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萍实

一、引言

凌叔华是五四一代重要的女作家之一，有人称她是 “中国的曼殊菲尔”，也有人对她 “资产阶级有闲夫人”的气质表示不满。①张昌华：《编后记》，载凌叔华：《绣枕》，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年1 月第一版，第301-303 页。

夏志清评价凌叔华 “作为一个敏锐的观察者，观察在一个过渡时期中国妇女的挫折与悲惨遭遇，她却是不亚于任何作家的。”②转引自宋珊：《高门巨族精灵的别样文学——简论凌叔华文学创作生涯》，《安徽文学》2011，第84-85 页。基于该评价，这篇论文试图通过对《绣枕》和《酒后》的阅读，勾勒出凌叔华女性书写中的特点和关怀。

二、《绣枕》：旧少女的迷梦

《绣枕》这篇小说基本上没有故事情节，只有一对绣着翠鸟和凤凰的枕头，以及大小姐、张妈、小妞儿三个人物。

开篇第一个场景展现的是大小姐的虔诚的内心和她对于幸福婚姻的憧憬。在绣枕的过程中，大小姐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以至于“完了工，还害了十多天眼病。”③凌叔华：《绣枕》，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 年1 月第一版，下同。

绣枕承载了大小姐对于爱情和婚姻的想象和期盼，所以她的珍视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甚至嫌小妞儿太脏而不愿意给她看看。

紧接而来的就是绣枕的命运和大小姐无人知晓的悲哀。当日被大小姐嫌弃的小妞儿成了绣枕最后的主人，通过她的口，我们知道了大小姐绣的时候用了半年，而绣枕被糟蹋却只需要一个晚上，一顿饭的工夫。两个场景之间有着强烈的反差。精美的绣枕变得肮脏、残缺的遭遇也暗示着大小姐备受冷落遭人蹂躏的悲惨命运。

大小姐这种悲惨命运来自于闺房内世界与外世界的潜在冲突。像大小姐这样从小长在幽闺的少女，只能依靠有限的知识、道听途说的故事和盲目的幻想与外界接触，根本没有机会真正接触到社会正在面临的巨大变革；更遑论中国儒家传统文化在每个人身上扎下的深层根基，也是无法轻易被新思想的浪潮撼动的。

精巧的绣工活计，代表着女性贤淑温婉的性情，这是一种将女性自身与婚姻筹码秘密联系起来的转换机制。它在小妞儿和张妈等女性的心中得到顶礼膜拜，也被当时社会大部分人所认可。

但当大小姐将饱含着心血，寄予着希望绣出的精美靠枕送出之后，却遭到白总长家主客们的践踏。由于白总长代表的强势男性主流社会对绣枕的不屑一顾，这种转换机制的作用随之毁灭。

凌叔华以女性的视角，讲述了男性文化及其相应的社会道德为女性设计的深渊与女性深陷其中时不自觉迎合的意识状态与行为方式。尽管男性在文本中是缺席的，但是对男权中心的绝对认可与维护异化了女性的心灵，钳制了她们的行为与追求。

文本的最后，凌叔华也给读者留下一个安慰：“那种是幻境，不久她也懂得，所以她永远不愿再想起它来缭乱心思。”即使如大小姐一般被动的传统女性，也开始打破幻想的壁垒，萌生了新的思想。

三、《酒后》：新妻子的微醺

有论者概括凌叔华的女性主题小说，多写“少女的闺怨与愁思，或少妇的倦怠与越轨之思”。如果说《绣枕》是前者的典型写照，那么《酒后》正是后者的杰出代表。凌叔华通过“描述知识阶层夫妇之间爱情的倦怠、失落、冀求或怀疑外遇的复杂心态，生动地呈现通向‘阴阳两极结合’的成熟爱情的种种情感体验与生命模式”。④庄萱：《婚恋母题与变态心理—京派女作家小说叙事深层结构的艺术透视》，《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1 年第6 期，第72-73 页。

小说主体形式是两条单线并行的结构：一面是丈夫永璋对妻子采苕的热烈赞美；一面是采苕对客人子仪难以言明的情愫。在夫妻之间心不在焉的对话中，小说被一步步推向高潮：采苕得到了吻子仪的许可，但她最终却放弃了。

自称“被环境弄醉了”的丈夫永璋喃喃自语地用桃花、菊花、牡丹、梅花来比拟妻子腮上薄薄的酒晕， 其后又用远山、蛾眉、柳叶、新月盛赞妻子的两道眉。

而采苕却只顾着欣赏客人惹人怜爱的醉态：“两颊红得像浸了胭脂一半，那双充满神秘思想的眼，很舒适地微微闭着；两道乌黑的眉，很清楚地直向鬓角分列；他的嘴，平日常充满了诙谐和议论的，此时正弯弯地轻轻地合着，腮边盈盈带着浅笑。”

与前一段中永璋微醺式的表白中所含对其迂腐、自我中心的暗讽对比，这一段则完全从一个女性的主体视角出发写一个沉睡中的男性客体形象。这一段描写素来为研究者所重视，凌叔华打破了传统小说中女性作为“被看者”的地位，并且女性对男性的“看”完全指向他的身体。因为而被认为是女性主体意识的觉醒。

采苕从心神不宁到羞涩地提出目标到终于要坚决付之行动，经历了层层的心理突围过程，充分显示一个情感丰富的女人对于除了丈夫之爱以外的情感关系的向往。这一形象事实上代表了在新时代和五四新思想的影响下，女性逐渐觉醒，从男权的附庸而变成了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思想、有追求的独立主体。

四、新旧之间

绣枕和吻，都是带有私人性乃至情色化意味的意象。但显然，绣枕是内向性的、中国式的，而吻是外向性、西方式的。这决定了大小姐是被动等待，而采苕是主动追求。

大小姐像绣枕一样待价而沽，父亲、白总长、白二少爷，都没有直接出场，但是他们的言行都对这位大小姐有着控制作用。她甚至都没有进入家庭的另外空间，从自家闺房出嫁，进入的也不过是另一个让人窒息的封闭房间。

和大小姐依靠幻想勾勒两性关系不同，采苕获得了和男性对话，甚至说服男性的机会。“她的笔锋深入女性身处家庭与社会之间的公/私领域；一方面讲述他者与主体性之间的复杂关系，另一方面又试图刻画女性自我及其自主性的浮现与沉 沦。”①林幸谦：《身体与社会/文化—凌叔华的女性身体叙事》，《鲁迅研究月刊》，2010 年第6 期，第58 页。

采苕作为新式家庭的女主人，从闺房进入了客厅。她不再是男性的附属，而是和两位男性共处一个家庭、交际的圈子。女人可以饮酒、招待朋友，同时也有和男性平起平坐，互相交流的可能性。采苕醉了，主体意识和情感体验却达到了高峰。

五、新女性的旧悲哀

新女性的困境与其说来源于封建礼教的压迫，还不如说是在“新”的世界无所适从。她们花了一辈子工夫来修饰自己，但“女结婚员”才是她们真正的归属。一切“与男子平等”为名学习到的知识技能，都不过是枕头上的绣花，没有多少实用价值。

新的文明已经打破了旧日秩序，却无力重建新的伦理秩序。旧式少女固然没法走出闺房，而所谓的新女性也始终离闺房不远。

凌叔华在《酒后》中反复让新女性采苕强调自己对子仪的感情只是怜惜而非爱情。同样，造成最终结局的原因并非因为永璋的反对或者子仪醒来，而是当两个男人还在沉醉之中，采苕已率先从醉态走出。她在以行动者的姿态指向女性主体建构的未来基础之上，最终却选择了适可而止的清醒和妥协。在鲁迅的评论中，这种“偶受着文酒之风的吹拂”的“出轨之作”，终于也回归了故道。

凌叔华或许是最了解鲁迅所谓“梦醒后无路可走”的女性作家之一。因此她的作品虽然充满了对自由、独立、丰满人格的向往，却也不敢让采苕与传统伦理观断然决裂。相反，对于走出家庭之后又将走向何处这个问题，她也进行了冷静的思考。

造成这种犹豫的根本原因并不只是束缚女性的婚姻形式本身， 而是存在于女性潜意识中对自己的女性角色及其所需遵循的生活秩序的认同。新女性受到的仍然是千百年来潜移默化的男权中心影响，这种思想缠绕于生活的每一个细枝末节。

六、余论

通过以上解读，可以从文本的缝隙间窥到五四女作家内心的犹豫和矛盾。她们虽然高扬着要独立解放的旗帜，但其本人却无可避免地成长于传统文化之中，外来的新思想和固有的文化底蕴造成了她们内心激烈的情智冲突。

中国的女性解放运动似乎从来不是纯粹的性别问题。自晚清始，妇女解放就是民族解放的附属物。女权运动需要改变社会伦理秩序的漫长思想启蒙，在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展开。女性作家的动摇和彷徨，也许正来源于女性解放运动的从属性。“反而，凌叔华因其犹疑矛盾而显示出独特性和价值。”②崔荣：《历史悖谬的独特省察—凌叔华小说创作新论》，《内蒙古大学学报》2007 年第1 期，第107 页。而我们也唯有通过对其作品的重新阅读和全方位理解，才能尝试辨析五四之女作家笔下关于妇女觉醒和解放的真实面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