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少华

关键词康有为 梁启超 君主立宪 革命

17世纪中后期，英国逐渐完成政治体制变革，君主立宪制得以确立，并由此“从一个文明边缘的小国走向了世界的中心”。英国的成功模式，无疑对此后世界的政治文明产生了深远影响。清末中国的知识精英面对内忧外患的困局，为寻求国家变革与前途的进路，不断向外寻求可供凭借的历史经验和思想资源。诚如有时人观察说：“外国史事，多可取法。”英国展现出的政治、经济、文化实力，使当时国内的知识群体开始思索英国富强的原由，英国君主立宪制及其历史，即是清末最后十年问最受关注的一个焦点，并形成了数量可观的文本。可以说，这一时期关于英国君主立宪史的书写与挪用，是国内早期研究、理解和接受英国历史的一次高潮。

如所周知，清末西方史的著述或文本的研究，是近代思想文化史或史学史的重要议题。关于英国史文本，以往研究多集中在《大英国统志》《大英国志》等个别的英国史著，而对清末英国君主立宪史的文本，尚缺必要的探讨。另外，学界对清末这类西史文本的解读，较早已有一种称为“致用”的共识。应该注意到，以往研讨西史文本的“致用”问题，一般是从代表性人物的言行或文本中，归纳、提炼、总结符合“致用”特征的具体观念和思想。这样的研究路径，实则主要从“史学思想”“历史观”的角度，考察此类文本的“致用”特质。这固然相当重要，但另一方面，既是“致用”色彩明显的文本，或许还应进一步探讨其实现“致用”的机制。换言之，我们还应追问的是，这些具有强烈现实关怀的文本，如何渗透于清末社会的机理，作用于政治文化的实践，进而发挥其“致用”的思想效力。因此，本文拟在清末政治文化视野下，考察不同政治立场群体，如何通过叙事策略的设置和调整，构造各自认可的英国君主立宪史，以此展露关于国家建设的不同方案和前景走向。

一、从康有为、梁启超师徒的个案说起

戊戌维新时期，日本与欧美诸国的变法兴国事迹，是康有为重点援引的思想资源。康有为曾声称编著并进呈多部外国“变政”的史著，其中即有《英国变政记》。这部《英国变政记》最终是否成书，又是否进呈，都尚存疑问。但康有为当时确曾有过构想，且所谓的英国变政，很可能是指“培根变法”。他曾向光绪帝谈道：“以新政言，则自英人培根变法至今五百年，政艺日新。”但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因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培根变法”已无法满足康有为等人的政治诉求，英国君主立宪的内容逐渐浮现，成为他们关注的焦点。

1898年，康有为、梁启超亡走海外，后者在日本接触新思想而渐趋激进，二人的政治理念亦渐趋疏离。应该注意到，梁启超关于英国君主立宪的叙事变化，也是他政治思想转变的具体表征。在1899年初的《各国宪法异同论》中，梁启超还颇为认可英国政治的“次第进步”模式。该文描述，“至西历十七世纪之末（即距今百年前也），法国民变大起，摧毁王室，而行共和之政，其后更为拿破仑之帝政，又为王国，屡次转变，糜烂不堪。其余各国，亦相继骚乱，政体频变”，但英国则不然，“自近古以来，非如各国之有大骚动，故能次第进步，继长增高”。相比于法国大革命这种政治激变模式，当时的梁启超更认同由“次第进步，继长增高”的英国君主立宪制。

但到1899年底，梁启超开始在《清议报》连载《自由书》，宣扬“自主”与“破坏主义”等主张，并公开赞扬法国大革命。他表示：“昔法兰西之民，自放弃其自由，于是国王侵之，贵族侵之，教徒侵之。当十八世纪之末，黯惨不复睹天日。法人一旦自悟其罪，自悔其罪，大革命起，而法民之自由权完全无缺以至今日，谁复能侵之者？”随后，他专作《破坏主义》，为武装暴力辩护，并进一步强调“近世各国之兴，未有不先以破坏时代者”，这是必经阶段，“无可逃避者也”。这里虽然没有直接提及英国君主立宪的问题，但对比上揭1899年初的文字，不难推测，1899年末梁启超的政治选项，应已放弃“次第进步”的英国君主立宪，转而推崇法国大革命。这是梁启超转向革命的一次具体表现。

值得注意的是，在发表《破坏主义》等文章的前后，梁启超还特意作《俾士麦与格兰斯顿》与《善变之豪杰》。这两篇文章的创作，梁启超预设有特定读者。文章虽表面公开评论“俾士麦”与“格兰斯顿”，实际却是隔空对话康有为。俾士麦是康有为憧憬的理想型政治家，梁启超借俾士麦暗指康有为，认为他“专持一主义，始终以之”，自己则以格兰斯顿自况，“不专执一主义，不固守一政见”。梁启超在文中为格兰斯顿政治理念多次转变的辩护，实际也是为他自己政治转向的辩白。在《善变之豪杰》中，他又强调行事方法“随时与境而变”，又随“脑识之发达而变”。梁启超在倡言以“破坏主义”行“自由权”时，已准备应对康有为的发难。

1900年初，对于梁启超的革命倾向，康有为致信其弟子，兴师问罪，并表达对所谓的“自由权”是“深恶而痛绝之”。康有为斥责的不只是梁启超在《清议报》上关于革命的出格言论，还有一层是因其在勤王运动路线上的偏离。1900年4月12日，梁启超曾在信中试探性地提问，若光绪帝遭遇意外则该如何行事：“然贼虽讨，而上已不讳，则主此国者谁乎？先生近日深恶痛绝民主政体，然果万一不讳，则所以处此之道，弟子亦欲闻之。今日危急哀痛之极，又当百事草创之时，不能不鳃鳃虑及也。”康有为自称受衣带诏，在他观念里，以勤王营救光绪帝是不可偏移的目的。但梁启超另有一层想法，试图趁此机会以激进方式彻底变革政治体制。

面对康有为的怒火，1900年4月29日，梁启超向其师表示，自己不应动摇勤王目标，“已悟前非，正自厉改”，但也表示“除出诸自由不服罪外，余皆自知”，“弟子始终不欲弃此义”，表达自己对“自由权”等政治理念的坚守。梁启超在这一番解释中，仍肯定和认同法国大革命，并强调即便是英国君主立宪也得益于法国大革命的影响。他讲道，英国君主立宪政体，“最久最完善”，“而其安危强弱之最大关键，实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议院改革案;而此案之起，乃由法人影响所及（英民闻法人争权之事而興起），此案之得成，亦由执政者惮于法之惨祸，而降心遽许之”。这样的说法，与1899年初梁启超描述的英国君主立宪由“次第进步，继长增高”，显然并不一致。应该说，1900年初的梁启超主张“破坏主义”，并以革命元素改造原先的英国君主立宪史。当时服膺梁启超的留日学生沈翔云发挥《自由书》内容，进一步明确肯定英国君主立宪也经历革命，“列国之文明，皆从流血购来”：

至若不受压制，甘心流血，固舍身救民之志士之所为，各国历史数见不鲜矣。试取英国之史观之，一千二百十五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四百八十五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革命又何如，使英人甘心压制而不流血，则今日之英民犹君主贵族之奴隶也。

沈翔云认为，英国君主立宪经由三次革命而成。但这三次所谓的革命，实际分别指金雀花王朝约翰王被迫签署《大宪章》，亨利七世夺取王位以及1832年议会改革。在沈翔云笔下，这些事件被视为与法国大革命相似的革命事件，并以“英、法革命”鼓动国内的革命舆论。

1902年春夏问，康、梁的政治分歧更为严重。当年4月，清廷回銮北京后，保皇会不少成员纷纷主张革命和自立，梁启超是其中“提倡最力的一位”。在致康有为的信中，他说：“先生惧破坏，弟子亦未始不惧，然以为破坏终不可得免，愈迟则愈惨，毋宁早耳。”他又说：“此决非好与先生立异者，实觉此事为今日救国民之要着而已。”次月，康有为连作《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等公开信，试图逆转革命舆论。多年后，他仍忿忿不平，称梁启超是“愚妄无知之门人”，“离索既久，摇于时势，不听我言，谬倡新说以毒天下”，批评其“拾欧美唾余”，高谈革命，“自以为知新得”，却实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奇谬大愚，发愤以亡中国而已”。

在当时的公开信中，康有为极力否认西方世界的革命事件。他宣称，欧美除法国外，“其余十余国，无非定宪法者，无有行革命者”。其中重点讲到英国君主立宪史：

今欧美各国所以致强，人民所以得自主，穷其治法，不过行立宪法、定君民之权而止，为治法之极则矣。其先起者莫如强英，自崇祯十五年争乱，至康熙二十年始立议院、予民权，凡四十八年而后定，然尚未有选官之权。至道光十二年、二十八年，伦敦民党大变两次，大将军威灵顿调兵二十万，仅而获成。故英国之民权，二百年而后得。中间虽杀一君，流血无数，然不过求民权、定立宪，英君主之世守如故，未尝革命也。在康有为看来，“欲予民权自由，何必定出于革命”，英国的政治发展模式，便是“无革命而成民主者，可以为鉴”。康有为如此强调英国君主立宪的过程“未尝革命”，不难想见，当时以革命解说英国君主立宪，应是不可忽视的一股舆论。这股革命舆论中，恐怕也有梁启超的推波助澜。

可以看到，1899年至1902年间，康有为、梁启超关于如何叙述英国君主立宪史的微妙关系。“次第进步”很可能是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最初的共识。到1899年底，梁启超的政治立场转为激进，逐渐偏向革命叙事。这与康有为坚称的英国“未尝革命”之间形成紧张的叙事冲突。因政治理念的分歧，康、梁二人对于如何理解和书写英国君主立宪史，显然各有策略和考量。这样的叙事选择和矛盾，并非仅是康、梁的个案。在清末最后十年间，知识精英因关怀和思考国家的进路，围绕英国君主立宪史的构建，展开了言说各自政治理念的舆论交锋。

二、渐进说的英国君主立宪史

宪法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核心之一，清末时人常以英国宪法的沿革与特点，构建渐进说的英国君主立宪史。1902年，《译书汇编》刊登《英国宪法》，介绍英国宪法由来。该文表示英国宪法“非由革命创定”，进而强调“盖由国家文明之进步，渐次成立而渐次完备者也”，明确否定英国政治文明与革命的关联，提出“渐次成立”“渐次完备”的渐进说。这种观点颇有市场，该文刊出不久，又被《新民丛报》第11号的“名家丛谈”栏目转载。

1907年，《政治官报》所载《英国宪法正文提要》《英国政治要览提要》，亦持此说。前者认为，英国宪法萌芽于12世纪以前，昌明于18世纪末，其特点是“本乎历史”，具有“历史性”。这种“历史性”也可说是历时性，强调渐进演化的特征。后者指出，英国作为君主立宪政体的“先进国”，“承用不成文宪法，渐昌渐炽，以迄于今”，并强调“英国政体实由历史之代嬗与人民之习惯而来”。又有《英国宪法略述》同样表示：“英国宪法，乃数百年逐渐发生。”

除报刊文章外，清廷官员的文书也有相应表述。1905年，出洋考察的载泽，在向清廷汇报英国君主立宪特点时，表示自己曾特意“延彼国政治专家、博士，分门讲说，以深求其原理”。经所谓英国“专家、博士”讲解后，载泽得出的结论，实际与当时国内的渐进说别无二致。他表示，“英国宪法，数百年来，逐渐发达，已成今日之治”，英国“政治之法，实经数百年逐渐修改”。1906年7月29日，内阁中书刘坦上奏条陈，主张应循序渐进地推进君主立宪，并举英国为例，认为“其宪法经数百年之迁移嬗变”，而后成今日之君主立宪政体。同年9月6日，出使俄国大臣胡惟德也谈道，作为君主立宪国之滥觞，英国“自一千八百三十二年发布大宪章以前，民间久行自治，合群进化，历世相沿，法令所颁，不期而举”。他同样反对急切无序的政治变革，认为应学习英国，“善政流风有自来”。不难看到，在这类渐进说中，英国宪法特点作为有效的叙事元素，被借以强调英国宪法及其表征的君主立宪制，是渐进演化，或积久成习，而非以革命剧烈方式所致。

同时应该注意到，如何描述及安置17世纪英国革命及英王查理一世被送上断头台的这段历史，也是塑造渐进说的关键。1902年10月，康有为建言归政光绪并立定宪法。他认为，欧美诸国能“法至美密”且“势至富强”，原因在于“民权为国”。他表示，君主立宪因乎公理，顺乎人心，但若“反其理，逆其势”，则必定不能“立于方今之地上”。他举例说：“二百年来，英王查理士、法王路易则以不与民权不肯立宪而杀矣。”康有为的叙述，涉及17世纪英国革命的重要当事人查理一世。但这样的描述逻辑，康有为显然只是借英王被杀的事例，以作警醒之用。正如他强调说：“民权之义，既亘于天地公理之必然，实立国所不能无而时势所不得已者也。横览大地，百年之间，得失顺逆存亡之故，亦可鉴矣。”而英王查理一世，“骄横怙恃，以为压制者”，“终至于身弑国亡而已”。

在康有为的叙述逻辑中，英王查理一世被杀是压制民权后爆发的亡国惨祸，而非变革政治必要的推动因素。在《欧东阿连五国游记》中，康有为拟构了一场突厥君臣谈话，仍重复这一观点，其中的突厥大臣谈道：“万国皆行立宪，惟突厥立而后废，故民积怒;今者全国兵心尽变，臣等不知死所，臣等无他术，惟陛下鉴于法路易十六、英揸理第一之祸，决自圣心。”应该说，通过对英王查理一世被杀原因的解释，康有为成功消解了17世纪英国革命对英国政治所起的关键作用，并由此確立一种排除革命的英国君主立宪史。在《意大利游记》和《英国游记》中，康有为再次强调这种没有革命参与的渐进说，“至西一千二百六十五年约翰王时，遂定大宪章，日益光大，以至今日，而推行于天下”，并将这一过程解释为“自然积化”。他说：“英之政法、学俗、民权、议院皆成于自然，非有意更张、有所响慕而为之。以其出于自然，故施之民情至顺，措之事势至当，较之列国有意更张或不适宜者，自为事善也。”

1903年，作新社将《英国革命战史》重新编译出版，并改名《英国维新史》。江保原作名为《英国革命战史》，作新社对此书更名，并非在革命态度上有所转折。新版的编译本同样是为17世纪英国革命正名，编译者在序文中谈道，“一千六百四十二年英国之革命”是“一未决之大问题”，“赞之者日此义举;谤之者日此暴举。至其名义，甲则日革命;乙则日叛逆”。关于“革命原动力格朗瓦克伦维耳等人物”，更是人人各异所见，议论纷如，“有誉以忧国之志士，自由之恩人者;有骂以奸雄暴徒，乱臣贼子者”。这些说法改编自日文本原序内容。不同的是，编译者删去了原序语境中的“英国历史学家”和“法国历史学家”，将这一表述改置为中国国内的语境。针对当时国内舆论关于改革和革命的问题，编译者强调英国这场革命有“大生机”，“立英国立宪政治之基础”，所谓“英国维新”实由革命而来，以此宣扬、鼓动革命。

应该说，《英国革命战史》《英国维新史》的叙述策略，意在说明英国君主立宪与革命的关联，英国的政治变革关键在于革命，英国的维新史就是革命史。这种叙述策略也确实在读者中产生了效果。譬如，沈兆神在其《新学书目提要》中说：“英吉利当二百年以前虐政繁兴，民不堪命，众议院起而抗命，先逐权臣，后弑君主，中间以总统当国者凡十数年，英国郅治之机实肇于此役，当时诸人回黄转绿，诚为希世之功。”他表示名为维新，“盖即革命之事也”。关于如何书写英国君主立宪史及如何安置17世纪英国革命，在清末一些编译的史著中存在明显冲突。与《英国革命战史》《英国维新史》不同，《英民史记》就持渐进说，被端方赞为和平立宪的救时良药、绝妙蓝本。这场关于英国君主立宪史的书写争斗，不仅体现于这类史著的叙事中，在时论文章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政治用意也更为显露。

1902年春夏之际，康有为致美洲华商等公开信被合印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引起不小舆论波澜。1903年6月，章太炎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正面驳斥康有为否认欧洲除法国外存在革命的说法。章太炎批评说，“与南北美洲诸华商书，谓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援引今古，洒洒万言”，实为“迁就其说以自文”。他反问道：“长素以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就。然则立宪可不以兵刃得之耶？”他进一步强调，欧洲并不仅有法国因革命而政治革新，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亦然，“英、奥、德、意诸国，数经民变，始得自由议政之权”，而民变不徒以口舌变，是“以长戟劲弩，飞丸发旖变”。他表示，“故知流血成河，死人如麻，为立宪所无可幸免者”，主张即便君主立宪也是经由革命而来。

1903年6月初，《中外日报》刊登了一篇《革命驳议》，颇为革命党不满，“篇中所书，无非如康有为《辨革命书》之口吻，言不成理，持之无故”。《苏报》随即刊登署名“汉种之中一汉种”的《驳（革命驳议）》，予以辩驳。文章诘问：“彼所以侈陈维新、讳言革命者，非谓革命之举，必伏尸百万、流血千里、大蹂大搏、以与凶顽争命，而维新可从容晏坐以得之耶？”文章同样强调欧洲不是仅有法国大革命，“夫各国新政无不从革命而成”，并重点引述英国历史。其中讲道，英国作为君主立宪之“祖国”，“然一千二百十五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四百八十五年之革命何如？一千八百三十二年之革命又何如？使英人而不革命，则一土耳其耳”。

应该说，清末国内虽有不少世界史或国别史著述，但对英国革命确指哪一历史事件，当时知识界尚没有清晰的认识。1215年英国大宪章颁布、1485年都铎王朝建立与1832年议会改革，常被认为英国革命，而非后世通常所说的17世纪革命。譬如，上文揭示沈翔云和“汉种之中一汉种”的表述，即是如此。再如，1906年《民报》登载的一篇文章，曾直接批评所谓“英之宪法，非以革命而得之”的观点，并认为“考诸历史，英之宪法，实大革命之产物也”。文中举例英国三次革命：“第一革命在一千二百十五年，第二革命在一千四百八十五年，第三革命在一千八百三十二年。”

当然，17世纪英国革命，也是时人重点叙述的对象，张继就将之类比为法国大革命：

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之热血男儿，以笔与舌日日呼号于众曰：君主为人生之公敌，君主为社会之最大罪恶。一时杀尽天下君主，流血满地球之声，势如河决，不可止遏……查理士第二、路易十六种种绝大暴主，由是焉毙命。自由宪法、共和政府等等善美事业，由是焉告成。

张继的描述存在不少讹误，“查理第二”实为查理一世，且时间“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也不确切。这种情况也是西方历史知识早期本土化的一种表现，精确的历史表述并不是重点，如何契合政治理念的宣扬，才是时人关心的焦点。政治立场激进者只是借此表达“维新终未可从容晏坐以得之”，只有革命才能致新政的观念。

大约1900年前后，国内政治逐渐进入革命主题。诚如梁启超于1902年观察到，“中国数年以前，仁人志士之所奔走所呼号，则日改革而已”，但“比年外患日益剧，内腐日益甚”，则呼之日革命。革命二字“几成了口头禅”，不仅“腾于士夫之口”，“下至贩夫走卒，莫不口谈革命”。作为强势话语，“革命”渗透于政治生活的各类言说与表达，英国君主立宪史的书写亦被牵涉其中，形成一种革命说的英国君主立宪史。这种叙事否认英国政治演进中历时性因素的渐进积累，强调暴力革命的突变效果，“以英国论之，内乱有年，卒以摧绝专主，实行共和主义，千六百八十八年又有起军与王为敌者”，“革命之彰彰者也”。这种认识与渐进说的英国君主立宪史，可谓争锋相对，背后自然是“君宪”与“革命”两股政治诉求的角力。

当时主张“君宪”的群体，以英国渐进模式为准绳，否定革命的必要性。有言论讲道，“英之变法也以和平”;“英之宪法，非以革命而得之”;英国“治化之所日进者”，不过出于改革，“倘日非革命则国不能保，殆一偏之论也”。其中康有为的观点更为典型，他认为“欲予民权自由，何必定出于革命”，强调“无革命而成民主者”。在他们看来，如果仿效英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那么即使没有革命发生，亦可实现国家政治的改良。为消解这种观念，政治立场激进的群体，坚持革命说的英国君主立宪史，认为革命是必经之途。革命派喉舌《民报》发文宣称，“世界各国无论民权立宪政体、君权立宪政体，要其所以能立宪之故，莫不由于革命”，“中国苟欲立宪，舍革命外，更无他策。革命者，建立宪制之唯一手段也。知非革命無以立宪，则惟当奋起而实行革命”。他们认为，“政府怵于国民之革命，而让步焉，君权、民权相与调剂，乃为君主立宪”。因此，他们指出，“革命者，即所以求此政体之具也”，“各国立宪政体，然孰非成之于革命者”，英国的君主立宪史，“其杀人流血之数，殆不减于中国列朝一姓之鼎革，犹皆斑斑可考也”。在革命派观念里，革命势在必行，即使最后实行君主立宪政体，革命也是必备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革命派偏执于即使君主立宪也应先革命，还含有一层明显的排满革命意图。秦力山就曾谈道，“吾国革命之生，其中所含之原质较他国犹为复杂，即于政治问题之外，别有一种族问题是也”，“吾人可勿望满人之改革矣。及早回头，引登彼岸，彼岸为何？日：惟革命”。朱执信也表示，“欧美孰有不革命而能立宪者”，且本国情况“不可同于欧美”，更应以革命先行。他从排满革命的角度强调，“今之满洲，不能立宪者也”，“彼满洲即欲立宪，亦非其所能也”。他解释说：“满洲纵欲而不能行之者，民族实为之也。夫立宪者，非其条文是尚也。其民协同而能自治，然后宪法生。故能宪治者，惟民族之同。今之满洲与我汉族，其相视为何如乎？而谓其能同立于一宪法之下乎？其不能，宪从何以立焉。”因此，他总结说：“能立宪者，惟我汉人。汉人欲立宪，则必革命。”1906年《复报》刊登的《立宪驳议》也鼓吹实行君主立宪需先革命，“必经无数之冲突之风潮之困厄之荆棘，乃得庆成”，“日本立宪以前，尚有倾复幕府诸大危难，英则尤甚”。且中国情形更艰难，“满汉不并立一语”乃清廷世传家法，“彼肯退让其固有之权利，举而还授诸吾，呜呼将谁欺”。可见，在革命派主张英国君主立宪由革命而成的逻辑里，还隐含了排满革命的政治诉求。

革命派宣扬君主立宪也应先行革命的说法，本意在于针对康有为等改革派，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的这套说辞还被当时清廷更为保守士绅群体利用。对于清廷的“仿行宪政”，举人褚子临等上书条陈八大错，其中谈道：“宪政之起，激于君权之太盛，而挟民力以削之，一事之不合，则环视而争，未有不酿成大患者也。如英巴力门之叛，法改革诸党之变，王歼国灭，宗社为屋，以及君凶得志，恣意杀戮，兵祸相寻，至于百数十年而未有已也。”这样的叙事，实际也是革命说的英国君主立宪史，只是褚子临等人将革命视为祸端，而非政治变革的正当方式。综合而言，这种革命化叙事背后主要存在三种明显的政治意涵，一是解构以渐进说为基础的“无革命而成民主者”的观点，二是鼓吹排满革命，三是以革命祸害为由反对清廷“仿行宪政”。

结语

20世纪初，面对内外交迫的困局，清末有識之士努力尝试打造各类政治文化工程。书写他国历史，塑造不同的政治典范，以期国人揽镜自省，即是一种常见的策略。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既有传统政治基因的积累，同时17世纪革命也是关键因素。这为清末“君宪”与“革命”两股政治思潮下书写英国君主立宪史，提供了互相牵扯与争论的空间，并形成了两种主要叙事：渐进与革命说。英国君主立宪史的渐进与革命说，因各自背后“君宪”与“革命”的不同政治诉求，自是针尖与麦芒。渐进说强调历时性，否认17世纪革命的作用;革命说则与之相反，强调革命的突变效果。二者又都有当时备受推崇的法国大革命的叙事投射，前者是以对抗的立场，塑造“无革命而成民主者”;后者则是被卷入法国大革命式的叙事之中。由君主专制走向民主政体，基本是当时知识精英的共识，但以何种途径达成此政治目标，却分歧严重。英国君主立宪史的两种主要书写模式，既是这种政治情状的具体表征，又作为舆论斗争的要素参与这场政治角力中。

《英国维新史》书前“小引”谈到该书的写作旨趣：“论断其是非，推原其真伪，否则黑白难分。”言己为是，言他为非，呈现或黑或白的意义，正如渐进与革命说之间的紧张、撕裂的叙事状态。事实上，史事客观与否，自是应考索深究，但除此之外，我们还应观察到，知识的选择、组织和陈述，不是中立和无价值观念的过程，而是由经济和社会及政治制度所支持的一个世界观的表现。英国君主立宪史的渐进与革命说，以情节编织、隐喻设置等方式被清末知识精英挪用，作为理解世界，认知过去、现在、未来的“叙述实体”，以供检讨和思索国家的发展道路及前景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