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 琰 刘颖伸

(1.华东理工大学，上海 201412；2.昆明理工大学，云南 昆明 65050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规律，遵循教书育人规律，遵循学生成长规律，不断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大学有着自身的特点和氛围，大学生有着自己的话语体系。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要有的放矢正确引导学生思想行为的方向，就要准确把握大学生所思所想，准确把握大学生活规律和思想规律。

当代大学生生活在一个信息多元的世界，个性突出、思想独立，具有很强的可塑造性，但其世界观没有完全形成固定，会受到多方面干扰影响。掌握大学生的行为形成根源以及研究其规律，对我们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具有强有力保障作用

一、大学生话语秩序影响思想行为

迅速发展的新媒体使得社会的交流方式和表达方式产生了颠覆性的变化，作为最容易接受新事物的青年群体，大学生通过网络演绎出很多新的交流内容和方式。比如，层出不穷的网络新词汇令人眼花缭乱；五花八门的恋爱观、情感观、交友观令人瞠目结舌；由于冷暴力、软暴力等导致的恶性危机事件令人扼腕叹息……

我们一直都承认，大学生精神世界和行为世界具有其独特性，或者说，有些事情、有些现象、有些行为，只能(或者大多数)会在大学生活的这个圈子或者氛围中表现出来。比如，大学生中关于恋爱情感、学业压力、自我认知而引起的危机行为的几率要远比社会上的青年高出很多。按照一般理解，处在一个典型环境中的群体会显出其区别于其他的典型特征，也就是说，在大学生的生活环境中，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秩序，这个秩序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行为，这就是大学生的话语秩序。按照习近平总书记“三个遵循”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能力和水平的要求，我们必须准确了解和把握大学生生活世界话语秩序的形成过程、作用规律，了解大学生主体化的效果以及行为选择倾向，这对有效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减少大学生危机行为，引导学生健康成长成才具有实际意义。

针对这个青年群体的典型特征，结合大学生交流方式、表达方式特点，运用福柯理论阐明话语、知识与权力的逻辑关系，对大学生话语秩序进行研究，理清大学生群体的秩序逻辑、行为选择动机和规律，精准把握大学生行为特征，减少危机事件的发生，正是本研究的理论方向和研究意义之所在。

二、话语、知识与权力

福柯对于话语的研究主要从知识考古学和谱系学两个方向进行展开，其知识理论和权力理论对研究现代社会现象和规律提供了极为有效的视角，其中，话语概念承担了联系融合这些理论的桥梁功能。

所谓话语，就是“说出所是”，话语是能够展示出一定外在功能的符号体系。福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为话语所标记、所交织的世界中，这种话语就是谈论被说出的物，谈论断言与命令，以及谈论已出现的话语的言说”。到此，我们可以认为，“福柯所谓的话语的基本含义就是展现秩序的符号系统。”①

所谓的知识，实际上是一种论述，这种论述一方面作为科学的论述而发生作用，另一方面，作为一种制度化进行存在。也就是说，当话语所论述的“说出所是”成为一种系统的、得到广泛认同的体系的时候，则会将以一种知识论的形式存在，这样就把所谓“符号系统”进行了制度化的固化，从而形成了一种所谓的“真理”。对于“真理”，福柯指出，其实不存在什么真正的所谓“真理”，而只不过是一系列人为制定出来的规则，社会上的个体，都会按照这个规则，对于自身和他人的说话办事的方式进行规范，以便于成为一种“正常”“合法”的生活。

知识可以成为维持社会运作、标志秩序特征的重要支柱，但知识本身并不能作为一种行动驱动力进行行为操控。也就是说，知识作为整合各种秩序的综合力量在发挥着影响作用的同时，也需要各种力量按照其所标志的秩序系统不断的进行行动，并反过来同时强化其所标志的秩序，这个角色就需要权力来进行承担。

福柯认为，当代社会的权力，已经不是统治阶级压迫被统治阶级的传统权力，而是弥散在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微观的权力，这种权力的影响无处不在，每一个个体都是权力的释放体和接受体。当弥散的权力在发生作用的时候，就会使知识成为其作用的策略，同时，也会回过头来强化这种秩序策略。

之所以上述分别阐明了话语、知识和权力的机制和特征，是因为我们需要从这三者的关系中抽出一条能够解释实际问题的逻辑，即：当特定群体的具有明显特征的话语论述被广泛接受和流传，并以秩序的形式成为广泛接受的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就会成为所谓的“真理”；在这个特定群体中，这个“真理”就会以一定的游戏规则存在；这个规则通过微观权力的作用，会使在这个群体中的“不合规矩”或者“不认同规则”的人感到压力，面临着行动的选择；进而，在这个群体中的主体行为随之被塑造。

三、话语知识权力逻辑下的大学生主体塑造

(一)话语—知识：秩序系统的形成

在《疯癫与文明》一书中，福柯描述了疯人和正常人的区分。既然说到疯癫，那就必须有一种人来接受“疯癫”这种所谓的话语符号的“称号”，那么这个接受“称号”的对象，就是“疯人”。既然疯人和一般人不一样，那就应该把他们关到禁闭室或者医院。由此，由“非疯人”将“疯人”关了起来，一个完美的二元对立的环境出现了，直到“疯人”被认为不再是“疯人”。这里的话语，就是对外部世界进行整理，并且对于外部世界展示出其强大秩序能力的知识。类似于此，大学生中也会以某种习惯或者行为类别来进行个体区分，比如，当某个学生回避参加共同认可的某种活动的时候，就会被孤立甚至抵制。

话语之所以能成为表达秩序的知识，关键不是话语表达或者陈述了什么，而是通过话语的实践来体现的。话语的形成包括了对象、阐述方式、概念和主题四个方面，但是，这四个方面只是话语本身内部的形成规律，它只能作为话语形成的物理标准，需要形成知识的话语，一定是通过话语与话语之间的实践互动而形成的。话语的实践可以从外部界定、内部控制和使用条件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话语的外部界定的规则被福柯成为“排斥”的规则，这种排斥可以分为禁止、分类和拒绝、正确和谬误。当话语在描述某一秩序或者内容的时候，自然会出现一定的排他性，也就是说，谈论某一话题自然会本命题优先并且排斥其他话题；当为了能够划分出所陈述对象的时候，必然会对这个对象进行特点描述并鲜明的拒绝其他特点的影响，比如上述区分疯癫与正常的话语；最后，当话语完成了分类和拒绝的自我保护和完善之后，与其相悖的话语即被认为是谬误的了，此时正确和谬误的对立便形成。以大学生的社团群体为例，社团内部成员与其他学生的话语外部界定形势就会形成，社团成员会通过与其他学生的话语实践互动对于他人进行分类排斥以及拒绝。

话语的内部控制就是话语对于内部规律进行规范的过程，主要有注释、作者和学科等三种形式。当一种新的话语出现的时候，如果没有符合原来话语的内部规律、没有融入原来的话语秩序、没有统一到原来话语的统一原则，那么，这种话语就会因为没有遵从内部规律而被遗弃，而希望进入话语系统的新的话语必须要遵从原有秩序才会被接受。还以大学生社团群体为例，如果社团内部成员对社团活动有新的想法或者建议，或者为了更好的融入，就必须要遵从大家共同遵守的社团的特点、方向或者活动传统。

最后，话语的秩序还有一个话语运用的条件，也就是说将话语的主体更加精准化、稀少化和特定化。“这就等于将说话的主体稀少化：如果一个人没有满足一定的条件，或者从一开始他就没有资格这样做，他就无法进入关于一个特定主体的话语。”②如此说来，当作为一个可以参与话语实践的话语者希望被接受，他就必须要具备大家所共同认可的资格，比如词语的意义、伴随话语出现的行为和姿势、所用的词语的效力范围等，这就是一个相对固定和具有特定特征的话语团体，限定了说话者的身份。在这样的团体中的个体，就必须要接受团体进行的教育，这种所谓的教育进一步反过来强化了团体的限定。

这样一来，话语的秩序基本形成，话语个体组成的团体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知识逻辑，接下来，将会按照权力运作的规律进一步的建构个体。

(二)话语—权力：转变成“真理”的知识

前面说过，因为知识的作用，处在知识社会中的人，都无时无刻不面临着一种所谓的“真理游戏”的规则，在这个规则中，一方面要达到自身的自由并适当约束自己以便恰当处理人际关系，另一方面，又要适应这种所谓的规则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权力和道德的运作、策略的实施以及知识真理论述的形成，并最终实现社会成员的主体化过程。③

在这里，要解释一下所谓的“真理”。当知识已经成为一种秩序的时候，“真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为了构建和维持这个秩序而人为地规定出来的游戏规则。在这个规则中，每个人以他为判断准备，并对自身进行自我规训和自我熏陶，并想办法把自己训练成符合这个规则的所谓的主体，同时，也以这个规则来衡量他人是否是合格的“主体”。这样一来，“真理”游戏的规则就很明显了：所有的个体都被卷进了所谓的游戏规则之中，并且在人为的所谓的真理的竞争和斗争的过程中不自觉的把自己当成合理化的主体，陶醉于自身的主体化过程，但是忽略了自身被他人宰割的过程，忽略知识、权力和道德对自身的客体化的过程。

权力在这个过程中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概念。在微观权力理论看来，现代的权力已经不再是统治与被统治、惩罚与被惩罚的传统权力，已经成为弥散在社会个体之间的微观的权力，每个个体都是权力的施放者和接受者。在真理游戏的规则之中，当参与的个体受到微观权力的监视的时候，便会不自觉的按照权力的结果来进行行动。层出不穷的校园欺凌事件，多是众多个体面对某一个个体进行欺凌行为，而众多个体中的参与者，便是受到这种所谓的权力的影响进行的行动选择，以便通过行动来证明或者表达自己遵从这种规则的意识。

(三)话语—自我：道德实践的主体建构

当个体遵从话语到知识到权力的逻辑秩序的时候，他便接受了这其中的一套“价值”和“行为准则”，这些贯穿于连贯的清晰的理论或者清晰的教育功能中的“准则”，将处在这个群体中的个体塑造成了道德实践的主体。与此同时，作为道德主体的个体在实践中完成了“自我塑造”的过程。对此，福柯说：所谓的自我塑造，就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个体规定自己身上需要进行道德实践的那一部分，明确自己对所要遵从的戒律的态度，并且确定作为自己道德目标的某一存在模式。④

“我觉得平时大家都是一起的，他(主谋)要去，我不去那就是没有道义，荣辱与共才算是哥们呢”——这是一个参与校园欺凌事件的学生对于为什么要参加而做的解释。在这样的解释中我们可以清晰地分析出作为参与个体所处的自我塑造的状态。

自我塑造的过程是一个认知固化的过程，当主体完成自我塑造之后，认知随之固化。这种自我认知固化有两个关键的过程，一个是塑造积累，另一个是反馈强化。所谓的塑造积累，就是在社会生活的各个环节中，所接受到的规则秩序转化在内心积累成为其自我塑造的基础，并不断积累，比如，某一群体内形成的规矩使得个体不自觉中积累着对于群体的归属感和不断遵从塑造；所谓的反馈强化，就是当这种固化的塑造形成之后，在不断地执行秩序规则并得到强化反馈之后，会进一步强化个体对于规则的接纳和自我的塑造，比如，当参与欺凌之后得到群体的认可之后，会进一步强化欺凌参与者的自我塑造。

四、顺从和抗争：现代生存美学下的大学生反主体化行动选择

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认为，美学不是脱离生活实践的抽象的美，而是应该表现在社会人的生活实践中的，是生活化实践化的概念。对福柯来说，美学首先是自身的生存实践，是以“关怀自身”为核心的。在“关怀自身”的核心思想基础上，社会人的行为和社会的现实交错互动、与他人交互关系，从而使自己的生存活动转变为具有艺术价值的生活。⑤大学生由于其年龄特征和思想阶段，决定其必然会具有追求自由、追求实践、追求关怀的动力和倾向，这正是生存美学所形容的现实表现。

按照上述主体塑造论述，会存在一个矛盾：既然生存美学是要以“关怀自身”为核心思想，也就是说个体要追求的是有价值有艺术的美好生活；同时，由于话语知识权力逻辑所产生的真理游戏规则使得社会个体完成了主体的建构和塑造，主体不得不遵从这些所谓的“真理”。这个“被塑造”和“追求自由”的矛盾，就意味着个体需要通过行为的选择和实践的艺术来进行“反主体化”的过程，从而达到满足自我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行为选择的不同方向。

大学生群体是一个追求生活多样化、艺术化的群体，可以说，对于生活美学的追求，正是这个年纪群体的典型特征。对于统一的、典型的、强制的所谓社会约束，他们往往持有否定拒绝的心态，更多的是从个性出发进行标新立异的创造性生活，以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和生活追求。

(一)规训于权力的顺从行为

任何一个社会个体，都处在一个微观权力编织成的权力网络之中，微观权力的直接作用效应是要改造不合规矩的人，而个体在规训社会中有逐渐产生“自我教育”的效应，从而形成主体化效应。在这样的微观权力的规训效果下，每一个个体都难免受到规训的影响。在福柯所描述的全景敞视主义监狱模型中，一个中央监视塔的周边是环状监室，每个犯人都被要求向监视塔中的卫兵行礼，否则将会受到惩罚，当有一天卫兵不在塔中，犯人还是会向监视塔顶礼膜拜。这种规训就是前面所述权力对于主体的塑造过程。主体塑造之后，必然会按照这样的规训结果行为，以便能够成为“符合规矩”的人。

仍然以学生的群体欺凌事件为例，当欺凌事件发生的时候，处于其中的参与者面临着两个典型境遇，一是平时积累的所谓的真理秩序，这已经是其自主体化之后的自觉遵从，另一个便是弥散在群体中的无时无刻不存在的监视效应—如果不选择顺从，便会被认为是不合规矩的人被改造和拒绝。在这样两种境遇下，个体不得不顺从于共同认可的行动选择，参与欺凌行为。这种情况下，并不是说被认为的是非观点和社会道德观念没有作用，而是个体在长期积累的规训效应下进行的主体塑造之后的顺从性行为选择。这也是为什么常常校园欺凌事件会出现较为严重的后果，因为参与个体要通过实践行为来进行对所谓真理规则的反馈性强化。简而言之，无论是参与者为了取悦他人还是为了证明自己符合规矩，这种顺从就是个体在作为主体实践规训结果的行为过程中反过来将自身作为客体进行了进一步的强化。

(二)反抗权力规训的抗争行为

按照上面的说法，既然个体受到话语知识权力逻辑的影响成为了被塑造的主体，那么他就会不断地用自己的行为来解释说明自己符合规矩，并且在行动过程中不断地反响强化这种规矩。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非常闭合的怪圈，照这样下来，脱离这种怪圈的可能性是没有的，必将会无限循环并强大下去。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上述的关怀自身的生存美学正是这种抗争的源泉。抗争规训是一个反主体化的过程，这种抗争也会有系列的行为实践表现。

以大学生中的贫困学生为例，对于家庭经济状况处于温饱型贫困或发展型贫困水平的学生，他们承受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压力是可想而知的。进入大学之后，他们受到了各种角度传递过来的关心、支持信息，这些信息自然以“全景监视”的状态存在于贫困学生之中，因为贫困，他们的身份被固化，因为需要被关心被支持，他们完成了主体的塑造。在认同了自己贫困生的现实，很容易由此引发系列的心理压力，比如牵挂家中父母辛勤劳作却又捉襟见肘的经济压力，学习基础薄弱导致的大学的学业困难等等。部分人急于想反抗这种固化的符号，不少人因害怕被别人看不起而自我封闭，不与同学交流，不参加集体活动。甚至还有一些同学为自己是贫困生而感到羞耻，进而生怨，从怨恨父母、怨恨家庭，发展到怨恨他人和社会……

当然，无论是顺从行为还是抗争性行为，都是经过话语知识权力逻辑作用之后，以“关怀自身”为基础的生存美学的生活实践。上述举例说明的一些顺从或者抗争性行为，都属于危机性行为。另一方面，顺从和抗争性行为也有带来积极性后果的，比如，大学中的丰富多彩的社团活动，凝聚了共同兴趣和共同话语的学生，使得生活更为艺术化；在众多花前月下体验青春恋情的环境中独自在感兴趣学科中不断钻研获得成果的……

五、结语

在论述了话语的实质、知识的秩序、权力的规则以及生存美学背景下的行动选择的逻辑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决定大学生行动选择的重要力量是话语权力所规范出来的所谓“真理游戏”的规则。运用西方理论解释现象的目的只是在于阐明大学生生活逻辑的特点，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更应该做的是控制和营造出一个积极健康的话语环境和规则，从而找出引导大学生正确行为方向、避免校园危机事件的发生。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坚持不懈传播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抓好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为学生一生成长奠定科学的思想基础；教会学生正确认识世界和中国发展大势、正确认识中国特色和国际比较、正确认识时代责任和历史使命、正确认识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要更加注重以文化育人，广泛开展文明校园创建，开展形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活动，广泛开展各类社会实践……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以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让学生树立为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而奋斗的信念和信心、全面客观认识当代中国、看待外部世界，自觉把个人的理想追求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事业中，勇做走在时代前列的奋进者、开拓者，珍惜韶华、脚踏实地，把远大抱负落实到实际行动中，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飞扬的动力，让增长本领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这是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应该帮助学生教育学生构建的话语秩序。只有充分结合大学生群体的典型特点，不断地构建和完善积极健康的知识系统，才能有效地对大学生的行为进行控制和引导，有效地引导大学生成长成才。

[ 注 释 ]

①吴猛.福柯话语理论探要[M].九州出版社，2010，3：21-22.

②吴猛.福柯话语理论探要[M].九州出版社，2010，3：68.

③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7：94-99.

④吴猛.福柯话语理论探要[M].九州出版社，2010，3：104.

⑤高宣扬.福柯的生存美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7：94-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