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仪征中学 卞海松

北宋神宗变法时期王安石给保守派领袖司马光写了一篇千古名文《答司马谏议书》。这篇文章反映了当时变法和保守两派之间的思想交锋、政治交锋。该文背后所蕴含的信息更为丰富多彩。

千余年来，党争之祸、党同伐异的现象层出不穷、高潮迭起，因政见不同而分道扬镳，甚至反目成仇的事例不胜枚举。王安石和司马光虽是两个立场完全对立、矛盾异常尖锐团体的领袖，但私人之间相互尊重和欣赏的感情并未受到太大影响，“与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即此情景的真实反映。政见，私交互不牵绊，真是说起不易做起来更难。这与两人的个人品德修养有莫大关系。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克己、重礼、廉洁、自守”等高尚品德修养无一不与儒家的“仁义礼”观念息息相关。儒家观念以及在此基础上生成的理论，通过时代风尚、儒家典籍、良好的家族文化等途径日积月累地滴灌在两人内心之中。在此氛围中，对他人的尊重之情也就水到渠成了，再加上王安石文采出众，司马光年少成名，年龄相仿的两人产生惺惺相惜之情更是弥足珍贵。如果宋王朝不是日渐虚弱，如果神宗不需要改革，他们可能留给后人的只是人间佳话，而非立场相对、泾渭分明的政治交锋了。

文中记载两人的交锋——“议事每不合”是因为“所操之术多异”。深究下来，“异”的背后至少有两点原因。

首先是由于两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作为新政的设计者和顶层执行者，王安石着眼于政策设置的初衷和顺利推行后的成果。在他看来，改革肯定会遇到阻力，犹如“盘庚之迁”时吏民百姓的“汹汹”，但他认为只要推行下去，等到改革成果呈现之时，“汹汹”非议自然烟消云散。他秉持这一点，所以“不为怨者改其度”，坚持推行新政甚至最后众叛亲离都不为所动，正是“拗相公”的真实写照。相反，司马光却侧重于质疑新政设置及推行的现实可能性。从他的角度来看，新政种种条文完全推翻了旧有法度，缺乏行政上的承继性。这些带有鲜明法家印记的政策不会为大多数士大夫所认同，因此推行改革时缺少理解新法精神的基本行政人才，再加上有些新法罔顾民间生产生活的实际情况，因此他认为强行推行新法，不仅不能治政清明，国富民丰，反而造成小人乱政，祸国扰民的违反儒家“仁政”精神的实际后果，“怨诽之多”即是证明。

其次“所操之术多异”的背后也是不同利益立场之间的交锋。王安石削减权贵的特权，变革旧例，重塑国家财政体系，打压守旧势力；在司马光的立场上却变成了“侵官、生事、征利、拒谏”。现在来看，虽然王安石变法过于理想化，有脱离现实的弊端，但司马光指出的罪名——“侵官”其实是加强中央集权，“生事”是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征利”更多是削减大地主阶层的收益，“拒谏”是抑制大地主官僚阶层既得利益者的舆论力量。

王安石作为变法的倡导者和皇帝意志执行者，国家的宰相，他的改革之志代表了国家利益（皇权利益）；司马光作为谏议大夫，他的治国之志代表了大部分士大夫的利益。国家利益和士大夫利益之争，是始终贯穿我国历史之中的官场剧。这种旷日持久的斗争常常披着一层君权和臣权相争的外衣，往往君权强时，争斗就和缓些或由明入暗；君权弱时，争斗就激烈、鲜明，其实质是皇权代表的国家利益和士大夫代表的大地主群体利益之争。而某些文人士大夫天然的自私自利往往根源于此，如果任由其发展下去，他们就渐渐不太会忠诚于某个朝廷、某个民族。因此在特定情况下，罔顾民族国家集体，只顾个体利益而造成资敌助敌、变节投降等现象屡见不鲜，如南宋末年的官商蒲寿庚集团，明末的晋商集团（官商）、东林集团。

众所周知，中原的士大夫自幼都接受了儒家“忠君报国”思想的深度教育，但在“忠君报国”思想和实际利益发生冲突之前，在国家和个体存亡两难全之前，大部分士大夫选择了实际利益，选择了个体存、国家亡的道路。可见儒家思想的无奈和可贵。

无奈在于仅靠思想教化无法转变大多数人，在于仅靠主观道德无法与冰冷的现实相抗衡；可贵在于拯救了一批士大夫，使之成为虽不对抗外敌但不盲从、不合作的中间派，更在于激励了一部分士大夫，为国为民抛头颅、洒热血，谱写了一曲曲历史壮歌，得到了中国历代人民的道德认同，也使“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和践行它的英雄代代相承，最终成为“华夏精神”的一部分。

是“看问题角度”的原因，还是“利益立场不同”的因素？其实王安石和司马光之间的“辩法”无法用“对错”来判断。两人之间的“相惜之情”与“背离之志”的种种纠葛和争斗也无法用简单语言来阐释透彻。当年“情与志”的矛盾纠葛早已尘封在历史的大幕中，但千年以前以他们为核心的两大派系的激烈争斗为现代重构新儒家思想体系中的“政道与事功”理论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历史参考，这也算是当年争斗的积极遗产的一部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