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俊伊 董凯 张龙

推进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现实要求和发展趋势。在智能制造领域加大投入力度，推动中小微企业完成智能化改造，可以提升地区产业竞争力和经济活力。浙江省作为我国民营经济最活跃、块状经济最发达的地区，在发展智能制造、服务中小企业方面已有一些成功案例和先进经验，可为浙江及全国其他地区的转型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浙江省发展智能制造面临的问题

浙江省在制造业领域发展较早，有一定的先发优势，但中小企业占比高，企业机联网率不到40%。浙江在智能制造实施方面面临产业规模偏小、改造成本较高、沟通机制不完善等诸多困难。

中小企业产业定位低端且规模偏小。浙江块状经济发达，湖州市的纺织、台州玉环市的机床、宁波慈溪周巷镇的小家电，都是由某种生产资料或劳动力集聚而成的产业集群。这些产业集群曾凭借来料加工、贴牌生产、交货迅速、低价大量的特点，满足了民营企业低成本批量出货、短期高利润的需求，但近期在国际贸易摩擦加剧、原材料价格上升、工人工资6年翻一番等因素叠加的影响下，浙江省制造业产业集群发展模式亟待改变。而现实是，由于各细分领域、细分生产环节的智能化改造定制化程度高、产业规模小，企业往往找不到现成的智能化改造方案，不得不投入高额成本与服务商进行深度合作。

企業无力承担智能化改造创新成本。首先，中小微企业普遍存在“四缺”，即缺乏信息化技术基础、信息化人才、懂信息化的经营管理团队、领导信息化的企业家，进行自上而下的全面改造成本难以控制，自身没有能力进行智能化改造。其次，中小企业从事低端加工，企业担心投入高回报慢、自动化生产线改造后停机影响交货等问题，不可能大规模投资智能制造。最后，浙江的中小企业多数分布在缺乏智能制造系统集成商的区县，而有解决问题经验和能力的集成商多数在一、二线城市，对本地民营企业缺乏了解，且单个企业的利润和改造费用难以匹配，造成企业即使主观上有进行智能化改造的需求，资金方面也无力承担。

政府、产业、服务商、金融机构间缺乏沟通与权责分配机制。与长三角内其他省市相比，浙江省相对缺乏龙头企业，以致于出现了三个突出问题：一是没有龙头企业承担平台搭建初期一步到位的投资成本。小企业改造后对营运管理的持续投入无法保证，服务商担忧中小企业的付款能力。二是在对接具体产业具体企业时需求往往不一致，政府、服务商和金融机构对产业发展的瓶颈把握不准，致使无法抓住改造的重点难点问题。三是中小企业的资信难以满足金融机构风控要求，政府财政资金管控趋严又难以提供信贷担保等帮助。

智能制造“浙江模式”的主要做法

针对区域内产业集群块状经济的特点，浙江省联合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三方，大力推动省内中小企业智能化转型，产生了以新昌、慈溪、江山等县（市、区）为代表的智能制造发展“浙江模式”。“浙江模式”的核心特色，是政府引导试点先行，重点突破，并创新性提出“融资、融物、融服务”的智能制造综合金融解决方案。

政府搭台，专家赋能，组建专家指导组，着力为县（市、区）内企业“面对面”把脉问诊。由省委、省政府牵头，浙江省组建了以行业企业 CTO、生产带头人等业内资深专家为主的专家指导组，强化了对县（市、区）与企业的“面对面”服务。截至2019年2月底，浙江省智能制造专家委员会共计聘任127名专家，为16个县（市、区）选派了16个专家指导组。2018 年，专家服务天数累计超过1500天，人均超过12天，可谓真正扎根在一线进行指导。比如，宁波慈溪引进浙江智慧城市研究院牵头组建了“慈溪市智能家电制造创新中心”，该创新中心与浙江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古北电子、涂鸦智能等二十余家单位建立了合作关系，联合打造智能家电系统解决问题服务平台。

试点先行、重点突破，开展中小微企业“企业数字化制造、行业平台化服务”试点。根据省内块状经济、产业集中度高的特点，浙江省在新昌县连续三年开展了轴承行业智能制造改造行动，联合选定了总包商，采用政企合作方式，首先在3家中小企业开展试点，试行几个月后，有不少企业主动要求全面改造，形成了“我要改、自觉改”的局面。在试点成功的基础上，浙江省开展了“百企推广攻坚”行动，已有107家企业的智能制造工程改造项目通过验收。新昌县探索创建了轴承行业工业互联网云平台，将“百企推广攻坚”完成的107家企业约3000条数字化生产线、10000多台设备的大数据，成功联接到轴承行业工业互联网云平台，为轴承制造企业定制开发了工艺参数监控、设备利用率管理、生产系统预测性维护等多款数字化服务产品。

金融创新，多维驱动，提出“融资、融物、融服务”的智能制造金融综合服务方案。针对智能化改造一次性投入大、回收周期长等现实问题，浙商银行突破传统的简单融资思维，充分发挥银行资金融通、信用中介、衍生服务等职能，面向浙江省制造企业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金融创新，在业内率先提出了“融资、融物、融服务”的智能制造综合金融解决方案。“融资”是提供资金;“融物”是指浙商银行联动控股子公司浙银金融租赁，为智能制造服务商和制造企业提供设备租赁、设备外包等融物服务，为项目改造提供中长期支持;“融服务”是发挥银行信息中介和客群优势，为改造双方搭建信息平台和互荐客户、提供履约见证服务促进交易达成，提供设备维保、原材料集中采购等衍生服务。例如，针对“新昌模式”创设的履约见证服务，同时为企业按合同履约、中小企业按期付款提供见证。各方约定：若有任何一方违约，银行都将先行垫付违约金赔付给守约方，并向违约方追偿;若违约方最终仍未偿还银行垫付的违约金，银行可将商业失信录入征信记录，通过增强双方约束实现撮合交易。

几点启示

掌握企业运行规律，找准发展瓶颈，是“浙江模式”成功推广应用的基础。结合专家团队实地调研、驻点解难的成果，新昌县围绕地方特色，从中小轴承制造企业痛点入手，以提升企业效益、实现高质量发展为目标，在轴承行业推广破解智能化改造难题的做法，构成了“新昌模式”的内涵。我国各级政府在制订智能制造实施政策时，一方面要根据所在地区的发展条件和特点，结合本地经济发展特色，杜绝模仿大型城市全产业、高投入的产业发展路径，避免“做大摊子”后继乏力，致使产业偏离本地发展基础等情况。另一方面，要针对所在地区的特色产业和经济状况，保障产业生命周期内的发展持续性，并在产业链上下游和相关细分领域寻找发展机遇，培育或引入示范性较强或有带动作用的企业，拓展主体产业的发展空间。

政（政府）、产（企业）、供（承包供应商与平台服务供应商）、智（智库）、金（金融）多方合作，是破解“主体作为分散、推动力不足”难题的关键。推动各相关方解决发展智能制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需要政府做好引导工作、起到协调作用。在引导方面，政府需联合智库等机构，主动引导企业、资本、供应商发现和解决问题，通过咨询、实践的方式形成有利于各方推广的可行性方案，通过财政资金、政策激励等方式引导行业进行智能化改造，形成以点带面的示范效应。在协调各方关系方面，政府可协调金融机构、供应商服务商等利益相关方，为企业提供信贷融资和股权融资支持担保，强化企业智能化改造的意愿，为各方增强信心。另外，政府还可整合区内高校、研究所等机构的力量，适时引入外部专家等人才资源，为区内企业提供持续的“面对面”专家咨询服务，以务实解决智能化改造问题为标准，避免“走过场”式的调研。

推动产业与金融行业的双向理解与支持，是金融创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前提。实体经济健康发展是防范和化解风险的基础，各地应尊重市场规律、坚持精准支持，推动银行、信托、 担保等金融机构，选择符合国家产业发展方向、主业相对集中于实体经济，且技术先进、产品有市场、暂时遇到困难的企业，进行持续跟踪，适时给予重点支持。针对占用制造企业大量资金的设备可“购买、销售、租赁、外包”的交易特点，采取设备分期、设备租赁、设备外包等业务模式，切实解决买方采购资金不足的难题，并助力卖方扩大销售。针对中小制造企业、系统集成商经营规模小，缺乏质押物，回款困难等特点，推动各级政府就推进智能制造引入政策性担保公司或设立专门性担保机构等，为智能制造供需双方提供担保增信，解决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难题。

根植行业、聚焦场景，回归解决方案，是智能制造发展的必然路径。实施智能制造旨在实现整个制造价值链的智能化和创新，不仅仅是指大集团、大行业的全面转型。在智能化改造中，一定不能贪大求全，而是要本着重点突破、从小处着眼的攻坚精神，找准本区域的核心行业需求，有针对性地解决场景痛点难题。学习浙江省“一县抓一两个行业、既抓试点又抓推广”的成功做法，结合本地企业的实际情况，集中力量针对具体行业、具体场景出台相应的扶持政策，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数字化技改和行业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通过根植行业，解决技术难题，打造具有示范效应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