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亚男

(辽宁大学，辽宁 沈阳 110136)

作为中国古代的两个重要哲学思想，儒家和道家在中国的历史上交替成为不同朝代君王执政的主导思想。相应地，不同朝代的士大夫也就大都成了这两种思想的追随者，他们或者入世“诚意，修生，齐家，治国，平天下”，或者出世主张“无为而治”，追求“至德之世”，亦或者儒道互补，时入时出，时出时入。士大夫作为当时国家政治的直接参与者，如果遇到明主，自己的政治抱负被赏识，则官运亨通，这是历史中每一个读书人的最理想的际遇。可是翻开历史，不难发现这种最理想的际遇只是极个别现象，大多读书人壮志难酬，不难酬的知识分子即使某了个一官半职，也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官场的曲意逢迎和污浊的政治环境。这些看似风光无限的从政者和才学八斗的风流才子的内心或多或少的都感到无力和迷茫。他们或在酒醒夜半，或在镜子里偶然发现两鬓的几根银丝时就会发出读书人对官场，对生平大志的怀疑。归隐就成了他们最后的精神寄托。

一、儒家的方法论

作为儒学开创者，孔子的一生都围绕着读书和治理国家展开。在孔子的年代，只有一门学问，那就是做官的学问，也叫官师之学。孔子强调读书要做官，这不是他的发明，而是官师之学的传统[1]。在这样的传统下，孔子一直都把积极入世看作读书人应尽的责任和义务。积极入世不只是求取功名，领取俸禄的谋生手段，同时孔子对参与政治提出更高的要求，不断自我完善，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和发扬“道”，辅君主成其教化，惠利百姓[2]。孔子对于士大夫提出的要求是“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在孔子眼里根本没有归隐这么一说，可孔子周游列国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没有君主采纳，累累若丧家之犬。孔子归根结底也是一凡人，现实的不顺，让他不得不采取折中的方法：“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归隐就成了被动的选择。而“隐”的目的是等着“天下有道”的那一刻，还是为了出世。“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更能说明孔子的无奈和小性子。可见孔子在自己主张不被推行，心灰意冷的时候，似乎还有一个让他安心的地方，那就是归隐。

二、道家的世界观

老子骑青牛入函谷关后，才算是真正归隐起来，因为无人知，也无史料记载他的行踪。在此之前，老子并不算是一个规矩的隐士，因为在《道德经》里，可以见到“王侯若守之”这样的字眼，虽不像《论语》那样可以明显看出和孔子说话的人是谁，但以此也可推断一二，老子是在给统治者、诸侯，或者将军这样身份的人出谋划策，表达自己的政治思想、军事思想、人生哲学思想。可见老子对政治、对人民生活还是有关怀的，他希望统治者能够遵循自然规律，不要过多插手百姓生活，以达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为，而民自朴”的无为而治，强调统治者不忘为，不妄动，不生事，不贪欲。而到了庄子，在他眼里表现出来的是对统治者彻底的绝望。宁愿曳尾涂中，也不愿为楚国相。庄子自比凤凰，惠子的爵位在他眼里就像死耗子一样。更显示出他对入世的不屑，始终游离于政治之外。可以说庄子是彻底的隐士。庄子的这种超脱自由，也成了后世隐者效仿、敬仰的对象。

三、最后的精神家园

儒家和道家对待归隐的本质态度有不同，一个是把从政治国视为最基本的生活目标，辅佐君王完善社会制度。一个是对政治的彻底逃离，对社会制度的绝望。对于以后的朝代，虽然大多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对于仕途的追求上，儒道互补的思想在士大夫身上随处可见。

古人要想获取知识，脱离蒙昧，从一出生就要面对儒家的著作，每一个知识分子都受过儒家思想的熏陶。学而优则仕。而对于那些科举考场上的幸运儿，进入官场后会很快发现官场的复杂，致君尧舜上的理想几乎不可能。有些人就要跳出来了，像晋人陶渊明自觉官场无趣，归返自然，种豆南山，由入世到出世。“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他把官场经历视为迷途，归隐田园才是心之所向。同样的还有李白，诗仙在诗上的光芒万丈往往让后人忽略了他的政治追求，他最大的目标就是步入官场，可是郁郁不得志。“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可以看出诗仙在人生困顿时，也在脑海里萌生了逃离的心。苏东坡的心态算是中国古代文人里最好的了，有趣，有温度，也有老百姓拥戴。可他的后半生一路被贬，在黄州也发出“小舟从此逝，沧海寄余生”的期望。不难看出这些历史上闪闪发光的明星，在面临官场不适后，都表现出了对归隐的向往，把山水当作自己最后的精神寄托。他们的目标一开始都是儒家的积极入世观，或迫于无奈，或在自然里找到自我，都又表现出出世的意愿。

对于道家那样出世的归隐，是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追求就在山水田园里，对官场不管不问也没有任何希冀。对于儒家的仕隐观而言，只是为了入世而出世，归隐是方法论，其中大部分人都不会真的去归隐，李白只是在“明朝”才打算“弄扁舟”，苏东坡也是半夜在河边才审视自己的内心，就连孔子也只是发牢骚的口气说出想乘船出海。但这些都说明在他们极其困顿时，脑海里都有着一个寄托着美好和圣洁的乌托邦——归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