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剑清，刘兆祺，张凤岭

航空旅行近年来呈现出暴发性增长，我国将在2035年超越美国成为第一航空大国[1]。由于机场医疗机构是距离飞机机舱最近的医疗机构，其医疗应急救护能力直接关系航空旅客的生命安全，因此调查研究、分析机场医疗急救的基本状况，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数据全部由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报告，2016年度和2017年度上报数据的机场都是49家，体机场略有不同[2-5]。2017年度44家机场上报了全年四个季度数据，包括门户枢纽机场（首都、浦东、广州、虹桥、成都、昆明、西安、重庆、乌鲁木齐）；枢纽机场（杭州、南京、武汉、青岛、海口、三亚、哈尔滨、贵阳、沈阳、济南、福州、南宁、兰州）；干线机场（呼和浩特、南昌、宁波、合肥、石家庄、长春、银川、西宁、泉州）；支线机场（榆林、延安、汉中、玉树、格尔木、天水、中卫、固原、德令哈、果洛、安康、花土沟、夏河）。其余4家机场未上报全部季度数据，枢纽机场天津、大连上报一、二、三季度，厦门上报三季度数据；干线机场拉萨上报一、二季度。枢纽机场郑州用年度总报表的形式一次性上报全年度数据。2016年度上报数据的机场总吞吐量为916 790 298人次，2017年度为902 299 212人次。

1.2 资料收集的主要内容 报表由专业委员会设计，经2015年度工作会议审定后下发给各成员机场，2017年度工作会议进行了部分修订。报表内容包含机场名称、呈报人信息、机场吞吐量、驻场员工数量等基本信息，门诊、急诊、出诊、后送量、救护车使用、航空转运次数等日常工作量，应对航空器及非航空器的处置量，以及门诊和急诊常见及猝死病案的工作状况等内容。

1.3 主要指标的定义 机场吞吐量：机场乘坐飞机出发和到达的旅客总人数。门户枢纽机场：是民航局核定的，以国际航班和国内航班均非常密集，国际中转旅客比例非常高的大型机场。枢纽机场：是民航局核定的，国际航班相对较多，国内航班非常密集，中转旅客比例相对较高的机场。干线机场：是民航局核定的，航班相对较多，以大型干线飞机为主运行的机场。支线机场：是民航局核定的，以中小型飞机为主运行的中小型机场。航空器突发事件：是载人航空器（飞机）在运行过程中突然发生或有可能发生的，有可能导致人员伤亡的紧急事件。包括航空器机械故障、劫持、爆炸物威胁、与障碍物相撞、冲出跑道等。非航空器突发事件 ：是机场突然发生或有可能发生的，有可能导致人员伤亡的紧急事件。包括非法侵入飞行区、航站楼爆炸物威胁、航站楼火灾、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医学紧急情况等。集结待命：是指航空器或非航空器突发事件即将发生，必须让医护人员到指定地点集结，随时准备出动展开紧急救援。原地待命：是指航空器或非航空器突发事件有很大慨率即将发生，必须让医护人员做好紧急救援的准备，随时准备待命出动。驻场员工数量：是指机场区域内活动，与机场业务相关的所有工作人员总数救护车总出动数：是指应患者病情需要，医护人员乘有载有一定救治设施设备和药品的救护车，抵达患者所在位置，对患者进行救治的事件总数。救护车机场内出动数：是指应患者在机场应急救护区域内，因病情需要，医务人员乘有载有一定救治设施设备和药品的救护车，对患者进行妥善救治后病情得以痊愈或缓解，未予后送的事件总数。救护车机场外出动数：是指因患者病情在机场医护人员救治后未得以有效控制，需后送到救治条件更好的医院进行进一步处置的事件，以及非救治条件问题而应患者及家人强烈要求而后送的患者总数。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Excel 2007录入年度统计表并建立数据库，并对采用了电子诊疗系统的西安等21家机场进行在线远程核实，对采用纸质记录的武汉等28家机场进行门诊日志抽查和处方、治疗单复核的办法确保数据准确和真实性。采用SPSS13.0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进行全年整体分析时，对上报了部分季度机场的数据进行加权处理，即将季度数据比例扩充到全年，如仅有三个季度数据，则年度总体上数据为三季度和的4/3倍加权处理，并与上报单位进行沟通，取得认可。对于年度吞吐量，参引民航局发布的2017年度机场排名数据为准[3]。对于部分病种的名称，含义和内容一致的进行合并统计。对于猝死病例的数据，不使用加权分析法，具体追问核实数据缺失的机场，核实其具体数据，使其不受加权扩容因素的影响。

2 结 果

2.1 航空器及非航空器应急救护工作 49家机场医疗救护机构上报，因航空器事故各自实施原地待命117次，较2016年下降49.4%；集结待命44次，较2016年下降30.2%；紧急出动4次，较2016年下降50.0%，保障应对航空器紧急事件总计165次，较2016年下降46.4%。因非航空器紧急事件，共实施原地待命58次，较2016年下降34.8%；集结待命9次，较2016年下降47.1%；紧急出动13次，较2016年上升了117.0%；保障应对非航空器紧急事件总计80次，较2016年下降40.0%，见表1。

2.2 后送及救护车出动状况分析 （1）后送状况，49家机场共计实施后送7 711次，较2016年度增加26.7%；其中后送旅客6 670次（2016年度为5 393次），后送驻机场员工809次（2016年度为696次）。（2）救护车出动状况，全年共计出动救护车20 770次，较2016年度增加43.2%；其中机场范围内出动17 474次，较2016年度增加68.4%；机场外出动5 586次，较2016年度增加35.6%，见表2。

表1 2017年度航空器及非航空器突发事件应对及年度变化情况

表2 2017年度49家机场急诊、猝死和救护车出动及年度变化情况

（续表2）

2.3 急危重症病例情况 2017年49家机场共计上报急诊病例37 953例，其中旅客急诊32 092例，员工急诊5 843例。旅客急诊率（急诊数/旅客吞吐量）为百万分之3.64，2016—2017年旅客急诊突发各类疾病具体见表3。

表3 2016—2017年旅客急诊突发疾病种类

2.4 猝死病例情况 2017年度，49家机场中有23家机场上报122例猝死病例（2016年度为129例），全部为年吞吐量在300万以上、救护等级7级以上的非支线机场。122例中59例（2016年度为79例）发生在候机楼内，31例发生在机舱内，32例在机场其他位置（2016年度为50例发生在机舱或其他位置），无具体列名。2017年度，上报猝死病例的前3位机场分别是首都机场19例、昆明机场13例、郑州机场10例。

3 讨 论

本调查的49家机场旅客吞吐量占了全国所有民用机场旅客吞吐量的78.6%，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本调查可代表全国民用机场医疗应急救护的基本状况。对比2016年相关数据，2017年49家机场日常医疗应急救护工作的总出诊量、总急诊量、使用救护车台次、后送危重病例总数等关键数据增长幅度均超过了年旅客吞吐量的12.9%增长率[3]。与2016年相关数据对比，2017年49家机场医疗救护机构上报因航空器事故征候各自实施原地待命下降49.4%，集结待命下降30.2%，紧急出动下降50.0%；非航空器紧急事件，49家机场共实施原地待命下降34.8%，集结待命下降了47.1%；这表明我国民航业的飞行安全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飞行安全形势更加良好，这与文献[6]显示的2017年是全世界民航史上最安全的一年是一致的。

北京、广州、虹桥、成都、昆明、西安、重庆、乌鲁木齐等8家门户枢纽机场（浦东未上报相关数据）共上报航空器紧急事件103起，占总量的64.0%，究其原因，是因为门户枢纽机场外航航班量大，飞行距离远，发生航空器等级事故的风险相对较高，也说明在航班数量和旅客吞吐量到达一定数量级以后，航空器应急救护工作必须强化。郑州机场2017年度上报了28起原地待命，因按规定低能见度、大面积航班延误、恶劣天气等状况均需要启动原地待命预案，故其数据大为增加。但2017年49家机场非航空器紧急出动较2016年上升了117.0%，说明我国机场非航空器紧急事件总体数量有一定下降，而无预警和突发的非航空器紧急事件却有所增加，非航空器紧急事件安全形势不容乐观。

49家机场后送及救护车出动共计实施后送7 711次，较2016年度增加26.7%；其中后送旅客6 670次，后送驻机场员工809次。（2）救护车出动状况，全年共计出动救护车20 770次，较2016年度增加43.2%；其中机场范围内出动17 474次，机场外出动5 585次，机场救护车出动总数浦东3 433次、成都1 792次、重庆1 684次，超过了吞吐量最大的首都机场，可能是由各机场医疗急救站点的数量和出诊模式（部分机场医疗站点较多，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救护车出动次数），以及各机场医疗急救站点所能够提供的医疗服务的差异性所导致的。2017年49家机场共计上报急诊病例共37 953例，其中旅客急诊32 092例，员工急诊5 843例，通过分析疾病谱，对比2016年度数据，呼吸、消化、神经等大部分危重病例和严重事故所导致的疾病（骨折等）均有所减少，说明人们的健康状况和安全生产意识及环境有所提高，对健康状况也更加重视[7,8]。

2017年较2016年总病死率呈现轻微增长，可能是由于老年乘客比例增加所导致。机舱内病死率远高于欧美国家，重症旅客（尤其是隐匿性重症旅客）乘机的状况仍有待进一步改善，机场医疗急救的力量，尤其是应对呼吸心跳骤停患者的急救水准有待进一步改善和提高[9,10]。建议按照机场旅客吞吐量及其地域性特点，科学配备医护人员和救护车辆，理性修改国标相关内容。（1）科学调配医护人力资源，调配药品器械配备根据各病种的排名和分布情况，可针对性配备药品器械。（2）航站楼内应配备专用医疗交通工具，针对新修建的大型机场航站楼内广泛使用电瓶车作为交通工具，有力提高室内交通运行速度，鉴于猝死病例主要发生在大型机场航站楼内，为促进机场医疗急救的反应速度，特别是为了加强航站楼内针对猝死病例的抢救速度和力量，建议将室内医疗急救电瓶车作为8级以上救护等级新建机场航站楼标准配置的范畴。室内医疗急救电瓶车上，应标准配备急救箱、铲式担架、心电监护除颤仪、供氧设备等医疗急救设施设备。（4）公共区域配备自动体外除颤器[11]，落实窗口工作人员急救员资质，将航站楼内自动体外除颤器的配备和直接面对旅客的民航工作人员必须具备急救员资质并定期参加培训写入国标条文。

标准化航空器和非航空器等级事故应急救援工作,统一修订应急救援规则，制定机场医疗救护规则，因为医疗救护工作与机场其他工作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建议专门性出台机场医疗救护规则，对各种突发情况的医疗救护处理措施进行规范[12,13]，便于实际工作的开展。

强化以机舱和飞行隔离区内为核心的医疗急救工作，统计显示，绝大部分机场内出诊案例和大部分猝死案例都发生在机舱和飞行隔离区内而机场医疗机构是距离机舱最近的医疗急救机构，承担第一责任医疗急救任务。我国机舱内病死率远高于欧美国家，这对机场医疗急救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4]。免于追究主动参与医疗救护人群的法律责任[15-18]，应加强航空公司、空管、机场的通讯联络，在紧急情况下建立机组与机场医疗的直接通讯联系，便于航班备降后的急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