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功才

引 子

父母还在时，我却很少回老家。早些年总对自己说，现在日子不好过，那就等将来吧。这一等，就等到了母亲过世。后来这些年，日子算是稍微有所好转，两个孩子的相继到来，手头依然拮据，再说自己也没能混出个样子，还是再等等吧。这一等，就等到父亲也离开了。人说，父母在，尚有出处，父母不在，只剩归途。这或许就是父母不在我回去得更加勤便的说辞。事实上，父母先后入土，我都未能回去送他们最后一程，无论如何，都难以自圆其说。

我一直都喜欢拿扁担去拗地脚枋。说白点，就是有点冒天下之大不韪挑战“权威”。现在，我多多少少是获得了一些成功。这种成功在我看来，多多少少都有点墙外开花墙里香的感觉。就像家人或者亲戚朋友远香近臭，距离就是一具过滤器，可以模糊原本就难以看得见的许多东西。乡人多以为我功成名就，用一个比较流于形式的话说，叫衣锦还乡。事实上拿现实成功的标尺一靠，我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失败者。我惯用的自嘲，一个几十号人的小单位，连一个小得无法再小的组长都不是，何谈成功？若说一点都未成功，显然也无法说服自己，熟知的朋友也会有意见。一个码了20多年字的老艺人，身上披了层作家的外衣，且这手艺还不至于很差，起码算得上师傅级别了吧。乡下那些做木匠石匠篾匠师傅的，哪个不是被主家请到上席？

就将自己给说服了。少了心理障碍的我，也就有了晃来晃去的理由。诗人乔明杰说，回家不在老屋里住上几夜，不在田埂上转几圈，实在算不上回到了故土，更无法缓解淤积在心中那种情结的疼痛。

作为一个写作者的我，故土就是我创作不竭的源泉。这些年我写故土的人事故土的风物，先后出版了《身后是故乡》和《鲍坪》两部散文集，眼下这部叫作《转身》的散文集，也即将出版。而我的另一部散文集《鲍坪志》也在酝酿和写作中。这几年回去勤便如赶场，是因为我存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幻想，甚至野心。这种幻想和野心源自《鲍坪》获得了小小的成功。我想再深入下去，尽可能挖到深埋在泥土里的宝藏，为我的出生地和养育地鲍坪树碑立传的同时，也让自己早年的梦想抵达较为满意的境界。

每一次回鲍坪，我都能获得或大或小的收成，就像小时候去亲戚家拜年，回来时总有一些小吃货揣在裤袋里，那种兴奋劲可以持续很久，在物质相当匮乏的年岁里，那种精神上的满足可以抵御很长时间里物质上的贫乏。现在的我，大抵也成了别人城市的入侵者，有了自己的城市户口，有了温暖的家庭，还有较为稳定的工作单位，按理说该知足了。而那个叫乡愁的东西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泛滥的。出门在外如我一般相似经历的外省人，都不可避免而迫不及待地患上了怀乡症，只不过我理疗的方式，不仅仅在于回到乡下住几天，还得诉诸笔端，用一个又一个方块汉字的组合，来不断梳理和释放那急剧膨胀的乡愁。

对于精神家园的鲍坪，历来我都是爱恨有加。我曾经恨自己的出身，恨那块屙屎不生蛆的土地，恨那一座座封闭得不能再封闭的大山，紧紧扼住了我命运的咽喉，使我无法动弹。而现在，我算是彻底挣扎出了鲍坪的桎梏，甚至还得意自己远远早于乡人闯进了别人的城市。然而，随着时光的流逝，在这个毫无季節变化的南方待得太久，我开始想念我的鲍坪了。就像江湖，一旦前脚跨进，后脚就不由自主地跟了进来，再也难以抽身。任流光将自己雕成一具行尸走肉的躯体，活在这了无生气的世俗里。

而我的工作又像永不停息的呼吸，一刻也无法停得下来。即便如此，我仍会挤出一点时间，回到乡下走走转转，这一走，这一转，便有了我最新的疼痛和守望。

这是2013年的故土。

我看到了故土不得不面对的另一面，我实在无法一直为故土高唱赞歌。但这分明又是一曲撒尔嗬一般的挽歌，即便面对黑漆漆的另一个世界，我们依然会在欢快的节奏中，将死亡送上山头，迎来又一轮明晃晃的太阳。

留守儿童与空巢老人

念小学那时，我们鲍坪、杨柳坦和小溪、阴坡四个生产队就设有小学三个年级，全公社几乎每个大队都有一所中学。每天上学和放学这两个时段，热闹的学生简直就要吵翻天了。我念中学的粟谷坝，夹在雷家包和大垭门中间的小盆地里，只要哪个班级有老师教学生统一朗读课文，在关家垭岩洞门口都能听到回音。每隔一段时间听到学校下课的钟声，随即，就像鸦鹊窝里捣了一棒子炸开了。学校的沸腾宛如生命的脉动，已然成为那个地方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正赶上收获的季节，或者家境并不特别差，无疑就有一种活在世外桃源的满足感。

恍惚间，这情景便成为永远的过去完成时。如果你一直生活在此间，从沸腾的状态中不知不觉地慢慢冷却下来，那种反差自然不会很明显。像我这样常年在外省生活却又是名义上的当地人，且怀揣了一种叫乡愁的东西，隔个三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才回来探一次亲的游子，那就有点酸酸的辣辣的涩涩的五味杂陈了。

而此时此刻的我，就正坐在粟谷坝邻村一个叫栗子坪的学校走廊边。我对面的老师当年教过我哥，还有和我一起同行的喜成。老师名叫裴德富，今年五十九岁，马上就到了退休年龄。这个时候已是傍晚六点钟的样子，裴老师正端着个较为精致的瓷碗在吃晚饭。走廊里有十多个穿得花花绿绿的孩子，其中一个孩子边吃边走，一不留神摔了一跤，就将碗里的米饭给弄泼了。裴老师说，再去舀，下次小心点就是。那些吃完夜饭的孩子们饭碗一甩，就跑到球场上各自玩去了。有的在追逐，有的在玩耍，还有个孩子在玩篮球。球的气显然不足，难以拍起来，但这并不影响孩子的热情。我很自然就想到自己小时的情景。不过，这个时辰，我们不在回家的路上，就一定回到了家里。看看那向晚的天色，忽然就有种说不出的忧伤，蚯蚓一般从我背脊上蔓延开来。

孩子们星期一到星期五是不回家的，准确点说是有家难回。他们父母都在外面打工，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次。虽说山里也基本修通了村与村之间的公路，每个家庭到主干道的小路却因常年少人行走，已被茅草和荆棘藤条挤兑得人都无法落脚。老人们大多上了年纪，还得种地养猪，等儿子媳妇儿回来也好带点烟熏腊肉去那边帮补一下。显而易见这些孩子们的父母在外打着一份最普通的工，若是稍稍有点能力，哪会将孩子扔在老家？这不，这个叫栗子坪村的小学（其实也就只设幼儿园和一年级）总共才十来个孩子。当年放星期假我们都会去栗子坪婆婆家玩，原本可抄近路却常常绕道学校门口，无非也就是想凑个热闹。现在人到中年渐趋安静的我，却也难以忍受这过分的冷清和沉寂。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孩子每个学期只需交纳不到一千块的费用，就包括了吃住等开支。原以为政府会有相应的补贴，在得到准确答复后的我，心里着实有些心疼。裴老师的后人也在外打工，老婆一个人赋闲在家，实在没什么事可做，便来到学校当了孩子婆，一则给老公做个伴，二则也不至于将日子过得太清闲。操劳一辈子，老了也无法完全闲得下来。类似于此种情形的在山区非常普遍，退耕还林的政策使得许多农民不再那么辛苦了。事实上若要四手不持地养老，一来不自在，二来实在无法完全闲下来。至于钱，不再显得像当年那么迫切。有吃有穿，略有点结余也算是对自己多少有个交代。

裴老师的教学任务就是教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上到二年级便全去了粟谷坝小学寄宿，同样是周五才能回家一次。类似这种情形的，在景阳镇几乎每个村都存在。全镇原来鼎盛时期有五所中学，现在全部合并成一所中学。远者如青龙河村的学生，到镇上的清江中学至少有四十公里，若是以前走路，都得好几个小时。欣喜的是好几年前小镇到该村的水泥路全面贯通，且有了客运车辆通行，再也不用背着一个星期的粮食和小菜，爬那峭壁一般的鸦鹊山了。

我们要探的是堂哥强成的两个娃儿。小的在栗子坪学校幼儿园寄宿，稍大点的在几公里开外的粟谷坝小学寄宿。听孩子爷爷讲，不知什么原因这几天读三年级的那个大孙女一直不肯上学，爷爷早上送去，中午就自个儿逃学回来了。老爷子好说歹说了一箩筐，孩子就是不肯去，扬起来的棍子在空中停顿了好几秒钟，还是没能落下去。于是，打电话给孩子爸爸强成，路隔几千里，远水哪里救得了近火？

像这样的例子，我幺幺算是另一类典型。幺幺三个孩子都在外面打散工，几乎每年元宵一过完就出门，年前又回家。如若受到老板生意的影响，这节奏便被打乱。出门像赶场，回来像取火种。从前那种安静的生活消失了，他们根本就没有要找寻回来的意思。或许，这就是他们一直想要的生活。几年前在老屋坎下开山放炮整平了屋场，将一幢一明两暗的石墙屋立了起来。再过一年半载，又筹齐了装修钱，白花花的墙壁格外耀眼。电视电话摩托车以及太阳能甚至冰箱都拥有了，最近又在谋划着买小车。这在二十年前哪里敢想象？

我幺幺每餐饭都要晕二两苞谷酒的，鲍坪好过的人家都是这个范本，来人来客一落座，先来一茶杯这样的冷开水，就算是最好的亲热和问候了。农闲时，幺幺还和人斗点小地主，当然要带点水。不带水，现在农村里没人跟你玩了。那日子相比二十年前简直就是彻底翻了个身。可是，幺幺一样有他的烦心事，言语上没表现出来。我敢肯定他一定藏了起来，有些疼是不能轻易用言语表达出来的，只能闷在自己肚子里发霉直至烂掉。

幺幺膝下有两个儿子一个姑娘，小儿子在邻村做了上门女婿，摩托车十来分钟的路程。姑娘在武汉打工，就在那边找了男家。原本嫁到城市是一件高兴还来不及的事，哪知没过几年就闹离婚，打了脱离。便将刚断奶的娃儿带回娘家交给幺幺和么婶服侍，自己又跑出去打工。幺幺家俨然就是个小幼儿园，幺婶成了全职保姆。每天清早就得送最小的孫子去好几里山路开外的粟谷坝幼儿园，下午再去接回来。每周五得去粟谷坝接另外两个大点的孙子回来，周日下午再送回学校。表面看来，做爷爷奶奶的呵护孙子孙女，是件幸福快乐的事情，实际上相当烦琐，特别是几个娃儿不听话的时候，比自己当年上娃娃滩那阵还闹心。好的是有一点，这些年不再担心吃的问题，少却了一大坨心病。

类似幺幺家这种境况，我知道的亲戚就有好几家。他们有一个极为惊人相似的特征：但凡在外面找了夫婿的姑娘，大多没过几年便打了脱离，倒是夫家都是跟前块头的则极少出现这种情况。我所在的这座沿海城市也存在着同样的情况。文化背景往往在婚姻中扮演着蒙面杀手的角色，且毫无刀光剑影，差异一旦被放大到一定程度，便自动出现粉碎性破裂。就像放在老家的孩子们少有父爱母爱一样，她们在寂寞而又艰辛的打工岁月里，非常容易接受那份突如其来且目的性极强的爱走进婚姻殿堂，而又非常容易支离破碎，很难经得起那些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波折和考验。这又有点像打工本身，毫无根基，四处游荡，安全系数极低。一对毫无安全感的夫妻，他们婚姻的幸福指数极低完全正常，离婚率超高也就在情理之中了。这让我想起早些年异常火热的跨国婚姻，两者间共同存在的本质问题，想必就是文化背景了。

我们这一代人虽说小时候在物质上极度匮乏，精神上至少不会空洞。我们不仅缺吃少穿，而且没有计算机、手机、电视等现代化的信息工具，但我们扫过地灰，吃过鸡屎，玩过泥巴，干过许多飞得上天的所谓的坏事。我们至少长期生活在父母身边，无论我们高兴了失望了饿了冷了热了甚至身上长了虱子生了疮，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喊“妈”喊“爸爸”。可如今妈在哪里？爸爸又在哪里？爸妈在天遥地远的他乡，爸妈在永不停息的流水线上，爸妈在烈日暴晒的工地里，爸妈在来回颠簸的长途车上。爸妈距离孩子最近也在电话那端，可声音又是那么真切而陌生啊。

我身边有位朋友，他外出打工近二十年却很少回家，虽然疏于管教的儿子最后还是考上了重点大学，可回忆起当年回老家儿子喊他爷爷“家里来了客人”的时候，依然非常痛心泪流满面。后悔之后呢？依然还是选择继续在外打工。相对于父爱和母爱，眼下更为重要的是挣钱，让孩子们首先成长起来，给他们的将来一个相对较好的环境。这便是60后70后家长普遍的心态和最真实的愿景。殊不知，我们这代打工人最悲哀的事情，就是莫过于将自己的下一代培养成了富二代。

十几年前我们还在为一个职位许多人争抢而犯愁，如今却是许多厂家为找不到工人而犯愁、犯难。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国尚且难以招到工人，那还有一两百个国家和地区情何以堪啊。最近，我听说许多当初输出劳动力最为富裕的省份，也挤进来打起了劳动力争夺战。一方面，这说明我们国家的发展渐趋平衡，中西部地区正在崛起，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们政府对于劳动力的安置还缺乏相关的对策。

类似于鄂西这样的地方原本就谈不上什么竞争力，而面对老弱病残的现实，一些地方为了争夺劳动力，甚至打出了这样的口号：“出门打工妻离子散，回家打工一家团圆”。说老实话，当我看到这些血淋淋的标语时，我的心在隐隐作痛。

相对于留守儿童问题，我们在对待空巢老人的问题上同样显得捉襟见肘。我表弟喜成一家有五姊妹，除了一个嫁出去和一个招了上门女婿的两姊妹外，还有三个都在外面打工。家里就剩下一个年近八旬的老爸了。喜成曾试图将父亲接到广东一起生活，无奈老人家过不惯城市生活，只短短半个月时间就硬要回家不肯再出来。虽然这次我们见到的老人家看起来还较为健康，事实上老人家长期患有哮喘，万一哪天出现什么问题，按我们乡下所说的送终的人都没有，何谈平时病倒在床连倒杯热水的人也没有啊。养儿不是为了防老吗？其实，这个问题早已不单是劳动力大量输出地区的一大社会问题，即便在珠三角许多用人的大中城市，空巢老人同样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社会问题。曾经就有老人死在家中腐烂多时直到臭气熏到他人才被发现。好在珠三角的养老机制较为健全，此种现象并未蔓延开来。

那么，那些子女不曾外出打工的老人们又是怎样一种情形？还是以我姑母来作为典型来描述吧。姑母育有五子四女，四个女儿先后出嫁，五个儿子也先后成家立业。按理说姑母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晚年可以安度，实际上两个大点的儿子做了上门女婿，中间还有一个中年夭折。能够承担养老的就只有两个儿子了，而这两个儿子平时在乡村游走做手艺，按说姑母完全有能力享受晚年的幸福，事实上我的姑母晚年的情景可用“惨淡”一词来概括。一个育有九个子女的母亲，病倒在床上，却很难得到儿子媳妇儿的一杯热水，年近八十还在地里刨食。

几年前我回老家曾见过姑母，那时，她还在撑着拐棍背着背篓到处找猪草，每走几步就要踹几口气歇息一阵。这次回老家去看姑母时，她再次躺在了病床上，听说独自一人出去割猪草摔断了大腿。因为行程紧，我在姑母病床前只坐了十多分钟，临走时硬揣给了她几百块钱。像我这样的人，现在唯一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个了，而且仅仅是个精神上的安慰。如果我有足够的钱，也许再过几天老家给我的消息就不是姑母撒手人寰的噩耗了。

公路变奏曲

说到公路，我一下就回到了小时候读书时的情景。公社到镇上只有一条碗口石和黄泥巴混合铺成的公路，而公社到各个大队完全就没有公路这个概念。最早那条通往官店的公路大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修建的。八十年代好不容易才修通了到青龙河，以及到栗子坪村、谢家湾村的公路。说是公路，其实就是毛坯公路，错披了公路名字的皮而已。那些碗口石锋利如刀口，再铺撒一些砂石和黄泥，算是为当时的老百姓办了一件实事——实际上最多也就在冬春两季运送几趟化肥而已，主要还是出于转运公粮的目的。晴天尚好，一到雨天车轮就打滑，常常要找人在车屁股后面帮忙推，一股股黑烟直冒，直熏得推车的人满脸黑烟，他们看上去很乐意——这柴油味闻起来香香的舒服着哩。

公社到镇上的公路始建于什么年代我不太清楚，反正自我读小学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就有了。那时常有手扶拖拉机在公路上跑运输，拉一些诸如化肥种子农药等农用物资，也有东方红拖拉机，偶尔还有大汽车，许多人都说那是140的，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清楚140究竟代表着什么意思。有一种拖拉机叫25的，我也没弄明白，是不是表示载重2.5吨。每种东西都有其自身的密码，无论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就像我们自身，有时候直到生命结束时都无法破译出来。如果一旦破译出来，我们便能轻松进入其内核，获得我们需要的各种数据。但处于物质寻觅过程中的我们，对于生活往往只能无奈地消极对抗。

其实，从粟谷坝到清江小镇的距离一直都是恒定的，就是因为我们难以或者懒得破译其中的密码，一直都在这条路上做一些表面文章。每当它经受雨季带来泥流的冲击后，乡亲们便带上锄头等农具就地取材，挖一些黄泥抛撒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石子大者宛如秤砣，小者可用在学校课余活动时玩抓石子的游戏。尽管这条路一直断断续续在修修补补，总是少有一截能让那些车舒服的地方。雨天打滑，少车行走。晴天便加倍热闹起来，一旦有车路过必是灰尘四起，犹如千军万马驰骋而过后扬起的尘烟。特别是粟谷坝那段少见的平路，每逢少雨的秋冬两季，公路边的红苕藤或是青菜叶子上面总会落满一层厚厚的泥尘。

转眼间就撤社并区了。那些肝胆俱全的小单位全合并到小镇，仅仅留下部分驻点机构，往日的喧闹戛然而止，粟谷坝就变成一具空壳，任由日晒雨淋寒来暑往的销蚀。而通往小镇的公路从此就少有人维修了。雨季一过，路边的水沟全被山洪冲坏，整个路段不是这里低洼就是那里凸起，猙狞的碗口石，露出青面獠牙，让人担心这载重车怎么能过。偶有拖拉机打上面走过，便跳起怪异的舞蹈。司机每分每秒都得盯紧路况，不断或左或右打着方向盘，极力避开那些顽固的石头和沟壑。车上仍有三、五减轻行走之苦的乡亲，或左或右摇摆不止，及至抵达粟谷坝，整个身子几乎抖散架，还得一个劲感谢好心的司机。后来全县大力发展白肋烟种植，一到冬季终于能看到稀奇的140了。大汽车在粟谷坝人看来的确是个稀奇东西，好多老人一辈子都没见到过。有个笑话是这样讲的，说有个婆娘到粟谷坝供销社买盐，即将要从小路插入公路时，山洼里来了辆大汽车，见前面有人，直鸣喇叭：“逼—逼—”婆娘第一次见到如此庞然大物横冲而来，吓得连忙往岩石缝里躲避。不曾想，这怪物又鸣了一次喇叭：“逼—逼—”婆娘忽然想起自己穿着褴褛漏洞百出，忙用双手遮住下体：“格杂种的还看得到？”

这个笑话笑过一次后，我再也无法轻松起来。土家人就这样作践自己。他们往往这样给自己支梯下楼：“我是小溪口的，我是不怕丑的！我是粟谷坝的，我是丑不怕的！”不怕丑，丑不怕，并不是说粟谷坝人就不向往新生活。其实，我的乡亲们非常渴望美好生活，可现实实在看不到一丝希望，于是他们便退而求其次，打理好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吃饱穿暖此生算是足以。

当灰暗穿越时光隧道来到二十一世纪之初，那条承载着粟谷坝人通往幸福和光明的毛坯公路，居然蜕变成了水泥路面。看似短短一年时间，翘首的岁月屈指一算便是三十多年的光阴啊。我心智渐趋成熟的高中时代，曾在这条路上往复丈量过多次，每走一次就增加一次疼痛，以至最终淤积成滞留于身体里无处不在的痛。偶有的几次从沿海回乡，更是每回一次就愈加失望一次，那淤积多年的疼痛便再次被诱发，渐渐扩散。就在我彻底灰心之际，故土总算将我在濒临垂危的边沿拽了回来。我对故土那份偏执的挂念，几乎是一夜间再度泛滥，最终的结果，便直接兑换成我手中那张昂贵得近于离谱，却又承载太多负重的车票。不仅如此，我还力邀身边的作家、诗人来小镇观光旅游，讲课教学，甚至鼓动文学艺术界的领导组织批量的文学艺术家前来采风写生，感受这个封闭了几千年且有着神秘巫文化背景的清江流域盛景。当然，我在极力推销故土的同时，实际上也成就了我的散文集《鲍坪》，让更多人认识故土鲍坪的同时，也让他们看到了一个游子的赤诚之心。

让我更兴奋的是，粟谷坝到官店的水泥路面也基本全面贯通。坐在舒适的车内，那些曾经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风景，那些记忆深处的符号全然被一片绿色遮蔽。是山长高了吗？是水更长了吗？是故土变老了吗？我始终在一种隐隐的失落和太息中，难以找到最能体贴自己的答案。

小车在故土每一条格外耀眼的水泥路上飘然滑翔，如同抚摸母亲沧桑经年的脉络，听得到母亲那节奏感强烈的心跳。每当我们的车经过那些劣质路段而被颠簸不堪，总会有一种疙瘩郁结在胸口难以释怀。听说是新捣好的路面因为冰冻导致起了一层层夹皮，久而久之就有了坑坑洼洼。从小镇到县城的县道也经过了好几次不同程度的修缮，仍然不够理想。沿途好多地方正在铺设沥青路面，那些过窄的路段以及拐弯处都拓宽了不少，据说政府这次下了大力气全面改善，为清江旅游区营造一流的硬件设施。

应该说最近这些年随着成渝高速公路的贯通，以及万枝铁路的运营，一下子就带动了恩施地区的旅游经济。回想起前些年回去的那几次，每次不是这条在修就是那条在补。反反复复的补丁，犹如行将愈合的伤口一块一块地撕裂开来，复又贴上止痛膏片一般。其实，那些被泥土缠得绵实的父老乡亲，与我们这些常年生活在别人城市的外省人，何尝不存有相同症状的疼痛？这条维系我们之间情感的不二通道，反复地被一种异物阻塞，无论之于哪头，总觉得过于孱弱而经不起任何折腾。虽然这是一个距离锐化的时代，除了有形的路，还有无形的电波和网络，我们也许能够貌似保持着常态上的联络，实际上彼此的心从来就没有像往常那样贴得更瓷实。传统的团圆于我们而言，更多时变成了一种奢求和渴望。为了收获一种更为理想的生活状态，我们一直奔走辗转在故土与他乡的路上。一如我的这些年，当父母先后变为一抔黄土之后，我这才幡然醒悟。我与故土的背道而驰，就只有在来来回回的颠沛中，枉然地找寻着曾经拥有的一切。

望着这些年的巨大变化，我用充分的乐观确信，眼下这些曾经饱经沧桑的经脉，终有一日会变得顺畅无比。不知道那时候身体能否允许我，或许，我所经历的这些，到那时候早已变成美好的回忆了。

精神与香火

有人说中国当代民族最缺乏的就是信仰，而我说不是缺乏，简直就是严重散失。

改革开放将近四十年，我们的物质生活的确发生了不可想象的变化。作为两只脚走路的鲍坪，却在追寻物质生活的过程中，与精神信仰渐行渐远，最终落下跛脚后遗症。

许多年前我们的理想简单得就是吃饱两餐，刚刚改革开放初期，或者就是拥有一部单车。现在呢？我们不仅吃饱穿暖，还拥有了小车和房子，可我们并没有太大的兴奋，总觉得心里空荡，好像遗失了什么而茫然不知所措。究其实质，人们眼里成功的标志，简单粗暴得只剩下钱权二字，哪里还容得下精神领域的一席之地。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虽有遵从儒释道的信仰，与佛教、基督教、天主教比较起来，急功近利的成分显然盘踞在我们的头脑中。我们祭奠祖先，尚知根源。我们尊敬父母，尚有归途。我们爱惜后代，尚存将来。在那场旷日持久的运动中，一切被清洗，就连授我们学业的老师都被打成“臭老九”。从此，我们就变得毫无顾忌为所欲为了。从此，我们就走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记得1970年代，我们鲍坪一带香火台上偶见“天地君亲师”牌位，无疑有恍若隔世之感。而见到“某某堂上”那种追根溯源式的牌位，则是1990年代初期在另一小镇所见。我非常奇怪这家人如此重视自己的渊源，当时倒也未去深究，直至若干年过后我才明白，这是一过去曾在运动中挨过整的人家。那些年，地富反坏右的帽子满天飞，这家人也因为出身不好被冠以大地主的帽子，一直到1980年代才得以平反。与他人不一样的是，这家人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一颗虔诚的敬畏之心，很好地将老辈传承下来的家风延续下去。

而在鲍坪这个我出生的土地上，几十年过去后的今天，香火台上的内容依旧毫无变化，一如从前那般单调，只是制作水平更加华丽而已。这让我十分惊讶，可以想见，有些东西一旦被摧毀，想要重建，何其难也。更何况，我从未听说过鲍坪这个地方要重塑信仰。他们从来就没有觉着有这个必要。

我问幺幺整个鲍坪的香火台供奉情况，他的回答，与我的想象毫无任何意外的惊人一致。在鲍坪人的精神世界里，与整个中国的情况并无二致。出门打工挣钱养家糊口，再将家里的老房子推倒重建，并力图跟上外面的节奏。原来颇具民族特色的吊脚楼，再也难以觅其芳踪，大多只能在书本或是影像文件中读到了。当你的双目极力逡巡的最后结果，全是白石灰粉饰一新的石墙平房建筑，闪现在丛林中。它们无一例外地在彼此的攀比中，炫耀这些年养儿育女取得的骄人效果。与拼爹的官二代不同的是，他们比拼的是自己的儿女。

房子比拼完毕，紧接着又开始比拼小车。早几年还是各种型号功能不一的摩托车，近两年每到年根岁毕则成了小车聚会。什么牌子的车，多大功率，多少钱，可以如数家珍。至于那个仅为摆设装装样子的香火台，则一如既往地被冷落一旁，只是在过年的那晚煞有介事地敷衍一下早已作古的先人。点两盏油灯，或两支蜡烛，燃起一种象征性的光芒而已。

而我在另一个镇上则见到了欣喜的一幕，犹如山村暗夜里一抹微弱的光亮，让我对乡村未来精神的回归看到了希望的晨曦。

那天，距县城几公里的汪家寨正在举行谭氏宗亲大会。来自周边镇区和外县市的谭氏宗亲一众，聚在古色古香的汪家寨度假村，商议续谱事宜。而我这个冠以谭姓的不速之客，被作为特别邀约对象，旁听了他们的会议。

像我这样的身份，在鲍坪和鲍坪以外的很多地方，并不在少数。土家人传统中包容着开放，男主外女主内，在政治地位上几乎就是完全平等的。妇女当家的也是随处可见。十年内乱几乎将所有的传统礼法洗劫得一干二净，仅存的无非是那些符号化了的东西。如男方入赘，头胎随女方姓，二胎则跟男方姓，曰回宗，仅此而已。比如我，无论是跟随父亲还是跟随母亲，从来都未曾清楚过自己的源头。如我一般，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将要走向哪里去，稀里糊涂就过完了一生。一个连活都没活明白的人，在社会上能有多大的担当，就可想而知了。

在汪家寨，我听他们讲家族的历史，像听天书一般云里雾里，最后总算了解了个大概。有一点我却记得清楚。说前几年谭氏家族去巴东清太坪祭祖的场面尤为壮观，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繁华的一次了。据说小镇清太坪一下子涌进几百台私家小车，导致几个小时的严重堵塞。对于土家族非常古老的一个姓氏，这种情况实属正常。这说明人们的物质生活上到了一个层面，必然会向精神层面倾斜。马斯洛将人的需求划分为五个层次，当生理的需要和安全的需要满足后，紧接着便是爱与归属的需要。归属从何而来？只有追寻到源头，顺着生命的长河一路梳理下来，我们才能融入这条奔腾不息的河流中，找到自己的归宿。

不可否认，现在的乡村已开始萌发出一种寻根问祖的新动向了。只是在这种钱权至上的世俗社会里，估计更多的还是仅仅停留在一种符号上，或者是一种变相的表演而已。要想从根本上扭转局面，恐怕得经过一个比较漫长的阶段。

“国有史，地有志，家则有谱”，原本就是一件再简单不过的常识，在鲍坪近几十年的这一页历史中，几乎就是一片空白。即便国有史，地有志，如果没有家谱这个最基本的元素，就像一滴水之于大海，看起来似乎可有可无，实则至关重要。因为“国有史，则可以以史为鉴。家有谱，且常续不辍，则可以使族人世系不紊。长次辈分有序宗络承继相属分明，族间贤能者之功德业绩昭彰不泯，不以世代久远而忘记。”乡村秩序的重建，无疑是一件迫在眉睫之千秋大业了。

人情似纸张张薄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颇讲人情世故的国度。最简单的是你送我几个鸡蛋，我送你一包挂面，彼此间的感情就在这种礼尚往来中建立起来了。人们并不十分在意你送我的多还是我送你的少，所谓君子之交淡如水是也。那么，深层次的人情呢？则不属于本文的范畴，留待以后另文讨论吧。

事實上，能做到君子这个级别的还真不多。在我生活过的鲍坪，那里的人们也同国人一样，过着简单而稍显复杂的生活。在交通颇不便利的那个时代，人们的社交圈子大多就是四周邻里，再远也远不过小镇那条清江。一般情况下，结婚嫁娶老人办丧，或者小孩打喜大人过寿诞，又或立屋搬家等等，都会接客整酒。人们在一种和谐的氛围里彼此分享着喜庆和快乐。而一般性的摆酒，并不需要接客，该到的时候客人便根据自家实际情况带上礼物来了。大都是名副其实的礼物——苞谷酒啊挂面啊黄豆啊。那些身价较高的粮食或者粮食加工品，就是礼尚往来的媒介。人们常挂在嘴边的“多走动啊”，就是指这些特别日子里的你来我往，走动得一多，疏的也亲了。

这里面有一个关于人情的细节。但凡摆酒的人家，都有一个记账先生。无论你拿来什么，拿来多少，“账本本”记得清清楚楚，此乃礼尚往来最原始的凭证。你若本次来两包挂面，下次我便会在此基础上增加点，不可原封不动地还人情，否则是要被人说闲话的。此间的人情交往里用了一个“还”字，别人拿来了人情，自然是要“还”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同时又表明这是个人情债，不仅要还，还不得小于或等于原始人情。在此原则下，结果是人情越还越大，如若双方本不在同一生活水平线上，压力的天平便倒向一方。当然，这种情况极为少见，所谓门当户对是也。

少年时曾多次见证过父母为了还人情债而苦恼的情景。欠了别人的其他债尚可往后推，至多给人说多几句好话而已。唯独这人情说初一便绝无可能推到初二，有天大的难处也得准时只多不少地奉还。人活两张脸树活一层皮，否则哪有颜面苟活于世，就发出诸多感慨。但感慨后还得老老实实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这就是做人。

大约是十多年前，我举家将户口迁到了数千里外的南海之滨，这就意味着，从此，我与那块土地上的人共人情的机会几乎没有多大可能了。可是，一个远房亲戚过喜会，父亲还是为我上了一份不小的人情。我自然理解父亲那一辈人那种淳朴的感情——无论自己儿子脱下了乡下那层皮穿上了什么样的外衣，始终还是那块土地的人，还是农民的儿子。我也深知，也只有那块土地才能最终给予我灵魂上的安妥和皈依。

后来，我母亲和父亲相继离开这个世界，我就更少回到那片土地上了。这些年故土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铁路通了，高速公路也通了，物价飞也似的上涨。昔日的鲍坪与外面一下子拉近了距离。他们不仅赶上了外面的新潮流，甚至还有了惊人的原创意识。比如这人情往来，近几年简直就是瞎胡闹。

最近我得到老家的信息是，人情的遽然贬值居然可以让我用目瞪口呆来形容了。据说某县已然到了母猪下一窝仔也要宴客整酒，而那些所谓的这喜酒那喜酒，早在其面前相形见绌。冠以各种名头的整酒风大行其道，愈演愈烈，原本属于道德范畴的人情世故，最后居然要动用当地政府出面才能收拾局面了，不可谓不悲观。政府出面干预的结果究竟何如，也只能报以良好愿望的期盼了。

更有甚者，在得知政府的相关政策即将出台之前，大搞突击性整酒。原来是因为送出去的太多，若政策一旦出台，岂不打水漂了？于是，未满六十的提前整花甲酒;儿子原本考了个什么普通职高，也不怕丢脸整学酒;起房子的基脚刚动工，便提前摆酒，或者先上梁树摆了酒再来慢慢建;生了小孩的，先整满月酒，接着又整娃周酒。就像前文提到的，甚至母猪下了仔也大张旗鼓地摆酒。目的只有一个，尽快收回送出去的人情，将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

据说某市摆酒更为离谱，摆酒者一手拿着登记本，挨家挨户派发请帖，现场收取人情，再返还十五块钱，作为“喜酒钱”。酒宴都不摆了，何为摆酒？曾几何时，我们的人情往来是那么单纯，人际关系是那么厚道，而现在不仅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礼”了，全异化成一张张赤裸裸的人民币，且是如此不堪一击。

其实，圣人们很早就预料到一定会发展到如此的结局，有《增广贤文》“人情似纸张张薄，世事如棋局局新”的警言为证。只是他们没有料到，居然会在高科技日新月异的今天，才验证几百年前的预言。不得不说，对我们这个时代绝对是一个莫大的讥讽。

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在大谈特谈我们的经济总量达到了多少多少，我们的这啊那啊在世界上又占据了何种位置。但是，我们存在的很多问题，其实完全被一些高大上的东西遮蔽掉了。如果一味追求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迟早都会为这些看起来太小的事情埋单的。

责任编辑 陈 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