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 奥

(中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一、革命实践中革命理论飞跃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新型政党，党的智慧之处体现在善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和我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于斗争中产生适用于我国国情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我国革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行。

(一)对中国革命对象和任务的正确认识

中国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封建专制势力对人民残酷的人生压迫，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在中国开始萌芽的时期，腐朽的封建势力为维护其统治，势必加重对人民的剥削，消耗巨大的财力来镇压大众的反抗，腐朽的地主阶级和普通大众的斗争愈发激烈；1840年后，西方列强依靠暴力打开了中国的国门，中国从此开启了苦难的近代化进程，随之而来的是一年年国土的沦丧与国家利益的受损。腐朽的封建势力为维护其统治地位，开始成为西方列强剥削、欺压中国人民的帮凶，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重民族危机。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民族注定不会被历史的大潮所淘汰，一代又一代有志中华儿女在黑暗中艰难的寻求国家的出路，直到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在黑暗中痛苦摸索的炎黄子孙才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

建党后，中国共产党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客观分析中国社会存在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两大矛盾，从而弄清楚了中国的主要敌人有西方列强和清王朝。特殊的国情决定了实现民族站起来的主要任务是对内推翻封建统治的民主革命和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其中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斗争是最大障碍，这一准确的认识为实现民族崛起获得了一种新理念。

(二)对中国革命力量的正确认识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认为我们最主要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联合国内一切可能联合的革命力量，为实现这一民族革命目标而努力奋斗。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夹缝中产生，发展很不充分，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一方面有反抗帝国主义与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和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的要求，因而具有一定的革命性；另一方面由于自身力量弱小，又与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时候不得不向西方列强和封建主义妥协，正是由于其缺陷，所以对实现民族站起来的目标也无能为力，最终实现民族站起来的艰巨任务只能由中国共产党来完成。

中国的无产阶级大多来源于破产的农民，与农民关系密切、情感深厚；并且深受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欺压，斗争的愿望非常强烈；而且由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分布集中于东部沿海地区，无产阶级相对集中，有利于联合斗争，具有这些世界上一般国家无产阶级所不具备的优势。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中具有无产阶级觉悟的先锋战士组成的先进政党，中国无产阶级在本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发挥无产阶级的先进性。但是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的认识到，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充分，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弱小，单凭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力量还不足以和如此强大的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势力相抗衡，必须联合国内一切革命的力量共同革命，才可能取得革命的胜利。

中国是农民占全国大多数人口的封建的农业大国，很多是没有或只拥有少量土地的贫农，是农村中的半无产阶级，是中国潜在的最大革命力量，无产阶级阶级只有和他们结成坚固的联盟，才能领导革命取得胜利，同时以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无产阶级必须加以团结的对象，也是中国革命的动力之一。

(三)对中国革命性质和前途的正确认识

革命对象决定了革命的性质。我们已经知道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但又不同于一般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表现在，第一：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不能承担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重任，只能作为中国革命的动力参加中国的革命，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是由中国的无产阶级领导的新式民主革命；第二：由于是中国的无产阶级领导了这场革命，所以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在现阶段不仅不会限制资本主义的发展，还会鼓励和引导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为社会主义创造前提条件。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解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和前途问题，有利于团结国内各种革命势力一道革命。“这种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和历史上欧美国家的民主革命大不相同，它不造成资产阶级专政，而造成各革命阶级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专政”[1]，而实现民族站起来的最终目标是建立新中国，并不是西方的国家制度。

二、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在斗争中的成功实践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之后，日本侵略者认识到共产党是巨大阻碍，遂集中兵力攻击共产党，同时进行严酷的经济封锁，加上国民党借机掀起的“反共”高潮，抗日根据地的斗争愈发艰难。为全力凝聚抗日力量，争取根据地经济情况好转和赶走日本侵略者，党根据爱国人士李鼎铭先生的提议，在敌后建立了共产党员、左派进步人士和不左不右的中间分子各占抗日民主政权人员配额三分之一的“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

(一)斗争中凝聚力了革命力量

毛泽东指出“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1]，中国共产党根据“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原则，建立了人民管理国家的机关——参议会，以此来确保人民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践行“双减双交”的土地政策，弱化了双方之间的矛盾，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地主阶级的斗争性；一方面保护工人的相关权益，另一方面鼓励实业的劳资关系政策，提高了全国普通大众的斗争性，使我们走出了经济困境，壮大了抗日力量，最后为驱除外敌积攒了力量。

(二)斗争中获取的人民民主专政成功心得

基于客观实际发展的需要，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三三制”政权组织原则，为了保卫革命果实，1940年初开始，毛泽东先后在《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问题》、《团结到底》、《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和《论政策》等著作中对“三三制”政权的具体内涵进行了细致的阐释，共产党人用实际行动消除了党外人士的顾虑，培养了共产党员与其他革命力量共事的思想意识，积累了党提高民族凝聚力的经验，为新中国建立后在全国实行人民民主专政提供了可以借鉴的成功经验。

三、抗战胜利后时局的客观要求

(一)全民族的真诚期望

驱除外敌后，如何继续稳步前行成为广大炎黄子孙必须思考的现实问题，鉴于对落后势专制统治的教训，使炎黄子孙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人民有广泛民主权利的民主国家，才能确保人民幸福的生活。党顺应国内人民渴望和平与民主的期望，毛泽东根据中国客观国情分析了当时世界上存在的国家情况后指出：“我们主张在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2]，是与人民渴望和平与民主的强烈愿望相一致的。

(二)与各民主党派的舆情互动

抗战胜利以后各民主党在各大报刊上纷纷呼吁民主与和平，在1945年8月15日，民盟中央公开喊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但是此时的蒋介石却心怀鬼胎的准备发动内战，电邀中共领导人去重庆谈判。为了揭穿蒋介石假和平真内战的真面目，中共中央决定派毛泽东等人前往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借此机会，中共代表与各民主党派展开广泛的接触，使得各界人士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并且通过与各界人士倾心沟通，赢得了各民主党派的认可，从此开始在政治上倾向党。特别是在国民党发动内战之后，各民主党派公开申明反对内战，最终国民党强令解散了各民主党派，双方最终背道而驰，最终双方的心紧紧的连在了一起。

(三)自由资产阶级为中共接管城市提供的帮助

1949年毛泽东在给邓小平等的电报中指示：“接管上海如果得不到自有资产阶级的相助，我们将会艰难的前行”。党带领广大群众进行28年的革命战争，有着丰富对敌作战经验，在我们即将成为一个全国执政党之时，如何管理城市、如何对城市进行经济建设，是摆在全体党员干部面前的全新课题，联合城市资产阶级可以利用他们管理经济的先进经验，是我们在城市立足的关键。

新中国刚成立时，一方面国家贫弱，民生凋敝，因此改变这一现状迫在眉睫，另一方面由于两极格局的对立，我们身处帝国主义的封锁与包围之中，因此时刻面临严重的挑战与威胁。毛泽东指出；“同资产阶级的联盟……就是为了搞到更多的工业品去满足农民的需要，以改变农民对于粮食甚至一些别的工业原料的惜售行为”[3]，用于发展中国的工业，势在必行。

四、结语

人民民主专政是我国的国体，选择这一制度是在实现民族站起来的不懈斗争中基于马列主义中涉及无产阶级专政基本理论对中国国情的科学把握，做出的适合中国国情需要的道路选择，是对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继承与发展，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

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完成了民族站起来的历史使命，使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同时也使人民民主专政理论内涵不断丰富。我国取得的一系列举世瞩目的成就充分证明了这一制度是合理的、正确的，在新时代仍需毫不动摇的坚持和发展这一制度，为炎黄子孙代代相传奠定政治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