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 忻 叶

2019 年10 月26—27 日，第四届现代职业教育西湖论坛在浙江工业大学朝晖校区举办。本届论坛设两场主论坛和五个平行论坛，围绕“落实职教20 条，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这一主题，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鲁昕，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大学中国职业研究所常务副所长陈李翔，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国家教育宏观研究院首席专家石伟平，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陆春阳，德国汉斯·赛德尔基金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施奈德等进行了主旨报告。来自全国150 多家职业教育科研机构、职业院校及相关媒体的300 多名代表就“双高”计划背景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产教融合推进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人工智能与职业教育融合创新、百万扩招背景下的职业院校治理现代化、“一带一路”建设与职业教育发展等命题展开深入研讨，28 个专题报告及5 场圆桌讨论精彩纷呈。本届论坛给处于改革发展新阶段的职业教育带来了诸多具有启发性的思考观点和前沿信息，为职业院校的办学和教学提供了大量值得借鉴和参考的发展建议和典型经验，在此撷其精要与读者分享。

2019 年注定是一个要载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史册的历史节点。1 月24 日，《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俗称“职教20 条”）颁布，承载着万千职教人的厚望和期许，也承担着今后一个阶段职业教育发展指针的重任。随后，多项利好职教的“国”字头政策、举措密集出炉，职业教育领域一派蒸腾之势。在职业教育处于这个大力发展、创新发展关口的时候，实践一线亟须在思想意识、行为理念、操作方法等方面获得指引和借鉴。第四届现代职业教育西湖论坛适逢其时，议题应需而设，集中呈现了这样几个值得关注的观点：

一、科技进步带来工作世界的变化，既向职业教育如何有效应对提出挑战，也创新了教育本身的内容和形式

（一）“职教发展一定要盯住前沿技术，不然没希望”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鲁昕会长的报告名为“智能制造+教育改革与创新”。她说，科学技术的进步推动社会发展，从机械化、电气化到自动化、信息化，现在已经进入了网络化、智能化时代。互联网+服务业颠覆了人们的生活方式、销售模式，互联网+制造业使得产业迭代、技术迭代，互联网+教育也一定会使教育的内容和形式发生巨大的变化。职业教育培养的人现在就业率高，但并不分布在产业链的中高端。所以职教发展一定要盯住前沿技术，不然没希望。

鲁昕提出，近年来国家有4 个关于前沿科技的重要文件可以为职业院校专业建设、办学方向提供依据，分别是2016 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深化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的指导意见》，2017 年国务院颁布的《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关于深化“互联网+先进制造业”发展工业互联网的指导意见》，以及工信部颁发的《2019 年制造业与互联网融合发展试点示范实施方案》。当前，以数据流动的自动化化解复杂系统的不确定性、实现资源优化配置、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经济形态——智能经济风起云涌，从而引发了10 个方面的教育变革：教育生态从平面到立体，思维模式从一维到多维，知识体系从单一到跨界，教师能力从一元到多元，教育技术从单一到复合，教材呈现从纸质到数字，教学场景从传授到互动，学习方式从静态到动态，管理模式从传统到智慧，教学评价从粗放到精准。她建议职业教育要适应、服务、支撑新一代信息技术发展的历史趋势，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改造、提升、创新、整合各学科、各专业，以全面适应国家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等一系列新战略。职业院校要深入探讨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条件下教育发展创新的思路和举措，研究产业进步、企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将自身嵌入产业链建设，在科研成果转化、把技术变成产品方面下力气，重点关注物联网安装调试员、电子竞技员、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数字化管理师、无人机驾驶员、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与操作员、建筑信息模型技术员等未来5 年内缺口在百万以上的岗位所对应的人才培养。她特地提出，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刚刚成立了科技成果转化委员会，愿为有志于此的职业院校与高新技术企业之间搭建合作桥梁。

（二）“职业教育要与新兴产业紧密结合发展新兴专业，并在传统的学习项目中加强数字技能的学习和训练”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陈李翔副会长的报告关注“技术·工作·人才：新技术视域下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他说，2019 年6 月6 日工信部开始发放5G 牌照，意味着中国正式进入5G 商用时代。5G 技术将在媒体直播、智能操控、智慧工业、智能电网、智慧农业、智能医疗、城市安防、智能驾驶、智慧教育等广泛的社会和产业领域改变人类的工作方式和思维模式。职业教育必须加大改革的力度，顺应这一潮流，与新兴产业紧密结合发展新兴专业，并在传统的学习项目中加强数字技能的学习和训练，以适应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未来技能变化和人才需求的变化。

数字经济的高速增长为就业增长提供了强劲的新动能，加快了就业结构的变化，促使技能替代向高端就业快速渗透，使得短期结构性失业风险增加。在此背景下，他认为研究工作的新技能与发现新技能的工作已经变得同样重要。只有加强产业领域的工作观察并进行广泛而深入的产教对话，才有可能洞察产业的人才新需求。研究发现，产业上游从事基础研究（学科研究、项目研究）工作，产业中游从事技术研发/设计（项目研发、产品设计、平台设计）与生产/服务（生产管理、安装调试、维护检测）工作，产业下游从事应用研发/设计（应用场景规划、应用设计、应用平台设计）与应用/服务（应用项目管理、应用项目运营、应用设备操作、应用设备检修）工作的人才需求将持续上升。在进行工作观察时要关注对工作能力和工作标准的分析与制定。

职业教育面对的学习世界也在发生变化。在数字技术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推动经济发展和转型之际，他建议职业教育要着力进行三个方面的能力建设：一是建设与产业需求和技术变化快速同步的“敏捷”教学体系。“敏捷”指的是能够适应市场变化调整和改善课程结构与内容。二是建设以工作过程为基础的生态型职业学习系统。即以产业现场的工作过程为基础，按照技术技能人才的生涯发展规律实现“做中学”“学中做”。三是建设以学生为中心的能力发展系统。同时职业教育也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增强职教教师的数字化教学技能，加快教育媒体和教育资源的数字化转化，提升教育管理和校园生活的数字化水平。

（三）新技术为职教发展提质赋能，实践中的先行先试带来了广阔的探索空间

中国教育技术协会首席专家施建国教授指出，进入信息和智能时代，教育创新的内在逻辑正从侧重课程、教材、教学、考试、成绩与经验，转变为侧重技术、装备、活动、实践、素养、数据和算法。要促进教育信息化从融合应用向创新发展的高阶演进，以技术赋能重新定义学校，重新认识学习，重新理解课堂，重新构建学习路径，并最终重塑教育形态，促进学生全面而个性化发展。当前技术与教学的融合有六条路径：一是以情境化、泛在化、多功能化、智能化的信息技术重构教学活动空间。二是信息技术赋予教育教学活动较好的趣味性和个性化，增强学生学习的内驱力。三是信息技术通过为学习者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工具提高学习者的认知水平。四是“开放、共享、众筹”的互联网思维改变了教育供给方式。五是信息技术推动师资团队“三提高一全面”（提高校长领导力、提高教师基于信息化的教学能力、提高培训团队的指导力，全面促进融合创新）。六是信息技术推动教育教学精准化。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郭常斐博士提出了人工智能赋能职业教育的三重维度：在认知维度上，要“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运行维护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培养”。在结构维度上，人机协同是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发展的核心路径，是对教育系统、教学方式、课堂教材、监控评估等的综合治理。在实践维度上，在智能思维开发、培养目标调整、智能课堂建设、产业学院合作方面都有可为之处。

浙江工业大学陈衍教授提出，工业4.0 背景下的技能岗位具有这样几个特征：劳动内容为一体化的生产系统，劳动工具是计算机、机器人，劳动组织是供应链范围内的扁平组织，技术革新是对完整模块构件的工艺创新，胜任这种岗位的是技术技能型知识工人。但目前的技能学习在定位、内容、环境条件上还存在许多问题，因此要积极引入人工智能技术以促进教学与学习方式的变革，全方位影响技能学习过程；引入区块链技术完善职业教育教学监测体系建设，为技能学习效果的量化评估提供新思路；引入虚拟技术重塑学习环境的多样可能性，有效弥补传统技能学习的弊端。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唐鸣博士提出职教智能化发展的一种方法论——“课程智能”。课程智能不等于课程内容改造或课程资源整合或课程形式改变，它以教师信息素养与AI 融合施教为前提，在学习理论的基础上，以智能化思维对课程内容进行编码，基于“产企行”的技术群概念实施课程内容的全面数字化。

浙江省宁波市教育局职成教教研室钱文君主任介绍了宁波市实施智慧教研的思考与实践。该市通过全方位收集相关数据、对数据进行可视化呈现、建设管控中心，按照以用户为中心的宗旨，实现对数据的专业化应用：知识图谱整理、区域教研质量监测、区域教育大数据开放生态系统建设、学生全面发展的数据汇集，做到督导智慧化、研修科学化、教学精准化、学习个性化。温州护士学校大力推进基于大数据的课堂信息化教学和基于知识细目数据的云阅卷系统，开发校本数据分析系统，规范数据诊断的质量分析流程和内容，建立基于数据诊断的备课组教研规范、教师多维评价机制、作业自动推送系统、学生学习评价报告，以改进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

此外，联想教育的LEVA 智慧平台、科大讯飞的AI Lab 平台为职业教育的技术改造和专业更新提供了整体化解决方案。

二、新政策、新形势为中高职办学指引了新方向

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石伟平先生的报告题为“‘十四五’我国职业教育深化改革创新发展的若干课题”。其中重点对我国中职、高职学校今后一个阶段发展中的突出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思考。

他认为，根据“职教20 条”的改革要求，中职的主要功能在农村是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扶贫攻坚、乡村振兴、社会稳定，在城市是为高一级职业院校、应用型本科培育合格的新生。在产业发展有需求、学生家长有期待、高等院校有资源的条件下，中职学校的办学方向将从限制中职生升学转为鼓励中职生升学，从就业导向转向升学与就业并重。学生在中职学校做升学准备有三大优势：其一，他们会因是中职最好的生源而备受重视；其二，中职教师面对这些学生更有经验更有办法；其三，中职升学机制灵活，他们更易成才。但关键是现有的高一级学校要设计出一整套适合中职生成才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培养模式、考核标准，尽可能因材施教、扬长避短。所以作为类型升学的“职教高考”制度如何设计至关重要。生源多元（学困生、贫困生、残疾人、农民工、下岗职工、退役军人/运动员等），学校功能多元（跨界企业培训/职业培训、跨界社区教育、跨界基础教育、跨界特殊教育等），将是未来我国中职学校发展的方向。

对高职办学影响较大的政策是2019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扩招100 万”。一大批非传统生源进入高职，将使高职教学形态发生重大变化：一是要改革招生制度，使其（扩招学生）进得来；二是要变革课程结构，使其学了有用；三是要变革课程形式，方便其学习；四是要变革教学方法，使其学得会；五是要变革评价重点，使其出得去；六是要变革教学管理，使其终身学习。所以，开放入学、分类招生、有教无类将成为我国高职新的特征，就业导向职业教育将主要由高职院校来承担；非传统、非全日制生源将成为高职的学生主体；职业技能等级证书（X 证书）课程将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职业培训将成为高职院校的主业；模块化课程、模块化教学将成为高职的主要课程形式与教学形式；学分制取代学年制成为高职的主要教学管理制度，并与国家学分银行制度相匹配。

山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孙中升副会长认为，现阶段职业院校办学面临着一系列新的挑战，规范与标准的时代已经到来，对效率和效益的追求将使职业教育的发展由注重内涵质量取代注重规模扩张。职业院校亟须转变办学理念，从“技能教育”为重向“立德树人”转变，从“就业导向”向“生涯导向”转变，从常规发展向专业特色发展转变，从“被动发展”向“自主发展”转变，从“重眼前发展”到“重未来发展”转变，从专注改革走向遵循教育规律，从关注“两端”（招生、就业）到“注重两端、规范过程”（人才培养过程、教育教学过程），丰富“服务发展”的内涵——既有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主体的发展，也应有教师的发展、学生的发展。

三、对“职教20 条”的理解和实践不能单一化、表面化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综合处董振华副处长提出，“职教20 条”的制定印发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以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的具体举措，是服务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的战略举措，是改革民生和促进就业创业的重大举措，是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有力举措。文件的宗旨是让职业教育提质培优、增值赋能，促进纵向贯通和横向融通，给求学者以多样化选择。文件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完善职业教育国家制度标准、促进产教融合双元育人、建设多元办学格局、完善技术技能人才激励保障机制、加强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督导评价、做好改革组织实施工作为主要内容和重点任务，明确办好职业教育这一类型教育的发展方向，是统筹调整产业结构、人才结构和教育结构的重要举措；形成共同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工作合力，建立一批制度标准，推出一批有基础、可操作的重大项目如本科转型、“双高计划”、产教融合型企业、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等，启动一批重大改革试点如1+X 证书制度、研究建立国家资格框架等。当前主要工作是进一步凝聚部门合力，督促地方落实，推动学校改革，激励企业参与。

石伟平教授认为，长期以来学校职业教育由教育部门分管、职业培训由人社部门分管的组织架构，两部分立，各自为政，极易造成管理效率低下、运行机制不畅。“职教20 条”的第6条、第7 条、第20 条都提出相关的改革对策。后续深化改革中，建议“继续完善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使其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在国家层面上推动管理体制改革，改变目前“职前职后各管一段”的做法。因为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必然要遵循其技能发展特点及其阶段性变化特点。学校教育是技术技能人才专业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岗位成才是技术技能型人才专业化发展的基本保障。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是一体两面，需要一体化设计。

鲁昕会长提出，“职教20 条”提出了一些量化目标，但落实“20 条”不能唯指标，变成了“50所”“1+X”“专业群”。“20 条”是2014 年国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决定文件精神的延伸，在理解和实践的时候一定要有高的站位，不能矮化、简化。

四、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不二之选，在具体实践中亟须本位创新

（一）产教融合的推进要建立在深入分析现状、充分吸取经验的基础上

石伟平教授提出，“职教20 条”的关键词是“转型”，即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要从普通教育转向类型教育。怎样才能体现“类型”？工学结合是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解决教学问题；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解决在哪开展“工”的问题；产教融合才是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企业真正的关注点。我们一直讲校企双赢，但双赢必须以他赢为先，否则不可能持续发展。双主体办学，企业这个主体的权重更大。他认为我国曾经兴盛的“厂办技校”制度，是更适合我国国情、产生过明显效益、优胜于国外“双元制”“现代学徒制”“新型学徒制”等的更好的产教融合职业教育办学制度。这种制度依托于计划经济模式与八级技工制度而产生。他建议要推动更多产教融合型的企业职业大学、行业职业大学、社区职业大学的涌现，尽快恢复“八级技工制度”，给“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办学体制松绑，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给这些企业以“金融+财政+土地+信用+免税”的组合式激励。

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石俊华博士认为，“产教融合”的目的是人才资源和经济效益实现双增值，目前出现“制度低效”的原因主要有：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致使行业企业难以真正融入，陷入了集体性的“主体失位”；公共财政的“挤出效应”，使企业被迫边缘化或出局；组织文化的冲突使高职院校与产业企业很难“琴瑟和鸣”；社会经济发展大环境的掣肘与冲击，使产教融合缺乏有效的运维机制。突破的策略包括：第一，加强政策制度倾斜，唤醒行业企业主体性“在场”意识；第二，尊重各方组织文化差异，达成利益共识；第三，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融合”，强化融合主体的行为自觉；第四，政府提升职业教育治理能力，做好重要“第三人”工作。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张弛博士带来了“中国智造下1+X 协同促进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的绩效研究”课题组的研究成果：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实现首先是育训标准的协同，构建1+X 证书标准化协同体系；其次是制度保障的协同如学分银行、育训保障平台与服务网络、1+X 师资创新团队的建设；再次是专业群、教学与课程的协同，重点是构建复合素质拓展模块课程体系，打造兼具确定性和选择性的“课程超市”。

（二）对于劳动者技能形成的相关研究给产教融合的推进带来新视角

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职业教育研究院李玉静副院长从国际视野归纳了技能形成的内涵。技能形成越来越受到国家的重视，是因为通过建立一种普遍的全民高技能—高技术—高劳动生产率—高经济竞争力的模式，可以提升公民技能水平从而实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普遍提升。技能形成制度具有治理的“全政府”性、社会参与的全员性、技能开发的终身导向性、技能人才的高效利用4 种特性。职业教育与培训体系是技能形成体系中的核心要素。我国技能形成体系的问题在于：一，没有从人力资本内核的角度形成面向全民、终身导向的技能开发体系。二，没有形成紧密依据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行技能人才培养的建设和调整制度。三，没有形成全社会特别是企业及多元社会组织重视并积极参与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制度。四，没有形成技能人才得到普遍尊重、有效晋升的用人机制。因此，我国亟须进行高效技能形成体系的制度构建。

南开大学王星教授发现，研究产业升级主要侧重于讨论技术引进或技术自主研发在制造产业创新升级中的重要性，但对车间生产现场的劳动力及其技能在产业升级中的作用关注甚少。实际上，一方面，制造产业的创新升级属于累积创新模式，这种模式通常建立在对现有生产线和生产流程的技术进行规模较小但持续的改进基础之上。只有经过足够长时间的车间生产实践的积累，制造产业才能逐步完成关键工艺、关键原材料、核心零部件以及技术基础方面的真正突破。另一方面，制造产业的创新升级实践是一个由研发创新（基础研究、应用性研究、实验开发）和生产工艺创新两个环节组成的创新链条。在通常情况下，成功的研发又源自对生产工艺流程的高度参与和充分熟悉。制造业产业升级是实现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向着多元化高质量生产甚至灵活的适应性生产体制的跃迁。在生产车间革新层面，产业创新升级的路径选择包括两个方向：一是依托技术创新将工艺流程标准化，推进规模生产流程的精细化和高质量；二是大规模定制化，依托柔性专业化实现灵活生产。这两种创新升级路径在具体的创新发力点上有差异，但都对制造业劳动者的技能形成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成功的产教融合是产业工人技能有效形成的重要方式，但目前的实证研究发现，大部分校企关系难以得到实质性的突破，而职业学校与政府的关系却在不断强化；或者虽然校企合作得到强化，但合作目的更多地偏向于劳动力的获取而不是技能形成。所以思考产教融合的制度环境，倡导基于生产实践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模式，无论是对于职业教育还是对于产业升级，都是非常重要的议题。

天津大学潘海生教授从一项涉及280 所企业的问卷调查中发现这样几个现象：一，国有企业、合资企业、资本密集型企业、技术密集型企业及大型企业均属于技术偏好型企业（偏重于参与职业教育时技术需求标准与人才培养标准对接机制的建设），私营企业与劳动密集型企业、中小型企业均属于成本偏好型企业（偏重于限制性工资的制定，职业教育中企业与个人成本分担机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成本的补偿机制的建设）。二，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既具有技术偏好的属性，也具有成本偏好的属性。但伴随技术进步，当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增强时，成本偏好会减弱。三，政府政策提升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技术偏好，降低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偏好。而现有政策的实施效果对于成本偏好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行为的效果明显，对技术偏好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作用较弱。

（三）产教融合的推进需要建设和评价的标准化

河北大学张栋科副教授发现我国目前产教融合政策具有类型多样的现实特征、政府主导的实践逻辑、内容细化的规范取向、多头管理的操作方式、重建轻评的实施模式。结合对美国生涯与技术教育协会（ACTE）制定的《定义高质量商业和社区伙伴关系》的研究，他推介了美国对于高质量产教融合的具体指标和评测体系。与雇主、行业团体、经济和劳动力机构、社区组织和其他机构建立伙伴关系是美国生涯与技术教育项目质量较高和学生成功的基础。而高质量伙伴关系包括伙伴招募、多样化的伙伴关系、伙伴关系形成、伙伴关系活动和附加条件（包括项目管理人员的使命、学习材料的设计原则、项目伙伴间数据与信息的分享原则）共8 个标准。借鉴这个标准的制定经验，配套持续性的法律支持体系，形成多样性的参与主体结构，完善多元化的主体参与机制，构建系统性的质量评价体系，以建构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质量标准，提升建设实效。

江苏师范大学赵蒙成教授认为，高职教育产教融合的质量评价应从利益相关者视角下的5 个层面进行推动和改进：一在学生层面，应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服务型培养模式。二在教师层面，应坚持教师内部结构发展路径和外部结构专业发展的统一。三在学校层面，应做到定位清晰谋特色，社会服务提质量，立足区域经济发展打造品牌特色专业，构建产教协作平台，强化专业服务产业的能力。四在企业层面，应建立校企利益共同体，实现校企文化共融。五在政府层面，应做好顶层设计和引导。政府应在制定政策、优化环境、统筹资源、搭建平台、强化行业指导、发挥行业作用、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绩效评价等方面做出努力。

（四）产教融合的推进有面、有线、有点，展现了实践层面的活力和动力

北京市教育研究院王春燕研究员认为，自2014 年国务院办公厅颁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起，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从发展战略到制度设计，现在已进入具体实施阶段。她以北京市打造特色高水平职业院校、骨干专业和实施实训基地建设计划为例，介绍了3 个层面的实施方向：在宏观办学层面，以打造技术技能创新平台为抓手；在中观专业层面，提升专业建设的治理水平，紧密对接城市功能和区域产业需求；在微观教学层面，落实“三教”改革，进行校企双主体育人。

南宁师范大学徐延宇教授提供了云南省与教育部共建滇西应用技术大学的探索经验。滇西大的办学体制构架为“1+N+M”（1 个总部、N个特色学院、M 个应用技术研究院）。总部的主要职能为管控、服务、协调、创新；特色学院按“扶特、扶优、补缺”的原则设置，以服务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发展为目的；应用技术研究院由相关高校、科研院所、行业企业按照协同创新模式组建，要成为技术创新中心、产业孵化基地、地方智库。学校实施分层次的治理结构，构建“对口帮扶高校教师+地方高校教师+企业技术骨干+科研院所骨干+国外应用技术大学教师”的兼职教师群，对学生实行“书院制”管理，在社会投融资渠道建设、教师和管理人员的聘任、“宽进严出”培养模式等方面实现机制创新。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马晓明副校长介绍了学校与华为公司在课程体系建设、实训室共建、教师队伍培训、教材建设、职业资格认证、学生实习就业等方面的全面合作：课程开发与证书标准“互嵌共生”——学校将企业面向在岗工程师的培训认证融入人才培养过程，构建了适合零基础在校生学习的培养方案；课程升级与证书升级“互动共长”——随着企业认证标准不断升级，课程亦得到同步更新并反哺认证体系；构建了“三分”课程体系——“分段”体现了教学规律，“分类”体现了因材施教，“分层”体现了职业成长。

浙江同济科技职业学院推介了学校“1（工程造价专业）+1（杭州市建设工程造价管理协会）+N（造价咨询企业）”产学研平台的建设情况。

五、职业教育深化改革需要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现代化

（一）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的现代化是一个从内部到外部、从整体到局部的系统工程

华东师范大学李鹏博士后在回顾总结了7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发展历程后，分析认为“旧的职教管理体制远远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职教改革的要求”，主要体现在这样几点：职业教育管理组织架构条块分割而又重复交叉；职业教育管理主体参与不够充分进而缺席严重；职业教育管理权责匹配不够平衡而且缺少监督；职业教育管理运行机制陈旧刻板不能与时俱进；职业教育管理技术工具相对落后且运行效率偏低。他提出了五点深化改革的举措：一是依法治教，完善职业教育管理的政策法规；二是协同合作，整合职业教育管理的组织架构；三是合理放权，平衡职业教育管理的权责关系；四是深度转型，优化职业教育管理的运行机制；五是督导评估，强化职业院校管理的奖惩问责。

浙江省湖州市教育局黄桂众副局长基于多年基层实践的经验，提出职业院校治理现代化建设的意义在于改善管理生态、建设现代学校、提升教育质量，但要注意避免把治理当成建设任务要求、治理只是做做文本制度表面文章而实际工作“涛声依旧”的误区。这项工作内涵丰富，包括并不限于：治理目标现代化（治理体系基本健全、治理能力明显提升、风险有效防范化解、治理生态全面优化），治理工作布局现代化（文化引领建设工作、机制体制创新工程、高效团队建设工程、智慧校园建设工程），治理体制现代化（横向构建共治同心圆、纵向打造善治指挥链），治理方式现代化（政治引领、法治保障、德治教化、自治基础、智治支撑），治理政策现代化（自治政策、绩效政策、奖励政策、保障政策），治理能力现代化（学习研究、决策统筹、改革创新、防范风险、基础管理、群众工作、舆论引导）。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陈同江副教授认为高职百万扩招将推动职业院校治理走向现代化。面对新形势，职业院校需要转变治理理念（更多考虑全民教育与全纳教育）；完善治理架构特别是理事会的架构，保持其灵活性和弹性；转换治理方式——从执行型到参谋-执行型、从微观管理到宏观-微观管理、从单一服务到多样化服务；优化治理过程，形成治理文化如首问负责、要约承诺、内容程序等；充分利用自动化办公、大数据决策、个性化服务等提升治理效能。

山东省潍坊商业学校从管理走向治理，建立了“五会一章程一核心”的治理体系（以学校党组织为政治核心，以学校章程为统领，以教职工代表大会、校务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学校理事会、学术委员会为基础），取得了显著的办学效益。

（二）对“双高计划”具体实施的思考和建议

对于近期备受关注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双高计划”）的实施，鲁昕会长指出在落实过程中有五项基本原则：坚持中国特色，坚持产教融合，坚持扶优扶强，坚持持续推进，坚持省级统筹。

福州职业技术学院刘松林教授认为，高水平专业群代表着区域经济发展的先进生产力和新动能，其建设基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国家战略需要和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实践需要，具有如下特征：一是对接区域优势产业链，二是具有崇高行业地位的教师团队，三是拥有深受业界欢迎的专业课程，四是开创高效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五是建设人力资源融合发展、技术融合研发、资源融合共享的校企深度融合命运共同体，六是拥有高水平实验实训室，七是具备有效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薛栋博士基于美国卓越社区评选项目对我国“双高计划”建设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高水平”的建设目标应以“对接劳动力市场的持续发展的学生成就”为中心，而目前的目标设定更多地体现了外部需求。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探索与形成的过程要时刻明确以学生成功作为问题思考与解决的出发点。二是“高水平”的建设过程应以“契合区域经济发展的劳动力培养标准”为依据。“双高计划”设置了10 项发展任务，但还需要一份具体的引领高职院校走向高水平的行动指南。三是“高水平”的建设评价应以“基于证据的第三方评估机构的全程参与”为保障。这个第三方要开发出针对“双高计划”建设目标的、兼顾阶段性和可持续性的评估指标体系，要在政府支持、学校及企业积极真实的配合下收集到有效的评估指标数据，要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终身化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