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祁河

1972年底，17岁的我进厂成为工人阶级一员，父母送我一块上海牌手表和一辆崭新的永久牌28加重自行车。在以“三转一响一咔嚓”衡量生活是否上档次的年代，自己个碎娃就有了这两样物件，还是满有获得感的。

记得买表与车当时都要工业券，也不知家里攒了多长时间，所以也算稀罕之物与半个家当，我平时亦小心翼翼地佩带和骑行，倍加珍惜地爱护，也知晓父母要我守时、负重前行的良苦用心。那块上海牌手表当时120元的售价，近乎于学徒工每月18块5的全年收入，虽然算不上奢侈品，毕竟也是名牌产品，所以一直用到实在不能修和有了BB机之后，大致也戴了20年才光荣退休。

我的加重坐骑虽然也是中国名牌，有着修长浑实的车身、锃亮的瓦圈、弹性十足的轮胎、叮当作响的转铃且价格不菲（也是120元），骑起来也十分利活。美中不足的是一款为农村设计能负重载货的车型，最突出的标志便是后衣架比其它轻便车多了两根支架，不如凤凰、永久大链盒那么漂亮潇洒，惹人喜爱。虽然稍有遗憾，但毕竟也十分难得，那些家在农村“一头沉”的师傅们看得眼馋，羡慕这永久加重能驮东西，却难买上。怕人家笑话“稼娃”，我悄悄地将后衣架的两根支撑杆卸了下来。

那会儿家还在建国路的雍村，每天驾着我的加重坐骑，一阵风地冲下十一道巷的大下坡到和平路，顺城墙根过下马陵，过碑林博物馆和书院门，穿永宁门到南关正街的锦华木器厂上班。回来时，沿城河沿的环城南路向东过文艺路，再进和平门一路飙车到家，也就半个小时路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