓬也是我喜欢的，如果它不是太放肆，我会等它过了夏天。水花生一定要除掉，一旦放任，便不可收拾。至于荠菜，估计不够包一次馄饨的，算了，还是请它离开吧。我多么希望什么地方能生出一株鸭跖草，这种蓝色花，从前外祖母的屋檐下年年都有，多年未见了。

“禾大壮”除草剂的广告是不少人上世纪80年代的记忆之一，普通人却完全不会料到其对生态的干扰。至此，杂草的定义，在地点、文化之外，又增添了技术的维度。对杂草而言，无处藏身的难度在增加，每当我看到园林工人喷洒除草剂，总不免杞人忧天，人类对非我族类之戕害，是否正走向自身的末日？

英国博物学家理查德·梅比有一本精彩的书《杂草的故事》，可称为杂草辩护词：“杂草不仅指那些出现在错误地点的植物，还包括那些误入错误文化的植物。”

这番话我甚为认同。谚云：庭前生瑞草，好事不如无。杂草啊，你生错了地方，你的转运，要看遇到了什么人。

我一位同学的祖父，从前是位秀才，晚年居家，每日仍是作诗写字。他的房间里有这样一副对联：“不除庭草留生意，爱养盆鱼识化机”。字面上实在是老妪能解，个中深意却非我等毛孩子所能领会，老先生曾为我解说，可惜被我忘得一干二净。他家的院子里还真的有一口大缸，小鱼数尾嬉戏于睡莲中，庭中尚有凤仙、天竺葵、月季之属，杂草嘛，虽不丛生，似乎也的确未除，历经浩劫，尚能有这样的日子过，也算天赐。

我去过不同海拔的草原，草色连云，野蜂飞舞，没有人会在那里提起杂草的话题，因为它们是优质的、有经济价值的。而在都市的大街上，你找不到杂草的踪迹，间或会在一条僻巷，看见它生在水泥地砖的缝隙，享受着少数派的自得其乐。

回头说说张充和姐弟的书《一曲微茫》。私人通信一旦流布，便成了公共空间的话题。坊间多有“合肥四姐妹”、“最后的闺秀”一类读物。当人们恢复了对理想化生活之路的憧憬时，她们的故事，成了某种合适不过的榜样。

只是“草色遥看近却无”，天街小雨，故园路遥，如此况味，亦只能付诸诗赋了。

摘自《新民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