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田甜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091)

中华文化作为东方文化的代表，自夏商周开始就沿着自己的轨迹形成了独特的发展道路。开启了中国帝制大一统王朝的秦，奠定了中国传统文明根基的汉，对外交流频繁色彩绚烂的唐，科技进步商业繁荣的宋，以及奠定了中国近现代基本疆域范围的清，中华民族的文化就这样在时空的承接里枝繁叶茂。虽不完美却可爱迷人。然而，近代列强入侵，我们在西方文明猛烈的炮火中迷失了前行的方向，甚至一度全盘否定中国几千来的发展积淀，呐喊着打倒孔家店，视传统文化为洪水猛兽。然则任何一个社会都有其氤氲的底色，不可能再造空中楼阁。中西方文化在各自的土壤上生长，都有其特有养分之滋润。中国文化要长久地立足于世界文化，就必须低头细细丈量原本的足迹。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之大变局大动荡的时代，却孕育了中国几千年文化的根基。知识界的繁盛让我们顶礼膜拜，游士们的情怀让我们流连忘返。他们的政治理想，是在人生理想之中演化而出，政治是实现人生境界的一部分。庄周曾阐释“内圣外王”，内圣即诚意、正心、修身、齐家四方面，外王即是治国平天下。孔门四科的排序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由此可见，春秋战国时期，政治排列在修身之后，人们追求的首要目标就是拥有良好的品行，再以此外扩，从事事务的治理。中国的“人人皆可为尧舜”自此时便已产生。这种学说的先决条件就是假设人本质为善，并且都可以通过后天教化达到圣人的境界。儒道墨三家均认为圣人只是人人皆可企及的一个最普通的人。中国古代将天性与德性进行了区分：德只从天性来，天性相同，人人具有，人之与人，同类皆相似，故人人皆可为尧舜。务使为人更上于为政，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征。所以后来佛教传入国内，经过改造后宣扬人人死后都可以成佛，与中国文化的内核相契合而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中国社会一以贯之重视人治和精神。一直存在于中国人认知里的关于世界的判断是天下，在这个体系中，中华文化居于中心地位辐射并感染着四周的蛮夷之国，并且这个体系的划分标准是文化，界限并不明确，弹性之大可以无限的吸收四周帮邻进入到这个体系。制度因素所起的影响作用在文化面前微乎其微。

虽然战国时期，名士之流都几乎得不到重用，孔子也仅仅在五十多岁时做过鲁国的大司寇且为期很短，却给后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历来的中国社会，最受尊崇者是师而非君。君主不仅以为士之智识优于自己更可从心底里尊重士人给予他们自由而崇高的地位。虽经过千年演化，重师之传统却在中国社会代代相传。

中国传统教育重师重人而不在学校开设课程，主要是一种私门教育。自由教育，其对象为一种社会教育与成人教育，中国传统教育的主要精神，尤其重视在人与人之间传道。这和充斥着人情味的社会是一以贯之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了差序格局的著名概念，这种差序格局体现在社会运行的方方面面，教育中的乡谊便是其中一例，而这也是士大夫从政以后所依赖的重要团体。

中国传统教育重视人，重视老师的德性，虽然传统教育最终目的不过是为了科举取士，教育依附于政治，但在官学衰微之际，私学实际在社会上承担了主要的教化功能。有明一代，官学僵化，书院肩负着传承知识分子士大夫精神的责任。私立书院自由讲学，抨击时弊成为思想舆论和政治活动的主要场所，例如龙岗书院、文明书院、惜阴书院、紫阳书院、关中书院等等。明代书院的兴起与王阳明的讲学有着密切的关系，龙岗书院便是其创办的第一个书院，之后又建立了文明书院、敷文书院等。书院随着王阳明，湛若水等名人的出现而声名大噪，却也因过于依赖老师的个人魅力而趋于平寂。

钱穆先生据中国历朝历代教育的发展总结了中国传统教育之特征：1.中国教育史上，其真实具影响力者，多在社会私家讲学一途，宋以下，《四书》取士，元、明、清三代取士，均先《四书》后《五经》，是为私学凌驾于官学之上的证明。2.政统居于道统之下。3.学术教育命脉常在下，不在上。4.重师道甚于制度。所以，凡是政治上具有真实性之制度，则必然是从社会风气酝酿而出，否则便是有名无实，由此制度无此风尚，控制都是绝不能与真风尚相匹敌的。

因强调自身修养，中国政治也从职分上着眼，因此重视选贤与能和设官分职。官员的贤能是衡量能否胜职位的最重要指标，并且品德的因素要大过能力。职位的客观需求标准退居其次。并且中国政权乃是信托式的而非契约式，社会对政府常抱有一种尊崇心理。

中国文化无疑是灿烂的，漫步在世界历史的长廊，中国文明宛若徐徐漫步的仙子，轻摇团扇顾盼生姿。也许少了些刚强与果敢，但排斥与抗拒更是下策，我们只有温柔地呵护耐心地引导，才会让她的美因时而生，自然可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