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袁宝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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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在上海一家大型商业银行总行任职，捧着让人羡慕的“金饭碗”，过着老适意（上海话，意为非常舒适）的日子。其间，我曾有过3次调往外地的机会：一次是杭州分行的一位上海籍同事想和我对调，“天堂”杭州离我老家绍兴近在咫尺；一次是人事处征询我是否愿意调往天津，条件是工资调高两级；还有一次是南京举办华东物资交流大会，我去支援南京分行，分行挽留我在那里工作，应允给我一小院住房，还给我分一窝洋鸡（当时南京人养洋鸡成风）。我因留恋上海而回绝了他们，但在我27岁那一年却选择了贫瘠落后的大西北。

1952年初秋，潘汉年副市长代表上海市委向万名银行职工作动员报告，号召年富力强、有业务才能和工作经验的银行职工报名支援大西北。潘市长说，支援全国是中央交给上海的重大战略任务，希望志在四方的好儿女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他那充满激情的讲话打动了许多年轻人的心，也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回家和妻子商量，她爽快地说：“这点觉悟我还是有的。嫁鸡随鸡，有苦我们一起去吃。”当时，上海还没有向全国成批输送建设人才的先例，长辈们听说我要去西北感到惊讶，说我“头脑发热”，“出风头”，问我：“你原来连‘天堂’都不去，现在怎么愿去西北了？”我告诉他们：“原来我考虑的是个人利益，现在是国家需要”。“两年来党的教育使我懂得，人活着不能只为自己，人生价值的实现要与祖国富强、民族振兴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