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 婧

(青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青海 西宁 810000)

一、论中国传统文化中论“心”的代表

晴空蔚祥，生机勃发，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曾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1]自然，在这个唯物主义理论被普遍认可并接受的时代，或许任何一个学过《哲学》这门课程的高中学生都可以轻而易举的判定这是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微笑着加以排除，甚至嗤之以鼻。然而，却很少有人能够用心去品味，这，同样是一种优雅，一种关于心的修行，它比先秦时代关于人的探讨更为细腻动人。“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五祖弘忍大师，最终便是依据这张偈认定六祖惠能为衣钵传人；那么，同时的神秀大师究竟是输在哪里呢？“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他体会到的是一种不肯定人类价值意义上主体性的独立性的哲学，在舍不得放下，舍不得彻底打破，净化后塑造新的自己，摇摇不定，犹豫不决，只是想通过修行，让自己不至于走向不善的另一面，而六祖慧能讲究的，则是心怀忘我的普世善念，发掘自我而尊重自我，发觉、锤炼本心而使之更为淋漓尽致，使美好的东西更为自在。

不论是宗教还是世俗道德，几乎一切伦理道德的产生，都是为了在人世间形成一个美的循环。这个世界本为物质构建而非堆砌的世界，然而，人类社会却实在的是一个以人为“执尺者”的“人”本位主义社会。

二、论历史进程中中国传统社会对“物”认识的遗落

中国的春秋战国时代，物质生产力比现在匮乏许多，然而当时却出现了思想文化大发展的盛况。要论纯粹的生产力水平，公元前4、5世纪的雅典，为何就能出现堪比西方新航路开辟与文艺复兴前后与两次工业革命前后的文化盛景？我相信这个问题，是不能够用“当然，也有特殊性”而轻易回避的。第一个问题，关于中国春秋战国文化盛局的出现及后人大多数只能“以述为作”或“述而不作”的原因，在此认为，除了当时生产力相对的空前发展之外，最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中华文化体系本身的特殊性即“人本位”文化，偏重于研究人，从人的立场看待一切，时势所需，文化完善的必要性。第二个问题，西方雅典的特殊性，尽管当时相对物质匮乏，但安定的社会环境决定了特殊才能的人有那样的时间与机遇施展自己。[2]关于西方文化历史阶段突破性的问题与中国文化传承中所探讨突破不大的问题，在于两种文化体制本身：中国文化是从探讨人涉及与人有关的元素，而西方文化则是探讨处在外部世界中的人与外部世界本身，故西方文化能够随“物”的突破发现而有新的突破，而中华哲学却如我们所看到的以述为做或述而不作，因为关于人的“大义”微言已具。

三、论现实研究中对“物”认识的偏颇

现实研究中对“物”的偏颇，首先表现为真正的道家学说总是被人们潜意识的与道教混为一谈，罩上玄幻神秘，可望而不可及的面纱；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3]被人们以“谁人不需要人类生存的基本需求？”而微笑着质疑与摆布，因为他提倡的过激的道德准则对中国社会造成了很大的消极影响；近年来，王阳明之心学之“心力”，渐渐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现，关注，倡导，与在个人修养，社会实践中的运用。然而，阳明心学中关于“物与心”的部分，却基本依旧是被人们以“意识不能召唤花朵”为由轻而易举地推翻，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给予“无实花”的安慰，不愿过多的深究，那是一种“物与心”，“人在自然”，“人与自然”张与驰，开与闭和谐映衬的境界，一种现实而细腻，精美的人本位感知……

四、结语

世界固然是物质构建的世界，但如果不加活用，或尤其为了标榜自己是坚定的唯物主义思想者，而可以用唯物主义的观点衡量，苛求已有的一切思想精粹，或许因此，传统文化的光华会顿然暗淡，但同样因此，这些人在获得些许满足的同时，更会错失许多欣赏实在的“人本位”修行之路上深刻美景的真正机会。然而未来世界的发展必然是建立在对物质世界更多认识的基础上，我们要做到在尊重科学相信科学在对物的世界不断认识的基础上依然不忘自我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