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

（景德镇市高级技工学校，景德镇市，333003）

0 引言

中外文明交流源远流长。从汉代张骞开通西域，经唐、宋和蒙元时代的繁荣，发展到明代，已有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1]众所周知，经济、政治、文化三者密不可分，经济是基础，政治和文化是上层建筑，而明代作为一个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重要王朝，政局不稳定，思想裂变，文化领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都与经济发展的基本面貌和特性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早在明朝前期，明朝的统治者就为了加强海外贸易的控制与垄断，准许其他国家以朝贡的名义，通过官方进行交易，史学界称之为“朝贡贸易”。在海禁时期，不准私人出海贸易，直接截断了外商与私人进行贸易的一切渠道，致使这种朝贡贸易，完全在统治者的掌控之下，其主要目的，并不是单纯的为了发展海外贸易，而是为了维护自身的统治和财政收入。

1 外交政策制约陶瓷贸易

中外关系在元明之际是一个崩溃与重组的过程，明太祖朱元璋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基础上建立明王朝之后，发布诏令，对外传递和平信息，目的是“惟欲中外人民闲乐其所”。[2]很快，这种在国际间建立和平与秩序的思想传播到海外，“四夷宾服，万国来朝”，使得明代成为了中国历史上中外交流最为活跃的时期之一。而一个国家能否顺利进行外交，这与国内经济发展水平是密不可分的，同时也受到外交政策的制约。洪武时期，由于存在倭寇的威胁，[3]“交舶万艘，常候风潮，毒机矢以待”，[4]明太祖为了保卫政权，保护东南沿海地区的安全，对私人出海贸易下令禁止，频繁下达诏谕：

洪武四年(1371年)十二月，“诏吴王左相靖海侯吴祯籍没方国珍所部温、台、庆三府军士，……隶各卫为军，仍禁濒海民不得私出海”；[5]

洪武十四年(1381年)冬十月，“禁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6]

洪武十七年(1384年)，“派信国公汤和巡视浙、闽，禁民人海捕鱼”；[7]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十月，“诏户部严交通外番之禁。上以中国金银铜钱、段匹、兵器等物，自前代以来不许出番；今两广、浙江、福建愚民无知，往往交通外番，私易货物，故严禁之。沿海军民官司纵令相交易者，悉治以罪”；[8]

洪武二十七(1394年)春正月，“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先是，上以海外诸夷多诈，绝其往来，唯琉球、真腊、逞罗解许人贡。而缘海之人往往私下诸番，贸易香货，用诱蛮夷为盗，命礼部严禁绝之。敢有私下诸番互市者，必置重法。凡番香、番货皆不许贩裔，其见有者，限以三月销尽。民间祷祀止用松柏枫桃诸香，违者罪之。其两广所产香木听土人自用，亦不许越岭货卖。盖虑其杂市番香，故并及之”；[9]

洪武三十年(1397年)，“申禁人民无得擅出海与外国互市”。[10]

“海禁”虽然减少了倭寇对明朝政权的威胁，但是绝民内外往来，封建自闭，滞后了国内经济发展与中外文化的交流，最终演变为受到严格限制的政府之间的朝贡贸易。中国古代所有的外交历史实际上都是可以说是政府之间的，也就是国与国之间的，都是中国皇帝和各国国王之间的交往，“朝贡”中的“贡”便是礼品交换，一般认为是一种变相的贸易形式，日本学者小叶田淳认为：“有贡就有赏赐而言，以与贡品对应着看，则可认为是种贸易”。[11]这部分的政治意义往往大于经济意义，也就是说，朝贡过程中所体现的经济作用，往往是第二位的，朝贡的本质就是“政经并重”，是在特定条件下发生在特殊关系之间的一种政治与商品的交易。

2 农商并进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和元代相比，明廷继续以瓷器作为外交礼品，不同的是，从传统的官窑模式发展强化到御窑。官窑是由官府出自兴建，产品流向由官府控制的陶瓷生产窑厂，御窑则是官窑中的特殊类型。[12]清代文人蓝浦在《景德镇陶录》中有云：“洪武二年，就镇之珠山设御窑厂，置官监督烧造解京。”同书卷五亦谈到“洪武二年，设厂于镇之珠山麓，制陶供上方，称官瓷，以别于民窑。”[13]明代御窑厂的建立，并不突然。由于元末以来战争连年，社会经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人民逃散，土地荒芜，使得明朝的统治者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经济形势，不利于政权的稳固，为了巩固新生政权，缓解社会矛盾，朱元璋废止了元代长期奴役于手工工匠的制度，规定户匠服工役，提高了手工业者生产的积极性，有效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此外，农商并进，从而使社会生产得到了迅速恢复，为明朝的中央集权统治，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御窑厂的建立便是明太祖加强皇权，恢复生产力的重要举措之一。官窑产品，尤其是“正色”产品，一般不作为市场交换，使用范围局限于宫廷，除皇室享用以外，也有部分用于赏赐，非奉旨或赏赐，虽皇亲国戚、高级官僚也不能擅自使用，否则将治以重罪，即便是使用，也有着三六九等，繁杂的规矩和限定。入明以后，随着景德镇瓷都地位的逐渐确立，景德镇以外的官窑场渐渐消失，唯有景德镇窑瓷器大批涌现，可谓汇聚精英，一片兴兴向荣的大好势头，对此，文献不乏记载：

《五杂俎》：“今龙泉窑，世不复重，惟饶州景德镇所造，遍行天下。每岁内府颁一式度。纪年号于天下。”[14]《二委酉谭》：“江西饶州府浮梁县，科第特盛。离县二十里许为景德镇，官窑设焉。天下窑器所聚，其民繁富甲子一省。余尝以分守督运至其地，万杵之声殷地，火光烛天，夜令人不能寝，戏目之曰：‘四时雷电镇。’”[15]

《广志绎》：“浮梁景德镇雄村十里皆火山发焰，故其下当有陶埴，应之本朝，……近则多造滥恶之物，惟以制度更变，新诡动人，大抵轻巧最长，古朴尽失，然此花白二瓷，他窑无是。遍国中以至海外夷方，凡舟车所到，无非饶器也。”[16]

此番此景，都是基于景德镇受战争影响较小，大批技艺一流的匠师汇集景德镇，为御窑厂的运作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生产环境，并且由于使用对象身份和作用的特殊，景德镇御窑的烧造有工部官员监督和管理，有严格的制度和规定，[17]这点可以从“诸器官窑有其制”“岁从部解式造”“凡烧造供用器皿等物，须要定夺样制”[18]得到反映，可见，御窑厂产品在种类、式样、纹饰和釉色等方面都奥符合黄体的喜好和需要。因此，官样不仅仅是中国古代官府手工业制度的重要内容之一，具有规范产品形制，保证产品质量的作用，也能从帝王的意愿反映当时的经济层面和政治制度。

3 政权稳固开展广泛外交

经过明太祖三十多年的积极恢复，综合国力得到大幅度提升，政权稳固，明成祖便大胆进行广泛的外交活动，加强对各国朝贡贸易的管理，更是六派郑和下西洋。航道畅通，外交频繁，货物云集，这些在《敬止录》所引的《永乐志》的外国物品单中得到证实，永乐年间的外交层次到达了历史上一个空前绝后的鼎盛时期，同时，作为永乐时期中国与国外交流的重要物品—景德镇青花瓷也在明代崛起。从传世的明代及海外官窑青花瓷来看，明初青花纹饰内容上呈现了浓郁的伊斯兰文化，或具体，或抽象，韵味十足。这和外交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为明初中国对交往的地区是波斯及中亚等地，郑和下西洋之处，许多都是伊斯兰文明的流行区域：“龙牙加貌……货用印花布、八察都布、青白花磁器之属。……苏门苍剌国……货用青花磁器、铜、铁、爪哇布、色绢之属。……大葛兰国……货用金钱、青花白磁器、布段之属。……阿丹国……货用金、银、色段、青白花磁器、檀香、胡椒之属。……忽鲁谟新国……货用金、银、青花磁器、五色段娟、本香、胡椒之属。”[19]这些地域的人民视白色为“吉色”，[20]因此青花瓷深受这些尚白尚蓝民族的喜爱，所以外交的需要，加上宗教文化、王权、风俗的相互作用，伊斯兰文化对该时期青花瓷设计及生产上影响颇深。[21]据《明史•外国传》、《明实录》记载，明初郑和下西洋带去了大量的青花瓷器，或赠与、或赏赉、或回赐。外交过程中，伊斯兰文化对官窑瓷的影响只是一个典型，同一时期其他文化比如佛教、道教等等，都有许多体现在官窑纹饰中，比如“莲花”“八宝”“八卦”纹饰等，这些文化的表现，有可能是帝王对某种宗教文化的崇尚，但更多的是出于政治的需要，获取民心，扩大势力，稳定政局，同时也使得各宗教出于控制之下，为其政治目的而服务。

4 结语

总的来说，明初外交的朝贡贸易主要内容便是大量的馈赠和赏赐，施展大国风范和威仪，明初景德镇御窑厂的建立及后来形形色色的精美官窑瓷器的创造，都是为了满足统治者的政治需求，从今天传承下来的明初景德镇瓷器中，我们不难发现当时的统治阶级独特的审美观念和对外来文化的积极吸纳，这些都构成了景德镇官窑瓷的艺术特色，进而影响到明中后期景德镇瓷都地位的进一步确立，[22]表现出积极而又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