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 美 强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安全舒适的住宅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之一。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天灾人祸和城市化进程的快速发展等原因导致大量人口涌向城市，住房成了一种供不应求的社会产品。如何解决这一社会问题，民间团体和一些有识之士进行了有益探索。他们通过调查工人居住条件和生活境遇，形成了一整套改善劳工住宅的方案，并尝试通过改善劳工的居住和生活环境，从而最终改良整个社会。“劳工新村思想”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萌芽的。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城市劳工住宅的研究，学术界多集中在社会保障和“民生”工程建设层面。如在《试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劳工福利政策及其缺陷》(《民国档案》，2003年第1期)一文中，陈竹君认为，兴建劳工住宅是南京国民政府的一项“劳工福利政策”；而李常宝的《抗战前南京政府平民住宅建设浅析》(《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4期)则认为，南京政府平民住宅建设，在“一定程度上践行了孙中山的民生主义”。对于劳工新村建设，学术界则鲜有论述，且对于南京国民政府所推行的“平民住所”与“劳工新村”的相互关系，则更是少有涉及。本文试图在厘清“劳工新村思想”产生的基础上，就此问题展开论述，进而剖析劳工新村内部治理概况以及其对于城市居民社区管理思想和理念的思考与启迪。

一、朱懋澄劳工新村思想

1923年，朱懋澄受基督教青年会的委派到国外考察有关劳工情形与组织状况。回国后，朱懋澄即担任全国青年协会职工部主任干事，并协助举办职工事业。1926年，为了寻找社会改良的切入点，朱懋澄深入上海工人聚集区，就工人居住状况和社会处境开展历时八个月的调查，最后他向社会公布了《调查上海工人住屋及社会情形记略》的报告。在调查报告中，朱懋澄认为，自从欧美工业制度传入近代中国以来，劳动阶级各方面受其影响尤为剧烈，住房就是其中之一。“食力之小民”居住在“卑陋湫溢”和“污浊黑暗”的“贫民窟”，由此产生诸多社会问题。在深入调查劳动阶级住房现状并总结基督教青年会职工住房改良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朱懋澄逐渐形成了“劳工新村思想”。朱氏呼吁：“凡留心社会改良问题者如欲考其备细，通函见询，自当竭尽以告。”[1]735并号召有识之士共同承担起这一社会责任。朱懋澄撰写了《为劳动社会筹建模范新村之计划说明》一书，详列了改良劳动阶级住屋的办法，提出以改善他们住宅为切入点，从而改良整个社会的思路和方案。

朱懋澄劳工新村思想的提出，一方面出于对劳苦大众处境的同情，另一方面也是借鉴当时国外解决劳工住宅问题的有益经验。朱懋澄称，修建“劳工新村”是“潜心考查各方执行，本科学的原则，而拟定一建设的改造计划”[2]43。朱氏还进一步细化了劳工新村方案，明确提出，要“设法改良工人之住屋状况及环境，提倡建设模范工村，以辅助工人提高其社会生活，增进其健康与愉快”，尤其是要通过“特别规划劳动教育”和“救济贫穷”，并举办经济合作等事业，以达到“表示社会合作之精神”，“提倡工业民治制度，尊重工人代议权”的目的[2]51。在调查和总结的基础上，为了解决劳动阶级生活贫困和处境艰辛所引起的社会不安，朱懋澄细化劳工新村的具体规划，并设想辅之以举办教育、经济合作、工人自治等相应事业，从而伸张劳工权利，全面改善劳工境况，以化解当时尖锐的社会矛盾。

由上可见，朱懋澄劳工新村思想萌生于上海工人起居生活状况调查之时，形成于《为劳动社会筹建模范新村之计划说明》一书，深化于“模范新村”的倡导。但劳工新村思想的最终定型，却体现在朱懋澄所撰写的《劳工新村设施大纲》中。在大纲中，朱懋澄系统阐述了自己关于“劳工新村”的思想与主张。劳工新村宗旨在于“改良劳工住宅状况及其环境，务使其合于卫生；在社会服务专家指导之下，进行社会改良运动，以期劳工成为健全之公民”[3]5。其基本思路是以建立符合卫生标准的工人住宅入手，再在其居住区域全面推行各项社会改良事业，最终培养出“健全的公民”。

从性质来看，劳工新村计划“成为一种非慈善的经济自给之事业”，它既非一慈善机构，又非一营利团体。其力图控制房屋修建成本，专门针对收入在三四十元的低薪工人家庭，并收取市场标准百分之五十的低廉房租，以确保新村村务的正常运转。从劳工新村建设和管理来看，“科学化”“公社化”和“自治化”是劳工新村思想的三个显著特点。其一，新村规划科学化。朱懋澄主张，劳工新村地基应高出地面一定尺寸以免潮湿，四周排水系统务必通畅，建筑材料要能防火灾，房屋布局应该空旷，通风和采光条件应较好，且卧室、居室、厨房、厕所、花园等设施齐全。总之，劳工新村的布局要科学合理，符合经济学、物理学、美术学、卫生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要求。其二，新村服务公社化。为推进社会改良，劳工新村应设立一公社，以举办学校、诊所、浴室、图书室、公共礼堂、合作商店、公共卫生、游戏场等事业，使“公社为进行整个新村运动之中心，整个新村运动之成败，胥有赖于此也”[3]6。可见，公社是劳工新村实践的关键所在，也最能体现劳工新村运动的改良性质，其职责涉及教育、组织训练、卫生、医药救治、休闲娱乐、职业指导、安全保卫等各项公益事业。其三，新村管理自治化。劳工新村管理实行村民自治，由村民推举成立自治联合会，负责制定新村规约，议定、收取和管理房租，聘任公社办事人员等事宜，其最终目标是“训练劳工自治和四权的运用”，以实现民权精神。

综上，“劳工新村思想”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为匡救劳工住房条件恶劣所引起的社会时弊和不利影响，由个别社会人士提出的一整套社会改良方案，其核心是希冀通过对劳工住宅及居住区域村务的改进，最终达到改良整个社会的目的。

二、劳工新村运动的发起与推行

在劳工新村思想指导下，1927年10月，青年会在上海浦东率先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劳工新村”。劳工新村的兴建，得到包括政界人士在内的各方支持和关注。他们不但对此举大加赞赏，还慷慨解囊，如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等曾为浦东劳工新村捐款八百七十余两，且蒋介石称赞“劳工新村”是“村舍新模范，社会新仪型”。党政要人的首肯，加快了劳工新村的建设步伐，且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一场由蒋介石等政要发起的劳工新村运动在南京拉开序幕，并逐渐推向全国。

在劳工新村修建发起书中，发起人声称，由于贫苦工人居所地势低洼，污水横溢，以至于不合卫生，妨碍健康，危及生命，从而导致生活状况至为恶劣。因此，建立合于卫生的房屋，举办各种公益事业，并对劳工加以训练和指导，不但契合“党国政纲扶助劳工之至意”，而且“首都为全国观瞻所系，亟拟先事建筑是项新村，以为首创”，“以为社会改良之先声，并期推行于全国”[4]2。此倡议表明，南京国民政府从党国政纲贯彻落实的角度，对劳工新村建设进行了重新审视，并设想从南京开始试点，再向全国推广。此时，朱懋澄已被任命为工商部劳工司司长，并专门负责统筹全国劳工新村的规划和建设。南京国民政府也在南京造币厂附近觅定地点，以着手推动劳工新村建造工作。后来，实业部“为改善劳工生活起见，曾拟具劳工新村实施办法大纲，通咨各省市参考执行”[5]268。各省接到命令后即要求各县提倡举办该项建设，并随时将办理情形向上级呈报。一时间，一场轰轰烈烈的劳工新村建设运动在全国各地逐渐展开。如浙江省在接到实业部下发的建设劳工新村政令后，随即要求各县市结合当地劳工生活情形及社会经济状况，“预为筹议建筑方法，择定地基，筹措经费，分期举办，并与地方各法团或工厂商店合力进行”[6]29。与此同时，实业部还颁布了《劳工新村管理规则》，界定了劳工新村事业及其范围：“关于村户之教育、卫生、自治、娱乐、职业指导、警卫及其他事项。”[7]1为了指导全国各地的劳工新村建设运动，朱懋澄撰写了《劳工新村实施大纲》，并就劳工新村的意义、目的、倡导、建筑、经费、租赁、管理、公社、自治、组织和规约等十个方面进行了系统阐述。在实践中，劳工新村住所分为甲、乙、丙三等，每等次均为两户一体，甲等住屋包含寝室两间、居室一间以及厨房和厕所；乙、丙等住屋包含寝室、居室各一间以及厨房和厕所，且甲等和乙等住屋还自带一小花园。自此以后，《劳工新村实施纲领》成了南京国民政府新村建设的指导性纲领。

在积极推动劳工新村的同时，南京国民政府还扩大了新村居住对象，大力修建“能营正当职业之贫民而居之”的“平民住所”，以解决城市低收入和贫苦人群的居住问题。“平民住所”汲取了劳工新村住屋分等、规划“科学化”、服务“公社化”和管理“自治化”等合理思想，并设计了更多的房屋类型，以供城市不同对象的人群居住。设施完善的住房供城市劳工居住，而最低等级的住房则专供棚户租住。如上海，“平民住所”分甲、乙、丙三种不同类型，其中“甲种为职工住房，乙种较次，丙种专供棚户需求”[8]148。甲种房屋包括居室、厨房、盥洗间、阁楼、卧室各一间，屋前有花园；乙种房屋包括居室、卧室、厨房、盥洗室各一间，屋前也有花园，且这两种房屋四周是水泥大道，道路两旁还种有梧桐[9]25。相对上海而言，南京“平民住所”分类更细，共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种，甲种为楼房，乙、丙、丁、戊四种为平房，前四种专供城市市民居住，而戊种住所则“系容纳棚户之用”，即便如此，后四种住所都有“商店、公井、公厕、食堂、学校、菜市、合作社、茶社和公园”等公共设施[10]5。以上设计和分类表明，虽然“平民住所”的建筑样式被分成了很多等级，但它扩大了居住人群的范围，连“棚户”也被纳入其中，而且住所的配套设施也大为改善，从而极大改善了入住居民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在实际管理过程中，“平民住所”不但租金较为低廉，而且内部也实行自治管理。“平民住所”不仅在住所型制与管理方面借鉴了“劳工新村”的做法，而且在技术指导方面也依赖于劳工新村的提供。如上海市政府就直接借用劳工新村管理者王振常去创办“平民住所”。与“劳工新村”相比，“平民住所”涵盖的对象更为广泛，其不仅包括一般劳工，同时也包括了处于城市最底层人群——棚户。在房屋修建设计、内部管理和公共事务举办等方面，“平民住所”与“劳工新村”如出一辙。由此可见，“劳工新村”建设的理念和管理思想为“平民住所”借鉴和吸收，“平民住所”是“劳工新村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产物。正如朱懋澄所指出，上海市政府在1929—1930年间所修建的“平民住所”，“其大概计划，均系采自浦东新村，每村设公社一所，游戏场一方，另有洗衣地点，其前主持社会服务工作人员，亦系经浦东新村训练者”,且与浦东新村相比，还稍微逊色，“一因多数家庭，排列毗连，聚集一处，每家房间不够”，“另一原因，则为人数过多，社会服务人员于指导方面，难免有力不逮，收效殊少也”[3]8。朱氏议论表明，尽管“平民住所”的计划和设施等都秉承了“劳工新村思想”，而且连管理人员也由“劳工新村”训练，但由于过分追求居住人员的数量，因此在住房规划布局、指导服务和实际效果等方面却不如“劳工新村”。

“劳工新村”向“平民住所”的演进，扩大了城市住房覆盖人群的范围，使得更多的民众受益。而随后，南京国民政府的着力点也倾向于兴建包括“棚户”人群在内的“平民住所”，并在全国大力提倡，从而使得“劳动新村”建设思想得以在全社会推广开来。后由于抗日战争的影响，“平民住所”修建被迫中断，但“平民住所”的建设还是取得了一定成效。以南京市政府为例，截止抗战前，其在南京修建“平民住所”近一千六百间，其具体情况见下表。

抗战前南京市所建平民住所一览表

注：本表主要根据《南京市历年建筑各种平民住宅一览表》(《南京市政府公报》1935年第159期，第181页)制作而成。结合其他文献，已对《南京市历年建筑各种平民住宅一览表》个别错误数据作了订正，同时增补了相应数据。

三、劳工新村的村务治理

按照设想，在“劳工新村”中必须设立公社，公社承担造就新社会的使命，它是实现劳工新村思想的关键所在。劳工新村的“公社化”，使得新村成了社会的缩影，其村务不仅涉及房屋改良和租住管理等内容，还包括劳工政治训练、经济发展、教育体育、安全卫生、休闲娱乐等许多社会事务在内。下面以浦东劳工新村为例，一窥劳工新村的村务管理与社会改良情形。

(一)完善的管理机构

按照《劳工新村设施大纲》的规定，劳工新村应设立管理委员会、公社和自治联合会等组织管理机构。管理委员会为新村的行政管理机构，公社为新村的服务和训练机构，而自治联合会则为村民的自我管理机关，三者分工合作，各有侧重，相互共同推进村务的开展。在劳动新村组织管理体系中，公社居于核心位置，“如只有住屋，而无公社或其类似机关，则全部计划不克实现”[11]9。公社是整个新村运作的关键所在，各种教育事业、自治和公共组织训练、卫生设施、医药救治、日常村务、礼仪风俗指导、休闲娱乐、职业指导以及警卫等事宜，均系公社的职责。本此精神，浦东劳工新村隶属于上海青年会劳工部委员会，委员会下设教育、总务和村务三股。教育股负责民众学校、劳工补习学校和劳工小学校事宜；总务股负责体育、宣传、游戏等职责；村务股负责新村修葺、村友自治会、村友调查。据此，劳动新村完善的管理机构，为其内部的有效治理提供了组织保障。

(二)发达的群团组织

在浦东劳工新村，成立了各种类型的民众团体，有志愿服务性质的“青年服务团”，有少年儿童组织的“少年团”和“儿童团”，有文体活动型的“田径队”“国乐团”“新剧团”和“化妆表演团”。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青年服务团”“少年团”“儿童团”和“田径队”。“青年服务团”是由具有服务奉献精神的青年志愿者组成，虽然人数不多，但其事迹斐然。他们或义务修筑村内道路，使得全村人员免遭出行不便之苦；或自觉承担维持治安职责，以免丢失物件和村内公共设施受到破坏；或组建消防小组并开展训练，以防火警和不测；或提倡教育，劝导幼童入校读书识字；或定期举办人生研讨会，以期德、智并进，成为良好青年；或利用闲暇，定期表演，以教化民众。“少年团”以增进体育，促进身心“平均发展为目的”，其内部组织严密，还设立了足球、篮球和乒乓球等小队，且其训练和比赛成绩在上海赫赫有名，少年个人和团体均得到了长足发展。“儿童团”以养成良好公民为目的，旨在锻炼儿童体格和训练他们的服务习惯，为此，新村将他们组建成小球队，每月定期开展活动。“田径队”是由少年团发起成立的民众组织，其主要开展跳远、跳高、短跑、长跑和标枪等活动练习与竞赛，并创造了各项不凡的成绩。综上，新村中各种民众团体不仅众多，而且各项活动也开展得有声有色，其不但可以增强新村民众的身体素质，而且还提升了服务社会和他人的道德情操。

(三)丰富的文体活动

在浦东劳工新村，除上所提及的乐团、剧团等文艺团体外，村内还建有文体活动室，室内备有乒乓、象棋、报纸等设施。各种设施在固定时间向公众开放，以备工作之余村民锻炼或阅读，从而加强彼此联系和情感，杜绝不良习惯。在室外，新村还开辟了足球、篮球场，增设了滑梯、跷跷板等体育设施和器材，平均每天参加运动和锻炼的成人达两百人次，儿童达五六十人次。户内户外活动的开展，使得民众的休闲娱乐生活更加多姿多彩。在新村中，每年除定期举办各类体育竞赛活动外，还举行一或二次英文演讲竞赛和象棋比赛。根据不同月份，新村还开展诸如提倡劳动教育、社会与道德、儿童幸福等主题演讲会，以加强村民的思想道德教育。游艺会为新村娱乐生活不可或缺内容之一，每月举办一至二次活动，其目的在于寓思想教育于表演、歌唱和音乐之中。为教导民众，在双十节、总理诞辰纪念等节日，全村均要开展隆重的庆祝和纪念活动，以唤醒民众的国家和民族意识与观念。完善的文化活动设施和团体，以及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不仅充实了村民的业余文化生活，陶冶了他们的情操，而且还熏陶了他们的内心精神世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人们居住环境的同时，也改观了他们的精神面貌。

(四)立体的教育培训

多层次全方位教育网络的覆盖是劳工新村的又一特点。为提高劳工知识程度，增进劳工生活技能，浦东劳工新村采取举办学校、开展识字、播放电影等多种手段，成立了“劳工补习学校”“女工夜校”“劳工小学及幼稚班”“识字学校”等教育机构。为了适应上海大都市的需要，新村创设了“劳工补习学校”，主要教授实用英语，免费为村民开展补习，该校最高峰时学员曾达95人。除每天练习读写外，每周还举行周会一次，练习英语读写及会话表演。“女工夜校”也对村民免费培训，其培训内容为市民国语、尺牍、地理等科目，包括村民女工在内，参加人数竟达一百余人。借助村内各种设施，浦东劳工新村还举办了“劳工小学及幼稚班”，对村民子弟实行免费教育，课堂教学主要采用设计性教育方法，课程注重课外活动训练和儿童自主能力培养，劳作工艺、集体活动等所占比例较大。为响应社会识字运动的开展，浦东新村还举办了“识字学校”，自编识字课本，以扫除文盲。多种形式的教育活动和组织，涵盖了新村男女老少，而制度化的学习机制，不仅普及了村民的文化知识水平，还提高了他们的社会生存能力。

(五)有效的疾病防控

疾病预防与控制也是劳工新村较为重视的村务之一。为消灭苍蝇所带来的危害，浦东劳工新村成立了“灭蝇会”，一方面大力宣传灭蝇的意义，另一方面还发动民众灭蝇，有偿收购死蝇，并奖励成效尤为显著者。同时，新村还组织民众开展卫生运动大会，动手清道、填沟等工作，并出面协调药房捐献药物用于消毒河水，以避免时疫的流行。每年春夏，新村还组织播种牛痘和注射防疫针，以防天花及病疫传染。此外，新村还积极协调医院，凡村民出现重大疾病者，及时送进合作医院就诊和救治。行之有效的医药卫生举措，使得劳动新村不仅改善了村容村貌，为新村民众创造了良好的生活环境，而且还有效预防了各种流行疾病的发生，确保了新村居民的健康安全。

综上，在浦东劳工新村，其组织管理机构健全，并且村务兴办涉及面十分广泛，包括教育卫生、消防安全、文化娱乐等多方面。各项村务事业的改良和所取得成效表明，修建劳工新村，在一定范围内既改善了劳工居住环境和业余文化生活，又在一定程度上增进了他们的幸福感。

四、思考与启示

住是人类最基本的生活需求之一，追求和拥有舒适洁净的住房是每个人心中的梦想，然而要实现这一愿望却十分艰难。正如恩格斯所说：“所谓住宅缺乏现象，并不是说工人阶级一般总是住在恶劣的、拥挤的、不卫生的住宅中。”[12]470因为“我们现代大城市中的工人和一部分小资产阶级所遭遇的住宅缺乏现象,只是从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无数比较小的、次要的祸害之一”[12]471。由此看来，“住宅缺乏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必然产物，不但工人阶级，而且连小资产阶级也难以幸免，所以劳工住宅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决非偶然。虽然“住宅缺乏现象”不是现代社会所特有，但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它就会以“急性病”或“慢性病”的形式出现。它既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产物，又带有工业革命所特有的色彩。因此，要想解决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所引起的城市住房紧缺问题，必须要意识到解决这一任务的长期性和艰巨性。

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劳工问题十分突出和复杂，并逐渐演化成了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如何解决这一棘手的社会问题，不同群团和党派组织提出了不同的主张。劳工新村思想就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其希望通过从改善劳工住宅入手，在城市中构建起一个个劳工居住的模范新村，从而达到改良整个社会的目的。有人将这种主张称之为“社会改进主义”思潮，即在“主张保持社会之根本组织，同时预防社会上种种弊害，以期由改进生活，而解决劳工问题”[13]87。对此，劳工新村的发起人朱懋澄也毫不讳言，他主张劳工新村就是“以改良劳工之生活，养成闾里自治，逐渐推广，以期达到建设健全的新社会”[14]14。朱氏认为：“中国工业化之结果，势将使全国成为贫民窟矣，而整个社会亦不复成为社会矣。”因此，唯一救治之道为“实施劳工新村制度，盖所谓劳工新村制者，不仅在解决劳工大众的居住问题，举凡实行自治制度，改良风俗，普及教育，以及促进生产能力，安定社会秩序……如是，则生活改良，家庭改善，新社会建设，胥有赖于是矣”[11]10。按照朱懋澄的说法，劳工新村制度不仅是解决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劳工住宅问题的有效药方，而且个人生活改良、家庭生活的改善、新社会的建设等等，都有赖于劳工新村的建设与推广。相比较扎克斯消除劳工“住宅缺乏现象”的主张，即在大城市附近建立工人移民区，并配套“自来水、煤气照明、蒸汽供暖或热水供暖、洗衣房、晾晒场、浴室等”，以及“托儿所、学校、祈祷室〈！〉、阅览室、图书馆……葡萄酒和啤酒贮藏窖、设备齐全的舞厅和音乐厅”[12]503，劳工新村思想除了在个别细节方面与此存在差异外，其本身就是扎克斯主张的翻版。而“平民住所”方案的提出和推广，其与劳工新村思想更是一脉相承，即在住所之中大力兴建学校、公共活动场所、娱乐、浴室、供水等配套设施，并开展教育、职业指导、公民训练、公共卫生和疾病预防等日常事务[15]284-287。恩格斯曾批评扎克斯的这种主张实质上是一笔勾销社会主义的东西而赋予资产阶级的改良性质，从而完全变成了空想。因此，劳工新村思想从其本质意义上来说，也只能归属于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改良范畴，并具有一定的空想性。

劳工新村思想得到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可，并在全社会大力推行开来，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一时期国民党劳工政策的调整和变迁历程。在总结国民党劳工政策时，孔祥熙认为，南京国民政府“仍遵照党纲所定扶植劳工政策，处理劳资争议，以谋劳资协调……兴办首都劳工新村，编发劳工新村设施大纲，以期改善劳工住宅”[16]424。孔氏代表官方所阐释的劳工政策表明，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在建立之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就已抛弃了“联共”的主张，同时也完全改变了放手发动劳工阶级起来解放自身的做法，但他们也不能不顾劳工抗争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因此转而企图在“扶植劳工”的旗号下，采取多种措施改善劳工住宅，以缓解劳资矛盾。由此看来，南京国民政府接受劳工新村思想，以及任命朱懋澄等主持全国新村建设工作，也就在情理之中。对劳工新村思想的采纳，说明南京国民政府的劳工政策已经发生了明显转变，从而走上了一条社会改良的道路。

虽然劳工新村建设没有达到改良整个社会的目的，但我们不能据此否认劳工新村的积极意义。正如时人所说：“新村试验中，最大的贡献，就是改良工友‘住’的状况，不但在卫生和美术方面有了相当成绩，在经济方面，也想出些具体和科学的方法来。”[17]185时人评论说明，客观而言，通过切实可行的办法，一方面，劳工新村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改善了劳工居住条件，另一方面，劳工新村的各项活动也提升了居住者的生活品质。与此同时，劳工新村还促进了周边居民文化生活水平的提高。以浦东新村为例，据统计，仅1928年，就有十余万人次参加室内室外游戏，阅报人数达六千三百八十一人次。统计数据表明，劳工新村具有较强的社会辐射功能。从劳工新村管理本身来看，村民自治管理模式以及村务兴办的“公社化”和社会化，极大调动了新村劳工的积极性。总之，劳工新村在德、智、体、文、卫等方面所作的各项改进及其所秉持的理念，即使在当下也对城乡社区的治理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