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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生动物与外来人兽共患病

2019-01-08秦思源孙贺廷耿海东解林红白鸿岩崔东阳

野生动物学报 2019年1期
关键词:人兽源性禽流感

秦思源 孙贺廷 耿海东 解林红 彭 鹏 李 硕 白鸿岩 崔东阳 游 丰 鲍 玉 初 冬*

(1.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森林和草原病虫害防治总站,沈阳,110034;2.新宾满族自治县平顶山镇林业站,抚顺,113408)

人兽共患病(zoonosis)一词最早起源于希腊文,包括动物(zoo)和疾病(nosis)两层含义,是指在人类和脊椎动物间自然传播和感染,由共同的病原体引起的一类疾病[1]。随着野生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逐渐成为威胁人类健康的重要因素,世界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在1979年将“人畜共患病”一词修改为“人兽共患病”,使得传染源种类从家畜扩展到野生动物[2]。目前,全世界已经证实的人类病原体有1 415 种,人兽共患病约占61%,其中多数病原体来源于野生动物[3],而尚未被发现的病毒可能高达32万种[4]。当前流行的外来人兽共患病具有传播速度快、扩散范围广、难以消灭等特点,不仅严重危害野生动物种群安全、畜牧业生产,甚至威胁人类生命安全。我国虽属于沿海国家,但是内陆9个省区与14个国家陆路接壤,边境线长达2.28万km,而周边国家多处于热带区域,物种丰富的同时其携带的病原体也复杂多样,加之各边境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疫病防控措施相对滞后,外来人兽共患病防控形势十分严峻。因此,理清野生动物与外来人兽共患病关系,强化野生动物疫病监测防控,对于更好地保护野生动物和保障人类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1 野生动物在人兽共患病传播过程中的作用

近年来,一些新发或再发人兽共患病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多数属于野生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随着对传染病溯源的不断深入研究,发现许多野生动物是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源头,在已经确认的约335种急性传染病中源于野生动物的比例可达43%[5]。野生动物对人兽共患病的储存、携带和传播作用正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

1.1 野生动物是多种人兽共患病的传播源头

许多重大人兽共患病的发生均与野生动物息息相关,比如SARS、艾滋病、狂犬病、埃博拉出血热、西尼罗河热等[6-10],这些疫病的主要自然宿主均来源于野生动物[11]。研究人员发现艾滋病很可能是一种人兽共患病,其在70只非洲绿猴(Cercopithecusaethiops)的血液中检出了与人类艾滋病病毒极为相似的病毒,检出率高达35%,并且这种绿猴会在旅游胜地及公园等场所觅食,与人接触频繁甚至会咬伤游客,这样就将绿猴体内艾滋病毒传给游客,进而传播到世界各地[12]。狂犬病属于自然疫源性疾病,该病毒可以长期存在于野生动物体内[13]。研究证实,在鼬獾(Melogalemoschata)、貉(Nyctereutesprocyonoides)、蝙蝠(Chiroptera)、狼(Canislupus)及野鼠(Muridae)等野生动物体内均检测到狂犬病病毒,这些野生动物可直接通过抓伤、咬伤人和家养动物而引起人和动物狂犬病[14]。综上所述,野生动物作为诱发多种人兽共患病的源头严重威胁着野生动物、家畜家禽及人类的健康。

1.2 野生动物作为天然储存库直接或间接传播人兽共患病

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生存环境复杂多样,携带的病原体也极其复杂,是许多病原体的天然储存库。啮齿类动物可能携带有鼠疫、莱姆病、森林脑炎、流行性出血热、血吸虫病等数十种人兽共患病原体[15]。而小型节肢动物更是新现病原体的储存宿主,最新的研究表明,其携带有1 457种新现病毒[16]。蝙蝠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分布,种类丰富,加之与人关系密切,因此蝙蝠是多种人兽共患病病毒的自然宿主,且在蝙蝠体内检测和分离到的病毒就达130多种,其中包括可引起人类疾病大流行的亨德拉病毒、尼帕病毒、埃博拉病毒、马尔堡病毒、SARS冠状病毒等具有高致病性的人兽共患病病毒[17]。现阶段的研究表明,自然界中人类所认知的病毒、细菌等病原体只是极少的部分,而数以百万计的病毒、细菌等还有待发现,这些可能就储存在野生动物体内或通过野生动物等生物媒介传代,因此,野生动物所携带的病原体严重威胁到生态平衡、公共卫生乃至生物安全。

1.3 野生动物携带大量未知病原易导致新发突发人兽共患病

随着对野生动物疫病的深入研究,人们发现野生动物体内携带大量未知病原体,当外界环境发生变化时,会使携带的病原体传播并诱发新的传染病或通过演化变异产生重组病原体,比如SARS冠状病毒和H7N9高致病性禽流感。自2003年我国爆发SARS疫情以来,关于SARS冠状病毒传播的溯源工作从未停止,专家们对SARS病毒的自然宿主的认识从果子狸(Pagumalarvatataivana)逐渐转向蝙蝠,时隔10年之后,石正丽团队Nature刊物上发文进一步证实菊头蝠科(Rhinolophidae)是SARS冠状病毒的自然宿主,表明SARS疫情可能是由蝙蝠传播到人类[18]。近年来,H7N9已成为我国人群中主要流行的禽流感亚型,研究表明H7N9病毒是一种新型重配病毒,该病毒是由来自家禽中的H7病毒、H9N2病毒的内部基因以及野禽中的N9基因重配后产生的新型病毒[19]。2013年春季,我国科研人员在上海崇明东平国家森林公园的一只外表健康的树麻雀(Passermontanus)中分离到H7N9病毒,这是我国首次在野生鸟类体内发现H7N9型禽流感病毒[20]。因此,野生动物在新发突发人兽共患病的发生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流行病学意义,是事关生态安全、公共卫生及生物安全等重大问题的关键因素。

2 野生动物源性外来人兽共患病流行现状

我国野生动物种类繁多,数量巨大,仅脊椎动物就约有6 481种,占世界总数的10%以上,因此,导致适合疫病传播的多数生物媒介在我国均有分布,外来疫病一旦侵入我国将难以根除。

2.1 尼帕病毒病

尼帕病毒病是由尼帕病毒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传染病。尼帕病毒的天然宿主是果蝠(Rousettus),该病毒不但可以感染人类,还可以在人与人之间传播,并且人染病后病死率达40%~70%[21]。蝙蝠在我国分布广,种类多,具有尼帕病毒传播的自然、地理条件,随着国际贸易的逐步加深和生态环境的改变,尼帕病毒从国外传入的风险日益增大。近年来,我国周边地区的印度、孟加拉国、柬埔寨及泰国等国家均发现有尼帕病毒的存在[22],因此,深入做好我国南方边境地区的蝙蝠样品采集、检测工作是防控尼帕病毒传入我国的重要手段。

2.2 西尼罗热

西尼罗热由西尼罗病毒引起,自然宿主为鸟类,可通过蚊虫传播给马和人类,引起脑炎[23]。1937年,西尼罗热在非洲乌干达西尼罗河流域被首次发现,病死率约3%~5%,目前该病毒已传至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1]。西尼罗病毒病疫区分布在候鸟迁徙路线所连接的欧洲、非洲以及中东国家。由于我国大部分地区存在库蚊属(Culex)、伊蚊属(Aedes)、按蚊属(Anopheles)等西尼罗病毒的传播媒介,加之已在我国新疆地区检测到该病毒[24],使得西尼罗病毒经候鸟迁徙跨区域传入我国内地的风险持续增加,需引起高度警惕。

2.3 H7亚型禽流感

根据地理学上的显著不同可将H7亚型禽流感病毒分为北美和欧亚两个世系,其中H7N7、H7N3、H7N2、H7N9等亚型禽流感病毒既可以感染鸟类又可以感染人类[25]。尤其是H7N9禽流感,自2013年以来,H7N9禽流感病毒已在我国大陆地区造成1 536人感染,其中610人死亡,病死率接近40%(截至2018年6月18日);2017年初以来,国内多地家禽持续暴发H7N9亚型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同时低致病性H7N9禽流感病毒在我国长三角和珠三角广泛流行,而且通过活禽贸易扩散到我国27个省(区、市),这种长距离散发病例的出现显示,长距离迁移野生鸟类可能在散播病毒上发挥了一定作用。2017年12月,江苏常州发生1例人感染H7N4禽流感病例,这也是全球首例人感染H7N4病例[26]。这些不同亚型流感的先后流行,严重威胁到野生动物种群安全、养殖业健康发展及公共卫生安全重大问题。研究表明,野生鸟类作为禽流感病毒的天然储存库,通过带毒迁徙等方式传播多亚型、多谱系禽流感病毒的作用显著;值得关注的是,候鸟在迁徙过程中极有可能将所携带的流感病毒通过粪便、分泌物等途径散播给当地的留鸟、水禽,进而将该病毒再次传播给家养动物,甚至人类。

2.4 埃博拉出血热

埃博拉出血热是由埃博拉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出血性人兽共患病,是目前世界上最为恐怖的烈性病之一,人类一旦感染该病毒,病死率可达90%[27]。1976年,人类首次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博拉河流域发现埃博拉出血热,临床症状主要表现为发热和出血。研究表明,黑猩猩(Pantroglodytes)、猴(pithecidae)、蝙蝠等野生动物可能是埃博拉病毒的自然宿主和传染源[28-29]。近年来,埃博拉病毒传播范围已从非洲传播到东南亚地区,并在蝙蝠和猪体内检测到该病毒[29],但是到目前为止尚无有效的防治该病的方法。由此可见,野生动物对埃博拉出血热的传播起到了关键作用。

2.5 中东呼吸综合征

中东呼吸综合征(MERS)是由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呼吸系统的人兽共患病[30]。自2012年沙特阿拉伯首次发生该病以来,绝大多数MERS病毒感染发生在中东国家,但随着国际贸易、旅游、宗教等活动的深入开展,该病毒又迅速传播至欧洲、非洲、亚洲和北美洲的20多个国家[31-32]。韩国在2015年5月末出现MERS的流行,共186人感染,死亡36人。同期,韩国1名MERS患者于2015年5月途径香港进入我国广东,这是我国首次出现输入性MERS病例[33]。据相关研究推测,MERS病毒可能来源于蝙蝠,生活在中东地区的单峰骆驼(Camelusdromedarius)可能是将MERS病毒传染给人类的中间宿主[34]。

3 影响野生动物源外来人兽共患病传播的风险因素

野生动物是在自然环境下生长且未被驯化的动物,包括兽类、鸟类、爬行类、两栖、鱼类等,在野生环境中其携带了大量的病原体,并可能随气候、环境的变化发生较大的变异,这些病原体可能直接或者通过媒介及中间宿主传播给人类。近年来,随着生态环境的改变、野生动物跨境活动频繁、捕食野生动物等行为的发生,使得野生动物源性外来人兽共患病传入我国的风险进一步加大。

3.1 生态环境的改变增加了外来人兽共患病发生风险

随着全球人口数量快速增长,人类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原本处于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被打破,导致野生动物原本的生存环境遭到严重破坏,野生动物栖息地急剧萎缩,野生动物单位种群密度倍增,加之全球气候变暖、化学制剂的过分使用等因素可能引发病原体变异加速,导致野生动物染病或死亡等情况发生,进而导致自然疫源性疫病的发生与流行。随着人类生活空间不断扩张,不但使得人与野生动物的接触更加频繁、患病或携带病原体的野生动物感染人的概率增加,野生动物病原体溢出效益明显,还会导致原本健康的其他种类的野生动物因接触这些病原体而成为新的贮存宿主。同时,全球气候变暖可能使得原来储存在冻土层中的病原得以释放,而野生动物将成为第一位的感染者和携带传播者,野生动物存储和传播外来人兽共患病原体的风险加大。

3.2 跨境野生动物增加了外来人兽共患病传入风险

跨境野生动物主要指在国际贸易交换的野生动物,以及长距离迁徙或在边境线附近迁移的野生动物。我国在国际野生动物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每年从非洲、南美洲、大洋洲、亚洲等国家进口长颈鹿(Giraffacamelopardalis)、陆龟(Testudoemys)、鸟类等大量野生动物,但是由于对野生动物携带病原体缺乏深入调查和研究,特别是缺少对可能携带的未知病原检测与监测,而且一些病原体在野生动物体内带毒不发病且带毒量极低,使得一些病原体随野生动物传入我国的风险加大。迁徙是野生动物的特性,尤其是候鸟迁徙,可将病原体传播到迁徙路线上的任何国家。以禽流感为例,2018年上半年全球范围内共发生动物流感疫情526起,其中野鸟禽流感169起,涉及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的37个国家和地区,禽流感亚型主要包括H5N1、H5N2、H5N6、H5N8、H7N9等。尤其是H5N8禽流感,自2016年年底以来,该亚型流感在短时间内已席卷欧洲乃至北半球,这与候鸟迁徙密切相关。

3.3 捕食野生动物行为增加了外来人兽共患病蔓延风险

世界上许多地区野生动物肉品的消费大幅度增加,特别是在中非和南美亚马逊流域,年消费总量可分别高达340万吨和16.4万吨[35],这种情况易引起野生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的暴发和流行。在我国,捕食野生动物不但是违法行为,还会极易使人感染野生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研究表明,猴泡沫病毒、人嗜T淋巴细胞病毒、埃博拉出血热、SARS冠状病毒、旋毛虫等人兽共患病都与猎捕、食用野生动物有直接关系[35]。我国每年查办野生动物案件数百起,乱捕、滥猎、滥食野生动物的行为却屡禁不止,导致鼠疫等重大人兽共患传染病时有发生,一些新发、再发病原体存在蔓延的风险。

4 做好野生动物源性外来人兽共患病防控工作的几点建议

虽然我们在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监测防控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工作起步晚,底子薄,加之外来人兽共患病具有传播速度快,扩散范围广,难以消灭等特点,必须强化各部门通力合作,拒疫于国门之外。

4.1 哨卡前移,人病兽防

严峻的疫病流行形势告诫我们必须转变防控思路,将人兽共患病防控关口前移,加强野生动物的源头控制,重点强化野生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的主动监测和预警,切实把野生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作为我国疾病预防、监测和防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维护生态平衡、公共卫生乃至生物安全提供有力保障。

4.2 预防为主,严把国门

我国野生动物资源非常丰富,很多疫病传播的生物媒介在我国均有分布,外来疫病一旦侵入难以根除。随着对疫病溯源的不断深入研究,发现野生动物是许多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源头。从国家外来人兽共患传染病防控战略上应提高对野生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的认识,强化跨部门、跨学科合作与交流,使跨境野生动物疫病监测能够真正纳入传染病防控的全球预警系统中,严格控制入境野生动物和相关产品的风险隐患,力争做到第一时间发现和控制疫情,防止疫病经边境和口岸传入我国。

4.3 依靠科技,创新研发

建立外来野生动物疫病国家参考实验室,强化未知或新发外来野生动物源性人兽共患病诊断及快速检测能力。加大资金投入力度,重点支持野生动物疫病预警能力建设,强化在疫病快速准确诊断、主动预警等方面的科技支撑能力。

4.4 联防联控,完善机制

坚持“同一个世界,同一个健康”的理念,在国家层面做好各部门间的协调工作,围绕外来人兽共患病重大问题,建立“卫生、农业、林业”等多部门的协同联动机制。充分发挥各部门间生物安全机制的组织优势,做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措施联动,共筑防控屏障,阻断人兽共患性疫病在人类、家禽家畜和野生动物间传播蔓延,切实保障生物物种安全与公共卫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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