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庆

(军事科学院, 北京 100091)

“攻守之道”是国家战争、企业竞争，乃至体育比赛中的奥妙所在，也涵盖了《孙子兵法》的基本内容。强者主攻、弱者主守是人人皆知的常识。然而三国时期，蜀国在各方面国力均远逊于魏国的条件下，却在三十多年里发动主动进攻十五次，而魏国南下伐蜀仅三次，强弱方与攻守方严重“倒挂”，为历史所不多见。分析这一独特战略，对处于多元竞争下的当今世界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本文以蜀汉北伐历史和《孙子兵法》等经典军事理论为据，论述“以攻代守”策略从制定到实施的得失，并提出启示。

一、“以攻代守”战略内涵阐释

(一)攻守一法，奇正转化

攻守两方在哲学上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从斗争性上看，战争中偏重防守则不能攻掠进取、获取资源，偏重进攻会加大损耗、削弱防御能力。从同一性上看，攻守相互依存。《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指出“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同归乎胜而已矣”——两者间存在着平行互赖关系。《孙子兵法·军形篇》中“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这句话，精辟表明了孙子守中寓攻的实质，将进攻与防守辩证地统一起来。恩格斯也曾指出：“一般认为，进攻能获得更大胜利。因此，采取守势即进行完全防御性的战争的军队，常常发起进攻战局，甚至在防御战局中也进行进攻战。”这也符合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原理。《孙子兵法·势篇》所论述的“奇正”道出了“攻守”的运动、变化表现形式。作为战略决策者，“进攻”时要思考对“被进攻”的防御；或在思考自身的防御时，要做好“不失敌之败”的进攻准备。

(二)“攻”是手段，“守”既是目的也是前提

在战争中，“守”具有消极特征，是为了掩盖和防护自己的弱点；“攻”则是为了不放过敌人每一个可以利用的弱点，更为积极主动。因此，进攻是取得胜利的主要手段。几乎所有的军事家都强调进攻。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指出:“绝不要采取完全消极的防御，而要从正面或侧面攻击敌人，甚至当敌人正在进攻我们的时候也要这样做。”当然，攻守选择取决于战争双方的实力对比。《孙子兵法·军形篇》指出：“可胜者，攻也；不可胜者，守也。”认为具备了战胜对方的条件，才可以进攻。明显的弱势一方必然采取守势，防守战略又分为三种：一是“全面防御”，为防守基础薄弱的一方所采用，能保全自己便万事大吉，别无他求；二是“防守反击”，防守基础牢固，且具备一定实力，开始稳扎篱笆，一旦敌人进攻受挫，即展开反击，以取得更多战果；三是“以攻代守”——顾名思义，“攻”是形式，用来做出积极的态势，打击敌人的弱点，但又很难致敌于死地，只是把战线延展至自己势力之外，根本上还是服务于“守”。孙子曰：“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不失敌之败。”指的是军队作战首先要创造不可被敌战胜的条件，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寻求敌人可能被我战胜的时机。所以说，敢于采取“以攻代守”的势力，必然具备非常成熟的固守前提条件，以至于进攻的消耗不足以明显抵消自身的防守能力。

二、蜀汉“以攻代守”的战略动因

从军事以外的视角分析，蜀汉选择“以攻代守”战略有以下三点原因：其一，《孙子兵法·军形篇》谈到：“善用兵者，修道而保法，故能可胜败之政。”其中提到了政治对于军事的重要意义。刘氏政权以汉室正统自居，只有坚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的国策，才能争取人心，彰显政权合法性。其二，以诸葛亮为代表的外来荆州系和益州土著存在天然的矛盾，通过北伐既能够转移矛盾，也可以选拔本土人才，化解矛盾。其三，统帅的主观意志也占很大因素，诸葛亮前、后出师表共十八次提及“先帝”，北伐也是为报刘备知遇之恩，姜维北伐同样存在继承诸葛亮遗志的情感因素。

前文指出，“以攻代守”战略必须以固守为大前提，而蜀汉确实具备这一前提。首先，蜀汉在诸葛亮的励精图治下，从夷陵之败中恢复了元气，东面与孙吴达成同盟，对曹魏形成两面夹击之势，特别是蜀道天险的存在令敌军举步维艰——曹真、曹爽分别于230年和244年伐蜀，均以失败告终，蜀军几乎毫发未损。这在地利上完全具备孙子兵法上“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中的“不可胜”先决条件。既然能固守，为何不在此基础上休养生息，而是频繁以弱击强呢？这在《后出师表》中可以找到答案：“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贼才弱敌强也;然不伐贼,王业亦亡,惟坐待亡,孰与伐之？是故托臣而弗疑也。”从中诸葛亮说明,即使全力伐魏,最终也不可能灭魏；但如果和魏国一起休养生息，魏国的战争潜力远远大于蜀国，必是坐以待毙的结果。“高帝明并日月，谋臣渊深，然涉险被创，危然后安。今陛下未及高帝，谋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长策取胜，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随后诸葛亮陈述自己的矛盾内心中提到了“长策”，这也是第一次明确地将“以攻为守”列为长远的战略规划。孙子曰：“凡先处战地而待敌者佚，后处战地而趋战者劳。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以攻为守”这一规划旨在变被动为主动，通过不断骚扰打乱魏国长远部署，“致人不致于人”，把握机遇可以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开疆拓土。从微观的战场层面上看，举全国之力攻击魏国边界，并不违背“可胜者，攻也；不可胜者，守也”兵法。即便战事不利，蜀军可凭险退守，至少也可以通过战争锻炼军队，选拔人才。《后出师表》又提到，多年来名将已去世七十余人，各支精锐部队损折一千余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纠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也，当何以图敌？”“而不及今图之，欲以一州之地，与贼持久……”不同于北方势力蒙古、后金的崛起，蜀国战略纵深小，同时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封闭的地理环境使蜀汉人民易产生安于现状、厌烦战争心理，四川盆地的地缘也导致蜀汉居民的身高和体重与其他地区特别是北方地区居民相比处于劣势，在冷兵器时代这一劣势严重制约战斗力，[1]这正是蜀军战力将随时间推移递减的内在原因。诸葛亮准确预见到这个因素，在《后出师表》指出“今民穷兵疲，而事不可息”。这一判断也同敌方不谋而合。227年，魏明帝要发动大军进攻蜀汉，散骑常侍孙资劝谏曰：“凡用十五六万人，必当复更有所发兴。天下骚动，费力广大，此诚陛下所宜深虑。夫守战之力，力役参倍。但以今日见兵分命大将据诸要险，威足以震摄强寇，镇静疆场，将士虎睡，百姓无事。数年之间，中国日盛，吴、蜀二虏必自罢敝。”[2]孙资主张魏国休养生息，待中原生产恢复，吴蜀国力自然无法抗衡。魏明帝听从了他的建议。综上所述，蜀汉之所以采取“以攻代守”战略，首先是其具备固守这个前提，其次，北伐虽然没有灭亡魏国的可能，但迫于长期和平对峙潜在的更大危机，只能伺机以小搏大，或可积小胜为大胜，至少也能够打乱魏国战略部署，达到“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

三、蜀汉“以攻代守”战略实施

虽然蜀汉制定“以攻代守”战略符合客观实际，但毕竟弱国发动战争的成本高，取胜的概率小，因此必须精准筹划、谨慎择机、用兵有度。本文试探究其战略实施的经验教训(诸葛亮去世后的第二年，马岱曾伐魏一次，被牛金击败，因规模不大，史料不全，此处不作探讨)。

(一)诸葛亮北伐

兹据《三国志》中《诸葛亮传》《资治通鉴》等排列诸葛亮北伐战事如表1。

表1 诸葛亮五次北伐概况

1.战机选择。《孙子兵法·谋攻篇》指出：“知彼知己者，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孙子兵法·虚实篇》中阐述:“故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诸葛亮深知敌强我弱的态势，故常注意把握战机，除第三次北伐突袭魏军的防守薄弱的武都、阴平外，其余行动均注意和友好势力协同出战，试图造成“我专而敌分”的有利态势。当魏国分兵拒敌，蜀国虽弱，但举全国之力攻打雍州，趋向于“以众击寡”。其中以第一次北伐战机最佳，蜀乘虚而入直下三郡，但因用人不当致使街亭失守，痛失好局。魏国此后加强了西线战备，这标志着蜀汉“克复中原”已成泡影，只能“以攻代守”寻找机会。事实证明，以魏国的强大国力和人才储备，双线同时防御作战并不吃力，后几次北伐，诸葛亮殚精竭虑争取到的只能是“不是机会的机会”。

2.用兵数量和频次。《孙子兵法·作战篇》讲到：“不尽知用兵之害，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尽管诸葛亮采取精兵政策，重视农业生产，但北伐对弱小蜀国而言仍是极大的经济负担。这在周红的论文中得到详细考证。[3]虽然诸葛亮制定精兵政策，加强农业生产，但七年之内，两次大规模北伐，三次中等规模北伐所带来的财政困窘是不可避免的。《孙子兵法·作战篇》曰:“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国之贫于师者远输,远输则百姓贫。”诸葛亮起初并不注重“因粮于敌”，国家本财力有限，还要通过难行的蜀道长途输送，难以为继。后两次北伐虽积极屯田，但罗民介撰文认为，长期在敌境屯田，容易分散战斗兵员，容易遭敌方偷袭。[4]从时间上推算，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于春天出师，当年八月逝去，蜀军在五丈原一带约驻150天，就麦类而言，只能收获一季。综上，屯田效果未必理想。

3.用兵策略。《孙子兵法·虚实篇》曰:“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善攻者，敌不知其所守。”强调进攻应根据敌方的态势而主动求变。诸葛亮五次北伐，选择了四个行军方向，除第二次走大道攻击陈仓被曹真识破外，其余几次忽而绕行陇右，忽而旁取武都、阴平，忽而北上直达渭水，战役伊始均致魏军于被动。虽然路线多变，但根本的战略意图均是为占领陇右奠定基础。拥有陇右进可攻长安,退亦可护卫汉中、巴蜀，且陇右盛产战马，亦可“西和诸戎”，拉长魏国战线，实乃最理想的进攻目标。因此诸葛亮第二次北伐为配合东吴进击陈仓，不足一月便草草收兵外，其余几次均意图陇右，即便是最后一次北伐深入关中，也诚如魏将郭淮所说，“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5]，是为日后占领陇右作准备。这也是诸葛亮不采纳魏延“子午谷奇谋”的根本原因。

《孙子兵法·谋攻篇》中提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在北伐后期，诸葛亮短期战略目标发生了变化，跳出“占地思维”的窠臼，而是以杀伤敌军有生力量为目标。于是第四次北伐采取围点打援策略，最后一次更是集结最大规模兵力于五丈原，做好屯田准备欲寻求决战。怎奈意图被司马懿看穿，魏军坚守不出，蜀军再次无功而返。

4.总体评估。通观诸葛亮五次北伐，比较善于选择战机和采取灵活务实的行军战术，从不冒险用兵，除第一次街亭受挫外，并无很大损失，反而屡屡击败魏军，且能够从容退却并毙敌主将。七年内五次出击，较为频繁，这种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恐怕与蜀国后备人才匮乏和诸葛亮身体状况有关。总的来看，蜀军通过主动进攻损耗了魏国国力，锻炼了军队和人才(培养的王平、姜维、张嶷、廖化等将领，均在诸葛亮去世后战事中发挥重要作用)，激化了魏国的国内矛盾，客观上维持了蜀国的国运。

(二)姜维北伐

兹据《三国志》中《姜维传》《后主传》和《资治通鉴》等，汇总排列姜维北伐战事如表2。

表2 姜维北伐概况

3.后期：勉为其难，适得其反。从“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兵法上看，段谷之败使得蜀国失去了“不可胜”的条件，防守尚且捉襟见肘，再频繁进攻已经不符合客观实际。至于姜维最后两次伐魏，实属勉强为之，与东吴同时发难尚能全身而退(如表2，257年北伐)，单方作战则再遭失败(表2，262年北伐)，以致受后主猜忌，不敢回成都，往沓中屯田。纵观姜维执掌兵权之后的北伐，的确将北伐基点,由诸葛亮五出祁山的沿秦岭西线和子午谷一线,推进到西县以北金城和渭水南岸的芒水一带，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魏国在雍凉的统治力量，连年兴师反而损耗了蜀国国力，也导致了姜维自身威信下滑，为日后蜀国的防御埋下很多隐患。

(三)从“错守诸围”到“敛兵聚谷”——汉中防御体系中的“以攻代守”战略

蜀汉的“以攻代守”战略不止在进攻，于防御体系中也有鲜明体现。姜维在北伐后期，改变了汉中沿袭已久的“依地势，广建堡垒，交错密布，实兵其中”的防御模式，采取“敛兵聚谷”战略。“敛兵”是由谷口诸围的分散防守变为以汉城、乐城、阳平关、白水关、葭萌城与兴势、黄金等诸多关隘要塞的集中防御，组成诱敌深入的口袋阵，又派重兵拒守阳安关，建立战略纵深防线，构筑阶梯级防御体系；“聚谷”则是典型的疲兵之计，拉长敌军补给线的同时还收聚粮食、坚壁清野，当敌军久攻不克回师后，以一次或数次大规模的反击战，大量杀伤敌军的有生力量，达到扭转双方兵力差距的战略目的，通俗讲就是“关门打狗”。学者王瑰认为，姜维素有“决成败于一举”的思想，段谷之战是其典型体现[9]，但是这个时候他已经将决战地点放在自己的家门内，只能趁敌人大举来攻的时候创造决战时机，背后透露的便是蜀廷已经无力组织对魏的进攻(据《三国志·后主传》袭注引《晋纪》载:蜀灭国时“仅有甲士十万二千”。《晋书·文帝纪》载:“蜀景耀五年,司马昭欲伐蜀,谋于众臣曰:‘计蜀战士九万,居守成都及备他郡不下四万。然则余众不过五万。’”这五万军士,去掉姜维沓中屯田带走的一部分，汉中防卫多说也只有三万余)，只有以这种高度冒险的方式才有可能对魏取得较大胜利。[10]这一战略深合《孙子兵法》奇正转换、攻守合一之道。姜维这一布局，旨在兵力不足的被动局势下，杀伤敌军有生力量，也是“以攻代守”战略的形式变化。

然而，这一战略在实施上出现了严重问题。姜维沓中避祸不在成都，直接导致了魏国三路伐蜀时，只能以后主为主心骨居中枢调配防御。在魏军大举伐蜀前夕，姜维已经准确地判断出魏军的进军方向，故上表后主道：“闻钟会治兵关中，欲观进取，宜并遣张翼、廖化督诸军分护阳安关口、阴平桥头以防未然。”[11]当钟会十余万大军围困汉、乐二城，久攻不下，无疑证明蜀汉守军意志之坚决、战斗力之强，也暴露出钟会大军拙于攻坚的缺陷。故姜维以坚固城塞为诱饵，牵制曹魏大军的战术十分有效。但由于后主昏庸，拒绝了姜维的精妙建议，葬送了蜀汉提早进行战略部署的机会，致使阴平及阳安关这两个魏军进攻的主要防御方向，蜀军兵力不足，错失先机，陷入被动。将领也没有完全落实战略部署。比如，敛兵聚谷的最重要一环就是阳安关，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粮草充足的二万蜀军若能坚守，则可与汉、乐二城互为掎角，待钟会大军久攻不克粮尽撤退时，蜀军出关追击，自可实现“敛兵”之效。但是，作为关口主将的傅佥却守城意志不坚，受蒋舒蛊惑违命出战，丢关之余，更让钟会“得库藏积谷”，以致“聚谷”之策破产。所以说傅佥之过实不亚于叛降的蒋舒，胡三省谓：“使(蒋)舒果迎战，亦未可保其必胜，(傅)佥何为不设备邪？关城失守，佥亦有罪焉。”[12]“敛兵聚谷”实施成功的不二法门在于坚定“守”的意志，把握“攻”的时机。因此必须有一个统筹全局、权衡进退的君主以及具有高度战术执行力的将帅，而显然当时的蜀汉已不具备这一条件。

郭鹏撰文详细分析了魏国灭蜀之战的攻守态势，认为即使不采取“敛兵聚谷”,姜维不移兵而西,分兵把守各个要点，也很难顶住魏军十八万的多路出击，极易在各个局部造成“彼专我分”的不利局面。[13]多年前汉中太守张鲁以更多兵士据险防御也没能挡住曹操的进攻。由此观之,即使不“敛兵聚谷”,也并不能取得拒敌保国的胜利。姜维采取“敛兵聚谷”，完全是基于魏蜀两国现实国情的长远战略考虑，是在国力明显损耗前提下对“以攻代守”实施方式的主动转变。后世以此责备姜维弃险不守、引狼入室,未免偏激。

四、小结和启示

综上所述，蜀汉选择“以攻代守”战略在大部分时间里是符合客观实际的，既基于前瞻性战略筹划，也是与东吴同盟的责任担当，同时也符合当时的人心向背(期间包括姜维在内的多名魏将降蜀和少数民族降蜀，极少有蜀将降魏，蜀汉臣民大部分时间里也支持北伐)。诸葛亮和姜维北伐激化了魏国的国内矛盾，也对魏军起到很大的震慑作用(《三国志》记载，司马昭商议伐蜀大计时，朝堂中仅钟会一人赞成)。但在实施过程中，诸葛亮注重夯实基础，用兵谨慎多变，进退自如；姜维则急躁冒进，用兵过度，反而加速了自身的灭亡，特别是在段谷之败后，继续采用“以攻代守”战略已经脱离了客观实际。

弱者采取“以攻代守”战略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强弱双方不能长期和平共存，从属于丛林法则式的竞争关系；(2)强者长远发展潜力明显强于弱者；(3)强者短时间内很难吞并弱者；(4)弱者有可靠的同盟，共同对强者形成制约。

实施“以攻代守”战略应注意的因素：(1)慎战，战前做到知己知彼，精准把握战机，统帅不能因个人宿愿或一时冲动而贸然出击(蜀国频频用兵，与诸葛亮和姜维的主观意志有很大关系)；(2)回避冒险的战术(诸葛亮用兵谨慎，进退有据，即便北伐失利也不伤元气，后撤途中甚至能斩杀敌将。姜维用兵大胆冒险、孤注一掷，稍有不慎即全盘皆输)；(3)以损耗敌方有生力量为目标；(4)积极协同盟友发动进攻(蜀军损失比较大的几次北伐，恰恰都是单方作战，没有联合东吴或少数民族)；(5)获胜后宜适可而止、乘胜即收、养精蓄锐，不可好大喜功、急躁冒进(东吴西蜀都在一年之内由大胜转至大败，一蹶不振)；(6)在一线配备具有高度执行力的下属；(7)攻击线路应寻求多变，乘敌不备，以实击虚；(8)注重“因粮于敌”，及时创造条件从敌方补充战争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