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买提依明·吾布力

(1.新疆大学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2.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830046)

中国哲学的源头问题包含着中国哲学的渊源和中国哲学的开端这两个问题。“渊源”问题探讨中国哲学在其形成之前的思想来源、观念基础、萌芽状态、准备、过渡等问题，涉及到较长的历史时期，可比作历史时间轴上的一条线段；而“开端”问题则探讨中国哲学的起步阶段，相对来说可比作历史时间轴上的一个点。

一、中国哲学的渊源

从文明的起步到中国哲学形成的几千年的时间里，中国先民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思想酝酿、准备时期。纵贯人类历史，各种哲学形态是文明发展到一定时期，进而形成哲学得以产生的语境之后才会出现，中国哲学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在此过程中，原始神话以及原始宗教等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一)原始神话作为中国哲学的渊源

“如同世界的许多文明一样，中国先民最早是通过神话的方式来想象世界。”[1]原始神话，“特别是创世神话，由于它所要回答的正是关于宇宙本源的哲学问题，可以称之为神话哲学中的本体论，因此与作为理性化身的哲学的发生，关系就更为密切了。”[2]原始先民在面对千变万化的自然界、人类社会以及自身精神世界的时候，开始考虑万物的起源，充满了困惑；由于无法给出科学的或合乎理性的解释，只好诉诸于充满神性的神话主体。而老子、孔子等先哲则是从不同方面解释或消解了原始神话，将其融入到自己的哲学。这就说明，原始神话的确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渊源之一。

(二)原始宗教作为中国哲学的渊源

原始神话当中对神的崇拜，必然会导致原始宗教的出现。中国古代的原始宗教交织着自然神论、图腾崇拜和祖先崇拜等多种形式，而周代出现的“《周易》是周代神学巫术系统的代表作。《周易》走上经典化、哲学化的过程中，儒家《易传》对它神学体系的改造则起到了关键作用。”[3]因此，《周易》对儒家哲学的形成起到的重要的作用；而梁振杰在其《浅论<周易>的辩证思维及其对先秦道家的影响》一文中则充分论证了《周易》对道家思想的影响。这样就不难看出，原始宗教是中国哲学的重要渊源之一，它对中国哲学的开端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二、中国哲学开端

利用归纳的方法，可以从已写成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以及研究文献当中概括出学界对中国哲学开端的几种看法。有些学者在写中国哲学史的时候并没有涉及或论证中国哲学的开端问题，而直接从某一种学派的某一位哲学家谈起；而另外一些学者则明确论证中国哲学的开端问题。目前关于中国哲学的开端问题，学界看法并不一致，下面对中国哲学开端的几种观点进行简述。

(一)《周易》作为中国哲学的开端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哲学就是起步于《周易》这本书。李道湘就持有这种观点。它写道：“确定中国哲学史的开端不仅要确定它的一般原则，而且还要确定它的时间点和逻辑点。二者的交汇点便是中国哲学史的开端。从时间点看，中国哲学史的开端在殷周之际；从逻辑点看，定格为《周易》。”[4]然而，应当指出，《周易》不是出自一人之手，而是伏羲、周公、孔子三人前后所作。《周易》包括《易经》和《易传》，是孔子对《易经》的有创造性的解读和改造，进而写出来的《易传》，才具有哲学性质。使得《周易》具有充分的哲学性质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以及“一阴一阳之谓道”等论断均出自《周易·系辞上》，为孔子所作。而司马迁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当中记载“孔子问礼于老子”，根据司马迁的记载，老子比孔子年长约20岁，这里存在着老子和孔子孰先孰后的问题。因此，《易传》作为中国哲学的开端的观点是值得怀疑的。

(二)阴阳、五行等范畴作为中国哲学的开端

这种观点主张从中国哲学的诸范畴的演变史出发来考察中国哲学的开端。当我们考察中国哲学的开端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够确定到某个人、某个学派和某一具体年代。将阴阳、五行等这些范畴作为中国哲学开端的不足就是，范畴并不是一出现就具有它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全部哲学内涵；一个范畴的哲学内涵是通过一代一代的哲学家的探讨、深究而赋予于它的，因此无法确定某一个哲学范畴就是中国哲学的开端。因此，我们也不能把“道”这个范畴作为中国哲学的开端。

(三)诸子百家作为中国哲学的开端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哲学开端于先秦诸子百家时期，大概同时起步于道家、儒家、墨家哲学时期。张立文就持有这样的观点，他指出：“先秦百家哲学，是中国哲学的原创期，也是中国哲学的源头活水。”[5]这种观点并没有将中国哲学的起步确定到某一个人，在时间上则确定到几百年的时间段。按照我们原先确定的要求，这种开端是不可接受的。

(四)孔子作为中国哲学的开端

诸多学者在撰写中国哲学史专著的时候，虽然并不明确地提出和论证中国哲学的开端问题，但是他们就直接从孔子开始讲起他们的中国哲学史，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冯友兰、任继愈、向世陵等学者。然而，在孔子和老子的年代的确定问题上，冯友兰先生在其《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中认为，由于老子在《道》里面讨论“无名”的问题，而为了能够讨论“无名”，必须先要讨论“名”的理论，因此，冯友兰先生把老子的《道德经》一书的年代确定到惠施、公孙龙等名家后面。冯友兰先生的这种根据概念的逻辑演进来推断哲学思想的时间先后的推理方法在逻辑上是无效的、武断的，因为“无名”和“有名”的出现顺序是没有逻辑必然性的。按照目前公认的观点，老子的年代比孔子早。

(五)老子作为中国哲学的开端

这种观点认为，中国古代哲学起源于老子及其《道德经》一书。虽然就老子其人、《老子》其书的具体年代存在一些疑问，但学界一般认为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的“孔子问礼于老子”一事属实，按照司马迁的描述，老子比孔子年长大约20岁。很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哲学应当从老子开始讲起。胡适先生写作《中国哲学简史》的时候就没有将中国哲学的开端当作一个问题来探究，而直接从老子开始讲中国哲学；张立文先生也是直接从老子开始写他的《中国哲学史新编》。在宋志明先生看来，一种思想是不是哲学，要看它有没有破除神学、宗教观念的束缚。“中国哲学的起步，是从突破传统的天命观开始的。”[6]按照“天命”的观念，人的存在是被动的，人处于不可抗拒的天命支配之下。老子哲学推翻这样的天命观念，凸显出了“道”的哲学理念。《道德经》讲“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万事万物都依着道而存在，而“道”则依自己所是的样子存在，它是最高的范畴。这样，万物存在的根源不在“天”，而在“道”。“吾不知谁之子，象帝之先。”就算上帝存在，也是依着“道”而存在，依着“道”而行事。因此，“天”、“帝”的权威被“道”所瓦解。“道”不仅是万物存在的根源，而且是万物运动、变化所要遵循的规律、法则。在消解“天”的权威的同时，老子确立了人的尊严：“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因此，宋志明先生认为，老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哲学家，中国哲学开端于老子的哲学。在所有关于中国哲学的开端的观点当中，此一论证是最具有说服力的。但这种观点要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必须回应、反驳其他观点。

三、“家族相似性”及开端问题的消解

如前文所指出，要回答“中国哲学的开端是什么”这个问题，必定要面对“哲学的开端是什么”、“哲学是什么”、“中国哲学如何界定”等问题，而这就陷入了本质主义。根据本质主义，我们必须而且能够严格定义“哲学”和“中国哲学”等概念，找出哲学作为哲学的本质和中国哲学作为中国哲学的本质。这就要求必须为哲学划界，严格区分哲学和非哲学，中国哲学和非中国哲学。“定义的方法即是对概念进行分析，直至找到它最本质的部分，这个本质即是概念的意义。”[7]这种观点认为范畴(类)的本质是存在的，这种本质使得某一事物属于这个范畴。也就是说，按照本质主义的观点，我们完全能够界定中国哲学，为中国哲学给出一个严格的定义；一旦确定了这个定义之后，那么符合这个定义的就是中国哲学，不符合这种定义的就不是中国哲学；再将符合中国哲学定义的思想(流派)按时间顺序一排列，那么中国哲学的开端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然而我们从界定“哲学”的困难以及中西哲学观念的差异已经看到，这在操作上是无法实现的；20世纪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则证明，这在逻辑上也是无法实现的。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反对本质主义的观点，在传统范畴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家族相似性”理论，以消解本质，认为不存在这种本质。维特根斯坦使用的“家族相似性”此一名称是一种隐喻的说法，以帮助我们形象地把握他的思想。他用语言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本质主义在为范畴下严格定义的时候完全忽视了语言的广大生活实际背景，致力于对现实当中根本就不存在的、而隐藏在事物背后的本质的追究。实际上，在语言的使用过程中，我们完全能够用同一个概念去称谓彼此之间没有共同之处而具一定的有相似性的各种事物。这是由我们的“语言游戏”的相似性所决定的。范畴成员的特性不一定完全一样，它们是靠家族相似性来归属于统一范畴。范畴(概念)不存在一个明确的边界。从这个立场出发，“中国哲学”和“非中国哲学”没有明确的边界，“中国哲学”指的是在我们语言活动中所指谓的具有一定相似性的各种思想流派。同样，“中国哲学的开端”这一概念的明确指谓亦随之消解，中国哲学的开端就是到目前为止形成的，并且在中国哲学的话语体系中有一定“家族”相似性的开创性思想流派和哲学范畴。因此，从《周易》到先秦诸子百家时期，都可以看成中国哲学的起步阶段。这样一来，中国哲学的起步也不是时间轴上的一个点了，而也是一条线了，很显然，中国哲学的开端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应当说，《周易》以及阴阳、五行范畴代表中国哲学的准备、萌芽时期；老子、孔子等人则是拉开中国哲学大幕的大师级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