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昕巍

2019年，正值“南社”创立110周年，创作一部百年多来从未有过的此题材戏剧作品，其意义可谓非凡。

1909年创立的“南社”，并非因柳亚子、陈去病、高旭、姚光等一干文化名人占据史籍一隅而为人所知，而因其“文化觉醒” “文化启蒙”“思想唤醒” “精神革命”之卓越历史功勋而在中国近现代历史的民族解放洪流起源之地熠熠生輝！

中华民族的思想解放、思想独立、思想重生之路也许要比前赴后继的民族革命还要百转千回、跌宕起伏。后世的很多社会、思想、历史、结构、腾挪、信念等都与110年前先贤们的梦想、苦楚、挣扎、期盼、挥洒、喋血相呼应。

110年前的梦，今天还在延续;110年前的梦想，今天得以初步实现;110年前的理想，今天在吾辈胸中坚实、脚下踏实！

1907年，中华民族被第一次鸦片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凌辱得千疮百孔、苟延残喘。这个病入膏肓的老者看不懂西方世界的新面貌，甚至连明治维新后的旧时藩属国——日本，都只有好奇甚至暗地里钦佩的份儿。我泱泱华夏怎么办？我万古江河奔向何方？中国的文人士子们扎进典籍中寻找、去西方师夷长技、负笈东瀛潜心研究，苦苦寻求民族出路。有识之士认识到，“意欲医其病，必先医其心”。于是，“南社”在士子们的清流之下，逐渐涌起了波澜。

秀才们真是要造清廷的反吗？似乎不仅仅是，他们在乎的是更加广阔深远的天下。文人们是要开创新时代的锦绣文体吗？更加不仅仅是，那普天下麻木枯萎的灵魂是激荡他们重新浇灌华夏大地的国殇！没有政党的支持，千把个书生能成什么事？没有军队的护佑，就是再多的秀才又能掀起什么浪？就是有理，你又和谁能说得清？！

偏偏有那么多儒雅之人不信这个邪！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在文士的影响下，还真就把皇帝拉下了马。从客观的唯物史观角度来看，中国的近现代历次革命都是中华民族寻求民族解放、独立、富强的一部分，前后互为因果，左右互成犄角。“南社”诸君之对于中国革命、中国觉醒、中国再造的思想地位，不容抹杀、居功至伟。巷陌酒肆里东倒西歪的酩酊，隐藏着浊世背后的清醒;幽润翠竹中的高谈阔论，未必比不过竹林七贤的纵横捭阖;阁楼青灯下的奋笔疾书，正是扑向无边黑暗的亿万萤火;断壁残垣旁的愤然绝交，何尝不是另一曲俞伯牙和钟子期的高山流水;那断头台上的慷慨赴死，又岂止是“秋风秋雨愁煞人”的孤独壮歌……

银杏的刚直，红枫的热烈，倒槐的不屈，修竹的不阿，紫薇的娟秀，桂花的芬芳;丑石的坚韧，回廊的利他，亭台的孤傲，水榭的沉着，林苑的回旋，清泉的明澈……南社的文士们构成了二十世界初的别样江南，并且让华夏四方迅速领略到了江南的无声春雨，从而点燃起心火。南社中有汪精卫之流的民族败类，有退出奋斗之路的放弃者，就更加说明在那个举步维艰的时代能够一往无前者是多么的难得。中国同盟会和南社互为表里，中国共产党和南社丝缕萦绕，整个中国革命都一直在和南社的摇曳烛光共塑灯塔。

中国剧坛已经很久没有“文人戏”了，我们在今天秉承中国艺术精神、遵循东方美学原则，于唯美、灵动、飘逸的戏剧情境中塑造、呈现110年前思想先贤、文学翘楚的宏大睿思，是艺术追求，是历史责任。

“南社”，雅集于江南，辐射向时代，穿透至如今。

（作者系市人大代表，上海话剧艺术中心有限公司导演、编剧、制作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