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迪娜·吐尔汗江

(长春师范大学文学院，吉林 长春 130032)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打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女权思潮随之传入中国，在中国思想界引起了极大关注。当时的女权启蒙者高呼20世纪已是“女权革命时代”，号召女子争取身体权、教育权、婚姻自主权、参政权等权利，进一步加强与深化了妇女解放意识，女权启蒙者纷纷以女性报刊、理论译著、小说为话语媒介启蒙女子参政。

一、清末西方女权思想的传人

受西方女权运动影响唤起了清末民初女子参政意识。西方女子本身是具有社交自由，她们更加注重获取自身权利，如教育权、就业权、经济权、参政权等。西方女子在“天赋人权”思想的启发下，要求妇女获得与男性平等的权利，选举权为政治权利的集中体现。清末民族国家危机重重，启蒙家们倡导男女平等的意图在于使妇女承担救国救民的责任与义务。因而，清末大量发行的报刊、杂志成为传播女权思想直接有效的一种形式。1898年，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正式创刊。该报刊的主编、主笔均为女性，提倡女学，争取女权，强调女子参政议政。1902年，马君武翻译斯宾塞的《女权篇》，第一个将西方女权思想介绍到中国，为清末女权思想的传播提供了理论依据。斯宾塞将女权分为教育、婚姻、家庭等权利，并在全书最后一节着重强调妇女参政权，为西方女权学说在中国的传播与实践打下了基础。时隔四个月后，金天翮受马君武译介与西方女权思想的影响出版了《女界钟》，并在《女界钟》之第七节“女子参预政治”中添加了斯宾塞对妇女参政权的辩证理由。金天翮认为，妇女参政问题已成为世界潮流，强调女子参政为实现女权之关键。金天翮大力提倡女子争取参政权，希冀女子以“女国民”身份为国家奉献自己的力量，并肯定和预想“女子而参预政治乎，是可决矣。吾祝吾女子之得为议员，吾尤愿异日中国海军、陆军、大藏、参谋、外务省，皆有吾女子之得为议员，吾尤愿异日中国海国女子，积其道德、学问、名誉、资格，而得举大统领之职也。夫功德圆满，女子之荣亦矣。”充分唤起清末女子爱国、救国意识。

二、《女子权》对女子参政的文学阐释

清末小说开启了女权启蒙文学思潮，小说以塑造不同女子形象，诠释女权话语体系的构建。在清末时期，女子参政意识对清末小说具有直接影响。思绮斋的章回小说《女子权》于1907年6月作新社出版，共十二回。小说以想象的形式讲述女主人公贞娘、区继昭等作为妇女群体的自救者和救世者，宣传女子婚姻自由、女子参政，呼吁女子担负起救国救民责任与义务。

贞娘、区继昭作为受过高等学堂教育的先进知识女性，以西方妇女选举权为参考对象，认识到中国女子权利的缺失，即在西方部分国家女子争取参政权与中国女子一样充满艰难险阻。小说第六回中提到美洲合众国，因种族不一，屡遭议院阻挠，因而美洲妇女在女界中组织了“万国女权会”，希望中国妇女一律入会，在中国各省置办分社支会，以扩充女权。区继昭得知消息后，她两次向外国公使夫人寻求帮助，呈请说服清政府给予女子参政权。第一次请英国勿澳伦男爵夫人邮信给北京英使馆，但被外务部拒绝。直到七月下旬，联邦女公使域多利，奉区继昭之命来华觐见皇后。皇后见女公使域多利感到十分讶异，问为何贵国女子与男子一起“同登仕版”。公使夫人解释道：“其实妇女的聪明材力，也不弱于男子，没有不可以与男子同登仕版，与闻国政的。”皇后道：“妇女的职分，只在支持阃以内的事。何必使他与闻政治？又何必要什么女权？”皇后作为当时愚昧落后的女子，认为女性社会价值应更多体现在家庭，女子参政是违背“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封建观念。公使夫人听此言后，亦有深深感慨：“贵国从前预备立宪的时候，名为立宪，而实则专制。我们外国人说贵国是半立宪。后来真个事事见诸实行了，然而仅就男子一半边着想，并不为妇女地步。男子的权利、义务、界限分明，女子却是有义务无权利。男子都算做国民，女子都算做奴隶牛马。”公使夫人指出封建专制制度正是造成男女不平等的根本原因，强调女子应获得与男子一样的“国民”身份。但事与愿违，上议院以妇女程度未到达为由拒绝开放女权请求，“当时普遍的观点认为，女性是不能够参政或者不适宜参政的，主要是因为政治素养还未达到相应的水准”。基于此，贞娘意识到若想获得参政权，单靠外国公使夫人的帮助是不够的，贞娘将视线转向女子自身，以兴办女学和兴办女工厂为改良手段加强女子参政能力。这与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人士提出的解放妇女改良措施一致，“这个见解，既是要以女子教育作女子经济独立的手段；而女子之经济独立，目的又在富国强民。”首先，贞娘以《女子国民报》为媒介振兴女权，大力倡导兴女学，该报发刊数月后，每月发行量从最初三十余万增长到五十余万，女学堂及女工厂新增三千余所，各省女学生纷纷以《女子国民报》为仿效对象，新设十几家妇女报馆，唤醒了女性的自我主体意识，使女界开启明智。继而贞娘以兴办女工厂，使女性从“分利者”变为“生利者”，实现经济独立从而体现自我价值。除此之外，贞娘作为女翻译，与小说中林教习一同游历各国学习办女学、办女工厂的先进经验。到圣彼得堡女学堂时，贞娘大胆走上讲台演说，以天赋人权为理论基础论证女子与男子在身体和智力上本没有尊卑强弱之分，强调同为国民，应同担救国的责任。贞娘回国后不仅担任宫廷翻译一职，在华侨林夫人帮助下广泛开设女工传习所。在贞娘不懈努力下，朝廷最终下令开放女权，女子获得婚姻自由权及参政权。

阿英先生评价《女子权》：“获取政权开放的方法，重心是落在华侨和皇后方面的活动，这显然不是一个正轨。”贞娘在华侨夫人和皇后帮助下实现女子参政意愿，小说确实存在有偏颇之处，但贞娘为实现女子担负救国救民的责任与义务，以办报、兴办女学、广授女工厂为启蒙女界措施，对清末妇女走向解放产生了积极影响。作者对贞娘形象的塑造无疑成为女权思想引进中国之时的文学性阐释，不仅为清末妇女发声促进了女子脱离家庭禁锢走向社会的觉醒意识，由此可见作者希冀女子承担救国救民责任与义务的迫切愿景。

三、清末小说女子参政意识的进步意义

清末出现了众多女子救国体裁的小说，从最初批判封建礼教，到进一步通过“反缠足、兴女学”解放妇女身体和普及知识，再到要求妇女参政提高女性社会地位，无非是不断对“女权”概念的理解与诠释。清末小说中女子参政意识的阐释，打破了“男主外，女主内”的封建传统思想意识，继而否定了“女子祸水论”，提高了女子社会地位，凸显出两性共同携手拯救危亡中的民族国家。小说中女子获取参政权虽有乌托邦想象成分，但这是女性挣脱男权社会束缚枷锁的重要表现，唤醒了女子自我主体意识，彰显出女子希望同男子一样肩负起救国救民的责任与义务的愿景。有效地为清末妇女思想内涵赋予指导意见和方向，呼吁女子走出闺阁接受新式教育实现精神独立，鼓励女子走向社会，获得职业从而实现经济独立，倡导女国民意识，激励女子爱国为富国强民奉献自己的力量。这一体裁的小说不仅呈现清末社会崭新的女性观，而且推动了男女两性平等与妇女解放事业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