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冉冉 周磊

有人把曾孝濂称为“中国植物科学画第一人”，他自己却不同意。

“在画家面前，我懂点植物;在植物学家面前，我就是个画画的。”79岁的曾老爷子笑起来像个孩子。他说自己只是中国科学院的一名老职工，一辈子只会从一而终——中学毕业后只进了一家单位，一直干到退休;多年来坚持干一件事，为植物画画。

小画种的使命

曾孝濂是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画师、工程师，是位植物科学画家。他画的三七，连叶脉走向都有讲究;他画的杓兰，连上下半段的绒毛数量都有不同。“植物科学画就像植物的‘身份证，它是美术跟科学之间比较小的一个分支。它以科学的手法描绘植物，甚至比文字描述更精准。”曾孝濂打了个比方。

作为植物学家，曾孝濂的画作经得住业界考验。他的一幅画的信息量极其丰富，除了根、枝、花、果外，连分类学家最看重的叶片正、反、侧面的形态都有。作为画家，曾孝濂说自己力求把植物画美，不能改变植物特征，就从光线、色彩、虚实、明暗上下功夫。

曾孝濂说自己有强迫症，画植物有固定步骤，一般是先看照片，之后去原产地写生，拿到标本后解剖，直到对植物有了十足把握才下笔。他画大蒜，为了观察大蒜的开花过程，足足花了两年时间。

曾老用两个词形容自己的作品——“像”与“生命”。像是起码要求，难的是表现生命。“植物的生命状态或柔软或坚韧，这些都源于它们面对自然的从容。每一朵花怎么开，它是有道理的，你要用眼睛去观察，用心灵去体会，然后画出来。”

曾孝濂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世人皆不屑一顾，我偏觉味道十足。有的画家认为画植物科学画很枯燥，但他不觉得。曾老希望植物科学画传递给观者一种态度——科学的严谨、生命的从容。“这个画种和我们当下的生态文明建设关系最直接。它就是要反映自然、表现生命，唤起人们对自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他说，这是小画种的使命。

为《中国植物志》绘图45年

曾孝濂1939年6月生于云南省威信县。他自幼爱画画，1959年，高中毕业的他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进入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时值《中国植物志》项目启动，领导见曾孝濂能画几笔，就让他去画标本。中国有3万多种植物，要把它们编成书、绘成图，对于当时中国的312位植物学家和164位绘图员来说，是浩大的工程。

《中国植物志》的科学插图，主要是以腊叶标本为依据的黑白线描图，它有一套近乎程式化的绘画方法。曾孝濂在绘图员中不算优秀，他画画的方法也与其他绘图员不同——除了像别人一样临摹标本，他还坚持去野外写生，从活植物身上取材、观察。“我想把植物画活。”

每画一张图，他都先打草稿，再给植物学家看，得到确认后才用钢笔着墨。他为《中国植物志》绘制的插图大都如此。正因为此，曾孝濂画的速度比别人慢。

当时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领导对曾孝濂“特殊”的工作方式很宽容，不但不催他加快进度，反而竭尽所能去帮他，还和他一起解剖植物。正是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下，曾孝濂痴迷地钻进了植物的世界。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曾孝濂等绘图员和植物学家密切配合，用了45年时间为《中国植物志》画插图。最终，记载中国301科3408属31142种植物的《中国植物志》编纂完成。全书共80卷126册、5000多万字、9000余幅图版。2009年，《中国植物志》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

曾孝濂谦虚地说：“作为参与其中的一分子，我很荣幸。”能为国家做一点实实在在的工作，他觉得很值。

被蚂蟥叮出42个伤口

除了参与《中国植物志》编纂外，曾孝濂的人生还有两个关键阶段：一个是“参与找抗疟药”;另一个是退休后的“时不我待”。

20世纪60年代，曾孝濂参加了国家“523”疟疾防治药物研究项目。这一项目是要在民间寻找可食用的抗疟中草药或方剂，用以研发抗疟新药。曾孝濂参与了其中的绘图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把项目组初步筛选出的有效抗疟植物绘成一本画册，交给部队和科研机构去做实验。

在找植物的那段时间，曾孝濂每天穿梭在深山老林，在野外写生和采集标本的经历让他更加热爱大自然。他明白了最好的植物科学画一定不是诞生在办公室，而是在大自然。从那时起，他立志要把这些美好的植物生态、种类尽可能多地画下来。

野外科考的艰苦超乎人们的想象，遇到蚂蚁、蚂蟥、马蜂、毒蛇更是常事。一次科考中，曾孝濂深入到一片灌木丛，就在满怀喜悦带着标本返回的路上，他隐约觉得身上有血渗出。曾孝濂没有在意，以为只是被蚊子咬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是蚂蟥。蚂蟥咬你的时候不会感觉疼，等它吃饱走了，你也不会察觉，但血会不停地流。”

当晚回到驻地，疲惫至极的曾孝濂很快睡着了。第二天起来却发现，自己身上好多地方的干血块竟然与被单粘在了一起。曾孝濂數了数，有42个伤口。也就是说，那天他被多只蚂蟥袭击了。

曾孝濂的青春基本献给了包括《中国植物志》在内的50余部科研著作，他绘制的科学画插图有2000多幅。退休后，很多人觉得他该享福了，曾孝濂却觉得新挑战才刚开始。

退休后的他甚至比工作时更忙。他想画胡杨，就去了内蒙古;想画红杉，就去了美国。他说自己特别贪心，什么生命都想画。退休后，曾孝濂出了12本个人绘画集。2017年，在深圳举办的第19届国际植物学大会上，曾孝濂专门为大会创作了10幅作品，获赞无数。

曾老喜欢孤独，他总说热闹是大家的，孤独是自己的，孤独时能从大自然身上学到很多。

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

对曾孝濂而言，退休后的突破就是《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

在曾孝濂的家中，记者欣赏到了这幅长2.5米、宽1.17米的大型画作。这一作品在2019年中国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上亮相，并拍摄成同名纪录片，视觉效果令人惊艳。

曾孝濂对这幅作品的立意高度赞赏：“画中37种植物原产地都在我国，之后输出到国外，影响并造福了整个世界。我的任务就是让大家看到画后能感叹一句：哦，原来这些都是土生土长的中国植物！”

曾孝濂说话时，头上戴着的放大镜帽子一颤一颤的。这个放大镜是他作画时的重要工具，两个镜片均可放大3倍，能助他更精确地画细节，比如稻穗上的细刺、猕猴桃的绒毛。“这也算我这个退休老人为中国植物科学传播做的一点贡献。”

一花一鸟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曾孝濂说自己不奢望人人都喜欢植物科学画，但愿看画的人能关爱这些大自然里的生命。“一辈子就画植物了，我不孤独，我觉得很幸福！”曾孝濂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