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自立

(吉林大学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12)

一、文教战争的爆发和国民政府教育督导制度的剧变

七七事变以后，军事斗争蔓延到文教领域，爆发了文教战争。当时日伪积极推行奴化教育，蛊惑青年学生，放弃抵抗，做忠顺国民。为此还设立了体系庞大，各式各类的教育督导机构，这些机构实际是教育界的警察机关，机关工作人员遵照日本人的旨意，监督奴化教育的实施，镇压学校里的风吹草动。

日伪的奴化教育确有一定成效，一些学生忘记自己的祖国，甘心为敌卖命。而我方的爱国教育推行也不理想，文化界派系斗争依旧，教育界有人固守西化或封建思想教学，坚持“死读书”的观念，禁止学生参加爱国行动。教育的宣传工作做的不好，一些人不知道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认识不到民族解放的前途。以至有人看到政治宣传队走过来就“赶紧放下锄头，没命奔逃到河边一跳，泅水过河[1]”，只管自身安危，不顾民族大义。还有的地方干部办理战时教育不热心，行多敷衍、抵制。

为了防止形势恶化，实现抗日建国，国民政府派出了多支战区教育工作队深入战区，破坏奴化教育，推进战时教育，争夺文教战争的主导权。该阶段教育督导的发展轨迹，因战事，发生了重大转向，该制度被重塑，其内容被刷新。

该制度的变化在于队伍结构的调整和政策、章程的修订。全面抗战八年，人员一直在增多，而实际负有职责的人也从各战区教育督导员，拓展到地方各级督学、义教巡回工作队、战区文教工作委员会、战区中心学校校长等。教育督导政策及章程亦多随局势而调整。全面抗战之初，因局势危急，督导工作的重点是抢救沦陷区教育，使之维持以延续文化生命，同时向战区民众宣传中央意志，鼓舞抗战决心并伺机破坏奴化教育。到了抗战中期，因为战局基本稳定，此时的督导工作除了服务抗战外还强调为建国人才储备服务。到了后期，因为形势向好，这时的工作方案，则转而强调调查摸底日伪教育的情况，为战后教育复员做准备。

二、国统区的教育督导制度

教育督导工作者们活跃于从大后方，到敌扰区、游击区、再到沦陷区的广大区域，他们一面要督导平时教育计划的执行，为战后建国储备人才；一面要督导战时文教工作开展。陈立夫在1940年召开的战区教育委员会会议上指出：“值此沦陷区行政机构败坏，秩序纷乱之际，派遣督导人员到敌后从事战区民众及教育人士之联络及安慰工作，在联络后方、维系人心、振奋沦陷区人民精神方面切实取得重要成效。督导工作内容可以总结为以下几方面：

(一)学校的开办，其中包括义务教育推进情况、乡中心学校和保校开办情况、办学经费筹集及使用情况和地方主管部门履职情况等几点，督导人员要负责调查儿童入学情况，凡有失学、辍学的，要责成当地负责人及家长将其送学；未创办中心学校或保学的，督导人员要督促、召集士绅开会，筹集款项，筹备开学。学校经费不够的，督导人员要督促地方想尽办法保证经费；对于地方行政机关不尽责的要批评劝导，或上报请求惩处。

(二)学校教学的办理，包括检查课程设置、教师工作态度和水平、学生出勤及学业水平、学校卫生环境、教室布置、办学设施，教学形式等诸多内容。督导人员要向教师宣传普及最新教育研究成果，组织教师参加研究会、读书会、进修会等培训活动。对学校“布置欠雅，有私塾风味”、教室多“与教学无关之字画”、“不挂总理像及党国旗”，甚至“满帖神符”的，督导人员要严令其改进[2]。对民教、社教办理效果不佳的，要加以指导、启发。对沦陷区以及敌扰区的学校要督促、指导其制订详细的应急撤离计划。

(三)战时文教工作的开展，督导人员要检查民众动员工作的开展；要联络、动员战区教育人员；要检查师生思想，必要时可翻阅师生的思想日记，向师生灌输爱国思想，督促其阅读必读书目、背诵《青年守则》；要身体力行宣传抗战建国纲领、宣传战争形势，鼓舞民众，使其坚信抗战必胜、建国必成；要负责救济忠贞不屈而生活困难的文教界人士，考察其言行，试探其诚意，确定后向其发放生活津贴；要督促、协助师生自己动手种菜种粮来补给日常伙食；要领导教育工作者和青年学生，组织各种爱国教育团体、战教工作队，开展各项抗日爱国活动；要组织创办学校或补习班，招收不愿上伪校的青少年；要帮助文教人士到后方工作；要领导组织战区的毕业会考，选拔成绩优秀者，护送其到后方升学。

(四)特殊的战区工作，督导人员要负责搜集日伪奴化教科书，加以研究，要设法将爱国教材带入战区。因为日伪的封锁和检查，教材问题很不好办，要花大力气。督导人员要破坏日伪办学，潜入日伪组织的座谈会、宣传活动，暗中驳斥、伺机破坏。他们还要鼓动伪校师生，争取其脱离伪校或留在伪校伺机破坏。最后督导人员甚至还要直接开展特务工作、锄奸工作，对影响恶劣的文教汉奸，要组织人员对其惩处，伺机刺杀。对于投靠日伪但影响没那么恶劣的教师，要发动进步学生与之捣乱或督促校长、主任将其辞退，对于充任日伪间谍的学生，要督促学校设法将其开除或组织学生将其驱逐，并将其姓名秘密通知其他学校，让其没有活动区域。

三、战时教育督导工作的困难

因为教育督导人员多在敌扰区、游击区或沦陷区工作，需要面临诸多的困难，比如：

孤立无援，因为在战区我方行政机构多被破坏，日伪势力却相当强大，导致督导人员在工作时显得形单影只，孤军奋战。

工作强度大，本就人少还总有人辞职，如广东省硕大的区域却只有省社教督导员六人，使督导人员不得不一天做两天的工作，一人办两人的事情。

地方不配合，有的地方行政主管，即便督导人员三令五申，仍然各种拖沓、抵制。对于督导人员要其筹措保学经费的命令，“还以贫瘠为由，坚决拒绝，强不接受。[3]”

师资不足，教学工作不好开展，因为大量文教工作者退到后方，而留在战区的，又多因待遇菲薄，另找了工作。

经费短缺，每月的工作经费本就少得可怜，又因物价飞涨，更显得杯水车薪。并且有时连工作经费都没有，只能停止工作。

交通不便，一是交通系统本就瘫痪，再还要闯过敌人层层关卡，一路的艰辛、危险我们可以通过回顾天津战区教育督导员张维民一次回教育部述职的经历略见一斑，1939年8月，张维民从天津出发，先乘船到上海，到上海后乘小轮船到宁波，之后在坐小汽轮到溪口镇，再换成汽车到义乌，到达义乌后乘火车去江西鹰潭，再乘汽车到湖南衡阳，在衡阳乘火车到广西桂林，之后又转车去柳州，然后又去贵阳，最后到达重庆，并且中途搭乘的小轮船返航时还被日军的炮火击沉了。

文化资料短缺，可资督导人员使用，供师生、民众学习的资料不足，使督导人员甚至只能用口头形式来开展工作，效率很不理想。

抗战期间，牺牲了不少的督导人员，《抗战时期各地文化教育工作人士忠贞事迹一览》中就记载了北平战区教育督导员王润秋、上海战区教育督导员黄造雄、河北战区教育督导员陈昌言、平津战区教育督导员张少华等一批人被日伪残忍杀害，被活埋甚至被剖腹挖心而死。

四、对国民政府教育督导工作的总结

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为争取抗战胜利，为培养建国人才，重塑教育督导制度，派遣了多批的督导人员奔赴战区，组织了针对督导人员的多方位培训，组织他们参加军事训练，教他们宣传，组织的技巧、有针对性的破坏对方教育的手段以及基本的戏剧、漫画创作方法。

国民政府教育督导人员肩负了重大的使命责任，发挥了顽强的意志和无畏的精神，始终活跃于大后方、活跃在敌扰区、游击区以及沦陷区，活跃在文教战争的最前线，他们通过自己的辛勤工作使日伪奴化国民的企图最终成为痴想。他们的事迹值得我们浓墨重彩的来叙述，他们的功劳值得我们钦佩和赞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