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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贽与黄宗羲史学思想比较研究*

2019-01-15赵秀文

山西青年 2019年4期
关键词:黄宗羲李贽读史

赵秀文

(江苏师范大学,江苏 徐州 221116)

李贽与黄宗羲在晚明到清初的时间段内,一前一后成为了中国思想史的先驱者,其史学思想也是他们进步思想展现的一面。梁启超先生曾指出:“明清之交各大师,大率都重视史学”。于史学方面观之,李贽有《焚书》、《藏书》、《续焚书》、《续藏书》、《史纲评要》等著作,黄宗羲则有《明史案》、《行朝录》、《明夷待访录》、《弘光纪年》等著作。他们的史学思想相互呼应,体现着晚明士人独具的思想矛盾,也彰显着晚明史学流派的特点。

李贽曾受学于王阳明心学的分支泰州学派,黄宗羲则受学于蕺山学派,虽然学派有别,但是溯本追源,亦有共通之处。同时由于晚明到清初的环境下,新兴的市民阶层、士人的思想有了大幅度的进步,两人作为新兴市民的代表,思想都有一定的进步性,于此条件下,两者的史学思想不可避免的拥有共通性。

一、“经史一物”与“经史贯通”

李贽认为经与史要相互结合,如此才能够既能明道,又可求证,“经史一物也。史而不经,则为秽史矣,何以垂戒鉴矣·经而不史,则为说白话也,何以彰事实乎?故《春秋》一经,春秋一时之史一也,《诗经》、《书经》,二帝三王以来之史也。而《易经》则又示人以经之所自出,史之所以从来,为道屡迁,变易匪常,不可以一定执也。故谓《六经》皆史可也”。“经史一物”的理论不仅打击了空谈经学,坐而论道的不良学风,更是对当时的思想解放有重要作用。

黄宗羲提出了“经史贯通”的理论,即将经学与史学相结合,所谓“不为迂儒,必兼读史”。他指出:“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元元本本可据可依”。黄宗羲提倡学问要“以史学为根抵,尽心培养后进,”开创了浙东史学一脉,一扫过去抄袭前人语录、专事空谈经学的不良风气,提出了“经史贯通,通经致用”的理论,在他的熏陶下,其门下以万斯同为代表在史学方面极其活跃。

李贽的“经史一物”与黄宗羲的“经史贯通”都体现出两者对于“皓首穷经”的迂腐书生的批判,展现了两者的史学思想的进步性。他们扩展了史学的发展方向和适用方向,表现出明末清初这一阶段的士人在史学思想方面的进步。凸显出了经史关系由从属关系向平等关系的变化,反映出新兴市民阶层追求思想解放,开创新型学风的心态。

二、“经世致用”与“读史务实”

李贽是晚明实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著作中充斥着经世致用的特点。李贽的治史目的主要是为了传达“经世致用”的理论,他以此为出发点,墨子、商鞅、申不害、张仪等先秦诸子中的实干之人都在李贽的书中得到了赞扬:“皆有一定之学术,非苟苟者,各周于用,总足办事”;一统七国的秦始皇在李贽的书中评价为:“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曹操也被评为:“有二十分识,二十分才,二十分胆”。李贽根据历史人物和事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所起的实际作用的评判标准冲击了诸多传统史学观点,反映出其“经世致用”的史学观点。

黄宗羲治史立足于经世致用的理论,他大力倡导“读史务实”,在其著述《明夷待访录》之中列举了大量历史人物和事件以为范例,其中寄托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心胸报复,尤其在《取士》一章,他提出:“第三场《左》、《国》、《三史》为一科,《三国》、《晋书》、《南北史》为一科,新、旧《唐书》、《五代史》为一科,《宋史》、有明《实录》为一科,分年试史论各二道。答者亦必摭事实而辨是非。若事实不详,或牵连他事而于本事反略者,皆不中格。”黄宗羲对于士大夫的要求是既能经史贯通,又能将之用诸于实际。

三、“据事直书”与“彰善贬恶”

李贽的“据事直书”体现在他对于历史人物和事件能够摆脱传统史学理论,考虑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事件引发的结果综合评价历史人物,倡导“不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比如给嬴政、曹操、武则天、谯周等人的翻案。他在《藏书》中发出了“自古至今,多少冤屈,谁与辨雪?故读史时真如与百千万人作对敌”的感慨。

黄宗羲对于史学的“据事直书”体现在他对于史书的怀疑精神和治史的严谨考据,并且提出史书要“扬善惩恶”,他指出“为史而使乱臣贼子得志于天下,其不如无史之为愈也”、“然则大奸大恶,将何所惩创乎?曰:苟其人之行事载之于史、传之于后,使千载而下,人人欲加刃其颈,贱之为禽兽,是亦足矣”。

以“据事直书”之精神,实现“彰善显恶”之目的,两人的史学著作不仅仅是作为学术作用,还表达了两人的政治观点,黄宗羲在著作中提出“学校公议”、“工商皆本”等一系列政治主张,体现了新兴市民阶级的政治想法,与李贽的“平等观”、“重商贾”等想法不谋而合。

四、李贽与黄宗羲史学思想总结

在明末至清初这一“天崩地解”的特殊时间段内,李贽与黄宗羲继承了部分传统史学思想的特点,也代表了这一阶段内的史学思想中的先进性。两人之于传统史学的进步,毋庸置疑有着革命性的意义,正是他们的引领,让传统史学能够在明清之际愈加充满活力,李贽的史学思想破除了史家思想的局限,黄宗羲的史学思想解放了史学内容的局限,使得后来之学者可以不按儒家伦理评判历史,不再只以帝王将相作为治史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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