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晓莎

一、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内涵及在中国的运用

（一）二元结构理论的内涵与发展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得主刘易斯最先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模型”来解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发展中国家同时存在着自给自足的传统农业体系和以制造业为主的现代化工业体系两种不同的经济体系，这两种体系构成了“二元经济结构”。刘易斯强调农村拥有更加丰富的资源，应当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中去以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升级。

1961年，美国经济学家费景汉和拉尼斯在《经济发展的一种理论》一文中对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作了修正，指出刘易斯忽视了农业增长的作用，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所带来的农产品的剩余才是农村劳动力流向城市的先决条件。他们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分成了三个阶段，同样强调将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部门，以实现发展中国家向现代一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乔根森（Jorgenson D.W.，1961）和托达罗（Todaro，M.P.，1969）对费景汉和拉尼斯等人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指出，刘易斯二元结构理论并不能解决发展中国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问题，消除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不能仅仅依靠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而是应该以发展农村经济为契机，不断扩大农村就业市场，改善农村生活条件，实现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同时发展。

（二）二元结构理论在中国的运用

二元结构理论对中国现实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便是以农业为主的界限分明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这一阶段我们选择了动用全社会一切资源为工业化生产提供粮食和原材料，推行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重视城市和工业部门的发展，中国的二元结构逐渐固化，城乡差距逐渐拉大；

改革开放之后，我们开始重视保护农业农村的发展，但是效果并不明显，农村仍然通过提供廉价劳动力等方式来推动城市的发展，充当的仍是城市发展后备军的角色，城乡差距进一步拉大。

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城乡融合发展。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国不断丰富和发展了二元结构理论。从中国城乡二元结构曲折的演变历史我们应当看到，通过劳动力转移使得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路径似乎难以实现，而城乡融合理念是在二元结构理论基础上，针对中国现实摸索出的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理念，在城乡融合发展的基础上实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转型升级。

二、中国二元结构转型的曲折历程

（一）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初显（1949-1978）

新中国成立之后，百废待兴。如何将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有独立工业体系的先进的工业国是新中国成立之初的重大议题，最终我们选择了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来实现工业化的快速发展，即通过国家政权力量，动用全社会一切资源为工业化生产提供粮食和原材料，推行以重工业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

1953年，一五计划正式实施，总任务为：“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中国自此进入了工业发展优于农业的发展模式。之后国家出台了农产品的统购统销的政策，即通过工农产品的不等价交换，优先保证重工业的发展，这进一步激化了工农业之间的矛盾。大跃进时期，农业在工业化浪潮之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与牺牲。1958年1月国务院公布的《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市，必须持有城市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市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的证明，向常住地户口登记机关申请办理迁出手续”，这种限制人口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自由流动的做法进一步深化了城乡二元结构的形成。1964年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指出：“从农业的需要、国防的需要来安排重工业”，将发展农业提上日程，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而未能全面实施，“四五”计划又继续延续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导向，尽管之后国家又出台了诸如“上山下乡”、“降低了重工业的发展速度并重点发展农业和轻工业”的政策，但总体来说，这一时期都是重工轻农的倾斜式发展模式。

（二）中国二元结构的深化（1978-2003）

1978年，对内改革、对外开放的政策在中国全面开启，可以说从改革开放到03年的农村税费制改革，中国的二元结构经历了从缓和到固化、从弱化到强化的过程。中国的对内改革先从农村开始，“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启了中国对内改革的大幕，农业生产关系的改变释放了农村活力，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再加上乡镇企业的发展，这一时期城乡二元结构趋于改善。但是随着农村改革边际收益率的下降及乡镇企业增长率边际递减，城乡差距又进一步增大，二元结构在中国进一步固化。90年代，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沿海城市的产业不断向内地转移，吸引了农村大量劳动力，城乡二元结构似乎有所缓和。但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市场化改革使得国家将更多的优惠政策放在了东部沿海城市，城市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经济发展突飞猛进，而农村则处于贫穷落后的局面，城乡矛盾进一步激化。

总体而言，2003年之前，中国城乡二元结构在某个阶段有所缓和，但是市场经济改革导向使得国家发展政策仍然偏重于城市经济发展，与改革开放前农村通过提供农副产品来推动城市和工业发展不同，改革开放后农村则是通过提供廉价劳动力等方式来推动城市的发展，农村充当的仍是城市发展后备军的角色。

（三）二元结构的改善（2003-至今）

城乡二元结构加剧了当代中国的社会矛盾，中国政府开始认识到城乡二元结构固化所带来的后果，形如重新重视农村建设与农村发展，2003年中国取消了农业税，之后又出台了一系列惠农政策，如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增加农业补贴、全面实施农村义务教育、建立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城乡差距。从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有利于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新体制”，推进“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发展道路，再到十七大报告提出“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再至十八大报告提出“推动城乡发展一体化”，中国整体经济实力的增加使得我们可以在乡村发展的道路上有所作为，但是以城市反哺农村的做法并不能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农村自身力量的增加及城乡融合的发展方式才是中国特色农村发展的着力点。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而我国最大的不平衡发展的矛盾就是城乡发展不均衡，最大的不充分发展就是农村的不充分发展，习近平指出“中国要强，农业必须强”，“中国要富，农民必须富”，面对我国城乡二元结构不断固化的现状，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首次以中央文件的形式提出“城乡融合发展”理念，指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城乡融合的发展理念将使得中国走出一条独特的农村发展道路。

三、城乡融合理念下中国特色农村发展道路的特点与难题

从新中国成立时的“以农养工”政策，到“城市反哺农村”，再到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城乡融合”的乡村振兴战略，从“剥削”到“保护”再到“城乡等值”，中国特色农村发展道路展示出其独特性的发展方向。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农村发展道路的特点

1.不同于西方先吞并后治理的发展模式

纵观世界其它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城市化进程中均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城市过密问题及乡村衰退问题，尽管这些国家进行了农村的建设与改革且取得了巨大成就，如20 世纪70年代初，韩国的“新村运动”；日本的“造村运动”；其他西方发达国家，比如法国、德国及美国等也都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对农村进行了改革和建设等，基本解决了农村与城市发展不协调的问题，但是大多是在先城市吞并农村再回归建设农村的基础上完成的，而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旨在突破这种先吞并后建设的道路，形成中国独特的农村发展道路。

2017年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已达到58.52%，而西方国家一般要到城镇化水平达到70%以后，城乡矛盾才得以化解，西方国家的乡村问题是在城镇化基本完成以后才回归到乡村建设中来，我国在城镇化进程中提出了城乡融合的发展理念，避免出现大规模的乡村衰败问题而真正实现乡村建设与城市融合发展的中国特色农村发展道路。

2.重视城市与乡村的平等发展

从新中国成立时的“以农养工”，到改革开放后农村提供廉价劳动力等方式推动城市工业化发展，农村始终承担着被剥削的角色，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实现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协调发展是带有普遍性的趋向”，开始了建设农村的探索。之后从“城乡统筹”到“城乡融合”，中国农村发展道路随着国家的成熟而日益成熟。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城乡融合”首次出现在党的文献中。

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又提出坚持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城乡要素自由流动、平等交换”，“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城乡融合发展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途径，改变了在现代化进程中农村长期的从属地位，改变了以农养工、以工促农的发展方式，明确了农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与城市的平等关系。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推进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和党的建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之路。

3.城乡融合发展是一条逆城镇化建设的实践之路

过去中国存在这样一种发展观：应不断推动中国的城镇化建设，随着城镇人口越来越多，农村人口越来越少，中国的三农问题便迎刃而解。目前，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接近60%，已进入了城镇化中期稳步推进阶段，但我们应当看到农村资源的大量流失，最终造成农业的持续衰落和农村的萧条。于是，我们开始思考城镇化建设是否能够完全取代乡村建设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唯一路径，答案是否定的，2016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比例为2.72：1，农民消费水平只占城镇居民的36.8%，农村基础设施落后，农村发展严重滞后，城镇化不是以农村衰落为代价的城镇化，而“逆城镇化”建设是保证农村的发展、农业的繁荣及实现农民对美好生活向向往，中国农村发展应该是建设既有城市元素，又有乡村特质的新农村，保护历史，保住民间文化，保住农村的朴实无华与勤劳就是未来新农村最大的希望。

习近平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一方面要继续推动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乡村振兴也要有主力军，要让精英人才到乡村的舞台上大施拳脚，让农民企业家在农村壮大发展。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明确指出了中国社会的发展方向，城市的发展不能以农村的衰落为代价，要实现城乡融合发展，城镇化建设与乡村振兴并驾齐驱。

（二）新时代中国特色农村发展需要破解的难题

1．破解乡村振兴人才短板的难题

实现乡村振兴，人才是关键，是重中之重。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随着中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农村大批有知识有能力的青年持续涌入城市，农村空心化、老龄化情况日益严重，农村发展面临缺少人才的困境。

舒尔茨在《改造传统农业》中指出“一个靠传统农业的国家必然是贫穷的”“并不存在使任何一个国家的农业部门不能对经济增长作出重大贡献的基本原因”，“只要让农民获得现代技术，他们就能石成金”，政府应广泛引导现代科学技术运用到农村建设当中去，引导科技人员下乡、加大科技在农业领域运用和推广力度，投入资金建立国家农业科研体系发挥现代农业技术的作用，并建立相关推广体系传播现代农业技术，发挥科技人才的支撑作用。

2.破解城乡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不均的难题

首先，我国农村的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于城市。2016年我国仍有31.3%的行政村没有实行集中供水，80%的行政村没有生活污水处理系统，35%的行政村没有实现对生活垃圾的处理。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亟待改进，政府应从城乡融合的视角出发，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向农村地区的延伸，推动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同时，就对乡风文化进行建设，保留信乡村文化历史，延续村风民俗。城乡融合发展不仅仅是经济层面的发展，还有农村自然生态的发展与历史文明的传承。

其次，农村医疗、教育与社会保障等与城市依然有较大的差距。 2016年，我国67.7%的村子没有幼儿园和托儿所，18.1%的村子没有卫生室，45.1%的村子没有执业（助理）医师，农村各类保障标准低于城镇居民和职工，这是从数量方面的衡量，如果从质量上对比城乡差距更大。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把政府掌握的各种资源优先流向农村，公共财政更大力度向“三农”倾斜，积极鼓励社会资本及城市资本的参与，加快补齐农业农村发展的短板。农村基础设施的完善与城乡“三大差别”的改善才是乡村振兴的基本保障。

3.破解农地制度不合理的难题

“人，财，地”的难题是乡村振兴需要破解的三大难题。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是现代化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如何将农村土地合理高效的利用是乡村振兴的首要条件。首先，要继续完善农村土地“三权分置”制度。农村现状是“农一代”逐渐从土地中退出，“农二代”不愿意经营土地，为防止土地撂荒等情况的发生，应不断完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的功能，实现农村耕地的自由流转；其次，要对乡村建设用地进行合理布局，哪些用作农村企业发展，哪些用作农业设施、休闲旅游等都要有长远的规划，在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耕地占被平衡办法的管控下，为未来乡村的发展做出合理的空间布局。最后，激活农村宅基地和空闲农房，不断探索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制度，可以通过出租、合作等方式运用好农村宅基地和空闲农房，积极探索农村休闲旅游养老等产业，将农村土地更加合理化更大效率的利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