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全国

（陕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一、引言

1978年，《东方主义》（Orientalism）出版问世，赛义德（Said，1978：231）在书中指出：“东方主义话语背后的东西方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支配关系和霸权关系。”1992年，尼兰贾娜（Niranjana，1992：2）在专著《为翻译定位：历史、后结构主义和殖民语境》（Sitting Translation:History,Post-structuralism and the Colonial Context）中指出：“翻译从来就是展现不同语言、文化和种族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场域，其本质是一种政治行为。”斯皮瓦克（Spivak）、巴巴（Bhabha）等也从后殖民的社会文化背景出发，关注权力与话语、文化与霸权以及翻译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些论述逐步奠定了后殖民翻译理论的基础，标志着后殖民翻译理论逐步走向成熟。

后殖民翻译研究关注译文生成的外部因素及译文生成后对西方文化霸权的解构作用，他们倡导使用异化手段重现本民族文化的印记，通过杂合等方法创造弱势文化与强势文化平等对话的空间，并通过翻译中的记忆建构，重构翻译中译者与读者的身份认同、译文和源语文化的文化认同。

记忆是人类的一种心智活动，是记忆主体对过去活动、感受和经验的印象积累和叠加。记忆不是静止封闭的，相反它是一个开放的、动态的过程变量，并随着时间推移不断累积发展。记忆并不是历史经验的简单重现，而是一种集体反思性的构建。对于一个民族而言，记忆包括本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习俗、宗教等。巴巴（Bhabha，1994：63）认为，“记忆绝不是安静的内省或回想行为，它是一种痛苦的重组或再次成为成员的过程，它把肢解的过去组合起来以便理解今天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