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伦军

【摘 要】在漫长的人类发展进程中，追求自由是个体成长发育的内在需求，相伴而生的自我与群体之关系却成为纠缠在人身上的隐形枷锁。由于在这一问题上所做出的独到而精妙的探讨，著名社会学大师艾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的名作《逃避自由》一经问世便引起巨大反响，他结合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评方法，对现代西方社会群体心理进行分析，发现人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也在极力“逃避自由”使“自我”从“群体”中消解，以此获得自我在群体中的安全感;在他看来，只有自发性的爱与创造性劳动才是自由生长的坦途，才是自我和群体真正的和解方式。

【关键词】弗洛姆;自由;自我;群体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編号：1007-0125（2019）32-0225-02

艾里希·弗洛姆（Erich·Fromm）是西方著名社会心理学家、法兰克福学派代表、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他致力于通过自创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学说改善现代西方的人文精神困境，一些重要思想至今仍对西方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尤其是出版于其1941年的代表作《逃避自由》中关于自由观的讨论依旧烛照着西方现代社会。国内关于《逃避自由》的讨论，有不少专注于弗洛姆关于自由观的探讨上，事实上在弗洛姆对自由的探讨背后，隐藏着的是他关于自我和群体关系的讨论，而这一点似乎比对自由观的单独探讨，来得更有现实意义和实践价值。

一、自由之累：自我和群体的矛盾之源

自由是个体化进程的必然产物。自由历来被视为人类精神的永恒追求，尤其在高蹈生命意志的非理性哲学时代，追逐自由就是自我主体性的张扬和建构自我的过程。在弗洛姆看来，“近现代欧美历史的中心便是人谋求自由，摆脱政治、经济、精神的羁绊”[1]（1）。换言之，自我的存在始于自由的获得，然而追逐自由的过程也是一个自我与群体关系漫长而反复的相互妥协过程。

人的个体化进程总是在自我意识的萌发生长与群体的规范约束中不断前进，由此带来的自我与群体的关系也成为人类发展所必须面对的中心问题之一。尤其在现代社会，如何妥善处理这对关系显得尤为关键。弗洛姆通过对中世纪的宗教改革的考察发现，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对相对固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巨大冲击，促成了“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诞生”[1]（30）。在现代社会，人的个体化进程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来得更迅猛更彻底，人逐渐从自然整体中被分割，自我意识不断增强，批判精神越来越强烈，尤其是人类比任何时期都更加自由。

但是，弗洛姆却指出，现代人并未从这种自我意识壮大带来的自由中获得满足与安全感，反而日益陷入自我与群体关系的纠缠中。他发现，“一方面，人摆脱外在的权威，日益独立;另一方面，个人日益觉得孤独，觉得自己微不足道、无能为力。”[1]（24）人在自我与群体的关系中渐渐深陷孤独的泥淖和精神无力的窠臼，越来越趋向于把来之不易的自我又消融于群体之中，典型表现为自我与他者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的工具理性倾向与西方选举在标榜自由民主精神下的消费式表演。

对此，弗洛姆的重要贡献在于发现了隐藏于人的心理性格结构中的“逃避机制”，而这一心理机制使自我于群体中隐匿，它成为现代人消极应对自我与群体矛盾的软壳，以期获得因追求自由而失去的安全感。

二、逃避机制：自我与群体的消极对抗

弗洛姆认为造成自我与群体消极对抗的根源在于人自身存在的心理机制，即“逃避机制”。当人们奋力追求自由却日益受困于自我与群体的矛盾关系时，本能地通过逃避机制使自我从群体中隐匿，进而寻求一种安全感来应对自由带来的孤独，这种逃避机制往往表现为三种类型，分别对应着自我与群体关系的三种病态呈现。

其一是施虐——被虐欲，“放弃个人自我的独立倾向，欲使自我与自身之外的某人与某物合为一体，以便获得个人自我所缺乏的力量。”[1]（93）这种方式依赖于一种施虐——被虐性格，受虐冲动者，通过消灭自我以克服无能为力感，同时企图使自己融入更强大的整体之中分享权力，以此缓解一种不安的焦虑;而施虐者则通过完全地掌控一个人，以羞辱奴役的方式，获得一种掌控权力的快乐，旨在夸大自我，以弥补独立的自我所缺乏的安全感。

其二是破坏欲，是“企图逃避不堪忍受的软弱无力感的内在冲动，旨在通过消灭一切必须抗衡的对象来寻求安全”[2]（170）。当人的个体化进程加快，人越来越意识到自己需要独立地面对世界，其结果就是人越来越觉得自身所受的威胁越来越多，而且无所依靠，一旦这种威胁超过了个体的承受能力，人便会产生一种破坏自身或者毁掉他人以彻底避免威胁的欲望。

其三是机械趋同机制，即“个人不再是他自己，而是按文化模式提供的人格把自己完全塑造成那类人，于是他变得同所有其他人一样，这正是其他人对他的期望”[1]（123）。当自我从群体中隐匿，自我与群体的分歧消失，自我便不会受到群体中对立阵营的攻击，甚至会照搬群体中自我并不认同的价值观念，并逼迫自己相信这就是自己的真实想法，即弗洛姆所说的“伪自我”，“它打着自我的旗号，实际上代表的却是人被期望扮演的角色”[1]（135），以此来摆脱自我在群体中的孤独感和恐慌。

三、创造性劳动与自发性的爱：自我与群体的和解

人把自我隐匿于群体中的行为本质上是一种“臣服”冲动，但这种“臣服”并不能从根本上处理好自我与群体的关系。在弗洛姆看来，逃避自由并不能让自我与群体和谐共生，只有实现全面人格的发展才能获得以独立的自我存在与世界发生积极联系的生长状态，才能实现自我与群体关系的和解，而创造性的劳动与自发性的爱才是通往这一理想状态的有效路径。

创造性劳动是一种创造性活动，它强调通过创造把自己完全融入外界之中，而当自己在创造性劳动中获得了一种与世界共同发展的实践价值和情感状态时，意味着自我在群体中找到了合适的定位，同时也意味着人的生命意义与世界融合到一起，而这个时候便不会觉得自己是无能为力的渺小之物了。

除了创造性劳动，自发性的爱也是帮助自我与群体实现良性互动的关键。弗洛姆认为，尽管创造性的劳动帮助个人与世界建立了行之有效的积极联系，但是创造性的劳动只是实现了人跟外界的联系，但还未能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而自发性的爱却能使人在彼此交往中获得积极的内心力量，更好地消弭自我在群体中的孤独感，在联合他人的同时又能保证自我在群体中的自在性。值得注意的是，弗洛姆所说的爱，并非狭隘的男女之爱，而是更广泛意义上的人类之爱，包括父母之爱、朋友之爱、人与自然之爱、人与世界之爱……掌握爱的艺术的人，懂得如何把内心的力量给予他人，以实现自我与他人的共同和谐的自由生长。

从某种意义上讲，弗洛姆提出的自发的爱与创造性劳动就是要努力建构一种自我、自主和自由的健全人格，这种人格旨在帮助个体积极主动地同世界发生联系，以促进自我与群体的和解，并更好地向前发展。

四、结语

在弗洛姆看来，人所感到的“自由之累”，是人在处理自我与群体的关系中的迷失所致，而逃避自由使自我与群体的关系陷入更加纠缠的状态，只有创造性的劳动和自发性的爱，才能帮助人们理顺这对关系，才能使人与自我、人与他者、人与世界达到一种理想的和谐状态，而到那时，自我才能真正拥抱群体，自由之花才能开得更加娇艳。

参考文献：

[1][美]弗洛姆.逃避自由[M]，刘林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5年7月版.

[2]俞伯灵.自由的悖论——重读弗洛姆的《逃避自由》[J]，浙江社会科学，2003（4）.