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宝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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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在上海一家大型商业银行总行任职，捧着让人羡慕的“金饭碗”，过着老适意（上海话，意为非常舒适）的日子。其间，我曾有过3次调往外地的机会：一次是杭州分行的一位上海籍同事想和我对调，“天堂”杭州离我老家绍兴近在咫尺；一次是人事处征询我是否愿意调往天津，条件是工资调高两级；还有一次是南京举办华东物资交流大会，我去支援南京分行，分行挽留我在那里工作，应允给我一小院住房，还给我分一窝洋鸡（当时南京人养洋鸡成风）。我因留恋上海而回绝了他们，但在我27岁那一年却选择了贫瘠落后的大西北。

1952年初秋，潘汉年副市长代表上海市委向万名银行职工作动员报告，号召年富力强、有业务才能和工作经验的银行职工报名支援大西北。潘市长说，支援全国是中央交给上海的重大战略任务，希望志在四方的好儿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他那充满激情的讲话打动了许多年轻人的心，也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回家和妻子商量，她爽快地说：“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嫁鸡随鸡，有苦我们一起去吃。”当时，上海还没有向全国成批输送建设人才的先例，长辈们听说我要去西北感到惊讶，说我“头脑发热”，“出风头”，问我：“你原来连‘天堂’都不去，现在怎么愿去西北了？”我告诉他们：“原来我考虑的是个人利益，现在是国家需要”。“两年来党的教育使我懂得，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要与祖国富强、民族振兴结合在一起。”他们见我铁了心，都摇头说：“你可想好了，世上没有后悔药。”我斩钉截铁地回答：“大西北，是我无悔的选择。请大家放心，我不会被困难吓倒的，我也决不做逃兵”。

我报名被批准后，大家劝我暂时把住房、家具都留下，万一西北苦得受不了，回来还有个窝，但我却“破釜沉舟”：住房、家具让给了朋友，还割了阑尾，因为我右下腹偶有隐痛，听说西北医疗条件差，怕万一到了那里阑尾发起炎来会要命的。出院没过几天，我就携家带口昂首北上。同行的有2059名志愿者及其家属，分乘5趟专列，直驶西北。

专列到达西安后，按照人民银行西北区行的安排，大家各奔东西，有的进了大漠深处，有的上了雪域高原，有的去了河西走廊……我幸运地被分配在西安，进了陕西省分行。

我们到了西北各地以后，当地银行对我们的方方面面照顾得十分周到：尽量安排在城市里工作；给大家租好房子；与粮食部门商量特供部分大米；为了避免歧视和误解，陕西省分行还专门发出通知，统一称我们为“上海金融业响应祖国号召参加大西北建设的干部”。

然而，我惊讶地发现，在号称西北首府的西安，吃喝拉撒都是难题。我家三代人挤在两间低矮潮湿的土坯房里，夜幕一降临，顶棚上便成了老鼠的游乐场，下大雨时，屋里接水的盆盆罐罐便奏起了打击乐。没有厨房，只好在屋檐下搭块油毡，放个炉子，凑合着炒菜煮饭。全院只有一个臭烘烘的土茅坑，上厕还得排队等候。用水就更艰难了，得担着水桶到外面去挑，开始是水井，后来换成自来水站，同来的曾大姐家的保姆就是因为吃不了挑水这个苦而回了上海。9个月后，工资按规定重新定了级，我定为月薪72万元（旧人民币，折合新币72元，下同），在同来的人中算是比较高的，但与我在上海的工资相比只剩了个零头。我的妻子由“教书匠”改行当银行会计，因业务生疏，工资只定了42万元（30年后我们的工资才上调到原来在上海时的水平，而物价已今非昔比了）。

但艰苦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动摇我们建设西北的初心，我和妻子不停地互相打气：不就是因为西北贫困落后才需要我们来建设的吗？随着建设的发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西北人民祖祖辈辈都这样生活，我们为什么不能？就是靠着这些朴素的认识和坚定的信念，我们终于闯过了“生活关”，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建设“第二故乡”的洪流中去。

西北的工作条件比起上海来也艰苦很多，一年有1/3的时间是在基层和农村，下去还得自己背铺盖，一走就是好多里，甚至几十里。有时蹲在农村几个月，别说理发洗澡，就连洗脚都成了奢望。有时睡在骡马店的大炕上，汗酸味、旱烟味、脚臭味常熏得我辗转难眠。不过，艰苦的工作环境虽折磨人，也教育人。1953年暮春的宁陕之行，我的心灵受到了一次洗礼。宁陕地处秦岭腹地，当时还没公路，进山出山都靠两条腿。那年全国银行推行一系列新的信贷结算制度，支行的同志感到“老虎吃天”，就到省行来搬“救兵”。于是，我们3个文弱书生（两个来自上海）脚蹬草鞋，从石泉县进山，在人迹罕见的林海中辗转走了两天，才蹒跚地摸到那个巴掌大的县城，3个人都几乎散了架。但令人高兴的是，我们一跨进支行大门，基层同志就忙着烧水让我们烫脚，给我们蒸了熏肉和白米饭，还为我们准备了簇新的被褥。一连几天，大家聚精会神地听我们谈政策规章、工作艺术，围着我们不停地问这问那，我们也毫无保留地把肚里的“半瓶子醋”全倒了出来。一次次的走基层，我看到了基层同志的渴望和对我的认可，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和价值。我深切地感到：大西北虽然比上海艰苦得多，却比上海更需要我。

从1952年走进陕西，我一直铆足了劲在这片热土上连续耕耘了40年，还在学习探索中做了不少开创性的工作，如金融研究、外汇管理。虽然我只是为陕西建设增砖添瓦，但一砖一瓦上都凝聚着我的心血、镌刻着我的忠诚。

在西北工作期间，我曾有过一次调往江南的机会。我在参加全国专业会议期间，结识了华东某分行的一位同行，两人一见如故。有一年夏天，我在烟台学术研讨会上又遇见了他。分手前，他认真地对我说：“想回江南吗？到我们那里去工作吧，我们正在广招四方英才……”面对这个调回江南的难得机会，我动心了。但是，看到并肩战斗的“老陕”们，充满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坚守故土，发奋工作，我想，如果我违背当年扎根大西北的誓言，拍屁股走人，做了“逃兵”，不仅辜负了三秦父老的厚爱和期望，又有何面目见“江东父老”。思虑再三，最终我把飞向江南的心紧紧地拽了回来。

2018年5月，东方卫视通过《上海支援全国》的编者，就当年上海金融业支援大西北的话题，对我追踪采访（《上海支援全国》是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2011年编的一本史料书，我应约撰写了上海金融业支援大西北的回忆录）。采访结束时，这位年轻记者好奇地问了我一个曾经被人问过N次的问题：“放弃繁华的上海，支援落后的西北，你后悔吗？”我毫不含糊地告诉她：“这是我自己的选择，这一选择是正确的，我无怨无悔。将美好年华献给最需要我的大西北，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