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建业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文化传播学院，北京 100048)

所谓“跨境叙事”，是指以本国主人公为叙事主体，将故事的主场景/拍摄地设置于国境之外的一种叙事/制作方式，亦可称为“跨国叙事”或“域外叙事”。

从本体层面看，“跨境”是电影与生俱来的空间属性。自电影诞生伊始，就出现了诸多展示异国风光的景观片(Scenics)，“使观众一睹遥远之地，正如今天的大学、教堂演讲以及电视纪录片使用电影展示类似的异国风光”[1](P32)。从制作层面看，“跨境”则可视为一种基于本土文化立场或时代背景的国际化叙事/制作策略，其通过设置一个充满陌生化或奇观性的域外情境，“满足了在地观众的窥视心理与异域想象需求”[2](P148-150)。从文化层面看，英国学者戴维·莫利和凯文·罗宾斯曾指出，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认同并不局限于对本土文化的单向界定，而更多是通过相对于其它地域文化的独特和反差之处构建，即差异构成了认同——“认同同样涉及到排斥与包含，因此界定种族集团至关重要的因素变成了界定该集团相对于其他集团而言的社会边界……而不是边境线内的文化现实”[3](P61)。故而跨境叙事亦是通过差异建构对本民族/国家文化认同的有效传播路径。

中国电影亦不乏诸多跨境取景之作。早在1923年，中国前辈影人黎民伟就远赴日本拍摄了新闻纪录片《中国竞技员赴日本第六届远东运动会》。新中国成立后，虽然曾一度遭受极左思潮影响而导致电影创作的“闭关锁国”，但进入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政策的大力支持下，中国电影开始重新融入世界版图，中国电影人亦再次放眼全球，书写本土之外的“中国故事”。时代询唤电影，电影映射时代。考察和梳理新时期以来中国跨境叙事电影的发展脉络以及国家认同意识在影片中的建构和演变(1)本文的研究主要针对中国内地电影，香港和台湾地区的"跨境叙事"影片暂不列入本文的考察范畴。，无疑能够“由外而内”地审视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的时代症候，进而对未来相关影片的创作有所启示。

一、1978-2008：寻求认同

随着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中国开始实行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封闭十年之久的国家终于再次敞开胸怀、融入世界。中国电影亦开始尝试走出国门、想象世界。早在1980年代，我国就拍摄出了诸如《高山下的花环》(1984)、《雷场相思树》(1985)、《国际大营救》(1987)、《秘闯金三角》(1988)等多部涉及“跨境”的战争/动作题材影片。尽管这些影片并未从制作层面真正地“跨越国境”，却在某种意义上表明了彼时的中国内地“正需要冷战延长线上的‘法外之域’为中介，进而实现‘第三世界’与‘世界接轨’‘继续合作’的国际愿望”[4](P51-57)。

1984年，国务院颁发了《关于自费出国留学的暂行规定》，放宽了出国留学的条件，全国开始小范围兴起了一股出国热。1993年，国家教委进一步放宽自费出国留学的政策，提出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十二字方针。正是这“来去自由”四个字，令方兴未艾的“出国热”迅速汇聚成奔涌向前的“出国潮”。彼时的国人心怀“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质朴幻想，期盼着尽快走出国门，宁愿忍受“洋插队”的煎熬，也要通过在外国社会占据一席之地，来实现对自我的价值认同。这一社会风潮也自然蔓延至影视作品中。

1994年初，一部名为《北京人在纽约》的国产电视剧火遍大江南北。该剧讲述了来自北京的大提琴家王起明和妻子郭燕在美国奋斗和挣扎的故事。剧中“如果你爱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天堂；如果你恨他，就把他送到纽约，因为那里是地狱”的经典台词曾一度广为流传。这部真正意义上跨境拍摄的电视剧作品，对中国电影的跨境叙事亦影响至深。通过寻求西方国家的认可来询唤对自身价值的认同，既是1990年代中国社会心态的真实写照，也是彼时中国跨境叙事电影共同的内在价值诉求。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电影作品有徐庆东执导的影片《狂吻俄罗斯》(1994)，叶大鹰执导的影片《红樱桃》(1995)，内地和香港合拍电影《中俄列车大劫案》(1995)，以及冯小刚执导的影片《不见不散》(1999)等。尤其是影片《不见不散》中葛优饰演的刘元教美国警察学习“趴下”“老实点”“少废话”等中文警告语的情节，更是对这一心态的反讽式呈现。

进入新世纪，随着北京申奥成功、中国男足首次打进世界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会议首次在中国召开以及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等一系列振奋事件的纷至沓来，中国开始全身心投入到全球化的浪潮之中，并更加积极寻求世界对中国的认同。2001年，《北京人在纽约》的导演郑晓龙拍摄了其电影处女作《刮痧》。该片仍然讲述了一个中西方文化从冲突走向融合的“跨境”故事。片中的男主角许大同已经在美国八年，事业有成，家庭幸福，却因为儿子丹尼斯背上的刮痧伤痕被美国医生误认为是虐待儿童，使其陷入了一系列由文化差异导致的人生困境。尽管该片对中美文化碰撞的情节处理略显简单和表面化，却又一次在文化层面“刚好契合了当下中国人既要保持民族尊严和传统又要融入世界的复杂心理”[5](P91-95)，并再次赢得了内地观众的广泛欢迎。

2002年，八一厂又拍摄了首部当代军事题材的跨境叙事电影《冲出亚马逊》。该片取材于真实事件，讲述的是两名中国军人王晖和胡小龙在委内瑞拉国际特种兵训练中心“猎人学校”的培训经历。影片中有这样一个耐人寻味的段落：猎人学校的校长为女儿举办生日晚宴，而她女儿生日当天又恰逢新中国的五十华诞，于是校长不但代表全世界的官兵祝贺两位中国军人，还让在场的各国官兵共同收看1999年国庆大阅兵的实况录像。这一刻，中国人渴望赢得世界认可和尊重的迫切心态似乎到达了一个巅峰。

二、2008-2017：建构想象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随即引发了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但中国经济仅仅在稍受影响之后便成功实现了“V型反转”，加之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中国模式”也再次引发了全世界的关注和讨论，国家层面的全球化战略亦迈出了更为坚定的步伐。2011年，根据日本内阁府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首次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2012年的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出境旅游人数达7025万人次，成为亚洲第一大出境旅游客源国和世界第三大出境消费国。一个综合国力增强，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的崭新国家形象开始树立于世界之林。

尽管自2002年起，张艺谋执导的电影《英雄》开启了中国电影持续近十年的古装大片时代，但其间仍有少数影片以跨境叙事的方式敏锐捕捉到了国家和民间对于西方世界心态的微妙转换。2008年，冯小刚执导了继《不见不散》之后的第二部跨境之作《非诚勿扰》，并以3.25亿的票房成绩问鼎年度票房冠军，并刷新了彼时的国产电影票房纪录。尽管影片仍然延续了冯氏喜剧一以贯之的碎片化叙事风格，但其对境外空间的文化指涉却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影片中葛优饰演的秦奋和舒淇饰演的梁笑笑不再像《不见不散》中的刘元和李清、甚至更早的王起明和许大同那样用尽浑身解数扎根异域，而是以旅行或散心的目的去体验异国风情。无独有偶，之后诸如《杜拉拉升职记》(2010)、《亲密敌人》(2011)、《巴黎宝贝》(2011)等涉及“跨境”叙事/元素的国产影片亦设计了类似的“出境游”情节。

2012年，演员徐峥推出了他的电影导演处女作《人再囧途之泰囧》。该片不仅是一部跨境叙事的影片，更是以12.67亿的票房成绩问鼎年度票房冠军，并再次刷新了彼时国产电影的票房纪录。而这部影片的横空出世，也标志着中国电影全面开启了“跨境之旅”，并呈现出井喷式的发展态势。从2012年到2016年，短短四年间，出现了诸如《北京遇上西雅图》(2013)、《非常幸运》(2013)、《我想和你好好的》(2013)、《等风来》(2013)、《老男孩之猛龙过江》(2014)、《一生一世》(2014)、《分手大师》(2014)、《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2015)、《命中注定》(2015)、《唐人街探案》(2015)、《横冲直撞好莱坞》(2015)、《港囧》(2015)、《惊天大逆转》(2016)、《我最好朋友的婚礼》(2016)、《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2016)等一系列跨境叙事电影。

尽管这些影片涉及多个国家和地区，所讲述的故事和类型也不尽相同，但大多遵循了两种叙事模式——“跨境之恋”和“跨境历险”。并且在这些影片中，境外空间作为故事的主场景已经不再具有鲜明的文化层面的戏剧功能，仅仅呈示为具有异域标识的景观特征。以《北京遇上西雅图》为例，虽然该片也在美国拍摄，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下部分国人“赴美生子”的“美国情结”，但女主角文佳佳内心真正所渴望的，并非是美国这个实体国家，而是好莱坞电影《西雅图夜未眠》中“相爱双方在帝国大厦楼顶相遇”的桥段——即更为个人化的“浪漫爱情”。故西雅图作为故事空间反而被“去地域化”了，仅仅是一个爱情类型片中惯例性的“必须场景”。再如《老男孩之猛龙过江》中的肖大宝与王小帅，虽然也是去美国寻梦，但他们寻的亦不是“美国梦”，而是追求更为普世的“音乐梦想”。学者陆嘉宁对此总结道：“不同领域的现象共同印证了一种自我想象——比以往更加富裕的、更坦然走向世界的中国……人物在影片中的状态不再是发自内心的窘迫不安，而是表面遭遇尴尬、实际玩转异域的潇洒心态”[6](P13-17)。

正是这种“玩转异域的潇洒心态”，标志着中国电影的跨境叙事在“大国崛起”的时代氛围中建构了对异域/本土的双重想象——异国他乡已经不再是中国人试图融入和扎根的“理想之国”，而更像是中国都市中产阶层修行或成长的“愈疗之地”。

三、2017以后：自我认同

2013年3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首次向世界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想——“这个世界，各国互相联系、互相依存的程度空间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7]。同年9月和10月，习近平又分别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的合作倡议，推动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化实践。2017年，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在报告中又提出了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系列倡议和理念的提出，不仅体现了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取得的瞩目成就，也令中国人对国家的认同感和自豪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电影的跨境叙事也与时俱进地走向了“新时代”的空间变奏。

2016年，影片《北京遇上西雅图之不二情书》似乎已经开始为新的“跨地域想象”进行了某种铺垫。在其前作《北京遇上西雅图》中，作为异国他乡的西雅图和纽约还仍然承担着“愈疗之地”的空间指涉。而在《北西2》中，空间指涉再次发生了反转，作为异域空间的澳门和洛杉矶，不再是主人公的心灵圣域，而是主人公永远都无法融入的情感荒漠，只有故乡秭归——“国家”才是真正的“不二情书”。同年国庆档，影片《湄公河行动》(2016)以一个改编自真实事件的“跨境抓捕”故事，再次全方位地展现了更加强大、更为负责、更具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国家形象。

从2017年开始，虽然仍有诸如《情圣》(2017)、《功夫瑜伽》(2017)、《大闹天竺》(2017)、《唐人街探案2》(2018)、《李茶的姑妈》(2018)等“跨境之恋”或“跨境历险”的影片问世，但对于已经习惯出境旅游的国内观众而言，异国风情的陌生化和奇观化效应正在减弱，观众对其的观影兴趣亦逐步丧失，于是“跨境营救”反倒成为近年来中国电影最为流行和成功的跨境叙事模式。典型如《战狼2》(2017)、《非凡任务》(2017)、《空天猎》(2017)、《中国推销员》(2017)、《红海行动》(2018)等影片，均以不同的方式或篇幅讲述了中国军警去境外拯救同胞的热血故事。其中《战狼2》更是以56.39亿的票房成绩位列内地电影票房总冠军，《红海行动》亦取得了36.22亿的票房佳绩。

2018年，笔者作为剧本编审参与了电影《三重威胁之跨国大营救》(2019年上映)的部分编剧及后期剪辑工作。影片邀请了陈虎(中)、托尼·贾(泰)、伊科·乌艾斯(印尼)三国动作明星以及《战狼2》的女主角卢靖姗出演，讲述的是三个分别来自中国、印尼、泰国的雇佣兵在马哈扎雅(虚构地名)营救和保护一位中国女性免受恐怖分子侵害的动作冒险故事。尽管该片有跟风之嫌，且票房和口碑亦不尽如人意，但它却令“跨境营救”更具国际化视野，也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理念。

2019年，号称中国首部“硬核科幻片”的《流浪地球》以46.18亿的成绩，成为继《战狼2》之后第二部过40亿的国产跨境叙事电影。该片虽然也讲述了一个“跨境营救”的故事，但被营救者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同胞，而是拓展到整个人类，国内观众也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中国人拯救全世界的故事。因此，该片也再次超越了国产跨境叙事电影的空间格局，以中国特有的价值观和想象力，进一步诠释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重大命题”，并更加积极的“彰显了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华美学风范”[8]。

这些影片的接连推出，也折射出当下从国家到民间正在进行新一轮“自上而下”的全球化想象——在新时代语境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主导下，国家和国民不再寻求通过“他者”来定义“本土”的文化/价值，而是通过对“他者”的祛魅重构，完成对“本土”文化/价值的自我认同。

四、结语

从“追求认同”到“自我认同”，这既是新时期以来国家认同意识的建构轨迹，也是中国跨境叙事电影不断演变的叙事动力。但不可否认的是，当国内观众无法再通过差异建构对民族和国家的认同时，中国电影的跨境叙事便会面临从陌生化走向常态化的创作困境。故本文针对其未来的发展趋势，提出三点粗浅的对策性建议：

(一)从陌生情境到戏剧情境。在未来的相关影片创作中，异域情境不能仅仅局限于展示文化景观或者视觉奇观，而是要作为戏剧情境有效地参与到影片的叙事进程中，成为无法替代的戏剧元素。

(二)从类型模式到现实主义。虽然“跨境之恋”、“跨境历险”以及“跨境营救”是目前中国电影最为主流且相对成熟的三种“跨境”模式，但已经呈现出“陈词滥调”的套路化趋势，很容易引起国内观众的审美疲劳，创作者还是应该更加深入地挖掘生活，以现实主义为原则，寻找更为生动和真实的“跨境”故事。

(三)从国家认同到共同体意识。越是“大国崛起”，就越要警惕“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而这也是诸多国产跨境叙事电影虽然在国内风生水起，却无法走向世界的原因之一。因此，在影片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观，并融入更多的中国话语，才能够真正实现人类价值的中国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