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南

大哥子武

我大哥子武是作为摘帽右派退休的。反右前是上海市外贸局的专员。说起他在1957年戴上的这顶帽子，也是特定时期的遭遇。他上书周恩来总理，就外贸体制提出建议，可以放开进出口贸易，以争取更多的外汇。当时的外贸，统一于各地的外贸局，哪能容许有异端存在？于是，作为反对党的外贸政策而被打入另册。待1979年平反，他已于8年前去世了。而多渠道的出口创汇，于今已是为政府所鼓励的了——他的意见提得不合时宜，早了20多年。

我大哥出生于1911年，比我实足大了21岁。我出生时，他的大女儿已经1岁，二女儿仅比我小一个月。我妻子去世后，2005年秋，在美国的大侄女命她的女儿在回国探亲时来我家问候我。她带来的一子一女则要称我为太公了。其时，我的外孙女儿在家，正读小学一年级，而这两个已上初中的孩子则要称她为阿姨，一脸的不自然。但没办法，辈份摆着。

我自小与三哥子开生活在一起。因之他称我为弟弟，我称他为哥哥。其时，大哥子武已外出工作，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哥回到上海家中，我称为武哥，而无法改口称为大哥——尽管我父亲几次提醒，也未改变已成习惯的称呼。但他的妻子，我是称为嫂嫂的。当时二哥、三哥均未结婚，我只有一个嫂嫂也。

二哥子长自小由祖母在老家海宁抚养。直到抗日军兴，才由祖母带到上海。应称呼为二哥，但我只是称为长哥。他则与大哥一样称我为南弟。这不合常规之处在于，这种称呼，在我们家乡是用之于堂兄弟之间的。

我大哥结婚时，家父的友人章太炎先生赠有书写在红底洒金纸上的一副对联。这对联我在我家客堂中悬挂过。后由大哥取去保存了。抗战胜利，大哥一家返沪，已另住在愚园路寓所了。

在非正常的十年初期，他被抄家是免不了的。这一抄，就把这副章太炎书赠的对联抄走了。待落实政策，通知家属去江湾一家大仓库内取回抄家物资时，别的东西不缺什么，就是不见这副太炎先生的对联，至今下落不明。抄家者当是识货的。

翻阅我在1949年所写的日记，多次见到大哥来我家时对我的资助——银元一枚。那时，人民币币值不稳，金融投机者兴风作浪，交易大多用银元了，直到取缔银元市场，才有了改观。但每次大哥给的银元，我都始终铭记在心。

二哥子长的一次来访

1951年，伴随着镇压反革命的开始，机关内部搞了一个“忠诚老实运动”，要大家交代或说清楚“历史问题”。二哥子长时在中央财政部粮食总局工作，交代了一个“历史问题”，说的是他在上海大同中学学习，未曾毕业，即于1943年底离开已沦陷于敌手的上海去四川李庄进入同济大学理学院上学，而冒领了大同中学的毕业证书。这也是没有问题找问题吧，总要找出一些“问题”作交代的。

抗战胜利，同济大学复员回沪。他在1946年4月23日由李庄启程，直到5月23日才返抵上海，历时一月。三年不见，我心目中的长哥风采依旧。

长哥于1949年6月在同济大学毕业后，即由从延安归来的裳姊（原名陈云裳，后改名陈英）介绍去华东军政委员会财委粮食局工作。拿的是供给制，这也为以后的享受离休待遇提供了条件。但每月的零用费加伙食费不多，还得由大哥补贴一点。他的女朋友夏清华为他的同济同学，同时进入粮食局，拿的也是供给制。他们在1950年初结婚，我在七宝上学，未参加他们的婚宴，可能只有两桌吧。我自七宝返家，长哥、长嫂送了我一件衬衫。

不久，长哥长嫂就一起被调到北京工作了。1952年晚，突然在宿舍大院中听到门房李大爷叫我去听电话。一听，才知道长哥长嫂已被调往山东张店工作，次日要启程。我当即找一位处长借了一辆自行车赶去（当时每位会骑自行车的处长都配有一辆自行车）话别。长嫂送了我两条短衬裤，那是她亲手缝制的。一件衬衫、两条衬裤，这记忆的印象之深，一直留存到现在。

他们在1953年才调回北京，进入冶金部有色金属研究院任工程师，直到离休。

1957年初夏，我自天津实习返校——北京政法学院，“整风”已进入反右阶段，也有贴我大字报的。一天，长哥突然来我宿舍，他看到这大字报，问我情况怎么样？我答以没什么大问题。兄弟之情，他是怕我出问题啊！

钟情于新闻事业的三哥子开

《李锐文集》第12卷《回忆热河办报》一文，提及我的三哥子开（后以朱悦之名行世），有云：“从牡牛营子开始，陆续吸收了几批从蒋管区投身革命的大学生，主要是从平津来的，……如……朱悦……等。”“这些同志经过放手使用，很快掌握了新闻业务……他们都成了编采方面的骨干。”当时，李锐任冀热辽边区的《群众日报》社长兼总编。

我三哥朱悦对新闻工作是情有独钟的。他在抗战胜利后于光华大学中文系上学时，就曾于晚上就读于中国新闻专科学校。这为以后从事新闻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又，其时，吴文祺已将抗战时经营的小书店歇业，而原任教的暨南大学尚未复校，却就聘于两家报纸主编副刊，这就忙不过来了。家兄朱悦自告奋勇，帮文祺哥去把编好的稿子划版样了。这又为今后的新闻事业初步熟悉了编务。

要说三哥子开的学历，中间是缺了一段的。1942年他于冠宇中学读初中时，生了一场大病，以致未能如期毕业，错过了考高中的时间。因敌伪侵占了光华大学，光华大学中文系、历史系的部分教授，如蔡尚思、周予同等名师，合作借上海市区慈淑大楼的两层楼面办起了诚正文学院。1943年招生，三哥子开就以同等学历报考了，居然也考上了——他文章写得不错的，因家学，文史知识也有一些根底。1945年日本投降后，光华大学复校，诚正文学院即并入光华，诚正的学生也成为光华的学生了。本应于1947年夏毕业，但因于1947年5月上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名单而得地下党的通知而即避祸去海宁乡间。至6月，即通过一条地下联络线由青岛转北平，再去冀热辽边区。这就有了前述与李锐接触、在其手下工作的机会。

之后，则是随李锐进北平，参与编辑北平解放报，又去天津，进入天津日报社当编辑。再南下，在李锐任职社长的新湖南报任时事组组长。1951年，李锐出任湖南省委宣传部部长，又调三哥子开去任宣传科科长。1952年初定级为15级。这级别已不低了。他时年23岁。

他生性还是喜欢编报。1962年，他任职湖南省科协时，得湖南省委领导批准，创办了一份《湖南科技小报》，四开四版，以宣传、推介农村科学种植为主。两年下来，这份小报成了一个品牌，发行遍至附近各个省份，在全国也有了影响。但是，在1966年，还是被停刊了。大势所趋也。

姊姊朱虹的一袋苹果

已是一年级小学生了，而且是本校幼稚园升上来的，我还不知道学校的厕所在哪里。于是，早上吃了粥上学，四节课下来，就难免尿了裤子。同学都放学回家了，我怕难为情就坐在课椅上不动。这时，我姊姊来了，家就在马路对面，不用5分钟就可走到学校的。姊姊接我回家，家中人就说：又小便了吧！——这是发生在1938年秋的事情。也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终于知道学校的卫生间在什么地方，再也不用姊姊来接了。

也是在1938年，抗战军兴，历时数月的淞沪抗战已以日寇占领上海而告终；但未能进到租界，而成了为期4年的“孤岛”。其时，姊姊于1937年初中毕业，已参加了中共地下党员方友竹同志领导的抗日救亡活动；也为难童办起了识字班，办起了一份的杂志《好孩子》。这《好孩子》我见过，家中存有几期，可惜，毁于1966年的大火了。

1938年12月，我姊姊随中共地下党员左英等十多人自上海出发去云岭新四军军部参军，途中转辗2个多月，才于1939年3月到达，由本名朱静伦改名为朱虹。经培训，调到常熟从事民运工作，后任梅南区委组织委员。其时，解放后曾任苏州市委书记的焦康寿任梅南区抗日民主政府区长。写此一笔，是为在10年非常时期中，曾有造反派去杭州向我姊姊外调，要把焦康寿打成叛徒，说是焦康寿曾领有汪伪政府的“良民证”也。在敌占区活动，没有“良民证”就无法与外界联系了。领，也是权宜之计吧。但我姊姊的答复是：确有“良民证”，但那是焦康寿用肥皂自己刻了印章伪冒的。这一下，造反派就只能无“功”而返了。

1952年，21军奉命入朝参战，我姊夫为21军军长，姊姊在军政治部任职。其时，我姊姊已有4个孩子，怎么安排？大儿子、二儿子已上小学，即送入部队办的小学托管。三女儿才3岁，送入军留守处托儿所保育。麻烦的是第四个儿子，还小，想放在我父母家，而我父母年事已高，无此精力了。后来，是交给我姊姊的同学周振伟抚养。那正是国而忘家的。老一代革命者的风貌由此可见。

1954年秋后，我已进入北京政法学院学习。一天，突然姊夫、姊姊来到我宿舍。从朝鲜回国治病，抽空来看我了。他们还是穿了一身志愿军军装来的——21军全军回国，已是1958年了。他们带来了一袋苹果。嘱我与同舍同学分享。这袋苹果的甜味，我至今仍清晰地记得。

1971年3月，我姊夫去世。料理完丧事，南京军区相关负责人问我姊姊有什么要求？我姊姊说别无要求，只想请组织把原在姊夫身边工作了几年的警卫员小吴安排一个工作，不作复员处理。南京方面接受了这一要求，把小吴分配到杭州市郊临安的一个部队干休所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